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儿被死刑犯送进监狱，就因为给他按了下脚 YMCK10252021-09-16 09:10:06
我差点儿被死刑犯送进监狱，就因为给他按了下脚
天才捕手发布的是口述真实故事
【陈拙老友记】系列是陈拙和他的朋友们
基于真实经历进行的记录式写作
以达到给人生续命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如何证明你不是一个坏人？
有些人讲自己的优点，证明“不坏”；有些人则不愿意证明，说你认为我“坏”，得先拿出证据来。
这两种解答方法，其实反映了法律界常说的“有罪”、“无罪”推论。
美国大名鼎鼎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法学界最经典的无罪推论——律师将能够证明有罪的证据一一推翻，当事人无罪释放。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法医，负责找到沾血的证据。
而他的对手打算将这些证据逐一破解，复刻一场中国版的“辛普森案”——为一个死刑犯做无罪辩护。
多年后，法医回想起接下案件的那一天，他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要打一场长达8年的仗。
这8年，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各大报刊都盯着这起案件，内部核查谈话不断。
他说：“有一瞬间，我真的慌了。”
事件名称：法医洗冤记
事件编号：我的骨头会唠嗑04
亲历者：廖小刀
事件时间：2004年-2012年
记录时间：2019年5月
法医洗冤记
廖小刀/文
那一天，法医的命运被迫和一个死刑犯捆绑在一起，整整8年。
有人指责他做伪证，有人说他不值得信任。稍有差错，死刑犯出狱，他自己进去。
这个故事关乎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医，背后的案件，改良了整个区域的侦破手续。
法庭空旷，任何声音都显得格外洪亮。
“被告人田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老法官大声宣读完最后一段，放下了手里的死刑执行令。
作为中院资格最老的刑事法官，今天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庭上宣判。
旁听的人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往外走，相互间压低声音，发出一阵含糊的“嗡嗡”声。
突然，一个异常响亮的声音从被告席上传来——
“我是冤枉的！我没杀人！”
人们停住脚步，老法官也诧异地抬头，所有目光一齐注视着被告席上的男人。
老法官工作了三十多年，见过数以百计的死刑犯，这些人经过长达数年的审判，对结果早有预见，被宣判的最后一刻，大多是恍惚和沉默的。
但这个田华，从执行令宣读开始，就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我是冤枉的！我没杀人！”
庭内静得可怕，喊冤的声音在四周回荡。
一个命案的卷宗多达数百页，并非经办者的老法官，现在手里只有一份执行令。
田华被架着往庭外走去，他的叫喊声变了调，越发声嘶力竭。老法官心里也越来越没底。
今天宣读执行令的本不该是他，经办该案的法官突然生病住院，老法官临近退休，帮忙“客串”走个场。
就要退休了，老法官无法承受这时出现冤案。看着田华被带出审判庭，他没有跟随去刑场，反而叫住了副检察长。
“我担心案子有差错，刀下留人！”
我听到“刀下留人”这句话时，是两个星期后——案件被发回重审。
推开会议室的门，局长、检察院副检察长、主办该案的女检察官已经在等我，他们还保持着上一秒闲聊的姿势，见我进来，一瞬都不再讲话。
