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人往事（14) YMCK10252020-09-22 19:28:19
松竹散人
岁月如流
20多年前在成都的一次画展上，看到了罗中立的画《父亲》，那满脸的皱纹，黝黑苍老的面容,那充满风雨的岁月留下的痕迹，给我的心灵留下长久巨大的冲击。
今年春节后回故乡，首先去看望长辈。爷爷弟兄五个，他们均已先后去世。最小的五爷也于5年前去世。爷爷辈仅一人在世，就是五爷爷的老伴，我们习惯称五奶奶，今年将近90岁了。
五奶奶8个子女，我们去看她时，她独自生活，很艰难。子女都忙于生计很少能有时间照顾她，除非病倒了子女才抽空来看，平时很少来看。
五奶奶背鸵的接近90度，借助拐杖移动，这样还要自己做饭，料理自己的生活，有时一天吃一顿饭，其艰难可想而知。
她看到我们拉着手就哭。人老了，情感就分外的脆弱。
俗话说，“一母五子嫌子少，五子一母嫌母多”。
现在的农村，白天很少能看到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剩下的就是老人和孩子。很难感觉到亲情的氛围。
为了摆脱孤独，这些许多老年人结伴定期去村头不远的教堂，在教堂里寻求安慰、摆脱孤独，并从中获得对于死亡的重新认知，对抗对于死亡的恐惧。
农村的教堂近年越来越多，能够被人们接受，才是教堂越来越多的原因，人们需要宗教，需要信仰，需要精神的力量。
我在家乡的几天，听说很多老人晚境凄凉。孝，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之首、人伦之大端的行为规范，正在逐步的淡化，这是很令人悲凉的事。
百善孝为先，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读史时知道一个道理，自古忠臣必出孝子之门。现在有些地方考察官员，不孝者不予录用，这个做法好。恩莫大于父母，试想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能忠于国家，为百姓尽力?
我离开她时她含着泪说，怕再也见不上了。我说能，我给她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纪念。我也在想，怕是真的再见不上了。
岁月如流，我也将老矣。想当年孔子看到滚滚逝去的长江曰：逝者如斯，逝者如斯！
寂寞的野百合也渴望春天
本家族的大哥，按族里的排行应当算长子长孙，如果生在封建社会的皇帝家庭，这个地位就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
他娶了一位本公社一位马车夫的女儿，婚后生了个女儿，大哥就开始对她态度不好了，接着生还是女儿，这时候嫂子就开始挨打了。
接下来的十年左右的光阴，又生了四个，都是女儿，一共生了六个了，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原因就再没有孩子出生。
我和他的六弟同学，那时我经常去他们家的院子里玩，经常看到大嫂被打骂，大嫂只是默默承受，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七十年代前，在农村生活全靠劳动力。象大哥这种家庭，所有的重体力劳动只能有大哥一人承担；还有一方面就是家中没有儿子，一旦和邻里发生矛盾会被人揭短，自觉气短。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人会受到诸多方面的压力，怨气无处发泄，就发泄到老婆孩子身上。
那时乡村文盲多，没有开始计划生育宣传，并不知道生男或者生女取决于男人，和女性无关。科盲的结果让女人背黑锅，盖因女人是弱者的缘故。
有次我回故乡，大哥已去世，嫂子说，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没给他生个儿子，真是当代的祥林嫂。
奶奶告诉我，大哥和大嫂的婚姻是父母双方包办的，那个时代包办婚姻约定俗成，用现在的观点来说话，就是双方没有感情基础。
那时农村未婚男女，私下也可以相好，但多半处于地下、或者半公开的状态。但要说到结婚，必须通过双方父母同意，或者是形式上通过媒婆说合这一流程。
婚前男女私下交往这样的形式，不能称为完全意义的自由恋爱，只能称其为半自由恋爱，因为可以自己决定和谁交往，但不能决定恋爱的结果——婚姻。
