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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回忆录
作者: 李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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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农民的儿子，十六岁参加工农红军，戎马生涯四十一年。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李作鹏成为那次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出狱后历经二十余年，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本书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经历，真实记录了作者为新中国军队建设而不懈的努力。也真实记录了作者身陷文革漩涡，无奈沉浮的困惑与心声。
本书不仅披露了作者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情节，而且公布了从未面世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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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回忆录
李作鹏，农民的儿子，十六岁参加工农红军，戎马生涯四十一年。197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发生了，李作鹏成为那次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出狱后历经二十余年，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本书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经历，真实记录了作者为新中国军队建设而不懈的努力。也真实记录了作者身陷文革漩涡，无奈沉浮的困惑与心声。
本书不仅披露了作者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鲜为人知的情节，而且公布了从未面世的大量珍贵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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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年青人爱向往未来，老年人爱回忆往事。闲来无事，尤其如此。
在我刑满到期尚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时，中共中央对我有若干条特殊规定，其中一条是战争年代回忆录可以写，可以发表；文革年代回忆录也可以写，但发表要经审查。现在我已完全恢复了公民权利，应该享受国家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与一位。如果书稿写好后由于某种原因，仍然不准发表，那我的这本回忆录就只好存给老鼠啃掉。
我想强调一下我思考与写作这本书的几条原则：
第一、我的写作目的，就是要为后人留下一段我亲身经历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真相。虽然我的亲身经历仅仅是全部真相的一个侧面，但为了能够让这段复杂的历史还其本来面目，我想尽自己微薄能力，作一点奉献。我们的史学家如果全面系统地把诸多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面贯穿起来并研究透彻，提炼出其中的历史借鉴，不是很有好处吗？
第二、我的回忆录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林彪。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非常敏感的人物。我始终认为，对林彪的功与过应该分开看待。历史一定会还一个人的本来面貌，给一个公正评价。只有真正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个道理和事实，我相信会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因此我也想为史学家们对林彪的研究留下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第三、我是应该经受了毁灭性打击的人，现在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剩下一条快死的老命。面对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当兵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为了真理、为了国家，砍头如同风吹帽。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应该用无所畏惧的精神来追求历史的真相。因此我除了实事求是的还原事情本相，别无选择。