屋里的空气像是突然凝结，三个人面对着我，正襟危坐。
“案件的关键点还是在廖法医这边，我们来是希望再次确认一些细节问题。”副检察长率先开口，态度客气。
两年前，勘察田华案的法医是我的同事，后来他调回家乡，我接手了。
不是自己一路跟下来的案子，我心里多少有点忐忑，所以当初一拿到案件资料，我最先翻看的就是证据。
田华显然被捕后意识到了什么，他的口供前后多达9次，起初他还承认有罪，等案子到我手里的时候，他开始一次次推翻先前的口供，辩解自己无罪了。
虽然口供不稳，当年的办案过程也存在一些瑕疵，但万幸的是，案发现场有田华留下的血迹——这是定罪的铁证。
我定了定神，从档案袋里翻出上百张照片，再一一排列，长长的会议桌被占掉了三分之二。
女检察官拿起其中一张，多少带点质疑的口气发问。
我一边解释，一边递给她几张照片，都来自案发中心现场。
那里是一座尼姑庵，上下两层。一楼佛堂里，金色观音像一脸平和慈悲，凶手却在她头顶上方大开杀戒——
两个尼姑倒在地上，原先素净的长袍，浸透了鲜红的血液。
其中一个尼姑明显经历了一番搏斗，但只让凶手受了点小伤。我们在屋内提取到了“第三人”的血迹。
凶手没有丝毫怜悯，出手的每一刀都致命。
血不断向外涌，渐渐漫过大半间屋子，滴滴答答，湿透了二楼的地板。
房间地板上遍布着数不清的斑驳“血鞋印”，但都来自两位受害者。凶手为了不留痕迹，特意脱掉了鞋，他很小心，却没注意自己的袜子沾上了血。
于是，凶手在通往房间的路上，留下了一个扎眼的“血袜印”。
红色功德箱上的挂锁被随意丢在一旁，里面的钱已经洗劫一空，零星散落的几枚硬币也淹没在这片血泊之中。
金色观音杏眼微阖，她若有灵，一定静静注视着凶手离开。
“有些细节，后期需要你来补充。”看完了所有照片，女检察官回到位置上，用笔记录着什么。
对发回重审的死刑案而言，我知道这话的分量有多重。
自从“辛普森杀妻案”之后，国内对现场证据的出处也越来越重视，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物证只会是“毒树”，只能结出的“毒树之果”。
我在走廊和女检察官握手告别。临走前，她说起代理这个案子的新律师，“他经手过很多大案子，听说挺难缠，你要有心理准备。”
在我看来，案件本身铁证如山，换一个律师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我冲女检查官笑了笑，算是谢过她的好意。
很快，我就吃了律师一个下马威。
那两周大清早，我总接到女检察官的电话，问我案发现场的细节。
女检察官告诉了我一个重要消息，新律师会见完田华，一口气向我提出了十几个案件重大疑点。
我明白，他这是想效仿“辛普森杀妻案”的辩护过程。这起案子最后就是因为证据有瑕疵没能宣判。
田华案审理期间，我们圈子里正掀起一阵“辛普森热”，像是冥冥之中和我的案子产生了连接。
果然是办过大案的架势。
这位姓苏的律师抓住了一个要点——只要证明卷宗里的证据都是可疑的，他就有机会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我接手这个案子时，也反复阅读过卷宗，有的地方确实挺巧，比如田华落网的过程。
发生命案后，他没有像正常凶犯一样逃窜外地，反而继续在警方的眼皮底下活动。
那里是一片工业区，多是外来人口，常常是还没认清脸，对门就换了租客。田华藏在其中，给警方的调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眼见警方的动静越来越小，他干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儿：身背命案，就跑去朋友家偷东西，还只偷了300块。
警方赶到，把田华逮了个正着。
他之前没有正当职业，盗窃赌博，前科累累，早就上了警方的黑名单。
负责抓捕的胜哥掏出手铐，意外看到上面刻着“四川峨眉山警械厂”几个字。
他猛地联想起尼姑庵发生的凶案，受害的两位尼姑正是当地做生意的人从峨眉山请过来的。
