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XXX——“致命天使”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10期
发刊日期：2020年10月24日 星期六
文/范汇公 于公孙
一、“致命天使”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市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撤销旧行政区划，将原四川省分为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省级行署，成都市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川西行署驻地。1950年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接管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旧时对成都市警察局的官方称谓）。同年3月，成都市公安局宣告成立。按照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作出的关于“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川西区公安厅、成都市公安局‘一套机构成员，三块牌子’，以利于集中领导、统一行动”的安排，以国民党四川省会警察局旧址华兴东街45号为驻地的成都市公安局，同时也是市军管会、川西公安厅的驻地，相关领导身兼三个公安机构的同等级别的职务。
与华兴东街45号紧邻的41号是一处楼台亭榭错落的深宅大院，原是国民党陆军第九十五军副军长刁文俊的公馆，坊间唤为“刁公馆”。解放后，“刁公馆”被军管会征用，作为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二室（即政治保卫室，市军管会下设的“室”相当于市公安局下设的“处”）的办公场所。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担任晋西南区党委社会工作部保安科长、副处长的资深政保精英赵方，解放后出任川西公安厅副厅长兼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副处长、成都市公安局局长，平时每天都有一段时间来此地办公。
1950年6月2日上午九时许，机要室向赵方递送了一份刚刚收到的密电。这份密电来自重庆，系西南公安部政保处处长于桑亲自起草签发的，内容大意是：接渝局递交线报，前你厅发函要求协查之要犯王成禅疑似藏匿于蓉城市区，曾有相识者亲眼目睹其在米市坝现身。特告。
看罢电报，赵方不由自语：“这家伙还真有一套，竟然敢躲在蓉城，跟我们玩‘灯下黑’啊！”
这个王成禅究竟是何许角色，竟被于桑和赵方同时关注？其时，公安机关对其底细尚不了解，唯一能确认的，就是此人在两个多月前犯下了一起毒杀我方剿匪部队伤员、护送战士、担架民工共十二人的特大恶性案件——
1950年2月5日，位于成都市东北近郊、地处龙泉山脉西北边缘和回龙山脉南侧延伸区域的龙潭寺一带发生土匪暴动。是日，由石板滩前往成都执行公务的解放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警卫班战士一行九人，途经龙潭寺附近的院山寺山坡下时，被数百名武装叛匪包围，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稍后查明，这是由“军统”大特务、国民党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防大队大队长李干才策划、组织的反革命暴动。成都是和平解放的，该地区原驻守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成建制向解放军投诚、起义，但由于国民党潜伏特务的造谣破坏，一部分起义、投诚官兵的思想产生了波动。李干才本是潜伏特务头目，认为这是一个机会，遂纠集特务、叛匪头目巫杰、徐银生等煽动部分起义、投诚官兵哗变，并胁迫当地乡民成立了反革命武装“反共保民军”，自任“总司令”，以龙潭寺、石板滩为基地，依托袍哥势力招兵买马。
继龙潭寺反革命暴动后，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多地相继发生反革命暴动，我征粮工作队员遭袭杀，我军分散执勤的武装小分队被袭击，叛匪围攻区、乡政府甚至县城，我干部、群众伤亡惨重。据资料记载，我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就损失军政人员三千多人。成都市对外延伸的七条公路，除了维系解放军后方联系的川陕公路尚在我控制之中，其余六条皆被叛匪切断。川中的叛匪之乱更是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因公留在成都的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要回重庆开会，车队路过龙潭寺、简阳、内江境内时，竟三次遭遇叛匪袭击。护送部队消灭叛匪后，贺龙车队方得以继续前行。
“龙潭寺惨案”引起了中央对全国匪患的高度重视。稍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此向全国发布了“剿灭叛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以及《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立即开展对各类反革命分子的清查和镇压。全国各地闻风而动，西南、两湖、两广、两皖（即皖南、皖北两个省级行署）等匪患严重地区取得巨大战果，1950年4月份，仅西南地区就歼灭叛匪85433人，投诚者38676人。经军民协同作战，截至1950年6月初，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股匪大部被剿灭，共歼匪约98万人。
要犯王成禅的现行犯罪，就发生于“龙潭寺惨案”后我解放军进剿川西叛匪的第一阶段。
1950年3月13日，成都警备区（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六十军）一七九师五三八团一个加强连在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新都县（今成都市新都区）石板滩执行剿匪任务时，与叛匪发生激烈战斗，我方还动用了民间称为“小钢炮”的掷弹筒。在我方强大的攻势下，叛匪向山区溃逃，我军乘胜追击。战斗进行中，我方也发生一些伤亡。稍后，担架队陆续将伤员抬下，送往公路旁一块空地上的临时中转站，由汽车载送成都治疗。由于汽车有限，运输进度受到限制，滞留中转站的伤员越来越多，到下午四时许，中转站已经容不下不断送来的伤员了，部分伤员只得躺在担架上在公路边等候。不巧又下起了雨，只好把待在露天的伤员抬往附近老乡家暂避。
