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人生
——我的曾祖母是童养媳
作者：鱼儿
01
我的曾祖母是童养媳。
光绪三十年，八岁，送给我高祖家，洗衣做饭，并许给我曾祖父做老婆。
我高祖家在浙江省余杭县，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祖传木匠，凭手艺挣钱，条件一般，有饭吃。
时年，清廷飘摇，局势动荡。
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华侨组建的洪门致公堂；日俄战争爆发，东北沦为战场；日军占领大连；胶济铁路通车；康梁之《时报》创刊；邓小平出生；华兴会长沙起义流产……
所有这些后世记载的历史，当时正在发生着，却又似乎与我老家的村庄没有现实关联。
手停口停的人，无力感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想象不出这世道会变成什么样－－还能变成什么样？改朝换代也不过是换个人当皇帝，在农民的想象中，谁当皇帝都是用“金锄头”刨食吃。
我曾祖母想象中的皇帝，恐怕是举着金斧头干活的。不过，她很可能从没想象过皇帝是干嘛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事，与她何干？
村里，祖祖辈辈们操心的，无非还是养家糊口、传宗接代。只有这些眼前的苟且，才是时刻需要面对的。
曾祖母童年时期，每天的愿望就是吃得饱，穿得暖。她常常埋怨旧时代缺衣少食，却真心感激高祖家收留她，不然，她的结局不是饿死路边，就是卖与娼妓。
我从没见过我曾祖父，我父亲也没见过。
曾祖母说，她丈夫是个酒鬼兼赌鬼，年纪轻轻，把家败光了，拍拍屁股见祖宗去了。
我曾祖母长寿至九十七岁，曾祖父去世后，她守了一辈子寡，带大了我的爷爷和大爷爷，带大了我的父亲及其他孙儿，到我这儿，第四代。
我母亲常说我运气好，呱呱落地之时，四人帮刚粉碎，文革刚结束，没遭过一天罪。
那时，我的父母双职工，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也都还未退休，不得已，便把我曾祖母请到家里照看我。
曾祖母当时已八十高寿，依然精神矍铄。她接过艰巨的任务，带起了曾孙女。
我那时尚在襁褓中，毫无记忆，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婴孩时期的事，估计也没人能记得。
不过，我有一个闺蜜，真能记得。
她回忆说：小时候住在乡下，她母亲抱她在怀里喂奶，边喂奶，边跟村里的妇女们聊天。她常常贴着母亲的胸脯吸奶，边吸边听见耳边传来母亲胸腔因说话而引起的共鸣声，嗡嗡的，像一只扩音器。
她说：每次我吸奶时，母亲一说话，我就烦躁，特别不高兴。但我又不会说话，只能咿咿呀呀叫唤，她也听不懂我在叫唤什么。
我后来努力搜索了一下我的最初记忆：能记得起来的，已是三岁开外的事。
02
曾祖母既是童养媳，自然养大了便嫁给我曾祖父。
民国了，成婚了。
其实，民不民国，与村里普通人的生活并无直接影响。
依然农耕时代，依然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
女人，依旧洗衣做饭，还有生儿育女。
所谓“经济内循环”，便是如此。新名词听起来不明觉厉，究其本质，仍然是千百年的老套路，老祖宗们一点儿也不陌生。
曾祖母生养了两个儿子。
我一直以为她只生养了两个儿子，直到曾祖母临终前。
临终前几天，曾祖母已卧床不起，她总是直勾勾地盯着墙角黑漆漆的老式木头衣柜，冲着衣柜伸手召唤：“招娣，招娣，过来……”。
有几次，她还问我要奶糖，手里握着奶糖冲衣柜召唤：“招娣，招娣，过来，吃糖。”
直到几年前，我还常常梦见曾祖母房间里那黑漆漆的老式木头衣柜，搁在黑漆漆的木楼梯与草坯墙的拐角处。曾祖母有时会从衣柜的布兜里掏出一些她私藏的吃食给我，并嘱咐我不要告诉别人。衣柜门吱吱呀呀地叫，我害怕被人发现，拿了吃的便往外跑，在村子里晃荡一圈，吃完了才回家。现在想起来，并不知道害怕什么，为什么要跑？
招娣是曾祖母的大女儿，幼年早夭。
曾祖母去世时，我已上高中。十多年间，从未听曾祖母提起过她的女儿。她一生苦楚，有时也会与我忆苦，却没有一字一句与早夭的女儿有关。