更让胜哥血往头顶上涌的是，田华手上有新伤口！结合这人的“黑历史”，他脑子里瞬时响起警报，一刻没耽误，扭送田华去验了血——
结果显示，田华的DNA与尼姑庵凶手留下的血迹完全吻合。
案子办多了，这种程度其实都算不上巧合。没日没夜的排查、取证，我们比凶手多的不只是运气。
至于为什么在杀人之后还敢“出手”，田华有两种说法，起先是说朋友欠了他几百块不还，就想着去拿点东西抵账。后来他又不承认了，说报警的人跟自己有仇，自己是被陷害的。
田华的反复无常，新律师的不遗余力，都让我对自己手上的证据更加慎重。
我的对手们显然意识到，这是一桩“认罪必死”的案子。
我需要将律师提出的疑点一个一个消除，让证据像钉子一样，一颗一颗，钉住罪行。
第一颗“钉子”，就在案发现场。
打开门上的挂锁，我伸手推开尼姑庵的铁门，生锈的门栓发出一声刺耳的“嘎吱”——
虽说是尼姑庵，但从外表看就是一个有些简陋的二层小楼。
在广东，观音信众很多，如果不是发生了命案，这里也应该是香塔垒得老高，燃尽的香灰积下一层又一层。
现在，这里俨然一副被废弃的景象。解封初期一两个月，尚有附近的村民来打扫，但是很快就再无人光顾。
命案后两年的时光，让尘土侵袭了庵内所有的角落，我穿着鞋套走过，地面上留下了一串清晰的足印。
从大门进去就是一楼的佛堂，正中神龛上，那尊一米多高的金色瓷质观音像依然立在那儿。观音像落满灰尘，还是那副慈悲面容。
当初就是在她正上方的房间里发生了血案。
我本能地抬手想要拜一下，又突然反应过来这是案发现场，不太合适，只好作罢。
不知道田华拿着刀从普渡众生的观音大师眼前经过时，是否和我一样，有一瞬心神动摇。
环顾了一圈破旧的佛堂，我叹了口气，向二楼走去，那是两名尼姑生活的区域，也是案件的中心现场。
原本铺满地板的血迹虽然被清理过，但依然在楼板上留下了大片大片暗色印迹。一张长桌，上面只孤零零地摆着一个抽纸筒。
正是在这里，我们提取到了田华滴落状的血迹。
二楼有一扇横窗，窗外的痕迹像有人攀爬所致。从最初的现场照片和痕迹来看，田华正是通过这扇横窗进入现场的。
但这一点受到了新律师的质疑。
这扇横窗宽60厘米，高度不足30厘米，开口扁而窄，外部没有落脚点——他提出一个疑问，狭小的窗口否让一个成年男性通过？
现在，这扇窗户就在我眼前。
我站上凳子，贴近窗口，撒上尘土。
窗外，和田华差不多身形的治安员定顿了几秒钟，摸索着爬进横窗，努力将自己塞进那个小口。
氛围很紧张，所有人盯着那扇横窗，外面的治安员背对我们，臀部不断摇摆，挪动向前。如果他停住了，卡住了，就意味着我们的证据将直接被推翻。
四周静悄悄，录像机闪烁着红灯，镜头对准窗口，录下了这一切。
先是一整条腿，再是躯干，当治安员的头也顺利地钻进来之后，我松开了自己捏紧的拳头。
这个治安员能顺利通过，那么田华也行。
治安员进入时在窗口留下的灰尘痕迹，和现场照片上显示的一模一样，这说明凶手就是从这个窗口攀爬进入现场的，我们最初的判断并没有错。
律师的第一个质疑被钉上了“钉子”。
我们收拾好工具，准备锁上门离开。不知什么时候，屋外已经聚集了数十个附近的村民。
见我们出来，人群里前排的几个稍稍低下头，“那个案子不是人都抓了吗？还来这里干啥？”边说，眼睛边止不住地往我们身上瞟，嘴里的叨咕也没停： “听说那个田华都快枪毙了却在刑场喊冤，上面说是要重新查。”
“你说会不会真的是警察栽赃啊？听田华老婆说他胆子小得很，根本不可能杀人。”我侧身从这些村民和他们的议论中经过。
“谁知道呀，现在的警察除了会给我们开罚单，什么案子都破不了。”
虽然我只是法医，既不开罚单，也不抓人，但我是警察，穿着警服就无法辩驳。
一回单位，指挥中心就通知我，有报纸想就这个案子对我进行采访。“刀下留人”发生以后，媒体对案子的关注越来越焦灼。
新闻网站出了实时更新的案件专题网页；各路媒体采访完田华的家属，又找来“专家”分析，连住在田华附近的村民都忙着发表感想；甚至有记者直接打到我的私人号码上想约采访。
但“案件还在侦办，具体细节不便公布”这是指挥中心给出的意见。作为案件经办人的我，在这一刻，只能保持沉默。