其中有一拨军民共十二人，包括三名伤员、六名担架民工和三名警卫战士（伤员中有两位是军官，一位是五三八团团部的宋参谋，另一位是纪副连长，故有警卫战士随行），下雨伊始，警卫战士指挥民工把担架抬往距临时中转站五六十米远的一户老乡家躲雨。这位老乡孤身一个，住着两间用毛竹搭建的简易房。房小人多，难以容纳十二个人外加三副担架，幸亏房屋门前的空地上搭着一个原本用来堆放柴火杂物的遮雨棚，最近本地闹匪患，储存的柴火都给蜂拥而至的土匪煮饭烧菜搬空了，正好可供伤员一行躲雨。
伤员一行过去时，主人正在屋里煮饭，不知在做什么菜肴，老远就闻到一股勾人食欲的香味。这一行十二人都还没吃晌午饭，当下闻之禁不住腹中辘辘。三名伤员伤的都是四肢，内脏不受影响，失血后正需要补充营养，三个护送战士中为首的副班长小周在请示本部上级副连长后，就去跟主人商量紧急解决伙食问题。
主人是个三十多岁、中等个头儿、体格壮实的男子，脸面黝黑粗糙，双手布满老茧，一看就是常年干庄稼活儿的当地农民。此刻，这个男子站在外间的灶台边，灶台上架着一口大铁锅，里面正煮着什么，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那股勾人食欲的香味就来源于此。小周唤了声“老乡”，问你这是烧的什么好东两，竟然那么香，还有肉味儿，是逮着啥野物了吧？男子点头微笑，却不开腔。小周怀疑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外省话，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枚银元，指指那锅汤，示意要买下，再麻烦对方给煮一锅米饭。
那老乡见到银元，眼睛一亮，弯腰揭开灶台下面另一口锅的锅盖。小周乐了，原来那是一锅刚煮好不久尚冒着热气的大米饭。老乡显然能听懂小周的外省话，他把锅铲伸进汤锅里，捞了一铲子给小周看，里面是野兔、野鸡各一，还有一些菌菇。小周见之，又掏出一枚银元，连同刚才那枚一起放在灶台上。那时银元是硬通货，在成都市区的饭馆里，两枚银洋可以吃到一桌大餐了。可是，这个老乡却提出还要加一枚银元，因为他这饭菜是特地为当晚要来访的几个朋友准备的，为此，他还买了三斤散装白酒哩。说着，从厨房角落里拿出一个坛子，把反扣于上面的盖子一掀，小周果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儿。
这当口儿，别说对方开价三块银元了，就是再加两块，那也得咬咬牙。尽管这些饭菜对于包括伤员、警卫战士、担架民工在内的饥肠辘辘的十二人来说也得少了些，但众人一致认为，这是他们有生以来吃到的最有滋有味的一顿饭。
然后，“致命天使”就登场了！
所谓“致命天使”，指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菌类——鹅膏菌。相传早在两千余年前，古罗马独裁者凯撒就非常钟爱此物，因此，鹅膏菌又被称为“凯撒蘑菇”。凯撒蘑菇的学名叫橙盖鹅膏菌，遍布全球除南极以外的各大洲，在东亚，人们称其为“黄罗伞”、“鸡蛋黄蘑”等。鹅膏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种类繁多，有的种类不但可食用，且其美味闻名天下，有的种类则含有鹅膏毒肽、鬼笔毒肽、毒伞素等环肽类毒素。这些毒素可溶于水，化学性质稳定，即使经过高温烹煮也不会失去活性。此外，毒性也各有不同，轻者引起消化道不适，出现幻觉、昏迷等症状，如果得到及时治疗，恢复较快；如果是剧毒鹅膏菌，那就不容乐观了。
那么，剧毒鹅膏菌能毒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听起来就有点儿吓人了——只需一只，就足以将一个成年人送往另一个世界。但凡误食剧毒鹅膏菌，除了上述消化道不适、幻觉、昏迷等症状外，毒素还会损伤肝脏和肾脏，导致脏器功能衰竭，即使及时就医，生还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因剧毒鹅膏菌会引起幻觉，中毒者大多感觉飘飘欲仙，没有危机感，殊不知自己已经走到鬼门关边上了，故人们又把剧毒鹅膏菌称为“致命天使”。
更让人头痛的是，有毒鹅膏菌和无毒鹅膏菌外观相似，而且经常混杂在一起生长，良莠难分。小周等十二人的这顿高价晚餐，其中与野兔野鸡混煮的那些蘑菇，正是剧毒鹅膏菌。
待他们吃完，已是暮色初降时分，雨也停了。中转站那边传来阵阵汽车喇叭声，一行人便离开老乡家前往登车。剧毒鹅膏菌中毒后，发作时间因人而异，最快的只有十分钟，慢的则可达二十四小时甚至更久。十二名军民中，发作最快的是六个担架民工。他们都是成都市区的职业挑夫，因剿匪战事需要，临时被军方征雇，把伤员送到成都市区的六十军野战医院后，就各自回家了。当晚，六人均出现消化道不适反应，由于防范意识欠缺且受经济条件限制，他们都没去医院，而是采用旧时社会底层劳动人民常用的“催吐”、“催泻”等土法儿对付。而且，六人以及家属都没有想到过“中毒”，只以为是肠胃不适。使用土法儿治疗后，次日上午，竟然恢复了正常——鹅膏菌中毒后，大多会出现一个假愈期。此时如果掉以轻心，以为厄运已过，因而放松治疗，病情很快就会急转直下。
六名军人则是在次日上午陆续出现中毒反应的。小周等三名战士体内毒素发作后，都是腹痛难忍，很快被送往野战医院。医院里，三个伤员也相继出现了症状。医生稍一检查，马上断定是中毒。一问六人的相关遭遇，估计跟昨天那顿大餐有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六个担架民工多半也出问题了。医院方随即派出一辆军用卡车，载着军医前往那六名担架民工的派出机构第四区政府，民政股还没接到民工出事的消息，当下紧急出动寻找，得知那六人竟然“无事”。军医不信，坚持让他们上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往野战医院。途巾，有两人便在车上发作了，到医院时，其中一人已经死亡。
至当天午夜前，中毒的十二人均不治身亡。
尽管军医断定十二名军民之死系误食毒蘑菇所致，却没往“故意杀人”上面去想。事后，野战医院按照规定向六十军卫生部报告当天伤亡情况，把这十二人作为“中毒死亡人员”列入。3月15日，军卫生部领导在审阅野战医院的伤亡情况报告时，对一次性有十二名军民死于中毒感到震惊，致电野战医院询问相关情况，同时向六十军保卫部通报。军保卫部领导当即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军方跟成都市公安局联系后，由警方派出法医对中毒死亡者遗体进行解剖检验，保卫部则指派一个由三名保卫干部组成的调查组，在一个警卫班的护卫下，前往新都县石板滩事发现场——位于石板滩镇外约三里地的一个由四十多户外来流浪者组成的自然村，名字也很贴切，就叫“叫花村”。
调查组抵达时，头天临时设立的中转站已经撤销，那里原是位于该村村口的打谷场。十二名军民中毒的现杨在村口外的一户单身村民家，此时已是人去屋空，凡是能够燃烧的用竹木制作的简陋家具、农具，都被搬到房后小河边烧得一干二净；厨房的灶台、铁锅、水缸也全部被砸碎。看样子，主人是不准备回来了。调查组当时有些不解，费这么大劲儿把家里的东西烧了砸了，还不如干脆把两间毛竹简易房以及屋前的席棚一把火烧了来得省事。稍后警方专案组分析可能是怕惊动了其他村民。
据此认为，那个以三枚银元的高价向我军伤员一行提供饭菜的男子，应是故意杀人，疑系叛匪同伙。随即走访村民，因语言沟通不畅，加之当时的局势（村民信息面窄，估计对叛匪是否能成气候有顾虑），对军方保卫干部的询问态度冷淡，基本不予回答；即使有回答的，当地土话保卫干部也无法听懂。无奈，保卫干部只得去石板滩镇内调查，也是费了一番周折，总算获得以下情况——