我猜想，她的暮年，真的已记不起招娣，生活没有赐她闲情去痛苦与哀悼。但是招娣，如名所愿，给曾祖父招来了两个弟弟。
曾祖母将死之时，那个可爱的、可怜的、牙牙学语的、缺衣少吃的女孩，回来了。
母亲心底最刻骨的思念，回来了。
埋藏了大半个世纪的伤痛，回来了。
终于可以让孩子尝尝奶糖的甜蜜了。
曾祖父婚后，兄弟分家，自食其力。
祖艺传承，曾祖父也是木匠，兄弟几个中最不争气的木匠。
他常年好吃懒做，嗜酒如命，又烂赌无度，挣的钱，尚不够他自个儿挥霍。
曾祖母靠着给人帮佣，为母子三人挣口吃食。
从光绪元宝到大清银币再到袁大头，哪朝哪代，能沉甸甸地握着哪怕一个银元，把它揣到内襟兜里，再把它捂热，就是幸福。
我是见过元宝与袁大头的，小时候母亲的缝纫机抽屉里，在一堆纽扣针线里，总能翻出来几枚。但我更喜欢那些宣统通宝的方孔铜钱，只有铜钱，才适合缝制一只完美的鸡毛毽子。
大概也只有铜钱，才是曾祖母生活的依靠。
曾祖父好赌，赌输了，回家逼着老婆把帮佣挣的那点救命钱给他去翻本，若不给，便拳脚相加；
曾祖父嗜酒，喝多了，回家看老婆不顺眼，也拳脚相加。
曾祖母童养媳出生，好比使唤丫头，逆来顺受惯了，丝毫不敢反抗，只能偷偷躲在灶台边抹眼泪。没吃的了，便上公公家借一些粮食，勉强度日。
三民主义也罢，新三民主义也罢，这些华丽的宏大叙事，与这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妇女全然无关。什么时候执政者能够放弃自己的伟大，抛弃各种主义堆砌的高尚境界，把眼光聚焦到普通百姓鸡零狗碎的福祉上来，才是民之幸事。
当时，她的幸或不幸，贫或不贫，都来自曾祖父。
其实，曾祖母的脚不算太小，上不了三寸金莲的台面，劳动妇女也没条件把自己缠成三寸金莲。
小时候，我见过曾祖母裹脚，长长的一条裹脚布，在脚上绕来绕去好几圈。她的脚指头大多弓屈着，脚背有一点拱，印象中与八九岁的孩子差不多大小。
当然，等我看到她裹脚的年代，早已不为缠脚，大约是从小裹得双脚已然变形，年轻时习惯了裹着布穿鞋走路，加上冬天裹上布才暖和，因此天冷的时候，她依然裹脚。
我常盯着曾祖母走路。
两只小脚前后交替，步伐很短很局促，脚底从不重重踩到地上，在地上一借力，立即抬起来换一只。因此，曾祖母走路的频率特别快，像步行式小跑，且抓地不稳，摇摇摆摆的，与刚学步的稚子类似。
一开始，我总担心她走路不稳当，紧紧盯着。后来发现，如此走了近一个世纪，跌跌撞撞中，她早已掌握了特殊的平衡。
03
那些年吃不饱饭，我大爷爷十来岁便离家四处要饭，常年不归。后来他在外乡找到一户人家收留他做学徒，生活总算有了着落，才偶尔回家探望。
我们这支，家里只剩下我爷爷一根独苗。
曾祖父过世后，高祖把我爷爷领在身边，亲自传授木工技艺。这样，孤儿寡母靠着高祖的救济过活，曾祖母有时干点帮佣贴补家用。
其他叔伯家，凭着祖传手艺，都能正常度日，比我曾祖母家境况好得多。有位小叔子能干，挣了不少家产，供其幼子读书上学，一心想改变下等人的命运。谁知，后来竟因此惹来灾祸。
知道家里穷娶不起老婆，我大爷爷成年后，自己在外乡找了户人家，给人做了上门女婿，从此与母家更少了往来，只有春节，才回门探亲。
淞沪会战后，我老家的村子沦为日占区。
几十公里外国军与日军激战，枪声从来不曾传到我曾祖母的耳朵里。那是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年代，别说几十公里，哪怕几公里外战火纷飞声嘶力竭，也听不到。等他们知道又变天了，那些尸骨已然掩埋。
从清末到民国又到日占，“天”换来换去，农民的地却还是这片地。
比较幸运的是，之后八年抗战，我老家周边地区并无战场。普通村民，该种地种地，该娶媳妇儿娶媳妇儿，日子与清末、与民国实无差异。
爷爷出师后，开始独立接活。最初，做点大工都不愿接的小活讨生活，慢慢地，有了口碑，能靠手艺自食其力了。
那时爷爷二十来岁，正值青年。曾祖母一心盼着给爷爷娶一房媳妇，盘算着等爷爷再干一两年，说不定就有钱说一户人家了。
曾祖母大概以为她的苦日子终于快熬出头了！
很快，日军投降，国共内战。
为了躲避兵役，爷爷把积蓄的老婆本拿出来“买兵”－－村里总有些老油条子愿意替人出兵。可是，如此一来，爷爷辛苦积攒的钱，又付诸东流。
