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中国 ：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 凡夫俗子19892020-11-02 22: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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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罗马与中国 ：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

作者： 【奥】沃尔特·施德尔

译者： 李平

出版单位：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8年4月

【内容简介】

在世界越来越关注中国声音、中国方案的时代，通过对比的方法，深入了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本书为我们提供一面很好的镜子。

本书是一本关于早期中国与古罗马帝国比较研究的论集，收录了七位不同作者撰写的专论，其中的五篇为提交给斯坦福大学2005年名为“帝国研究：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中国与地中海文明史”国际会议的论文。各论内容涉及政治、法律、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多个向度，提供了重新观察、审视和反思中西方中古历史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文明对比及中西文明交流史的研究备受关注，也意义卓著。本书由多位在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学者撰文汇编而成，视野开阔，方法独到，观点犀利，给人启发。

【作者简介】

沃尔特·施德尔（Walter Scheidel，1966— ） 奥地利历史学家，维也纳大学古代史博士。曾任教于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等。2008年至今任美国斯坦福大学迪卡森（Dickason）人文学教授兼古典与历史学教授。迄今出版三本专著，发表近二百篇论文，并编集了十余本论著。

以下内容摘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导　言（摘要）

[奥地利]沃尔特·施德尔

《后汉书》描述了遥处于地球西极的大秦的风俗。那里的居民身形高大,剃发,身着刺绣服饰,植桑养蚕。住在五处有水晶雕栏的宫殿中的统治者们,都须加意于天灾,因为这有可能成为他们被迫退位或为他人所取代的诱因。并且,人们认为统治者对此应当毫无怨言地接受。上述这些特质与罗马帝国实际上并无明显的相似性。然就我们所知,古代中国与罗马之间尽管空间距离悬隔,正所谓“道多猛虎、师子,遮害行旅,不百余人赍兵器,辄为所食”,但仍存在某种方式的交通。① 对罗马的观察者们而言,形势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亚洲的最东部实乃“不易通达;一些人来自那里,不过数量极少”。他们很难探访到赛里斯人(或曰“丝绸之人”)②,那些无神论者的存在多过二百余年,他们身着从树木上刮下的丝绸,既凶残好战又文雅平和,长有蓝眼睛和亚麻色的头发,从不和陌生人交谈。①

非常不幸的是:虽说交流上的困难越来越少,然而当代的观察者们却越发不能注意到两大帝国之间为数众多的相似点。事实上,对研究罗马的学者而言,汉朝远不及规模空前巨大且秩序井然的忽必烈帝国引人瞩目。职是之故,欧洲中古时会有马可·波罗和他的追随者去往元朝。②在更乐观的情况下,持续数个世纪的交流让双方的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以时间为线索归纳出发展趋势:由政治城邦到主权政治,由为了洲际作战而生的流动的军事集团到边境管制;伴随着权力的功能性分化的市民官僚事务机构增长;中央政权控制下省级机构正式二分;定居和军事化用于外围的边境地区;通过标准化的国际控制的造币厂获得大规模扩充的金钱;国家干涉制造业和商业;人口登记和普通人的正式等级划分;法典化;市场区域增长且财富向少数精英集中;小自耕农转化为佃农;私人赞助势力增长与政府权威被侵占的并存;不成功的土地改革尝试与最终的农村动乱;通过纪念碑、宗教仪式和精英教育构筑意识形态统一化;同质化精英文化和话语平台的生成;宫廷历史编纂的出现;通过权力维系的规范化的帝国意识形态;后来的宗教变革致使自治教会出现,哲学、宗教上出现的关注重心由社群价值向道德行为和个人救赎的转化。他们或对一系列差异的意义有所思考,诸如罗马的共和背景,地方领主、官僚在帝国政府中的权重、奴隶的规模与功能,军权自治的程度、其他党派在罗马市民法传统或帝王典仪中的平等地位以及对中国王朝的稳固或官方支持的儒—法哲学及其合法化等等。

不过,距离过远使得这些比较非常艰难:从长安到地中海沿岸的陆路交通需穿行草原、山区,距离长达4500英里(7000公里)。最近的海路,仅从埃及到越南北部就有约6500海里(12000公里)。对双方而言,相互之间的直接了解仍局限于那些被无所畏惧的商人们拖过重洋的货物,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丝绸、玉器、铁制品和产自地中海的石膏。①

现今的古代史学者们没有了这些托词。虽然语言和学术规范依旧成为跨文化研究的掣肘,但仍有大量由比较方法提供的既成的信息可用。② 即便到了今天,让学界意兴盎然的仍是双方的接触和交流,如关于横贯大陆的物品和奢侈品贸易机制,以及随之而来的超自然信仰和技术技能传播。对之付诸的关注大大超过了比较分析所能带来的成果收益。越发流行的“丝绸之路研究”便是上述不平衡的典型表征。不过所有这类倾向的持久性均很难被证明。

