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六四绿卡」大军特殊移民群体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不但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同时改变了美国华人社区结构，为在美华人注入新血和活力，其中包括数以十万计目前生活在星条旗下的「六四绿卡」大军。
由1993年7月1日开始至1994年6月30日，数以万计在1990年4月11日前入境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获得了合法调整身份的权利，拿到所谓的「六四绿卡」，成为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素质最高的新移民，对改变华人社区结构和政治经济生态产生长远影响。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就有8万之众，其中不少是中共高干子女，加上他们附带可以申请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的当时仍在大陆、香港或澳门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8万人。
大陆旅美学人王辉在评论六四绿卡的长远影响时指出，「当年参与国会游说的这批留学生，已成为未来中国利益和亚裔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并成为华人社区无价的人才资源和宝贵的政治力量，为今后华人参政、议政及影响美国政治，提供了一支无人可以取代的生力军。」
王辉认为，8万留学生及其家属扎根美国，将大大提升华人社区的品质。因为他们多数是专业人士，智商较高，有助于改善华裔的正面形象。而且，传统的华人社区皆由台湾人士主导，各种中文教育、文化传承皆秉承台湾特色，如今大批生长在中共主导下的大陆青年，大批经历过文革的大陆精英，自然将使华人社区更趋多元。华人教育、子女培养、经商手段和社区文化等，将在不同程度打上大陆文化的烙印，有助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与光大。
他又指出，大批大陆新移民在美存在与发展，将有助于中国大陆更有效地面向世界与走向世界。他们将扮演中美经济、文化和教育的桥梁，既熟谙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又掌握美国社会的最新脉动。中美双方皆要相当程度地依赖他们，开拓各自的经济市场。
王辉认为，更具意义的是，这批人为大陆的西化「开了一个窗口」，提供一个有效渠道。他们将大量传递海外的民主、自由信息，帮助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而中共向来对华侨另眼相待，这有助于新移民更有效地对大陆社会实施和平演变，利用各种合法机会，传播民主理念，推动大陆走向政治民主。
＊「人血馒头」与「六四血卡」
当年以中国留学生为主力的「六四绿卡」大军，在美安居乐业十多年，大批学有专长的专业人士，如今已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成为华人社区的中产阶级和菁英分子。饮水思源，他们中有的人经常自嘲：「我们这批人是吃了『人血馒头』、拿了『六四血卡』的。」一些以合法或非法途径进入美国的大陆人士，包括目前在华人社区中占相当比例的福建人和东北人及一些侨团领袖，也都不讳言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拜「六四血卡」所赐。
「六四血卡」可以说是对「六四绿卡」的贬称。在美国华人社区中，也有一些吃了「人血馒头」的人，一直心安理得「踏着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前进」，甚至不时要「骂一骂」那些惨死在北京东西长安街头的「六四冤魂」。更多的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淡忘了「六四」，当年那种「北京的学生在流血，我们在流泪」的情怀，俱往矣！
在「六四绿卡」的问题上，在美国加州某通信公司工作的叶向农，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人士之一。1992年，他与数名大陆学人曾发起一场反对「六四血卡」运动，并为此成立「9201行动委员会」，发表公开信对「血卡」进行强烈谴责。
该会所持反对理由包括：「血卡」是以六四血案为代价的，然而，大多数人根本没有参加过八九民运。「在美国的移民史上，难民首创了直接利用别人的鲜血去为自己购买绿卡的历史」；「血卡」成立的前提是，1990年4月11日之前来美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统统有危险，但在法案通过前，许多「难民」已不止一次回过中国大陆；在这批人中，许多人是拿着中国政府的钱在美国念博士学位的，其中少数人，中国政府还继续照发他们在国内的工资。