看着报道凭空发酵，自己却不能发声，我突然感觉很憋屈，就像被人扁了一顿，我还不能还手。
我拒绝的那些发言机会，最后都到了田华的新律师那里，他主动找来记者“爆料。”一时间，大小报纸的社会版块，整版都是这个案件。
我拿着那些报纸，看了看，没有说话，又折好放了回去。
后来有人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没有什么感觉。再有人问我，我还是说，真的没有什么感觉。
当法医那么多年，我还是喜欢和尸体打交道。活人太复杂。
与我回避媒体不同，这位“苏律师”据说是在报纸上，看到这宗“刀下留人”的奇案自己找上门来的。
不难理解，这种“刀下留人”的案件实在罕见。他复印了厚厚的卷宗，在看守所会见了田华。
看守所的兄弟告诉我，苏律师翻看案卷的时候，田华就在一边翻来覆去的辩解、辱骂警察。
“我没有杀人！”太久没有人倾诉，田华见到苏律师时，只反复地说这一句。
苏律师知道，仅凭一份“死不承认”的口供显然不够。
在各大报刊上，他提出关于血迹的两点质疑——怎么证明田华的伤是行凶所致？怎么证明现场血迹不是警方后弄上去的？
案发现场的血迹，正是给田华定罪的铁证。我们抓到人后，也确实在他右手食指上发现伤口。
但按照苏律师的说法，田华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甚至会晕血，他惯用右手，如果右手持刀，搏斗受伤的就该是左手。
至于田华右手食指上的伤口，苏律师说那是田华被捕前修剪橘树弄伤的。
苏律师正在撬动整个证据链的基石——田华留在现场的血迹，只要推翻这个证据，杀人指控就会土崩瓦解。
我一个法医，耍了那么多年刀，对这玩意儿再了解不过。
在普通人的想象里，搏斗中容易受伤的是非持刀手。
实际上，由于普通小刀没有护手，捅刺时只要碰到骨头，握刀受力的那只手就容易滑出去，这种情况食指最容易受伤。
与田华搏斗的尼姑，肋骨上有多处捅刺伤，这说明凶手捅刺时刀尖必定受到阻力。而田华右手食指的伤口就是典型的“捅刺行为”造成的损伤。
至于律师说血迹是警方后来涂上去的，这根本办不到。
现场取得的血迹照片，放大后能看到血迹呈“滴落状”——这是液体血迹才能形成的形态。但田华被捕后，我们没有给他抽过成管的血。
我手头只有一张滤纸卡，上面是星星点点干燥的血迹，根本不足以拿到现场造假。
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些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猜测，因为我的沉默，越发挑动了外界对于这起“传奇案件”的敏感神经。
那位素未谋面的苏律师，此时完全站在我的对立面，围观人群的天平不断向他倾斜。
我只是一个法医，解剖台才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拿了那么多年24号银色手术刀，突然要我拿起话筒发声，真的太难。
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我知道，自己唯一能依仗的，只有证据。
但我远远低估了这股“声浪”的能量，在接下来的对抗中，这无形的浪潮几乎将我淹没。
就在苏律师向媒体“爆料”后的第4天，我的同校师兄李法官，向我出具了法院的公函。我盯着那张薄薄的A4纸，足足一分钟。
白纸黑字，公函上的要求写得很明确——封存、检查原始的DNA检验记录和电子数据。
他们想要将物证从我这里带走，委托第三方鉴定。
我看了一眼师兄，他脸上带笑，态度极和蔼，说出口的话却是在下达指令。
我没有选择。
我预料到这个案子会进一步核查物证，但法院现在提出的要求，摆明不是简单的怀疑。
对于一个法医来说，专业水平被质疑不可怕，谁都不是万能的。但这样一封公函，是我职业生涯第一次面临如此严酷的指控——作伪证！
这比破不了案更让我难受。
来人在师兄的指令下开始忙活起来，每个人都在拍照、四下翻找。
我定定地站着，像置身在一场风暴的正中。
