松竹散人
我童年记忆中母亲的唯一印象
在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就不知道母亲在哪，长得什么样。我记忆中我身边只有奶奶爷爷和姐姐，四口之家。
只是听奶奶说，爸爸和妈妈在兰州，爸爸工作，妈妈有病。
一天中午我在家正和小朋友玩，奶奶告诉我，你妈妈和爸爸要回来了，因为没见过，我不知道他们回来对我有什么意义。
农村的老家离最近的火车站大湖站有四公里，大湖是火车站名，当地人的习惯叫法叫“长山”。
奶奶给我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不一会突然来了一群人，本家族哥哥拉的平板车在前面，其他人跟在后面，平板车上躺着一个人，盖着被子，奶奶告诉我，这是你妈妈，她有病。
簇拥来的人是本家族的人，爷爷弟兄五个，到孙子辈全家族也有近百人了，我们家族在本村是大户。他们在家坐了一会就回去了。家里就多了两个人爸爸和妈妈。
妈妈坐在堂屋的小床上，我远远地看着她。她面色苍白，齐耳短发。她伸手招呼我让我过来，也许是陌生，也许是害怕，没有过去。奶奶说你过去呀，我只是走到妈妈跟前，而没有让她抱我。
我害怕生人，走近跟前，妈妈身上有种特殊的味道，当时不知是什么味道，以后大点了去过医院，才知道那是医院的味道。
大约过了两天，爸爸说带妈妈去上海看病。
晚上一直是奶奶带我睡觉，睡在堂屋的东间，半夜时候说话声、急促的走路声惊醒了我，奶奶披衣坐在床上，我坐在奶奶怀里。奶奶说快去叫邵先生，半夜叫医生就是因为妈妈的病很急迫了。
妈妈患的是风湿性心脏病，当时我不懂。后来懂事了爸爸说，那种病叫房间隔缺损，闭锁不全，心脏收缩、舒张时，血液流入和流出形不成足够的压力，就像皮球有漏气的地方，造成器官供氧不足。这种病在七十年代就可以手术修补，那时候没有办法，只能靠药物维持。
奶奶说的邵先生，是村卫生院的医生，此人为国民党的军医，淮海战役时被俘，属于部队后勤人员，与战犯不同，被安排从事医生工作，那时村卫生院的医生都是国家编制，赤脚医生是70年代前后才有，赤脚医生在农村走乡串户看病，没有工资，只记工分，不在公立医院上班。村人都称呼他邵先生，在美国留过学，他医术高明，徐州市的人都会来找他看病，在村里极受尊重。
妈妈半夜发病爷爷去请他，爷爷说不清楚病情，邵先生说天亮了来。后来病越来越重，爷爷去了他还是不起床。最后没有办法，把大队干部叫来，亲自去叫他，他才起来，大队干部就是我本家族的人，按辈数我叫叔。
邵先生来之后一看就说不行了，我爷爷进来告诉奶奶说人走了。接着奶奶放声痛哭，我当时知道妈妈死了，但死对我来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我坐在奶奶怀里只是看着奶奶一直哭，嘴上还念叨着什么记不得了。但我当时并不懂得伤心。
很快院子里来了很多本家族的人，男人张罗着拿工具挖坟地，女的就缝孝服。
当天上午就出殡，家族的大哥抱着我，跟着出殡，要我带孝帽，我不带，他们给带上我取下来，他们又戴上，我几次取下来，最后他们戴我就哭，哭了也要强行给带上。在出殡的路上哭了一路。在许多年后，村人说出了这件事，问我你哭是不愿戴帽子哭还是你妈去世你伤心哭？
许多年后，姐姐告诉我另外一个妈妈送葬时的情景，妈妈去世时是秋天，在安葬完妈妈返回的路上，爸爸抱着我，牵着我姐姐，哭了一路，哭得很伤心。..