镇外那个自然村是流浪者自发组成的，并不被旧政权承认，所以没有官方的村名，“叫花村”这个名字是石板滩本地镇民叫起来的。“叫花村”的村民都是外地人，早在清末，就有流浪人员在那里结庐居住，开荒种地。随着聚集的流浪者增多，有男也有女，有的组成家庭，初具村落的规模。其实，石板滩这边的居民上溯几代，也都是外来人，是清初开始实施、持续到清朝中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政策期间从湖广（明清及民国时期指的是湖南、湖北）迁移过来的，称为“客家”。他们对流浪者抱同情态度，并不排斥，于是，“叫花村”就这么形成了。
解放后，新政权派来接管石板滩镇公所的干部原准备对该村村民挨家逐户进行登记，并正式给村子命名，作为镇政府下辖的一个村庄，但这个打算未来得及实施，就发生了龙潭寺、石板滩土匪暴动。
至于那个疑似叛匪同伙的投毒凶犯，人都唤其“老袁”，是前年深秋不知从何方来到石板滩的。据说刚来时，看模样似是一个跑单帮做买卖的贩子，说一口川东话，但仔细听可以分辨出夹带着外省口音。这人虽是流浪汉，但似乎并不缺钱，他一到石板滩，就买下了村口那两间毛竹简易房作为自己的居所——房子原先的主人刘至禄前往成都做工去了。然后，他就改为山民装束，经常上山采药草，简单处理后卖给中药店铺。
老袁住在村口，平时很少跟人接触，也难得进村。村民因其寡言少语，也就不大愿意跟他来往。石板滩镇是客家人一统天下，镇公所那些当差的也都是客家，他们继承老辈留下的规矩，对前来本镇的流浪者，不论暂居也好定居也好，基本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除非新都县里有饬令下来要查什么角色，这才例行公事。所以，老袁没被镇公所方面惊动过。解放后，镇公所被新政权接管成为镇政府，由于公务实在太多，根本顾不上清查“叫花村”的人口。谁都知道，这些人的来历多半说不清道不明，真要搞登记，得从县里派一个工作组下来。
那么，老袁是否识文断字？他对政治是否关心？这个，石板滩镇上的人跟他几无接触，都说不上来，只知道他那两间毛竹简易房在公路边，解放前夕来来往往的国民党军队颇为频繁，倒是并无他跟人家有甚接触的传言。国民党军队的军纪差，按说自是要扰民（旧时对军人抢劫民众行为的“雅称”）的，但“叫花村”是穷窝子，无甚可以让这班军爷“扰”的，最多抓个鸡搬些柴火，据说老袁也有过此类遭遇，但没听见他发什么牢骚。解放后，石板滩成为起义、投诚同民党军队的一个集训点，老袁从此就不再上镇里去了。
以上内容，就是军方调查组对“3·13”中毒事件的调查所获得的情况，调查结论是：鉴于袁某来历不明，身份可疑，以及其外省口音，高度怀疑此人是外省潜逃来川的逃犯；其以采药为生，具备识别毒蘑菇的能力，可以排除其误采的可能；加上事发后彻底毁灭现场痕迹逃之夭夭的情节，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有预谋的故意犯罪行为。
此案受害人有十二位之多，且被害人系正在执行剿匪勤务的革命军人及协助军方的民工，后果特别严重，受到军方的高度重视。1950年3月17日午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军长兼政治委员王新亭、政治部主任桂绍彬联署签发的要求对“3·13”中毒事件立案侦查的公文及附件（即六十军保卫部的调查报告），由军方机要通讯员专送至川西公安厅亦即成都军管会公安处、成都市公安局。当日下午，经市军管会公安处长谷志标，副处长赵方、秦传厚三位领导研究决定，由成都市公安局组建专案组对“3·13”中毒事件进行侦查，赵方负责督导。
当晚，“3·13”专案组成立。专案组由俞青竹、殷义、段富仁、詹添福、李长生、孙牧原、沙世杰等七名侦查员组成，由三天前刚从十八兵团政治部调入成都市军管会公安处第二室的俞青竹担任组长，殷义任副组长。俞、殷两人被告知，该案直接向赵方局长汇报，专案组在开展侦查工作时，可以成都市公安局、川西公安厅的名义要求各方协助。
专案组随即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讨论了军方调查组的那份调查报告，认同关于凶犯袁某可能是外省逃犯的判断。为获得更多关于袁某的线索，专案组打算全体出动前往石板滩进行实地查摸，但报告赵方局长后未获批准。此时，匪患形势发生了变化，刚刚得到消息，金堂县遭叛匪围攻，我剿匪部队已奉命前往解救。新都方面之前因大军压境仓惶逃窜或就地隐藏起来的大量匪徒再度猖獗，从成都至石板滩的近百里路途危机四伏，极不安全。即使有武装军人护送，只怕也会出现寡不敌众的情况，导致“龙潭寺惨案”重演。
无奈，专案组只好留在成都继续分析案情。没了其他念头，只有眼前华山一条道，七名侦查员盯着军方那份调查报告中的每个细节逐个研究，总结出了凶犯的基本特点——
第一，根据袁某初现石板滩的穿着打扮，可以判定他之前并不从事体力劳动，也许是旧政权的公务员，或者是金融贸易、文教卫生等行业的从业者、从其熟识药草并能以此谋生这一点来看，其职业多半跟中医有关。
第二，其川东话中带有难以掩饰的外省口音，说明他是近两三年从外省来到川东，先在川东某地谋生，然后移居川西新都的。至于为什么要到石板滩“叫花村”这样一个地方定居，而且从原先的非体力劳动职业转换为爬山涉水攀崖下涧的专业采药工，估计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从时间判断，他应该是抗战胜利后方才逃至川东的。其时国民党政权正在对汉奸进行清算，由此看来，他可能是外省被通缉的汉奸逃犯。
第三，另有一种可能，袁某的川东话并非是潜逃入川后学会的，而是来川东前就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一定是先到川东，再从川东逃至川西。从他现身石板滩的时间推算，他也可能是那些“还乡团”一度猖獗的地区中某“还乡团”的头目或骨干分子。
次日，专案组对上述第三条内容进行了调查——这项调查不必离开成都就可以进行。成都解放较晚，又是西南重镇，之前各地漏网的政治、刑事案犯中很大一部分都将此地作为逃亡的目的地或中转站。成都和平解放后，全国各省的公安机关纷纷向成都市军管会发送协查通知，要求协助查缉逃犯。成都市公安局为此成立了一个专门部门，唤作“协办组”，负责处理相关信函、电报和长途电话，分门别类下派给下辖的几个小组分头查缉，每天都有抓获相关逃犯的消息刊登于市局一室秘书科编印的内部发行的《敌情通报》上。现在，专案组就是去协办组查阅从那些闹过“还乡团”的地区寄来的协查通知。
成都解放两个多月来，协办组保存的协查通知已有七千多份。专案组七名侦查员查阅了一天多，从中遴选出三十二份被认为可能跟袁某相关的进一步分析，最后列出了十七名疑似袁某的对象。专案组长俞青竹向赵方局长汇报了情况，要求亲自出马，化装潜入石板滩请群众辨认。这时的匪情形势较前几天越发严峻，有情报称，石板滩那边的叛匪正在准备发动第二次暴动（该情报稍后被证实），赵方局长不同意专案组冒这个险。可是，不去实地调查，专案组目前就无事可做了，一干侦查员该干什么呢？赵方建议他们这两天继续分析案情，研究侦查思路，同时，让俞青竹把协查通知上查缉对象的照片翻拍下来，送一份到他的办公室。做什么用？赵方没说。
过了三天，赵方把俞青竹叫去，递过一张做了标记的照片——专案组前几天的工作没有白干，已经进行过查证，这就是疑似凶犯袁某！
二、超级凶犯