“咔嚓咔嚓”，照相机按下快门的响声，让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就像被脱光了衣服一样，浑身不自在。
下一秒，我逼迫自己挪动脚步，接过法院的U盘，把手僵硬地放到鼠标上。
服务器的记录显示，电子数据没有任何修改痕迹，早在田华被捕3天前，我们得到了现场血迹的检验结果。
除非我们能穿越时空，否则苏律师所谓的造假指控，根本不存在。
从嗡嗡鸣响的机房出来，我在前带路，一行人沉默地向另一栋大楼走去。那里是存放物证的档案室。
我将他们留在门口，穿过眼前一排排架子，熟门熟路地翻找。最后，我亲手把装着关键证物的牛皮纸袋交给师兄。
看着即将被取走的物证，我不由得冲动起来，大声说道：“原始记录你们可以拷走，但是物证必须留一半给我。你们不信任我的检验结果，我同样不愿意相信你们选取的第三方机构！”
我说完抬起头，面对师兄的双眼，保持直视。
我不介意补充各种材料，也不抵触完善疏漏，唯独无法面对有关自己职业的质疑。
被怀疑作“伪证”的那一刻，我居然慌了。如果这些不存在的事被舆论坐实，等待我的可不是革职那么简单。
之前曾有人收钱做伪证，原本送人进监牢，最后把自己送进去了。
更严重的是，鉴定结果只要错过一次，后面再出具的检测都会让人指指点点，给队里抹黑。
就在田华案前不久，我们队里曾出过一起错案，当时队里气氛已经很紧张，再出一次类似事件，无异于火上浇油。
现在，血迹样本被一分为二，我拿着剩下的一半。
接下来，我只相信手里的证据。
“这是怎么一回事？”队长将手中的报纸拍到了我的办公桌上。
社会版上，大大的黑体字写着——《刀下留人案再现转机：现场未发现嫌疑人DNA》。
眼神触及那行黑字的瞬间，我就反应过来，这是苏律师找到的“最新突破口”。
报道说，我被取走的那一半材料，在“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检验了，其中4号检材中没有发现田华的DNA。
对于这样的检验结果，我并不意外。法院拿走的又仅是一半检材，检测结果不理想很正常。
这也是我要求留下一半物证的原因。
反观这篇报道，通篇都只强调没检出来的4号，对其他检验结果却只字不提。文末还得出结论：警方之前的检验报告都是错的，不具有法律效力。
我抬起头，深吸一口气，看向队长：“一份检验不理想，根本不能推翻之前的鉴定结论。”
我相信自己，更相信手里留下的另一半证据。
临近下班，实验室所在的大楼空无一人，整栋楼只剩我的实验室和门口值班室的灯还亮着。
我打开门禁，把物证拿进实验室，开启了录像——
我小心地把密封袋剪开，再次取出了那三份检出田华DNA的棉签。
现在它只剩一半了，沾染的血迹所剩无几，有一只甚至只能隐约看到一点浅粉色的晕染痕迹。
我屏住呼吸，将剩下的染血棉签小心翼翼地全部剪取，滴入DNA提取试剂，目光全程盯着那个小小的塑料管。
现在我能做的，只有耐心地等待。
夜晚是一个适合做实验的时间，没有嘈杂的议论，没有乱哄哄的人群。四下寂静，只有头顶白炽灯管工作的电流声。
透过实验室的窗户向外望，除了星星点点隐约的光亮，只有我自己倒映在玻璃上的影子。
法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检验机构，我的检测结果不会作为参考。这次实验，我只为给自己一个交代。
午夜时分，距离我滴下试剂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我点开图谱，一个一个开始对照。
窗外一片漆黑，不知什么时候，值班室的灯也灭了。
全部对照完毕，我关上了整栋楼的最后一盏灯，拿着检验结果，合上了实验室的门。
我做出的结果和最初的检验结果相同——DNA分型与田华的完全一致。
穿过两道铁门，我静静地站着，等着。
这是一间不到10m²的小屋子，一道铁栏杆把它一分为二。我的对面竖着一把铁椅子，四只脚都被固定在地面上。
我在这里等来了田华。
这是我接手案件的六年后，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