幸运的是，战火仍旧没有烧到我老家的村庄，村里基本生产生活仍维持原样，只是日子比日占时期更艰难了些。但不管怎么说，有爷爷的手艺在，娘儿俩的最低温饱需求有保障了。偶尔接一单大活，爷爷还能买点酒肉奢侈一把。只是这娶媳妇儿的钱，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了。
爷爷因此时常苦闷，偶尔喝了酒，也会对曾祖母动拳头。这拳头一动就是一辈子，习惯了，哪怕知错，也改不了。不过终归是自己的娘，出手不会太狠。
曾祖母大概就是那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现实演绎。女性地位的改变，仰赖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业化后，女性的谋生劣势渐渐模糊，才有了女权的崛起。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与千年前几无二致，工业文明的风，尚未吹到我曾祖母身上。
我没有亲眼见过爷爷对曾祖母动粗，但小时候，曾祖母偶尔会捋起袖子给我看手臂上的乌青，她那视力模糊的小眼睛，也会流露出愤怒，但更多的是苦楚。爷爷也好酒，晚年有些躁郁症，脾气不好时，习惯性地跟曾祖母撒气。
04
我不知道曾祖母是什么时候开始吃斋念佛的。
从我记事起，她每逢初一十五便要斋戒，还要拿几把她亲自念好的佛经出来焚烧－－她的日历从来都没有“阳”过，一直使用阴历记日。
其实，平时餐桌上也不见得有荤腥。八十年代初，曾祖母还常常一块豆腐分作两半，浇点酱油，就着糙米粥，就算一顿。
曾祖母念佛经，用的是家乡土话。她从不曾学过普通话，听不懂，也不会说。
她坐在门檐下，一把发黄的竹制靠背椅上。手里握着一把麦秆扎的“佛经”，口中念念有词。她一旦开始念经，定要等到念完一遍才会停下。哪怕我喊她，她也不会停，一个劲儿冲我摇头，示意我一会儿再说。
我不知道她念的是哪一篇经文，也完全听不懂这些经文的意思，她所念的经文，也是由乡邻口口相传，她照着发音死记硬背下来。因此，我常怀疑她念的经文中难免有错。
我小时候听曾祖母念经，像唱歌。听得多了，我竟也会鹦鹉学舌全文背诵。
如今，早已忘了经文，只记得开篇是这样的：陀佛，那谟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后来，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个名号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念汉唐古音na mo才准确。看来，曾祖母念的，倒是正宗。
每一把麦秆做的佛经，她都要念三遍，连着念七天。有一些准备在重大节日焚烧的佛经，则要念七七四十九天。耄耋之年的曾祖母，念经是她的生活重心，也是精神寄托。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她要与左邻右舍的老妇们一同去收集合格的麦秆，一把一把扎好，然后用几块方布，分门别类包好，储存在衣柜最上面。
需要念哪一包的哪一把，她要分清；每一把念多久，她要牢记；念完了用于什么场合，她要分配。
逢年过节家里祭祖，曾祖母便要郑重其事地将佛经捧出来，摆在祭台前的铁盆里，然后走到大门外，作为家里最高位的家长，大声喊一遍她所知道的各位先人的名讳，喊他们回家来吃供奉的酒菜，然后把铁盆里的金黄色佛经与金黄色纸元宝一起焚烧干净，让高祖们享用子孙孝敬的同时，别忘了保佑子孙们平安兴旺。只有在这一刻，曾祖母才找得到她作为一家之长的存在感－－只要曾祖母在，这代表家族恭请先人的资格，别人是轮不上的。曾祖母死后，爷爷才担起了这一重任。
普通民众的信仰，哪需要什么高深的教义。在中国，情形也许正好相反。简单来讲，在中国，佛教禅宗独大，几乎收揽了大部门佛门信众，并不是因为禅宗哲思深邃，而是因为经过改造的禅宗迎合了特殊国情，变得简单易行，便于普通信众达成，让大家省却了各种繁复的修行之苦楚，也省却了各种烧脑的思辨之困顿。人，懂得“顿悟”即可。顿悟是什么？心想什么便是什么吧。
下达到民间，连顿悟也可有可无。
佛道糅杂，才是大多数村民朴素的民间信仰。口里念的是佛经，心里供奉的却是各种“神”，灶神爷，财神爷，土地爷，龙王爷等等。所企盼的，也无非是五谷丰登，子孙兴旺。