男女之情，人伦之大，作为当时农村的主要道德规范，所有的人都必须高度重视。
未婚男女本能被长期压抑太久，总会寻求发泄渠道，那时没有避孕手段，偷偷摸摸野合者有之，但万一怀孕就是天大的事，虽然医院可以做引产或者流产，但是需要大队提供证明才可以，这个规定就意味着此路不通。
谁会主动自己曝光丑事，按照村民通俗的说法：屎不扬不臭。
我本家族的叔叔结婚多年没有孩子，把妻子赶出家门，妻子就住在附近自己搭建的茅草屋里，后来和一个外姓男青年私通怀孕，怀孕前期穿紧身衣，月份大了就躲到娘家，快生了还是被娘家赶了回来，以为是本家族人，本着家丑不外扬的原则，家族其他人帮她偷偷请来接生婆，把孩子生了下来，生下来的孩子当即被溺死丢弃。
后来她就从本村消失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她在本村自然待不下去了。后来听说嫁到了安徽，再以后便没有了任何消息。
大爷家的唯一女儿，私下恋爱中怀孕了，没有办法还是偷偷生了下来，婴儿还是被溺死，大爷的女儿通过别人介绍嫁到了新疆。
那时农村有个地方叫乱葬岗，所谓乱葬，就是丢弃死婴的地方，偷偷地丢没有人敢承认。
自家女孩子万一未婚怀孕了，父母是又气又急，还不敢声张，更不敢打骂女儿，害怕女儿在压力下走绝路。
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赶快找人嫁出去，一般要嫁远方，再就是和恋爱对象结婚，最后一招就是躲到外地亲戚家偷偷生下来再回家，生下的孩子自然还是溺死丢弃。
本村的乱葬岗，隔三差五总会发现被溺死丢弃的孩子。那里成了很恐怖的地方，大人经常叮嘱我们不要去那附近玩，那里邪气重不吉利。
人类的本能被过度地压抑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恶果。弃婴只是恶果之一。
本村远房的按辈分叫哥，他的女儿私下和同学好，已发生性关系，但没怀孕，女儿求父母允许他们成婚，父母嫌男方家穷，不答应僵持不下，结果女儿服毒自杀。
那个时代的女性一旦和男方发生性关系，就自我认定是男方的人了，一旦不能如愿，对女性的打击是致命的。
现在的眼光看那是芝麻大的小事，甚至都算不上问题，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能力就局限在那个水平上。
那个时代不但是世俗观念对人性诸多压抑，就是官方意识形态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所有的文艺作品一旦涉及到男女私情，一律被封杀，视为“封资修”作品。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和余永泽的恋情，该书因此被封杀多年。
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一旦发生婚外私情或者通奸行为，会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甚至被判刑，那时没有像样的法律，可以以流氓罪判刑，同时被视为道德败坏，全家跟着受连累。
七十年代《人民日报》有个长篇报道轰动全国，《蒋爱珍为什么会杀人》，蒋是个未婚女青年，被人恶意污蔑和他人有男女关系，并且要批斗、并处分她，她多方辩白无效，忍无可忍举枪杀了几个人。她在兵团工作，当时兵团配枪。后来官方调查她是被诬陷，并未判她死刑，好像判了十五年。
如果在农村出现男女之事一旦被发现或者被抓住，会开大会男女一起站在台上接受批斗，会被要求写检查。
未婚青年如何能经受如此打击，很多会选择私奔或者自杀。
在我的记忆中，本村有好几对这样的青年男女私奔到新疆，去了兵团农场。
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四类分子家庭子女，女儿嫁的出去，儿子绝大部分打光棍。七十年代以后环境变了，大都已经过而立或不惑之年，就花钱买媳妇，这些被收买的女性大都来自西南贫困地区。
在农村不这样做不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既关乎传统道德，也关乎人的本能。
七十年代末，西风东渐，这种被长期禁锢、压抑的人性才慢慢复苏。
八十年代我回故乡，本村家族中很多二十岁左右的男女青年就有了孩子，但并未办理结婚证。
本家的人告诉我，现在农村情况变了，青年男女只要双方愿意，没有结婚，女孩子就可以先住到男方家，过起了名义上的夫妻生活，双方父母基本不过问，生了孩子双方父母再商量结婚事宜。