第四、我的大部分稿件是在服刑“保外就医”和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思写就的。当时我的写作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的全部原始资料因被数次抄家而失散了，中央档案馆中的历史档案文件，我不能查阅。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只能够依靠自己脑子里的回忆，和参考公开发行的有限资料，所以我不能保证文稿中完全没有差错。但是我相信自己多年来从事高级参谋职业锻炼的结果，虽然已临届九旬，至今记忆力并不很坏。况且我的写作态度一贯是慎重的，没有相当把握是决不会轻易见诸于文字的。脑袋中的记忆有的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期写的比较细一些；有的记忆模糊一些，写的就比较粗一些。
我知道历史必须实叙其事，禁止伪言浮文。在重要的问题上，每个字、每句话、每个过程和细节都要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否则是不严肃的，不郑重的，是骗人骗己的。
我写作的主导思想是弘扬我党历史上好的、光明的一面，但对于缺点、错误和失败的一面也不回避。我始终认为两点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我坚持这一观点，并付诸行动。
但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足所践者少，其不践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众”。因此其中错误之处，不充分、不完善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指正。因我读书少，文化不高，缺少文采，文字语言比较枯燥，比较生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甚至词不达意，用词不当，这是明显的缺陷。
我的回忆录大致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主要包括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
这一部分记录了我从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锤炼了二十多年后，成长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经历。我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现在的人们，新中国的建立，是来之不易的，对于后人奋发建设现代化国强民富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也许能起到鼓励和鞭策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建国以来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
从1950年开始，我先后在武汉高级步校工作，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以及在总参军训部任职。在这十二年间，我既接受了严格的高等军事教育，也参加了教书育人，培养部队干部的工作，为训练部队提高战斗素质，适应现代战争需要，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1962年我调到海军工作后，分管作战和海防工程建设。我贯彻执行了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建设的方针原则。指挥打击美蒋军从海上、空中向大陆沿海的窜犯袭扰，击沉击伤敌舰多艘，击落击伤敌机多架。指导进行海军码头、机场等战备工程建设；领导包括核潜艇、导弹驱逐舰、万吨级海洋考察船等的建造，使海军建设向现代化方向发展。
“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文革十年，我经历了前五年。书中重点写了文革前期我之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的实际情况。在叙述过程中，尽量保持历史的真实面貌，没有更多的评论，采取述而不论、述而少论的态度。供读者参考，相信读者能分析，辨别是非黑白。
“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大事，是建国以来的大事，是文革时期的大事。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想必也是读者十分感兴趣的内容，在书中我将如实讲述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第三部分是我被中央隔离审查，判处徒刑的经历。
书中如实写了1971年9月24日之后，我被宣布隔离审查，在通县“马厩”里被囚禁五年，又在秦城监狱里被关押五年的经历。1980年底和1981年初，又经历了特别法庭的公审和判决。我由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变成了囚徒，服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是一段无比痛苦的历程。
在写回忆录的同时，我开始整理历经劫难、终于保存下来的一千多张珍贵历史照片。