2003年，在「六四绿卡」生效十周年之际，叶向农继续在互联网上抨击「六四血卡」，直指这是「六四爱国学生永远的心痛」。他说：「六四血卡持有人，大部分是中共党徒，属公费留学出国的持J1签证的交换学者，这些人根本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六四爱国学生运动。六四期间，相当一部分血卡持有人成为在美国的『民主斗士』，但在拿到六四血卡后，这些人又纷纷成为共产党的『爱国华侨』和贪官污吏的座上客，部分人甚至为共产党的六四屠杀叫好，并成为中共清华大学年薪百万的特聘教授。」
＊「六四绿卡」的幕后功臣
回顾「六四绿卡」的历史，不可不提其幕后功臣、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刘永川。「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通过，全美学自联居功阙伟，期间该组织在刘永川的领导下，与美国行政当局做了大量沟通和游说工作，经过历时三年不懈的努力，为该法案的通过奠定强烈的民意基础。
刘永川于1991年离开学自联和民运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已100%离开了政治」。近年他全副精力转向教育、科研和宗教，以及潜心学术研究。但事实上，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仍「背着学自联的十字架」，陷于「六四绿卡」的困惑中，从而得出「科学、教育和民主都无法解除人类的罪恶」的结论，两年多前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将这一段心路撰写《我信了耶稣》的见证文章。
刘永川出生在江西省井岗山的大陇乡，是当年毛泽东的红色根据地所在地，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事隔多年，他仍记得读中学时，他家房子隔一条小路就是一片小草坪，草坪中有块大石头，石头边的牌子上写道「这是毛泽东当年读书，并观看袁文才部队操练的地方」。
「当时，我每天早上都会把我家养的鹅赶到这个草坪来吃草，也坐在那块石头上看书。我还记得几次写过以『学习毛泽东』为题的作文。」
刘永川因生长的年代和环境，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信仰，而当年相信毛泽东的，也几乎近似一群宗教信徒。刘永川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也相信人可经过学习和修养，可使自己成为一个「更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从而能过「有意义的一生」。
「我当时也把毛泽东当神了。记得小时第一次听说江青是毛泽东的太太时，心里还很难过，觉得毛泽东就不应该像凡人一样有太太和孩子。」中国在文革的后期，尤其在毛泽东去世后，人们经历的是一个对毛泽东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刘永川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更多的是「从怀疑到否定的过程」，当时的学生大都不信毛泽东了，转向相信理性和科学，认为科学和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一切唯科学、以实证为标准。而此时的北京中央，也是全力推崇「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八○年代初，刘永川在西北工业大学学习航空发动机制造工艺，因为对事物爱追根问底，读了许多数学和哲学的书籍，结果发现科学和理性其实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
「不过，我当时还是相信科学和理性的无限威力，认为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不断从一个理性体系跳跃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理性体系。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社会科学和政府部门的人对科学了解太少，在于数学理论没有发展出适合社会研究的方法和体系。」
刘永川后来考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成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得意门生。期间，刘永川曾为国家体制改革做了许多社会调查。之后出国赴美国史丹福大学深造，先后获得数理统计学硕士和社会学博士学位。
他指出，中国在八○年代后期，很多人都看到了实证的局限，开始转向更高层的理性，从制度上找答案。「现代社会运作最好的还是西方的民主体系。因此，我也和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科学和理性』还要再加上民主，就可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了。我出国到史丹福大学社会学系读博士以后，全力于研究和学习实证研究方法论，本来与中国的改革离得已很远了。但也许是上帝的安排，我意外地又被放回到了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浪潮中。」