直到“共产主义”以正确信仰的姿态强势席卷民间，直到“伟大领袖”以一神论的威力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什么高大上的主义也没改变农村古老的生活状态，共产主义的能量却轻而易举地传递到了每一个村子。
05
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一场又一场。
爷爷一家赖以维生的木匠铺，连同各位本家兄弟们的木匠铺一起，都被“公私合营”，成立了国营家具厂。说是“公私”合营，其实就是“私私”变公，没见到一分一厘公家的股份。几个兄弟伙的铺子一合并，所有人都进厂当工人，本来自食其力的人，一眨眼变成了吃公饭的人。按现在某些人的逻辑，他们都成了“吃国家的穿国家的，没有国就没有家的人”。
城镇里头的大锅饭尚且不够吃，乡下的大锅饭更吃不饱。自曾祖母往下，那时家里已多了好几张嗷嗷待哺的嘴。
近三十年，家里来客人，主人都会留客人吃饭，声音洪亮，以示真诚：“吃了饭再走嘛！多一双筷子的事儿！”
说这话是要有底气的。五六十年代，谁家也不敢多一双筷子。
曾祖母瘦小，从小忍饥挨饿惯了，家里又多了孙儿，吃饭比从前更节省了些。她一心想着从自己嘴里省出些口粮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爷爷，以及三个孙辈娃娃。可是，一个人能分配到的粮食就这么多，再省也省不下多少，人人吃不饱成了常态。
共产主义的美好，大概只能用来想象。
如果我无产，我白日做梦，天天去共别人的产，拿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
如果我有产，我担惊受怕，天天防着别人来共我的产，辛苦所得皆归了他人，还不如躺着白日做梦。
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如何凭空让物质极大丰富的问题。
而人的肚子如此现实，完全不理会真理的意义。
共来共去无产可共了，那就挖草根扒树皮，死的活的一时半会儿吃不死就行。
感谢上苍，要不是祖上迁徙到了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江南福地，我曾祖母一家极可能熬不过那一场场天灾人祸，那也就没我什么事了。
出生在江南，是我天然的子宫红利。
说句特别招恨的话：出生在西部山沟沟闭塞的村庄，与出生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命运就截然不同。大部分城里人出生就拥有的生活，是绝大部分山里人穷尽一生追求却求而不得的梦想。你踩在脚下的地板，也许是很多人踮起脚也够不着的天花板。
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只有祖辈的选择，才能改变后辈的出生。
然而，祖辈要选择迁徙，又谈何容易？
人类从走出非洲，到遍布世界各地，跨时以百万年计。
所以，我特别感激我不知哪一代的高祖从北方迁徙到了江南，无论是被迫南下，还是勇敢放逐，都实实在在给我创造了子宫红利。
如今许多家长千辛万苦地弥补缺憾，创造条件用脚投票，希望给下一代或下下代带去“子宫红利”，既是人类生存本能，亦是深思熟虑后的良苦用心。
捱过了公私合营，捱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捱过了大跃进与四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曾几何时，没文化也成了值得庆幸的事！
隔壁曾祖母的小叔子家，一心供儿子读书，博取功名，后来成了村里的文化人－－教书匠兼大夫。村里也没什么人可斗的，文化越多越反动，有需要时就把我这位本家爷爷拉出来斗一斗，斗完了该治病还接着给人治。至于我这位本家爷爷的委屈与不公，他本人既不敢哭诉，旁人亦不敢在乎。
“有钱读书是吧，有文化是吧，活该倒霉！”－－恐怕是大部分老实巴交的农民真实朴素的心理活动。
现实的剧本，“大衣哥”及其乡邻已经帮大家演绎得淋漓尽致。
人类社会一直遵循丛林法则，直至工业文明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丰裕了物质财富。在一个贫穷的社会，谈论兼爱已是奢侈，更遑论谁命贵。