感到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
改开之后，人口大流动，很多家庭的男人都出去打工赚钱养家，每年回来一次。妻子在家忙里忙外，长期独处，很多红杏出墙。
因此造成家庭解体的很不少。
前几天李银河写了一篇文章《解决农村妇女性苦闷不能全靠村长》，我回去了解，不是全靠村长，村长忙不过来，村长之外还有一些村里的游手好闲之辈。
古人云：男女之事，人伦之大。过度压抑不可，但过度放纵也不妥。人伦属于道德范畴，事关家庭、社会、子女教育。
政府的引导调整功能应当发挥一些作用。
逝去的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我国基本没有《刑法》，只有两个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
对于其他的犯罪，参照政治形势和上级文件定罪判刑，没有标准，没有依据，更没有诉讼程序，那时强调“法律为政治服务。”
那时我上小学，老师带队集体到公社参加公判大会。犯人是个老师，站在台上，夏天穿着棉衣，五花大绑，面色蜡黄，胸前挂着一个“反革命强奸犯”的牌子，背上插上一面旗子，问老师才知道，这叫“亡命旗”，只有枪毙的人才插，其他陪绑的犯人只挂牌子，并未插旗。台上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宣读他的罪状，说他流氓成性，强奸女学生，所以判处他死刑。
那时不明白，强奸罪怎么前面还有反革命三个字，难道强奸罪，会和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有关联。
本家族有个叔叔，冬天晚上睡觉冷，有被子但没有褥子，晚上偷偷到生产队场上偷了些麦草铺床，被人发现告发，队长报告了大队，那时大队负责人不是书记，叫“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派了几个民兵，也是造反派成员，把这个叔叔抓到大队部，关起来打了一夜。第二天他的父、母跑去求情才放了出来。
革委会主任说，他的行为性质恶劣，麦草不值钱，但他破坏全国大好的革命形势。
他的母亲本来身体不好，被这么一吓，当年冬天就卧病在床，不久就去世了。
本村有个赵姓老中医，原来在徐州大医院上班，因为那时天天喊万岁，他随口说了句，“能活百岁就不错了”，被人告发，以“反革命罪”被判五年，刑满释放，回家务农。
爸爸带着我曾经找他看过中医，开完处方，坐着和爸爸聊了会，他口才极好，谈话的内容“还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
还记得一件事，曹姓村民偷生产队的大葱，被民兵五花大绑吊在大队部的房梁上一天一夜，晚上我睡醒一觉都能听见他象杀猪般嚎叫。第二天送到公社派出所，关了一两天又放了回来，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批评教育了事。
当时所有的违法犯罪案件一旦发生，先和政治联系，如果牵涉到政治因素，一般处理都很重，这就会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如果和政治因素联系不上，一般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就问题不大，处理的比较轻。
特殊的暴力、凶杀、强奸恶性案件除外，这类恶性案件虽然和政治无关也要定性为敌我矛盾，因为会破坏大好革命形势。
有个邻居家有主席石膏站像，农村做饭都是烧柴，时间一长熏黑了，好心用湿抹布擦，结果一擦，脸上擦花了，她也没在意，结果被到家串门的人看到了，随意聊天说漏了，造反派组织找到她家，一看果真如此，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被送到公社，后被判了几年刑。
当时她被判刑时孩子和我同学，后来就不上学了，因为同学老是会提他妈的事，而且他妈就是“反革命”在服刑。
那时真正够得上的刑事犯罪的人数比现在少得多，我在故乡十几年，本村被判刑的不足三人。那时大部分的社会管制职能都有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
如社会上长期被管制的“五类分子”，他们和监狱的人相比只是差了一个围墙。