赵方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得这个情报的？直到案件破获，专案组也不知情。数年后，已经离开公安系统去地方工厂担任领导的俞青竹偶遇一位当年在市局二室从事情报工作的老战友，聊起此事，老战友透露，那是赵方局长亲自布置的一次情报行动。
当时，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川西行署党委都有“必须严密保护我党政军干部不受匪患侵害”的指示，正因如此，赵局长才果断否定了专案组派员前往石板滩核查袁某身份的计划。但袁某的真实身份无法确定，势必影响下一步工作的展开，赵方就想出了一个借用“他山之石”的法子——动用原国民党特务完成此事。
在解放前夕的全国各省会城市中，成都市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可能是最多的，据史料记载，其时该市共有十个有正式编制的特务机构：四川省会军警团联合办事处、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特务委员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成都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成都警备司令部乡区情报所、“中统”四川省调查处（又称“调查室”）、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中央宪兵第二团特高组。赵方物色用来作为“他山之石”的那个对象，系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上尉特务刘能贤。
上尉这个军衔，听着不过是一个芝麻绿豆小特务，但在解放前的成都乃至川西地区，这样一个角色在社会上却是可以威风八面的。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有正式编制的特务总共不过五十人，其中九名由警备司令严啸虎直接指挥，其余分属各情报和外勤单位。同时，这五十名在编特务又是“国防部保密局”的特工，均受到重用，分别担任情报组或外勤单位的头日。赵方选定的“他山之石”刘能贤系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情报组组长。 当然，以区区五十名特务，是无法完成庞大繁重的特工业务的。所以，稽查处还有“额外人员”，亦即临时工。到1949年10月成都解放前两个多月时，稽查处的临时工已达八百多人。刘能贤担任组长的第三情报组只有正副组长是在编特务，其余五十六人都是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均是由稽查处各业务小组及外勤单位自行从社会上物色的地痞流氓，不支薪饷，但可打着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招牌到处敲诈勒索。可别小看这帮人，他们都是成都或者川西本土的地头蛇，十有八九系袍哥成员，活动能量颇大，社会关系广泛。
成都和平解放后，第三情报组的副组长薛某因之前有血债民愤，很快就折进了局子。继而又被查出战时曾逮捕迫害过中共地下人员，那就没必要客气了，很快就给崩了。刘能贤还算幸运，一是没有血债，二是解放前半年就已开始跟中共地下党接触，提供警备司令部的内部情报，协助营救被捕的中共地下人员。成都和平解放时，他遵照我方命令完整保留一应材料、武器，有效约束下属不去趁乱作恶，集中接受军代表接管。因此，刘能贤被定为投诚人员，得到适当优待，仅仅在集训大队学习了一个月就恢复了自由。根据刘本人的意愿，不需要政府安排其工作，而是自谋生计。
刘父是开茶馆的，家境还不错，他也不急着找工作，就待在家里赋闲。没想到赵方局长在众多同类人员的名单中选定了他，亲自召见，交代任务。刘能贤自是一口应允。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方让其前往石板滩的真实用意，只是从赵方亲自出面下达指令这一点上意识到这桩活儿肯定很重要。赵方问需要为其准备些什么，他说要带枪，还要带两个可靠弟兄（原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临时工部属）作为跟班；万一发生意外有人伤亡，希望得到人民政府的善后抚恤。赵方做出承诺，又关照他此去完成交办任务即可，万勿节外生枝。
刘能贤开茶馆的老爸是成都袍哥成员，跟四川本土一些军阀也有关系，在江湖上有些名气；而刘能贤是“军统”出身，又是在警备司令部从事情报活动的，手下有五六十号地痞流氓和袍哥分子，其能量自是了得。这两层优势，再加上他在解放后并未由中共安排工作，所以从前在成都以及周边的温江、新都等地的那些老关系（包括已经为匪的），对其仍旧非常客气。他带着两个弟兄在石板滩待了半天一夜，就完成了赵方局长交办的任务——专案组挑出的那十七个疑似对象中，果然就有袁某。
专案组终于弄清楚了此案真凶的大致情况——
袁某真名王成禅，字立僧，出生于江苏徐州府萧县（今为安徽省宿州市辖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王家在县城有商铺，在乡下有田地，按解放后的成分划分，就是“工商地主”。王成禅自幼聪慧，三岁认字，五岁正式启蒙，六岁已能作诗绘画。十二岁时，因对中医有特别兴趣，遂被送往南京拜师学医。待到学成，十八岁那年又去了上海，进了一所野鸡大学，做起了“洋学生”，两年后因违反校规被开除。遂回乡娶亲，留在家乡行医。其父斥资两千大洋为其开了一家中药店铺，王成禅既是老板，又兼坐堂问诊的郎中。
这家伙生性淫邪，利用看病之便与女患者行苟且之事。日久难免败露，引发“医患矛盾”，患者家属向同业公会、商会、警察局投诉报案无效，遂聚众打砸其店。王成禅从后门溜走，逃过一劫。其父王必功原是当地一霸，闻讯大怒，买通警局拘捕对手，又指使土匪将其家属杀害。 1938年5月，萧县沦陷，日伪成立汉奸政府，组建“皇协民团”，王氏父子出资捐助枪支弹药，王必功得以出任“皇协民团”副司令，王成禅任“萧县政府医卫督察官”。王氏父子其实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主儿，不过是“土汉奸”，对时势的判断缺乏战略眼光，否则，在迈出捐助枪支弹药那关键一步的时候，这爷儿俩是会再三掂量掂量的。
萧县地区是中共和国民党、日伪长期进行拉锯斗争的一个舞台，早在萧县沦陷后不到三个月，中共就在当地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次年11月，成立了豫皖苏区联防委员会，1940年又成立了皖东抗日根据地淮上办事处、淮上行署。同时，国民党的萧县流亡政府也长期存在，活动频繁。王氏父子投靠日寇，成为民族罪人，偏偏王必功还喜欢高调行事，一边为日寇效劳，一边还施展恶霸手段残害民众。于是，就上了中共的锄奸名单，于1943年初的一个严寒之夜，被锄杀于萧县的一家妓院里。