记得当时风吹在脸上还有寒意，坟堆不大，新土上覆盖着些许青草，上面插着一截手腕粗的柳树枝。按习俗家中有几个儿子就插几个。
第二年清明节，爷爷带我去上坟，上坟就给坟上覆盖上一层新土，坟上的柳树已成长了并发了新芽。
爷爷让我跪着烧些纸钱，然后磕上几个头就回去了，年年如此，一直到我初中毕业后离开老家。
离开老家时，坟上的树已长成大树，有四、五米高了。
文革中爸爸因历史问题被开除回家，几年间只去了了一次妈妈的坟地。这次因为生活中遇到了打击，心情极度沮丧。他让我带他去妈妈坟地，到了就说你回去吧，我自己在这里，我在回去的路上想，也许他在向妈妈哭诉自己心中的伤心事。
我离开故乡后每年清明节都是爷爷给妈妈上坟。后来迁了一次，迁到大队集中规划的墓地，在村子东头。一个家族的坟集中在一起。2000年以后又迁了一次，这次是市政府集中规划的墓地，离老家10公里左右的王山。和爸爸合葬，相邻是奶奶爷爷和二叔的墓地，都立了碑。
每年的清明节我和姐姐都要去扫墓，如不能去我们的子女必去。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家国一体，慎终追远，意在淳厚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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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歌——记忆中的王丽同学
我和王丽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次考上高等学校的同学，我从武都地区考取，她从甘南考区考取，入校后分在同一个班。
那时男女同学之间交往不多，平时很少说话，评助学金的时候需要了解家庭住址，才知道她来自甘南.后来她知道我的家也在甘南合作的时候，说话的次数较其他同学会多一点，我们这代人受文革和父母的影响，“男女授受不亲”的意识在头脑中尚有部分残留。
需要说明的是绝大部分同学都从家庭所在地考入学校，而我不同，原因是参加高考前我已经工作，是从工作所在地兵团单位考取的。单位在岷县辖区，离县城68公里，高寒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在这里我学会了骑马、打枪。
岷县当时属于武都地区管辖，即今天的陇南市。前几年行政区划调整，岷县已划入定西市管辖。
我们班上当时来自武都的就三个人：我、王小强和侯立国。
入学的第二年，我爸爸在兰州住院，她知道了，问我爸爸住在哪个医院她要去看看，我没有告诉她，后来多次追问我才告诉她，一天下午我和她一起去了医院看我爸爸，她当时买了几斤最好的苹果，花了大约五元钱，对于学生花五元钱当时算是很重的礼物了，爸爸多年后还在我面前提前这件事，感动之情溢于言表。
有一年暑假我们都在合作，他请我去他家吃饭，当时的合作城，是州政府所在地面积很小，从街头到街尾走路大约不会超过20分钟，她家住在甘南乳品厂，该厂改制后现已改为其他品牌奶粉厂。
甘南乳品厂是甘肃唯一生产奶粉的国营企业，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的甘南奶粉供不应求，过年过节通过朋友关系才能购得几袋，用于送朋友看病人被视为珍贵的礼物。王丽的爸爸在这个厂任车间主任，由于个子高大，人称大王。
记得当时在她家吃的是晚饭，我们一起吃饭的有她父母和弟弟共五人，吃的什么记不得了，印象中很丰盛，还喝了不多的白酒。
后来一年的寒假春节前的一天中午，我在街上闲逛，遇见她顺便请她去我家坐坐，中午在我家吃的饭，继母很热情，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我们两个喝了不少的酒，大约一斤的样子，饭后醉意朦胧，我骑自行车送她回去。
以上是三年整个的同学生涯，所有的交往仅限于此。
以后毕业就天各一方，我分在岷县水电局，她分在甘南州计经委系统。那时没有手机，家庭有座机的极少，联系只能靠写信，不知道具体地址，不知道单位电话号码，根本无法联系。此后多年都不通音信，更没有见过面。相互工作生活的状况只是偶尔从同学中知道一鳞片爪。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02年。
94年我从工作单位办理留职停薪出外闯荡，多年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2002年我来兰州协助我姐姐做印刷业务。终日为温饱奔波，经济窘迫，租住在一个简陋的单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生似乎走到了最低谷的时期。
王丽有时来兰州开会，通过同学又接上了联系。她隔段时间来兰州，我们几位同学总要见个面，吃顿便饭叙叙旧，每次吃饭总是她抢着付钱，我的理解不是她有钱，而是他更看重同学情谊。