由于这些历史照片在中央专案组也被整整“隔离审查”了十年，有的严重霉变和粘连，有的照片中的某些人脸，被用墨汁涂黑或打上红叉，有的照片被剪开后又和别的照片粘贴在一起，损坏了不少珍贵历史照片，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我真的很心痛！
在书中，我选用了一百多张珍贵历史照片作为插图，绝大部分历史照片，是从来未公开发表的，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参加红军之前，我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汉字，这就养成了我写打油诗的爱好，我称其为“草诗”。我整理出百余首发表，诗言志，诗言情，诗言趣。读者喜欢就看看，没兴趣就一翻而过。
存在决定意识。笔者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相信人民创造历史。时间是历史的法官。凡事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好事可以化为坏事，坏事可以粉饰成好事。但人民有澄清是非的头脑、有表达公平正义的要求，这是压不服堵不住的。不平则鸣，因此我有“民断胜官断”的诗句。没有永远乌云不散、阴雨不晴的天，终有一天，万里白云晴空。对不对，走着瞧。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和学习了大量资料，谨向原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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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走上革命道路 ]
一、我的家乡
我是1914年4月22日出世的。
我的老家是江西吉安县，五十一都上堡乡流家坊村。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天玉镇流坊村。这个地方离吉安城很近，只有十华里，中间只隔着一条赣江。离吉水城则较远，有四十华里。
1929年家乡农民暴动后，我们这里划归吉安县水东区领导。革命失败后仍归吉水县管辖。
吉水、吉安两县都是秦汉时代就存在的古城。历史上是北方通过广东必经的要道。这里的经济、文化在江西是比较发达的地方，有“金庐陵”（吉安）、银鄱阳（南昌）之称。历史上出了欧阳修、文天祥等著名人士。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肥沃、雨量充沛，不但有“赣中粮仓”之美誉，而且盛产多种经济作物，矿产资源也很丰富。
解放后。流家坊村的地域管辖在吉安、吉水两地之间反复几次后，现在又划归吉安市统管。
我家所在是一个不到五十户的小村庄，村东面靠山，自然条件较差，比较贫穷。村里没有地主，也没有在外面做官的，较为富裕的户也就够上富农的边吧。与我们相邻的两个村庄比较大，不仅有地主，也有在外做官经商的，最大的官当过知县。他们两个村有钱有势的人多，看不起我们小村穷村，因此我们常受他们歧视，好像低人一等。互相发生纠纷时，我们说话讲理无人听，他们说怎么办就得怎么办。因此村民们希望我们村也出一个有名望的、办事公道的人物。可是自古以来，我们村就没有出现过什么重要人物。老人们曾说我们村的地势不好，是一个荷叶形的小盆地，西边有个大缺口，天下雨荷叶是装不了多少水的，并且一刮风就倒掉了，所以出不了重要人物，聚不了财宝。
我的祖父叫李贞虎，就字面解释就是一只规规矩矩的“老虎”。靠种田和做小买卖为生。农忙时种田，农闲时就挑起担子，走村串户，摇着拨浪鼓，成为作小买卖的货郎。由于省吃俭用、勤俭治家。生活还可以过得去。
祖父去世时留给子孙后代的家产主要是：耕地三十多亩，山林两块，住房一栋共八间，不放债，也不欠债。
父亲李遇臻也是普通农民，在我们尚为孩童的时候，家里每年要雇请长工一人或半人（半天帮家干活）协助翻种。后来父亲和叔父分家，我家人口多，平分的田地少，变成下中农。叔父人口少，变成中农。土地革命分配土地时，即是按此定的成分。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寡言少语，实心待人，年复一年的早出晚归，耕种田地。他专心务农，深耕细作，把田地种得很好。父亲读私塾七年，在村里可算是会写会算、有文化的人，由于平时言行正直，知书达理，颇颇受村民的尊敬。村内发生什么纠纷，常常愿意找他征求解决的意见。解放后，我在武汉工作安家，曾将父亲接到武汉同住并治病。父亲于1965年去世。
父亲治家的主导思想是维持自给自足的家庭生活，并培养我的大哥读书，希望他成为有出息的人。
我家有兄弟五人，我排行老三。大哥李仁鹏高中毕业。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他在吉安白鹭洲中学读书。在这座学校中，我党的基础比较好，经常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主张。大哥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接受新思想，也随着革命潮流，下乡进行宣传活动。但大革命很快就失败了。国民党右派掀起了反共、反左派、反工农革命运动的狂风恶浪。1927年3月，反动派向共产党吉安党部、县总工会、县农协、县商协进攻，捕捉各级机关团体负责人六七十人，杀害了县总工会委员长，并派爪牙下乡镇压工农群众革命运动。