我锄奸勇士原本要把王成禅一并干掉的，但连寻其两处住所，都未找到其踪迹。事后得知，王成禅当晚接待早年在南京学医时的师兄，饮酒过量，醉倒在人家下榻的旅馆里，侥幸漏网。次日，王成禅闻知其父死讯，吓得魂不附体，连丧事也没敢参加，甚至没回家去汉奸老爸灵前焚香磕头，就逃之夭夭了。不久，王成禅在乡下的老家所在地纳入中共抗日民主政府的控制范围，其家的土地房屋被分给当地贫苦民众，部分财产充公，作为抗日经费使用。 王成禅先去南京，继而赴沪，在上海一直待到抗战胜利也不敢回萧县老家，生怕国民党政府追究其汉奸罪行（战后，萧县民主政府随同专区行署撤往豫东解放区）。受一个朋友之邀，王成禅前往南京行医，其间结识了国防部的一个有些背景的少校军官陶某，从陶那里得知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即将爆发。一旦开战，“中央”必欲将共产党彻底剿灭。
陶某了解了王成禅抗战时期的情况后，说此事可以帮兄台消弭。王成禅闻之大喜，表示若果真如此，就能以合法身份返回家乡，少不得要把那些分他家土地占他家房产的穷棒子一个个收拾了。陶某指点，南京政府支持以前受过共产党“迫害”被迫逃亡在外的人员返乡复仇，名曰“还乡团”，发给武器经费，助他们杀回家乡。国防部在鼓楼设立了一个报名点，兄台可去报名，若加入了“还乡团”，以前的事肯定一笔勾销了。
就这样，王成禅成为“还乡团”的一员，于1946年7月18日随同国民党军队返回萧县。他参与了多次“复仇行动”，亲手杀害二十余人，此外还有纵火、强奸等严重罪行。
1948年11月13日，萧县全境获得解放。但王成禅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从当地消失，据说去了南京，也有乡人称曾在上海见到过他。1949年4月下旬南京解放后，萧县人民政府曾致函南京市军管会公安部请求协查，还派员前往南京，均未找到该犯下落。同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又派员赴沪访查，依旧无果。8月，据县公安局从武汉追捕到的同系萧县“还乡团”分子段某交代，王成禅去了重庆。告知他该信息的是其表哥甄某，甄某称，曾在重庆胜利碑（即今解放碑，1947年8月竣工落成，时称“抗战胜利纪功碑”）一带亲眼目睹王成禅在路边摆案设摊替人诊脉开方，操一口流利的川语。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12月中旬，萧县公安局派员前往重庆访查无果，便在l950年元月中旬向西南已解放地区寄发协查在通知，继续查缉王成禅。这份协查通知，为成都市公安局调查“3·13”专案提供了确认凶犯身份的重要依据。 专案组经过研究，报请赵方局长批准后，兵分三路，七名侦查员分赴重庆、萧县、南京和上海进行调查。当时交通不便，旅途费时颇多，这一查整整花了三个星期，遗憾的是，最终什么结果也没查到。 最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对象，是曾在重庆胜利碑亲眼目睹王成禅设摊诊病的那个甄某。此人是萧县逃亡地主，抗战时在日伪的“维持会”任职，和“还乡团”也有一腿，从其年龄、经历判断，他跟王成禅应该相识，很可能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估计两人在重庆见面时也有过交谈，甚至还一起喝过老酒什么的。当时重庆还是国统区，两个“还乡团”骨干分子待在“自己人”的地盘上，喝喝酒聊聊天也算正常。可是，这条线索却没法儿查下去——甄某在武汉被捕后，押解途中企图跳长江逃跑，被警方开枪击毙。
解放伊始的川西，除了匪患严重，治安形势也相当严峻，特别是成都，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成都警方警力有限，因此，“3·13”专案组在辛劳一个多月也未能获得突破的情况下，领导不得不让他们回到各自所属部门，参与其他重要案件的侦查。但赵方局长有言，这并不意味着“3·13”专案组已经解散，只要发现新的线索，全组同志必须重新聚合，投入对该案的侦查。 6月2日这天，赵方收到重庆市公安局发来的电报，下令俞青竹等七名侦查员立刻前往“刁公馆”集合，宣布重新启动“3·13”专案。 专案组接受任务后，就如何展开对超级凶犯王成禅的侦缉进行了研究。 侦查员不知道，差不多就在他们研究如何侦缉王成禅的那个时段，距离专案组驻地华兴东街45号成都市公安局不过五百来米的鼓楼南街那家名唤“包荐头”的荐头店（旧时对职介所的称谓）里，以荐头店店主身份为掩护的“保密局”潜伏特务包福寿刚刚接待了一名特殊主顾——他的上司、代号“穿山甲”的“保密局”中校特务。“穿山甲”向包下达的一道指令，恰恰与王成禅有关！
“包荐头”虽小，却是家老字号，打自包福寿爷爷那辈儿就已开张，传到他手里已是第三代。抗战前期，四川已成为国民政府的大后方，蒋介石自是对川中军阀政客以及盘根错节的袍哥帮会予以特别关注。于是，“军统”、“中统”悄然登场。人手自然短缺，只好就地物色，包福寿就是这样被人家看上的。 当时打的是“同心协力、精诚抗战”的招牌，包福寿的父亲有袍哥身份，他跟着父亲学得了不少江湖经验，知道凡事都要顺着“势”来。“军统”派人跟他结交，然后道明本意，他几乎是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从此，他有了“军统”的正式编制，设档案、有代号、领薪饷、拿津贴。干的活儿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把“包荐头”作为“军统”的一个秘密情报中转站。尽管不是特工科班出身，包福寿对这项秘密工作居然适应得很快，而且干得不赖，从1939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六年期间，也曾遇到过几次险情，但他从容应对，都是有惊无险。 抗战胜利后，“军统”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搞特务复员，“包荐头”这个情报中转点被撤销，包福寿也在复员名单里。不料，世事多变，到了1948年秋，已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原“军统”因局势不利，需要安排潜伏特务，又想起了包福寿这位“老同志”，派员前来联系，要求包福寿“归队”。
包福寿遂重操旧业，干的还是老本行——情报中转，不过，这回保密等级提高了，“包荐头”这个情报中转点的代号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箱”。本案第二次侦查开始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密码破译专家已经在截获的敌特密电中发现了这个代号，初步研判，认为乃是设于某公寓大楼或公私单位的内部公用信报箱，没往联络实体上面去考虑。包福寿还是像抗战时期那样，以冷漠而又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份第二职业。不过，他怎么也没想到，“组织上”要让他的工作职能发生一个变化，给他这个“军统老同志”增加点儿工作量。 这天下午，代号“穿山甲”的上司以顾客身份突然出现在荐头店小小的店堂里。这是一个三十五六岁的男子，寻常市民打扮，成都其时已入夏，时有雨水，因此他手里提着一把收拢的油纸伞。包福寿之前曾与其见过一次面——1948年秋，“保密局”派来通知包福寿“归队”的那位即是此人。