之所以难以证明,在于只有通过与其他文明的比较,才能有效辨识文化中诸质素的特殊性或个性及其发展状况,以促进形成对历史状况形成的关键因素来自何种变量的认识,并使我们在广泛的前现代世界史背景中评估古代政治实体和社会的属性。比较史学的形式多种多样。举例而言,社会科学家们识别自变量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分析”区别出等量单元,以此解释相同或相反的模式或事件,并在等量单元与理论或概念之间作“直观比较”,这种评估证据涉及预测理论而非一些特定单元间的相互关联。另一些人认为按照致力于实证检验理论的“平行展现理论”(相当于“直观比较”),“情景差异”表现出个案的特点如何影响一般社会进程的展开,“宏观因果关系分析”利用比较来描绘宏观历史进程和架构的因果关系,并在理论上创生新的理论。还有一些人始终鼓吹“普遍化”、“统摄”和“寻求变异”的方法。① 现在大凡这一领域的著作都遵照“个案导向”而非“变量导向”的途径,将历史视为多种特质的组合,它们各与特定的历史后果有关。②

就性质而言,比较史学并不系于“规则”,而重在找寻所谓“强势进”(robustprocesses),这被界定为催生特定结果的各种特性的起始条件的组合。主要的问题在于:对已知的发展情况而言,哪些因素是决定性的、非偶然的? 为何不同的情景能够产生类似的结果,或反之亦然?换句话说,比较史学基于个案比较以考察历史变化,通过在相似境遇中辨识关键差异,和(或)识别出现的不同的强势进程,为特定结果提供因果解释。③ 这些就是本书各章的主要目标。比较研究必定易受样本的规模的影响。原则上说,考察的个案数量规模越大,便越容易辨识出重要的变量或纽结,且对普适化解释提供支持。但就当前情况看,由于世界体系中缺乏理论家们所谓“泛核心帝国”(corewideempires),致使不得不在比较分析的范围上作出严格限制。① 我们聚焦两个巨大而持久的政治实体,它们通过融并几乎所有的国家级政治体而在其各自的生态圈和广阔地域内给观察和分析提供所需的直接的可比性,且在非常宏观的社会层次上,两者都经历了近乎垄断的超级政治实体的出现和成熟。②

如前所述的方法却极少为现代学界所采用。更有甚者,尽管近年来涌现了一些细致比较古代中国和地中海地区的著作,却仍旧难以引发思想史界的兴趣。这些研究倾向于关注古希腊和早期中国间伦理、历史和科学方面的不同特质。其中最杰出和高产者当属罗界(GeoffreyLloyd),他在中、希比较领域出版了不下六本著作,涉及科学、医学和世界理解方式。③ 还有一小批学者在相关领域取得了成果④,特别要提到的是穆启乐(Fritz-HeinerMutschler),他对古罗马与汉代的历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⑤

与此同时,政治、社会、经济或法律制度领域的比较研究仍旧不多见。① 在其他领域,比较学者们感兴趣的诸如马克斯· 韦伯(MaxWeber)、卡尔· 魏特夫(Karl Wittfogel)、艾森施塔特(ShmuelEisenstadt)和塞缪尔·芬尔(SamuelFiner)对专门史学家的研究无甚影响。② 近来对帝制和社会权力的社会史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涉及了古希腊、罗马和不常被关注的中国的比较。③ 然而几乎看不到专门史家们的具体个案研究。邢义田未出版的博士论文讨论了罗马和汉代军队的政治角色问题,大概是仅有的论著级别的作品。格云瑟·劳伦茨(GüntherLorenz)、克里斯蒂安·吉泽斯基(ChristianGizewski)和塞缪尔·阿兹黑德(SamuelAdshead)更宽泛也更精短的比较研究被融会到玛利亚·迪滕霍夫(MariaDettenhofer)的相似稿件中,但这还远不足以激起更进一步的研讨。④ 现有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迄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乃是为了2005年在德国举行的专门处理文本、艺术表征和大型国家结构的反思的国际会议“想象的‘帝国’:古代中国与罗马———跨文化比较的对话”而整合的大量论文。① 许天田(VictoriaTin-borHui)近期关于战国和早期欧洲平衡机制的政治学分析为罗马—中国比较研究提供了颇具启发意义的范式,只可惜其中回避了共时性的研究方法。②

本书是涉及有关古代罗马与中国制度比较的首批作品之一。若干年前,我发起了一项国际研究计划,名为“斯坦福古代中国与地中海帝国比较史项目”。原则上它有三大任务:一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地中海地区(特别是罗马帝国)和中国(主要是战国与秦汉)的政治结构。为此已举办了两次会议。③ 二是研究中国周期性重新统一之间长期分裂以及随着汉朝和罗马帝国崩殂,西欧亚大陆再无泛核心帝国的特性与成因。一个独立的工作室正对此现象进行研究。④ 三是追问古代和/或中世纪早期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的国家构成模式及相互关联的发展对近两个世纪被称为“大分流”的本质是否有帮助。此间发生了现代“西方”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的加速和消费、福利的增长。这将是第四次会议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