那时所谓犯错误，有思想或言论方面的，也有小偷小摸属于治安范围的，这类人员都有当地基层群众组织管理，当时习惯对这种行为的说法是：对他们实行专政。所谓专政就交由群众管制。那时人警惕性普遍很高，遇到生人，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很多群众会自发上前盘问，或者扭送至大队。
城市里有街道、居委会，老太太、大妈组成的“小脚侦缉队”，类似现在北京的“朝阳群众”，很多吸毒和嫖娼都是朝阳群众发现的，“薛蛮子”就栽在他们手里。
那时出去办事都要有大队或相关单位开的证明，如果没有证明，遇到检查，有时会被当成流窜人员关起来。
无视人的尊严、 随意抓人、关人、批斗人、崇尚暴力，是当时社会普遍的现象，这种对社会文明的破坏，到现在还余威尚存。
如果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坏人变老了”的现象和说法，可以从侧面部分佐证。
农村那些被管制的五类对象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每个村都有几十个这样的人。他们和农民一样劳动，还要轮流义务负责打扫公共卫生，生产队给他们分配的工作，往往是最脏最累的。
被管制最痛苦的不是体力劳动强度大，最痛苦的是可以随意被人呵斥，本人处处小心翼翼，没有任何发言权，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个人完全被排除在主流生活圈子之外，子女、家庭其他成员都跟着受牵连，上学、参军、婚姻都受影响，这就是当时流行的“血统论”。
当时北京有个遇罗克写了一篇文章反对“血统论”，被打成反革命，判了二十年。
那时农村种地全用农家肥，没有化肥。农家肥不够用，就把城市里公共厕所垃圾清掏拉回来，这些工作全部是由“五类分子”完成。
我亲二叔是教师，因为派性争斗，后来对立派掌了权，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开除回家务农，他就一直干清掏厕所垃圾的工作，二叔自嘲“斯文扫地也”。
普通教师扫厕所当时真不算什么，当时中国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一样被批斗，扫厕所，住牛棚。
如季羡林、杨绛、聂绀弩、冯友兰、矛盾、巴金等，能够幸免的不多。季羡林、巴金等人对当时的经历，都有专门的自传文章记述。
还有更倒霉的，被关进监狱，如胡风，被一直关到死。
当时有些知识分子，为了捍卫尊严，不堪受辱的就选择了自杀，如老舍、如傅雷夫妇。
当时谁被管制，谁被批斗、谁被逮捕、判刑，全部是依据政治形势，很多是造反组织、军管组织和革委会说了算。有个口号是“砸烂公、检、法”，当时的公、检、法基本瘫痪。既没有法律体系也没有法律人才，对一个人的罪名认定、逮捕、判刑都是依据当时的政治形势，集体研究决定。
对于政治犯，宁可重判，不敢轻判，如一旦被人怀疑轻判，那就是同情反革命，自己马上就跟着倒霉。所以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宁左勿右”，不怕重就怕轻。
当时的刘少奇被造反派批斗时，面对造反派还抗争说，目前依据《宪法》我还是国家主席，最后《宪法》也保不了他。
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老总照样被挂着牌子批斗，威风扫地。
八零后出生的人可能不知道，邓小平是最早陪着刘少奇一起被批斗的，不过他的下场比刘好，命保住了。
七八年我考上大学，照样受到文革余威的冲击，差点没有读成大学。四人帮虽被粉碎，但文革的流风余韵尚存，加上父亲的国民党身份，和同事一起喝酒时说，以后再不要喊万岁了，喊了多少年还不是只活了八十三。就因为这句话，当时的工作组决定让我“说清楚”。所谓“说清楚”就是说清自己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事”。一介草民怎么会牵涉到“四人帮”？为了上大学，赶快离开，只好反复检讨，从灵魂深处认识自己的错误，终于庆幸过关。
回忆那个年代的一鳞片爪的记忆，感触良多。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是个疯狂的年代，是值得后辈人认真记取的年代，是一个值得长久认真反思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