有一次她和几个同学来到我的陋室，我自己动手做的川味鱼吃，喝白酒，又喝啤酒，几个人差不多都醉了，以我们的酒量按理不该醉的如此严重，同学陈恩洋说，可能喝的是劣质酒，那时我们对酒的好坏不是很在意，不像现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晚饭后陈恩洋邀请我们去唱歌，在七里河附近的一个歌厅，那次玩的很开心、尽兴。记得一共是四个人，王丽、陈恩洋、李桂珠和我，有没有常庆记不太清了。那段时间常庆也在兰州忙于其他事务，有时也会在一起。
这种艰难的日子我度过了两年，穷则思变，后来应聘到国内某著名酒业做销售经理，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因为工作关系我会定期来兰州总公司开会，听陈恩洋说王丽住在九州小区，自己买了房和父母住在一起，并且有病经常住院。
通过同学口中得知，她得的是骨癌，她自己也知道。我们几个去看她的时候，她很轻松，说笑自如，吃饭时用左手夹菜，我们喝酒她不能喝，原来她的酒量有半斤以上，她坚持多吃以增加免疫力。她对生命的淡然从容、坚强令我们非常感动。
她看病花了很多钱，那时不像现在的制度不用垫付，那时先要垫付然后再报。她已经垫付了七八万，甘南属于藏区，财政相对困难，一直没有报，没有办法只好把房子卖了治病，在附近又租了一套便宜的房子暂且栖身。
在这期间她父亲又去世了，真乃雪上加霜，父亲有退休工资原来可以适当贴补她，父亲去世后她的经济压力更大，一子一女尚在读书。
我们相约去看她，总要给她带点水果、奶子等适合她吃的东西，我们自己买菜自己动手做饭，每次去她都很高兴。但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们知道能够陪伴她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了。
我在甘肃河西地区呆了三年多，每次来兰州公司开会都是来去匆匆，有时是两三个月来一次。但每次来总要和方便的同学一起去看她，记得最后两次去看她，在她租住的房子里大家动手包饺子，有周铁、陈恩洋、李桂珠和我。
我们每次去见她，她很少提起自己的病情，脸上丝毫看不出悲伤绝望的表情，每次都是和我们有说有笑，面对绝症，能如此淡定，从容，得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内心。
为了使她开心，我每次话最多，意在营造一种轻松活跃的氛围。
记得有一次她说，女儿马上毕业，还没工作，儿子还在读书，最放不下的是这两个孩子，对于自己的病她认为听天由命吧。
在她经济压力很大的这段期间，部分同学都给予了适当的帮助，虽然微薄但已尽力。那时王小强来兰州也会抽空去看她，知道她的窘况，要了她的银行卡号准备给她点资助，但回去发生了其它变故，使得资助意愿落空。王小强感到很遗憾，现在同学见面有时也会和我们提起，表达自己无可追悔的愧疚之情。
2009年底，儿子已大学毕业，漂泊多年的我需眷顾一下自己的老巢，倦鸟思归途，回到了成都。
此后对王丽的病况只限于在电话上了解，2010年后，王丽化疗的次数明显增加，情况是越来越不好。
化疗摧毁了她的整个免疫系统，每次化疗回来都严重的失眠、恶心，痛苦使得她拒绝化疗、甚至于坚持放弃整个治疗，她明白她的病，医疗手段已无力回天。
2011年下半年病情更加严重，住进了兰州陆军总院，在住院期间李桂珠、陈恩洋、周铁、杨淑芳等几位同学轮流看护、探望。
对于当时王丽生命在弥留之际的情景，李桂珠还记忆犹新：
“2011年9月6日下午两点左右我去医院看她，她当时神志还清楚，还问我你这么忙怎么又来医院？我感觉她已经很痛苦，整张脸已变型，癌细胞已扩散，太阳穴处及整个头部密布大小包块。王丽爱人告诉我，她弟弟已找好车，下午就将她接回甘南合作，大概3点多车就到了。没想到这一走竟成永诀。”
7号早上7点左右，李桂珠接到王丽女儿赵静打来电话，李桂珠预感不好，赵静哭着说她妈妈早上5点20分去世了。
在她弥留之际离开人间的最后一刻我没有送别她，深感负疚，抱憾永远。
李桂珠于次日赶到甘南合作，当晚住在那里，9号参加王丽的葬礼，做最后的告别，当天回到兰州。
王丽于2011年9月7日5时20分去世，终年54岁。
几十年的同学，对于王丽我最大的感受是她的善良、宽容和面对磨难的坚强。去她家时几次见过她女儿赵静，似乎感到她的上述品德也传承到了她女儿身上。
我刚看了我们班的毕业照，心情沉重，那时个个是风华正茂，充满稚气的面孔，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岁月如流不知老之将至。象张烈祖、杨淑芳、陈志宏、李桂珠等都进入爷爷、奶奶的行列。回首我们同学，已经有三个离开了我们，他们是：陈渝、辛凤岐、王丽。
我们余下的同学，也逐渐跨出中年进入老年系列，人生之舟在慢慢下沉，时日无多，愿我们珍惜每一天，每一刻时光，天下无不散的宴席，愿各位同学认真生活，加倍珍惜每一次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