本案破获后，这位仁兄一并落网。其真名叫况锦天，曾任“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少校特别督察官。1948年夏，“保密局”总部根据形势对成都的特务组织予以调整，况锦天晋升中校，受命组建并负责指挥三个潜伏特务组织，其中一个就是只有包福寿一名特务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密字第241信箱”。 “穿山甲”交代给包福寿的任务是：奉台北总部密令，“241信箱”立刻行动，在成都秘密寻访一个名叫王成禅的男子，找到后不必惊动，在“包荐头”门口挂出暗号即可。 包福寿觉得这个任务似乎没什么风险，不过，“241信箱”只有他一只独脚蟹，让他一个人干这桩找人的活儿，难度肯定不小；另外，这是必须把全部时间都扑上去的“全日制”工作，荐头店怎么办？停业？经济损失怎么算？这话跟“穿山甲”一说，上司微微一笑：“已经考虑过了，不必停业，照常营业，但可以采用开开停停的方式。你这荐头店就你一人，原本就是要时不时关了门去联系上下家的，没有人会对你产生怀疑。至于经济损失，组织上予以补贴，另外，你这属于外出活动，津贴、交通费、应酬费什么的都不会少。”
接着，“穿山甲”交代了查访对象的情况：王成禅，男，四十岁左右，身高不低于一米六五，应是豫苏皖鲁交界地人氏，会说川语，单身，职业可能是中医。此人之前曾干过“还乡团”，不知何故突然脱离，隐居于新都县石板滩镇外的“叫花村”，现已离开。今年3月13日，曾对共党军人出手，一次毒毙十二人。“组织上”估计，目前此人在成都已有职业掩护，而且有相对固定的安全居所，可按照这个思路着手寻访。
“穿山甲”向包福寿布置的这项任务是有来头的，而且来头委实厉害——超级凶犯王成禅在新都县石板滩作的案子，被混在叛匪中的“保密局”特务作为情报密呈台北总部。对于敌特机关来说，这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因此迅即送往局长毛人凤的案头。毛人凤阅后，转给其时主管台湾情治（即情报和治安）系统的蒋经国。蒋经国每天去见蒋介石，自然要把大陆的一些消息以正式或非正式（也就是闲聊）的方式报予老蒋，其中就包括这一条。蒋介石对王成禅的身份很感兴趣，追问“此人究竟是党国谍报外围组织成员还是寻常民众”。小蒋说，情报中称此人系“村民”，估摸应该是寻常民众，如若系我方谍报人员，其所在组织肯定要作为战绩上报的。
蒋介石随即让蒋经国布置下去，设法找到王成禅其人，将其送到台北。蒋经国马上领会了老蒋的意图：四川、两广、两湖、安徽等省目前多有“忠勇之士”武装反抗中共“暴政”，川西新都王成禅毒毙“镇压暴动民众”的军人及“帮凶”（即民工），其志可嘉，可以将其树为典型公开宣传，再由心战专家策划利用，以鼓舞正在大陆多地“奋勇斗争”的“忠勇之士”的士气。 “总统口谕”由蒋经国传给毛人凤，毛人凤随即着手安排落实。对于当时的“保密局”来说，要从四川把一个人平安接往台湾，并不特别犯难。从重庆到云南有抗战时已经在使用的公路，从云南越境至缅甸，那里有被解放军打败后逃至缅甸境内盘踞的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残部，其占据地区修有小型机场，登机即可飞台。难的倒是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王成禅其人，这需要动用“保密局”在四川的潜伏特务，而且不是区区几人就可以找到目标的。
为此，毛人凤在三天内四次召集由叶翔之、王蒲臣等多名特工专家、将军级大特务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在不暴露潜伏人员的前提下尽快找到目标的方案。根据专家建议，还特地拍发密电向当初报告“王成禅毒毙共军”情报的潜伏特务询问相关信息。回电很快就来了，却是“再无详情”。不过，不能小觑“保密局”收集情报的能力，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他们还是收集到了这个超级凶犯的基本情况。最后，毛人凤拍板决定，把寻找中心点定于成都，指令潜伏于该市的特务“穿山甲”况锦天负责该项任务。
毛人凤的这个决定是根据多名与会者的建议作出的。况锦天的军衔是中校，这种军衔在“保密局”一抓一大把，并不起眼，但其现时的职务却很重要，系领导三个潜伏特务组织的“国防部保密局西南川字第六室”主任。“第六室”拥有可以直接跟台北“保密局”总部联系的秘密电台，下辖的三个潜伏特务组织目前共计特务十九名，除了包福寿的“241信箱”，另两个潜伏组织分别是搞情报和行动的。此外，况在解放前曾任“国防部保密局”成都站少校特别督察官，系成都站指挥、监督四川省会警察局和成都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特务活动的督察组组长，手头掌握着一些解放后尚未暴露的“保密局”特务组织外围成员或曾与“保密局”有瓜葛的留用警察及社会人士，必要时可以此为把柄，要挟对方参与现行特务活动。这部分人总共有四五十人，也是一支力量。因此，在成都的“保密局地下同志”中，可以说没有其他人比况锦天更适合承担该项任务了。
况锦天接到台北总部的密电后，不敢怠慢。作为一个资深特工，他对如何完成这个任务作了缜密考虑：首先是保全自己，为寻找这么一个家伙把自己搭上，那是愚蠢之举。想来想去，认为自己不直接出面站到一线为上策。王成禅作了这么一宗特大案件，中共军方警方肯定都在查找其下落。如果自己风风火火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很有可能就让人家给盯上了。所以，最好找个代理人挡在前面。 找谁呢？自然就是他麾下的三组潜伏特务之一、“241信箱”包福寿了。这人祖上世代操袍哥，在成都乃至全川、湖广都有人脉可用，此系访查王成禅的先决优势，让其执行该任务，成功率比较高。如果运气好找到王成禅，那功劳还是“穿山甲”的；如果运气不佳，折戟沉沙，那也损失不到“穿山甲”头上，及时切断关系就是，反正是单线联系，操作方便。
三、失之交臂
“3·13”专案组举行重新启动侦查后的首次案情分析会，讨论如何查缉超级凶犯王成禅。
此前，西南公安部政保处于桑处长签发的电文告知川西省厅（成都市局），“前你厅发函要求协查之要犯王成禅疑似藏匿于蓉城市区，曾有相识者亲眼目睹其在米市坝现身”，侦查员对这个说法进行了分析—— 电文没直接说目标曾在成都米市坝现身，而是在前句缀以“疑似藏匿于蓉城市区”的说法，侦查员据此认为，重庆市公安局报予西南公安部的相关内容可能另有隐情，只是不便透露。侦探这一行，凡涉及线人、耳目的，都有一套规矩。一般说来，出于对线人、耳目的保护以及今后的使用，通常不会把获得的所有信息都通报给同行。但如果只说“曾在米市坝现身”的话，可能会使成都方面产生疑惑，在“路过成都”还是“藏匿成都”这两个选项间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进行研判，因此就作了适当提示。专案组讨论下来，决定依据“藏匿于蓉城市区”这个结论来制订访查方案。