无论如何，我曾祖母家无知无识，倒也性命无虞。
06
曾祖母的生活得到改善，是八十年代末以后的事情了。
套用一句俗掉了渣的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
爷爷从工厂退休了，和奶奶在家开了个小卖部。
我父亲从国营企业辞职，下海经商，淘到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桶金。
我叔叔在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考上了大学，接着读研读博留校任教。
我姑姑姑父一家也从国营企业辞职，经商致富。
……
子孙们赶上了千年一遇的前进浪潮：正好全球经济发展需要一体化，正好国际环境总体和平友好，正好中国自己改革开放迎合世界需求，正好那时中国经济落后成本低廉，正好全球科技又一轮创新革命……环环相扣，让勤劳的中国人在世界工厂的带动下如鱼得水。
那些年，每次父亲几兄妹回老家，都会提着各种吃的用的，曾祖母也吃上了巧克力－－尽管她不爱吃，喝上了麦乳精，泡上了热水袋，还听上了收音机。逢年过节我母亲都给她做一身新衣裳，还围起了羊毛围巾。
曾祖母九十多岁时，耳朵听力越来越弱，父亲还给她配了助听器。
九十年代初，父亲做生意挣了钱，买了一辆“天津大发”，开着车带曾祖母进城，去杭州百货大楼逛了一下午，可把老太太高兴坏了！
活了近一个世纪，既没坐过汽车，也没进过省城，更没见过这琳琅满目的花花世界。
那些年的中国，真是日新月异！
曾祖母1993年去世时，杭州郊区还处于新生活的起步阶段。她虽活得够久，却也未能见到二三十年后，她的子孙后代竟会过上她完全无法想象的生活。她的曾孙女在欧洲的居所写文回忆她，她的玄孙女将远赴美国求学，种种。
她的一生，长虽百年，却日日重复。外国是什么，对她而言，无异于宇宙之外是什么？
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社会生活，一辈又一辈，虽然过得：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
车、马、邮件都慢”，
然而物质匮乏，让人想象也匮乏。
曾祖母上一代，上上代，日子几无变化。
她即便做梦，也不会梦见这与她而言科幻般的新世界。
这趟千年难遇的高速列车，载着家乡人民，让普通人的生活一步登天，从农耕时代直接跨越到最先进的数字时代。
火箭般的发展速度，几乎令所有人晕眩。
近二十年来，家乡人民几乎过上了世界顶级的好日子，几乎不记得那个不堪回首的出发点其实并不遥远，也几乎不记得三十年高速发展的动力来源。
人们把前三十年蓬勃向前的时态当作了常态，可是，那种在各种机缘巧合的契机下应运而生的发展变化，是可遇不可求的。
前无古人，后也看不到来者。
人们习惯性思维，拿前三十年的经验来预设今后的动态，好比在倒车镜里看路，看到的只是已走过的路，并非前方的路。
时代的一阵风，吹到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双腾飞的翅膀。
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座沉重的大山。
07
一个人能老来安宁，大概算是人生最终赢家。
一个人能寿终正寝，大概算是最大功德的圆满。
九十七岁高龄的曾祖母，无病无痛，寿终正寝。
她看起来吉祥安宁，很难叫人想起她作为童养媳的悲苦－－一个历经几番时代变迁，被裹挟着跌跌撞撞见证历史，却又无力改变命运的寡妇！
曾祖母何曾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见证历史？
又有谁真的有能力见证历史？
杜兰特夫妇说的好－－历史，大部分是猜测，剩余的是偏见。当你明白未来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历史并不存在逻辑必然性。
我们习惯以长度计生命，用结果论人生。
相同的是：每个人都只有一生。
不同的是：你过了怎样的一生？
转自《鱼儿与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