1989年4月，刘永川的导师休假，也放他假。为了收集论文资料，他在4月10日回到北京，正好遇上了1989年4月15日因悼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而爆发的学生民主运动。他亲身感受了学生的奉献精神和对民主自由的真诚追求。最初，他还认为学生与政府应该能有好的对话，学生的民主和爱国热情，也一定能通过开明领导的宽容，而转化为民主建立的动力。「在北大和人大，我都曾劝学生要有所控制，要有理、有利、有节，与政府合作而逐步推进民主。等到6月的坦克开进北京城杀人时，我就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望了。」
六四事件后，当时在美国的数万多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学者，激于对北京当局动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的义愤，以各校推选代表、公开竞选的方式成立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刘永川当选为首届主席，全力以赴投入学自联工作。
回忆当年全美学自联成立的经过和辉煌一页，刘永川至今仍觉得无比自豪。「我与许多学自联的优秀干部们一起，创建了一个还不错的民主机制，使学自联顺利运行了很多年。相对而言，学自联也确实比其他许多组织都运行的好些，做了许多贡献。为此，我们也受到了许多赞扬。我和几位朋友都曾将此骄傲地归于学自联内部的民主制度和学自联成员的较高教育水平，并由此推论，中国需要的就是民主和教育。」
＊背上学自联的十字架
可是，刘永川后来发现，学自联却好象成了「我背上的一个十字架。就因为我是全美学自联的首届主席，中国政府一直不许我回国。而在美国，在一些华人聚会上，却常有人问我，为何学自联的许多骨干都回去当了『爱国华侨』，那幺拥护政府。为何当时有8万学自联成员拿了六四绿卡，当时拿绿卡时说是因为这些人回国会受迫害，是因为这8万人要为中国民主奋斗，现在这8万绿卡大军在哪里？」
刘永川开始时还会为学自联和8万绿卡辩护。后来，他自已也被事实给弄胡涂了。有一天，他去问一位美国研究民主的泰斗，对方回答说，如果是他，也无法抗拒诱惑。后来刘永川又去问了一位很资深的美国政治家，他也给了他同样回答。
他说：「那时，我好象突然醒悟，人，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如此地软弱、自私和贪婪，科学、理性、民主、教育也无法改变这一切，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我因而豁然开朗，我想，我10多年不能回国，也许正是神的安排，祂让我免受诱惑而保持认真思考，祂要我过一种充满爱和充满奉献的喜乐生活。」
一直以来，刘永川都觉得「有信仰的人，大多有奉献精神，有爱心」，他自己比较喜欢有奉献精神、有爱心的人，也向往心灵平静，每当走进教会，心里都感到踏实、平静和喜乐。他说，在美国这种自由社会，许多人可能都是在生活和工作稳定后，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和信仰，他也不例外。
2001年初，刘永川开始认真地读圣经。后来再看电影《耶稣受难记》时，「看到那些鞭打耶稣的人的奸笑和残忍，我觉得那很熟悉，他们代表的就是人，是每一个人的本性表现。如果把我们许多人放到那个场景里去，不管他受了多高教育，不管他有多聪明，他都可能是那个鞭打耶稣的人，一个边打还笑的人。」
也因此，刘永川领悟到，科学和理性可使人聪明，教育可使人更文明，民主可规范人们的利益冲突，但都无法改变人的本性，无法解除人的罪恶。2002年，刘永川「信了耶稣」。他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因为美国是以基督精神建国的。
现任南加州The RM Institute学院院长的刘永川说，他没有后悔自己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做过的一切，他虽然离开了政治，但仍关注人权和民主。现在他的工作都在RM学院下进行，同时在史丹福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南加州大学及尔湾加州大学兼任教学和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网络分析方面的培训和咨询。此外，还为联合国、美国知名企业如AOL及美国投资公司NEC等提供顾问咨询服务，去年曾为联合国在斯里兰卡培训政府官员。
刘永川曾在北京当局「不知情」的情况下应邀访问大陆，但就那幺一次，当大陆方面发觉他在「42人黑名单」中榜上有名时，此后将他重新拒于国门。不过，他还一直在教育等方面与中国的一些民间机构有些合作，还为中国石化公司等提供顾问咨询。这也算得是一种「另类报国」吧。
＊千分之一人饮水思源
刘永川对一些「六四绿卡」受惠者人性表现的失望，另一位全美学自联前任主席易丹轩颇有同感。2001年6月，在「六四」12周年纪念前夕，时任学自联主席的易丹轩，曾发表《致「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受惠者的公开信》，呼吁直接或间接受惠于「六四绿卡」的大陆人士，不要忘记12年前因六四悲剧痛失亲人的六四死难者遗属，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痛失挚爱的恶梦中，而因此遭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更使得他们生活困难重重」。