王成禅藏匿在成都市区哪个旮旯？眼下当然不清楚。尽管其曾在成都米市坝出现过，但这个“出现”是这厮就住在那一带，还是偶尔去米市坝溜达，正好让人看见了，这就说不准了。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以王成禅的情况，欲想在成都市区生存下来，首先要有固定居所，其次是必须有经济来源。从之前调查到的情况判断，这主儿系萧县那一带的“还乡团”骨干分子，估计在“还乡清算”过程中是有所收获的。他初到新都县石板滩就掏钱买下那两间毛竹小屋，可以作为这一点的佐证。 不过，以王成禅的江湖经验和缜密的心计，他手头有再多的钱财，逃至成都后也不敢贸然出手。而且，解放后成都公安对户籍管理抓得很紧，像他这样一个没有户口的主儿想在当地买房租房，派出所这一关就通不过。同样的原因，即便是以访客名义在朋友家暂住也做不到，那是需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而王成禅是逃犯，没有身份证明，无法申报。 侦查员据此分析，看来王成禅在米市坝“现身”之举，并非临时溜达一圈、很有可能是在那一带落脚了。 位于北门的米市坝在旧时的成都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场所。这个坝子很大，原是华光寺前面的广场，后寺院废弃，寺前坝子便成了农贸市场。最初以经营米面蔬菜为主，渐渐成气候了，就有卖唱、杂耍、看相和游方郎中等前往设摊扯场子。由于那里叫卖的东西不大靠谱，本地人又把米市坝唤作“扯谎坝”。米市坝也好，扯谎坝也好，总之这里就是一个以买卖农副产品为主，兼带杂七杂八生意的综合性自由市场。 旧时这种市场全国各地都有，通常官方并不管理，也不收税，治安问题自然也是不闻不问。川地袍哥现象普遍，各行各业都有其成员，市场秩序多半也由袍哥负责。一般来说，类似争抢摊位或因竞买竞卖引发的纠纷并不多见，一旦发生，袍哥会出面调解，时间一长，就成为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同样的原因，扒手顾忌袍哥的势力，在这里作案也不敢太嚣张，至少白天如此。倒是晚上，商户们需要特别注意防范小偷小摸。 前来米市坝做买卖的商贩，其经营规模有大有小，并不都是只挑一个担子就过来了，其中不乏用车舟（马车、人力架子车和木船）运送数百上千斤甚至更多的货物进城来出售的。这么多货物，不可能一天就卖光，晚上就住在市场里，用芦席草苫油布临时搭个简易窝棚栖身，守着卖剩的货物过夜。市场无人管理，官府不过问，袍哥势力白天的时候可能会维持一下市场秩序，到了晚上，那就没人操心了。货物的安全，全靠货主自己盯着。于是，在市场搭建的窝棚就成了米市坝的一道独特风景。不仅是相对固定的摊贩，路过此地的小贩、艺人、游医等也经常来这儿过夜，长期驻扎在市场的固定摊贩不但不干涉，反而还会提供帮助，互通有无，几次下来混熟了，合伙做买卖甚至结拜弟兄的情况也不少见。这，就是江湖。
那么，王成禅会不会就混在米市坝这个“江湖”里？专案组认为有必要查摸一下。除此之外，北门地区的旅馆、昼夜开张的澡堂、经常运货进城停泊在附近的船只等，也要予以关注。 次日，6月3日，专案组七名侦查员根据上述调查方向分头进行访查。考虑到王成禅是外埠潜逃来川西的，跟成都当地袍哥有来往的可能性极小，动用耳目打探其下落不至于打草惊蛇，在请示赵方局长获准后，动用线人、耳目进行协查。 专案组七名侦查员中，沙世杰、孙牧原两人是国民党省会警察局的留用刑警，他们自抗战时期就已跟中共地下组织有接触，受地下党委托提供过多方面的情报。其中老沙还是革命烈属，他的嫡亲弟弟是川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1948年被捕牺牲。沙世杰在旧警局刑侦大队时，因侦查刑案需要，曾奉命物色过三个耳目。这一行的规矩是，谁建立的耳目关系，就由谁掌握使用。成都解放后，老沙和这三个耳目的联系还一直保持着。组建“3·13”专案组时，组织上考虑到可能需要动用耳目，就把沙世杰从刑侦大队临时借到二处参加专案侦查。
这天上午，一干侦查员分头行动，专案组长俞青竹把三张从协查通知上翻拍下来的目标照片交给沙世杰，让他交给耳目，请他们协助查找。俞青竹则单独前往米市坝一带的管段派出所。 所长老刘跟俞青竹是同乡战友，少年时就在一起耍了，此次一起随军南下接管成都警局后，两人都很忙，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自有一番寒暄。老刘听俞青竹道明来意，说你们这个专案组一成立，我就从内部简报上看到了。前两天跟所里同志闲聊时提及此事，这才想起一晃儿两个多月过去了，一直没听见下文，估计办案不顺。现在既然有情报说目标曾在米市坝露过面，那敢情好，我这边于公于私来说都理应全力支持，具体怎样配合，请老兄发话。俞青竹说情况尚不明朗，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眼下能做的，就是访查管段内的旅馆、大车店、公共澡堂等可以过夜的场所，看是否能摸到线索。老刘遂唤来朱、张两个留用老警员，说这二位是这边的老土地，不但地头、人头两熟，经验也足够丰富。 俞青竹把相关情况跟老朱老张说了说，那二位则介绍了本管段这方面的场所情况，三人排了排访查顺序，随即投入工作。 与此同时，由专案组副组长殷义和侦查员段富仁、詹添福负责的第二路对米市坝市场的访查也在进行中——
当时还沿袭旧例，有赶场日，按季节或三天一次，或五天一次。逢到赶场日，整块坝子全是市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解放后，人们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即便不是赶场日，坝子上也有很多商贩摊子。这天是阴历四月十八，虽不是赶场日，但还是有人出摊，在各摊位间穿梭往来的顾客也颇有一些。三侦查员进入市场后，先是貌似悠闲地转悠了一圈，熟悉一下市场的环境，把摊主也都扫溜了一遍，没发现跟照片上的王成禅相似的对象。然后，开始分头访查，每人一个方向，一个个摊子挨着把照片亮出来，问摊主是否见到过这么一张脸。
这种做法，在米市坝市场其实算不上稀奇事儿。解放前，警察、私家侦探缉拿案犯，或大户人家寻找私奔儿女，经常来这么一手；解放后，外埠公安来成都查缉逃犯，也经常光顾米市坝，有的还把印制的通缉令张贴于市场周围房屋的墙上，甚至是市场内一些常年留驻的大摊位搭建的简易芦席棚的蒿墙上，但因为露天，蒿墙的墙面又不平整，一般两三天就脱落了。现在，三侦查员用这个方式进行访查，摊主们都见怪不怪，不过，一个个看下来，最后都是摇头。 米市坝外围并无围栏或篱笆之类，各个摊位看似杂乱，其实也不是毫无章法乱搭乱建，其间自然形成通道，最外围的摊位之间的空当儿，就是类似市场的“门”。殷义让一溜摊位的摊主看过照片后，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门”口，即摊位间可供人车通行的一个空当儿，也就是刚才进入市场的位置。一眼扫去，老殷发现“门”外多出了三个地摊，刚才进来时是没有的。于是，便上前查看。
这三个摊位分踞两侧。一侧两个，一个是卖小型竹器的，另一个是卖草药的，一男一女两个摊主都在三十岁上下，可能来自同一个村子，因为两人正用相同口音的川西土语聊着什么；另一侧是个五十来岁的小老头儿，一头黄中夹杂着灰白的头发乱蓬蓬的，好似废弃的鸟窝。那人蹲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个用竹编制的鱼篓，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烟杆，正慢吞吞地抽着，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情。见殷义朝自己这边看，他蹲在原地不动，抬脸咧着少了两颗门牙的嘴巴朝殷义笑笑。殷义被对方眼中闪出的那道常人没有的神光所吸引，暗忖这小老头儿不简单，应该是练家子，而且是长年习练内功的人，否则不会有这样的眼神。 这时，一旁那个摆草药摊头的男子开始向殷义兜售商品：“这位先生，买点儿消火祛湿的草药回去吧，已经入夏了，家里留着备用。”