田华在最初的笔录里交代，他戴着手套潜入尼姑庵，行凶后将两样东西丢在旁边的河沟里——手套和刀。
可惜的是，后期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关键物证。
没有凶器，没有指纹，想要稳稳钉住田华的罪行，我还差一个“钉子”，而此次见面的目的，就是从田华身上拿到它。
虽然没有指纹，但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了一个清晰的袜印。
队里早已出具过一份检验意见，足迹就是田华的。
但苏律师查阅档案后发现，两个签名的痕迹员中，只有一个具有足迹鉴定资格，但检验意见两人都签了名，所以该意见无效。
这次，我联系了省厅的足迹专家出具检验报告，我自己亲自取田华的袜印。
因为需要他的配合，我没有把他关到栏杆那头的小隔间里，只是让他戴着手铐和脚镣站在监室的中央。
我打量着眼前的年轻人，不到1.65的个头，110斤上下，这些天和我一同站在舆论风口的男人竟如此瘦小。
深深的眼袋，垮塌的嘴角，平淡无奇的长相，看不出丝毫的暴戾和凶狠。略显宽大的黄色囚服套在他身上，有种空荡荡的感觉。
一个转身就会忘记的人，居然残忍地夺走了两条鲜活的生命。
他疑惑地看着我这个陌生的面孔，话语轻佻，一张嘴就知道是个老油条。
“阿sir，又要折腾什么呀？”
“打足迹，配合一下。”我示意看守所的管教将他的脚镣打开，拿出准备好的墨盒和白纸，还有一双袜子。
“有没有烟？给一根？”他伸出双手，懒洋洋地向我讨要。
“没有，我不抽烟。”我埋下头，避开了那双浑浊的眼睛。
“以前不是弄过吗？为什么还要取？”他用拷着的双手接过我递过去的袜子，慢吞吞地往脚上套。
看着他把袜子穿得皱皱巴巴，我伸手过去帮他捋平整，“该告知的时候，你自然就知道。”我依然没有抬头。
我在地面上摊开一张白纸，将捺印的油墨均匀地涂在他的足底，然后让他踩上去。一个黑色的足迹呈现在眼前，完整，瓷实。
检查完采取的足迹样本，我对上他的眼睛，平静地说：“你以为喊冤就能翻案吗？”
“至少我还活着。”田华把袜子扯掉，随手扔在一边，甩了甩手，头也不抬地回我。
“明知道结果，等这么久不难受？”我依旧没有移开目光。
也许是感受到我还盯着他，他站直了身子，微微扬起下巴，挑衅意味十足地说：“能比你们审我时更难受？”
面对他肆意的指责，我平复了一下心情，开口说：“审讯的时候有监控，你身上也没有伤，根本没有刑讯逼供。”
田华没有再说什么，我示意管教将他带走。看着他被重新戴上脚镣，我晃了晃手里的包：“我有证据。”
他回过头，瞪圆了眼睛冲我大声喊：“我没有杀人！是你们冤枉我，我不会认的！”说完，一步一步挪向囚室，脚铐和地面摩擦着，哗啦——哗啦——
案件证据都已准备妥当，我和田华即将迎来最关键的一次对抗。
检察官的打电话的频率由开始的一周十几次，变到了几周一次，这预示着证据越来越完善。
田华离最终的审判也越来越近。
那一天到了，法院会对DNA鉴定结果、田华袜印当庭质证。
我无法作为鉴定人出庭，但提前安排好了工作，计划去旁听。我虽然对检验结果有信心，可还是不能放松下来。
近期的报道充斥着各种揣测，这是田华翻案的最后机会，苏律师一定会全力以赴。如果法官被舆论影响，律师再做出不利的论述，我依然面临着挑战。
钉子钉得牢不牢，还要看这最后一下。
开庭那天早上，我临时接到队长的电话，有起突发命案要出现场。
我试探性地争取了一下，但电话那头，队长的语气着实为难：“实在没人手了，还是你去吧。”
开庭的法院就在公安局的隔壁，走过去不过短短200米。那里事关三条人命和一个法医的职业荣誉。
但来不及犹豫，我朝相反方向，第一时间赶往又一起命案现场。错过了当天田华案的庭审。
当我带着出现场的一身疲惫回到办公室，已是下午。
前去旁听的法制科同事告诉了我庭审的经过——
同事费劲钻进横窗的努力没有白费，攀爬的侦查实验得到了认可；
我亲自到看守所帮田华穿袜子，提取到的足印也被采纳；
血迹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