易丹轩指出，全美学自联于1989年设立「六四基金」和救援工作委员会(后改称人道救援委员会)，基金会款项规定「专款专用」，帮助六四死难者家属及其相关人员。1998年学自联理事会还通过决议案，规定以后学自联每年20%的收入必须放入「六四基金」，使人道救援工作长久进行。但从2000年开始，学自联长期以来的主要财政来源「学自联学生健康保险」被迫中断，财务状况骤然变得非常困难，「六四基金」面临枯竭的危险。
易丹轩强调，俗话说：「饮水思源。」作为一个来自大陆的人士，在美国学习和找工作都十分不易，解决身分问题、获得居留权更是棘手问题。可是，千千万万大陆人士却因六四而轻易获得永久居留权，得以在美安居乐业。他们应当想到那些在六四悲剧中失去丈夫或妻子、儿女、父母等亲人的六四遗属，本着人道关怀精神慷慨解囊，给他们捐助一些款项。
那次学自联公开呼吁为六四死难者家属捐款，约获得80人响应，总共得款7000多元。有人认为虽然未如预期热烈，但在六四发生12年后，尤其大陆人没有慈善捐款的习惯，成绩已是差强人意。但也有人认为，「六四绿卡」受惠人至少8万之众，仅得千分之一人响应捐款，如果以每人捐一元来说，也至少应有8万元。
一位15年来如一日，即使有两年失业也不中断捐款的「六四绿卡」受惠人表示，当初他得益于「六四」，只需办理简单手续就顺利领到绿卡，光是律师费就省下数千元。但他周围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朋友，多少人为了一纸绿卡饱受折磨。他认为，如果每位受益人都将为办绿卡省下的律师费捐给六四遗属，不知可积多少「阴德」。由此，他每年都捐助一些款项，「以求得良心上的安宁。」虽然他不能要求别人也像他一样，但「那些人总不能嚼着人血馒头说风凉话，指手划脚对别人说三道四，或跟中共同一个鼻孔出气」。
他说，几年前他曾在报上读到六四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人物丁子霖写的一篇文章，提到在已过去的岁月中，许多旅居海外的留学生和在海外从事民运的人士，没有忘记六四受难者群体。丁子霖认为，给予六四难属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比任何东西都宝贵」。丁子霖曾两次收到由别人转来的署名为「六四绿卡受惠者」的捐款支票，款数不多，一次20美元，一次15美元，但已令她感动，因为「说明这位留学生记着我们这个受难者群体，他的这份良知和情意是很难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愿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
也因此，他为这句话深受触动，年复一年在每年六四前夕透过某种渠道给六四难属捎点钱。
他说，如果「血卡」的持有者当时参与了海外的民运声援活动，他们或许拿得还心安理得。如果他们没有参与，至少也该感激六四死难者牺牲生命给自己提供的机会，从而同情民主运动和六四遗属。这15年来，他每年都在居住地参加纪念六四的活动，但他看不到多少个「血卡」的受益人。「然而，在中共使领馆的宴会上，在欢迎江泽民、李鹏的队列中，他们却是冲在镜头前最前面的一群」。他忍不住要在心里吶喊：「中国人，你为什幺那幺丑陋！」
另一位自香港移民美国的「六四绿卡」受益人表示，1989年香港人对大陆民主的支持、表现出来的政治素养和自觉性，实在让人刮目相看。从去年「七一」50万港人反基本法23条大游行，到今年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成员被拘事件，也是因为香港人声援「天安门母亲」而起；每年的「六四」，香港人都举行大型民众集会，悼念六四死难者。「这样持久的大型纪念，只有香港人做得到。」对比几年前，江泽民和李鹏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前往抗议的人「小猫三两只」，令当时在场的他大为感慨：「其它人不来也罢，那些拿六四绿卡的人都到哪去了？这跟香港人无法相比。」
＊返乡大军三大走向
随着六四已经过去15年多，中国近年来经济起飞、社会繁荣，手持「六四绿卡」而踏上「海归之路」的大陆旅美学人，形成一波波强大的回流热潮，成为海内外关注的新热点。在早期全美学自联骨干中，目前在北京的亚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丁健是最受瞩目的「海归派」成员之一。「六四绿卡」返乡潮方兴未艾，对中国大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忽视，也为藏龙卧虎的留美学人与大陆社会的衔接与合作，提供历史契机。
对于有人指责「海归派」「与中共同流合污」，现任学自联理事薛天汉不苟同这种「泛政治化」的解读。他认为持「六四绿卡」或「老鹰护照」(留学生对美国护照的俗称)回国者无可厚非，有的人是因为回流有助个人前途发展，他认为，留学生回归，是否可以促进大陆民主化尚言之过早，但对大陆的经济、科技发展肯定有帮助。
留美学人张潮早在1994年「六四绿卡」持有人出现返乡大军之初，就评论这批返乡大军是八○年代留美学生回归中国的前奏，更是21世纪初留学生回国大潮的先声。他指出，留美学人正沿着三大历史走向，不断变换自己的角色和功能。第一走向是八○年代的大规模单向外流，多出少进，甚至只出不进；第二走向是九○年代的双向交流，这批六四绿卡大军正是第二走向的先驱；第三走向是21世纪初的正常回流，犹如当年台湾留学生踊跃回流的盛况。