殷义这几天有些喉痛，寻思买些金银花泡水喝或许有效，就过去买了些，付完钱出示照片，问对方是否见过此人。男摊主看照片的时候，卖竹器的女摊主也把头凑过来，但他们都表示没有印象。女摊主说我们平时是在春熙路卖货的，这几天那边在修路，不让摆摊，这才来米市坝。您去问问那位大爷，他经常在这里摆摊子。一边说，一边示意对面那个眼露神光的小老头儿。 殷义便走到小老头儿跟前，出示照片。小老头儿见之，微微一怔，接着缓缓摇头：“不认识。” 对方细微的表情变化被殷义捕捉到了：“老大爷，您再看看。” 小老头儿稍稍犹豫，继而点头：“恭敬不如从命。” 他把照片拿在手里，重新审视。这回看得比先前仔细，一边看，一边下意识抬起另一只手在乱蓬蓬的头发里抓挠。殷义寻思没准儿有戏，便从口袋里掏出香烟，刚要递过去，忽听一个童声尖呼“大爷”，跟着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儿，手里倒提着一条半大不小的灰褐色花斑蛇，瞬间已经奔到近前：“我抓着一条蛇！” 小老头儿的目光从照片上移开，瞥了一眼，漫不经心道：“很好！放篓里吧。记着，欠你六千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 说完，小老头儿继续看照片，拧眉沉思，似在苦苦回忆是否在哪里见到过这张面孔。但殷义的注意力却已经转移到那个小孩儿身上——确切地说，是转移到小孩儿手里倒提着的那条毒蛇上！
殷义有过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历练，也有深入敌后化装侦察，面对日伪枪口和刺刀从容不迫的那份定力，但唯独对蛇虫见之憷头，甚至想着心跳就会加快。之前，他见小老头儿蹲在那里守着一个鱼篓，想当然以为是个渔夫，是来市场卖鲜鱼的，哪知这老儿竟然是来米市坝做毒蛇买卖的！此刻，小男孩儿一手拎着毒蛇，一手拨弄着竹篓的盖子试图打开。殷义看得提心吊胆，对其是否能如愿有所怀疑，脑子里随即闪过一个念头：千万别把这竹篓弄翻了……
结果是担心什么来什么，端的是“说时迟那时快”，就在殷义一闪念间，竹篓果然被小男孩儿弄翻了，里面盛着的毒蛇（估计也有少量无毒蛇）顿时争先恐后钻出来。农贸市场的地面湿度古今中外都差不多，不分晴天雨天，只要开门营业，必定是湿漉漉的。米市坝又是清一色的泥地，蛇类动物在这种地表上的移动速度非常快。转眼工夫，二三十条毒蛇四下乱窜，由于速度快，移动中五彩斑斓的花纹显得诡异而又恐怖，卖草药和竹器的男女小贩惊叫连连，拔腿就逃，路人以及市场里的其他商贩也都大惊失色。
纵然身经百战，殷义这当口儿却也傻了，事后跟战友提起这段经历，说他当时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赶紧躲开的冲动。在场人员中，只有摊主小老头儿镇定如常，他把照片朝殷义手里一塞，说声“没事”，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把剪成碎末的混合干草药，随手一甩，呈扇面形撒在地上，伸脚把倒翻在地的竹篓勾回来，与此同时，嘴里发出尖厉的怪啸。说也奇怪，那些被殷义这个北地汉子称为“长虫”的爬行动物竟然纷纷回转身来，仿佛那些草药碎末对它们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小老头儿抄起竹篓，出手如电，手指频频戳点七寸，被点中的长虫无不就地瘫软，被他一条条收进竹篓。
这一切发生得快，结束得也快，也就不过两分钟。目睹这一幕，殷义对小老头儿这一手暗自惊叹，在场的路人以及摊贩更是议论纷纷。那小老头儿收起竹篓，双手抱拳冲大伙儿转着圈儿作了个罗汉揖表示歉意，然后走到殷义跟前，说照片上这张脸他看着似乎眼熟，可实在想不起曾在哪里见到过，抱歉了！ 就在这时，市场另一侧“砰”的一声枪响，随即传来喧哗之声。殷义一个激灵，莫不是段富仁、詹添福他们遇到了情况？想着，拔腿便往市场里跑。 市场另一侧的段富仁、詹添福确实遇到了情况——
他们两个分头沿着一排摊位挨个儿向摊主出示王成禅的照片，询问是否见过这个人。段富仁来到拐角处的最后一个摊位，那是一个卖小板凳、水桶、储物盒、木如意之类小型木器的摊子。摊主不在，可能是临时有事暂离片刻。段富仁寻思，那就先去对面那排摊位吧，回头再过来请该摊主辨认。刚要转身离开，摊主回来了，是个二十二三岁的愣头青，可能以为段富仁是顾客，还没走近就扯着嗓门儿吆喝：“想买什么？喂，别看别人啦，说的就是你！”
段富仁甫一转身，那小子一愣，睁大眼睛上下打量片刻，脸色倏变：“你……你是……” “我是公安局…… 下面的话段富仁还没说出来，对方二话不说，挥拳便是一个冲天炮。要不是段富仁练过武术，身手灵活躲闪得快，闹个满脸桃花开也说不定。那厮一拳砸空，拔腿就逃。段富仁来不及，紧随其后，却被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三个身强力壮似是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青年男子拦住。段富仁遂掣出手枪，朝天鸣枪警告。不远处另一侦查员詹添福闻声拔枪冲过来，和段富仁一起把那三个小子逼住。段富仁正要去追袭警的那厮，却见殷义已经押着那主儿过来了。原来，这愣头青逃窜的路线正是殷义赶来的方向，见有人慌不择路抱头鼠窜，料想跟鸣枪有关，便当场拿下。
三位侦查员把这四个小子押到市场一角，喝令抱头蹲下，就地讯问。原来，这四个是江湖哥们儿，最低一档的地痞。解放前都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混混儿，解放后地痞混混儿没了市场，就凑了些钱钞批了些小木器合伙做起了生意。这种生意自然别指望能挣多少钱，根本不够他们的花销。于是就策划抢劫，最近半月已经作案三起。昨晚三人刚去三官堂街抢了一户资本家，四人分赃后各自回家。那个挥拳袭警的家伙蔡某到家后方才发现，他带去的那个准备盛装赃物的布提兜竟然落在苦主家里了（因取了苦主一口小皮箱，所以没用上）！这个布提兜是蔡某之父春节前去桂王桥北街“益康堂国药店”购买补品时人家赠送的促销礼品。
蔡某为此一夜无眠，今天上午过来后跟三个同伙一说，观点不一，有说“不碍事”的，也有和蔡某一样颇为担心的。为首那个姓牛的“大哥”认为小心无大错，建议蔡某等三个昨晚持刀进入苦主家跟人家打过照面的暂时去乡下找个旮旯躲一躲。至于米市坝的摊子，由他守着就是。牛某昨晚担任望风，没跟苦主打过照面，只要一口咬定自己在家睡觉，再让家人作证，料想无事。
刚才四人不在摊子上，就是在附近角落抽着香烟密议此事。没想到刚议到这里，发现摊位前有人驻步在瞅商品，以为来了主顾。旧时做生意有点儿讲究，其中一条是每天的第一位主顾必须尽可能拉住，哪怕平进平出甚至小赔些许也要争取成交。所以，蔡某就过来应酬了。哪知一看来人是公家人模样，寻思准是布提兜之事穿帮，人家找上门来了，就有了之后袭警逃窜的一幕。
简短讯问完毕，侦查员去附近找了个有电话机的公司，通知管段派出所派人过来将这四人带走，三侦查员则继续访查目标，结果令人失望——所有辨认照片的摊主都说没见过此人。
其实，不但米市坝市场的摊主十有八九见到过目标，就是侦查员中也有见过此人的。那就是副组长殷义—— 他刚刚打过交道的那个捉蛇的小老头儿，正是超级凶犯王成禅！
四、线索难觅
王成禅在1946年7月怀着对家乡“穷棒子”和中共民主政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