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少杰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后），自14：40至20：20，历时5小时40分；第二次长谈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历时7小时整。
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1989、4、19），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笔者在看到此文发表前的原打印稿时，除了惊异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内容外，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即胡耀邦为什么要将这些私密且怨愤的话告诉李锐，告诉这样一个先前与自己交往并不多的人？
如李锐所言，“耀邦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胡耀邦与李锐两人出身不同，一个出身“红小鬼”，主要从事军队工作和党团组织工作；一个出身“一?二九”，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胡耀邦与李锐两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八十年代后虽有接触，但主要限于“工作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没有历史渊源”关系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倾诉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笔者看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有一点胡耀邦已明说，即看重李锐的为人，视李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故可与之交心。还有一点胡耀邦未明说，即看中李锐手中的笔，以及这支笔所已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视李锐为“史笔”，希望能借此“史笔”而将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记录下来，载入史籍，留待后世公论。
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相似，胡耀邦也是看重身后评价的，毋宁说也是抱有春秋史观的。他既畏惧于历史，“我不能让人几十年后指着脊梁骨骂”；也寄希望于历史，“希望有个平反结论”，“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笔者曾将这有关“史笔”的想法征询李锐先生本人。李锐先生当即予以肯定，“我想耀邦是有这个意思的。我也的确把他的那些话记录下来，并发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