张潮在评论「六四绿卡」返乡大军现象时指出，与中共1949年建国初期大批留美学人拥抱新中国相比，这批「六四绿卡」返乡大军存在独特的特点，留学生自六四后对回中国大陆的疑虑、担忧及不安全感，随着一纸绿卡到手而消失。绿卡有「壮胆」作用，而且自六四以来，许多旅美学人弱化了与大陆社会的各种联系，为了重新了解中国，观察社会，这批返乡大军投石问路的倾向十分明显。「他们既想测试国内各个方面对留学人员的真实反映，测试自己对变动中的中国的感觉，更想借此重新寻求留学生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
他指出，具讽刺意义的是，六四屠杀既造就了「六四绿卡」，为留美学人归国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六四事件促使邓小平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弥补「血洗天安门」的罪责，并由此推动经济建设走向空前繁荣，为「六四绿卡」大军返乡提供了必要性。如今，成千上万的返乡大军涌向大陆，「留美学子亲身体验六四后中国的政经形势，直接接触社会各界的酸甜苦辣，绝对是一件利多弊少的经历。」而「六四绿卡」大军在积极参与和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将谱写辉煌一页。
「六四绿卡」来之不易
「六四绿卡」指的是由美国参议员高登和肯尼迪提出、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组织游说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即S1216法案)。
1989年6月4日，北京当局血腥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学生和民众，六四前后，在美国的数万名留学生和学者积极声援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全美各大城市都有数以千计的大陆留学生参加声援集会和游行，抗议中共对八九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六四屠杀。
「六四」事件后，参议员波洛西首先提出对中国学生的保护法案，全美各地的中国学生群起组织对该法案收集签名声援。
1989年7月，因「六四」屠杀而诞生的全美学自联在芝加哥宣告成立。同年11月，首届全美学自联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说活动，促使美国国会通过了保护中国学生、学者的「波洛西法案」。该法案的中心内容是取消对持有J1签证的学生、学者的两年回国限制。
老布什总统曾经一度否决该法案，全美学自联接着在国会进行了大量的反否决游说活动。布什迫于国会反否决的压力，于1990年4月11日公布了新的行政命令，也就是和「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有关的1271号行政命令，内容和保护法案相近，规定凡是在中国大陆出生、1990年4月11日前入境美国的人士，都可以继续在美国合法居住。
此行政命令保护的范围远不止学生学者，所有受到布什总统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国公民(包括在中国大陆出生、后来移居香港、澳门的大陆人士)都同样受到该法案保护。
代号为S1216法案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于1992年8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并附加了技术性修正，把该法案的实施时间由半年改为一年。参议院于9月23日晚无异议通过该法案，并于9月30日送抵白宫。老布什总统于10月9日签署该法案，使它正式成为法律。
此法案规定，受布什行政命令保护的中国大陆人士，可于1993年7月1日到94年6月30日申请美国永久居留，除非总统能够在1993年7月1日之前向国会提出证据，证明中国大陆人士可安全回国不受迫害。
全美学自联总部随后收集了大量由于中国学生恐惧受迫害而不敢回国和回国后受到迫害的例证，并于1993年7月1日前，向布什总统提供了中国人权状况和留学生回国安全问题的报告，布什因此签署「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生效。
此法案为所有于1989年6月5日至1990年4月11日期间，在美国拥有合法身分或合法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提供了「天赐的绿卡」。只要在1993年7月1日申请永久居留身分前，连续在美国居留、短期出国或回中国大陆不超过90天者，都被视为连续在美国居留，都有机会取得「六四绿卡」。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美符合申请「六四绿卡」条件的中国留学生学者，至少有8万之众，加上他们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当时仍在大陆生活的子女，以及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等大陆人士，还有非法入境者，直接及间接受益的「六四绿卡」大军，远远不止8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