在这种白色恐怖形势下，大哥也被通缉，迫使他在乡下东躲西藏，不敢露面，不敢在家，也不敢回城读书。后来我父亲四处打通关系，给乡里当官的人送去了八十元光洋，请求他们帮助说情，大哥才落下个免于追究，回到城里继续读书。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城，乡里的外村农民又把他当成“反动派”逮捕，（当时乡下农民认为，城里的人都是白色的，城外的人的红色的）折磨了一段时间，释放回家。不久，吉安城又被国民党占领，白色恐怖更加厉害。大哥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动摇，便投入国民党军队谋生，在国民党军队第14师担任中尉书记官。西安事变后辞职回家，先后担任吉安县政府科长、区长。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我曾给他写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去台湾。他接受了我的意见，自认为有一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弟弟，想来会没事。但吉安解放不久，他就被捕判刑，并死于劳改中。他的一生随着世局变迁而颠沛。结局很悲惨。
二哥及两个弟弟均在家中种田，没有远离家门。解放后五弟曾在本地公社当文书。二哥及两个弟弟都已去世多年了。
由于大哥读高中，二哥身体不好，两个弟弟又小，父亲就寄希望把我培养成为农田的主要劳动力。我的童年除了读书之外，课余时间还要经常干些放牛、砍烧柴、采桑叶、捞猪草等农田零活。我脑子好使，掌握各种活路都很快，到了十四五岁就学会了农田一般耕种，什么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及收割样样都会。农闲时，挑担到城里卖家里做的油豆腐，账目我也算得清，可以说我在家里是挑大梁的。
可是又要读书，又要干活，又在长身体，我经常觉得吃不饱。我记得当时在家里，早晚只能吃稀的，中饭能够吃到干的，但是父亲也要几个孩子先吃掉一碗红薯后才能吃米饭。为了能够快些吃到米饭，我就耍点小聪明，将红薯在碗里架空起来，让父亲看到我吃了冒尖的一大碗红薯，其实下面是空心的。
母亲张氏，是一位不识字的、连学名都没有的劳动妇女。她为人善良，终日忙碌操持家务。由于她的娘家是农村道教世家，我的外公和舅舅均是道士，我的母亲从小接受总价教育，于是信奉鬼神，经常烧香拜佛，乞求家人平安。母亲很会管家，既会煮饭烧菜，又会纺纱织布，养蚕、养猪、喂鸡、种菜样样能干。我们南方的菜园子，主要由妇女管理，男人管得很少。我还记得母亲亲手腌制的腊肉非常好吃，可惜平时吃不着，父亲把腊肉挂在房梁上，我吃饭时只能抬头看一眼，过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小块。
为了维持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母亲对孩子管教很严。那时的我有些调皮，就时常挨打。有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偷偷藏在家里的阁楼上，偷喝了给父亲醸的米酒，直至醉倒睡着，结果挨了打。为了躲避父、母亲的管教，我曾经想外逃不归家。有一次决心跑出家门，白天饿了，就到地里偷地瓜吃。晚上天下大雨，只能躲在桥洞底下避雨过夜。第二天，二哥寻我回家，母亲就从此再也没有打过我。在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内心，为了不再吃红薯，为了不再挨打，宁愿离家出去闯世界的想法是有的。
母亲先后生育了七胎，最后死于难产。终年刚满四十岁。母亲死时，我已离家参加红军去了，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我们村里在家祠内办了一座私塾，雇请了外地一位先生，而学生也不过三五人，我是其中之一。所学的启蒙课本之一是“人之初”及“学而时习之”。每天除了背书之外，就是写毛笔字。在老师的教书桌侧面，贴了一张孔子的像，学生每天早晨入学，要先向孔子三鞠躬，放学退出也要向孔子三鞠躬。背书不好或写字不好，老师都要用戒板打手。背书好的，可以不帮老师跳水做饭。字写得好的，可以得红圈。当时我们死背书但不解其意，老师虽也讲解，但学生不易听懂。学了不到一年，转入初级小学读书，设有国文、算术、音乐、体育、图书、手工等科目。只读了三年，我就停学了。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很好，属于中等程度。
我在小学读书时，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开始了。小学也讲三民主义，三大政策。每天第一课之前，要全体起立，由老师领着集体背颂“总理遗嘱”，然后才讲课。
由于离吉安城很近，在城内又有一个姑父开店经商，我每到城里去时，必到姑父店里看一看。姑姑、姑父很喜欢我，每次去，姑姑会给我作一些好吃的东西。姑父读了几年私塾，又是一个勤于自学的人，他对《三国》、《水浒》里的故事讲的滚瓜烂熟，社会新闻消息也知道得很多。所以凡去城里一次，就可以知道一些农村里不知道的事情。另外，大哥在白鹭洲中学读书时，订有县报、省报，我父亲喜欢看旧报纸，不论家里谁到城里去，都要到大哥那里去取回旧报纸，我也经常跟着翻阅，似懂非懂地从中得到不少消息和知识。
上述这些方方面面的耳濡目染，对我当时的思想均有些启发作用。
二、参加红军
第一次大革命之前，盘踞江西的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共有四个正规师，三个地方师，二个独立旅，总共兵力号称十万人。驻守吉安地区为赣军第2师蒋镇臣的部队，军阀的统治腐败残暴，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对“北兵”、“侉老”厌恶已极，民心思变。
1926年秋天，北伐军攻赣总指挥朱培德率领第3军及新编第14军，由广东出发占领赣州之后，夹赣江两岸向北挺进，很快占领吉安、抚州，并配合湘北转入赣北的北伐军攻占南昌、九江。
北伐军经过吉安地区时，与蒋镇臣师展开短时间激战，战场离我们村最近的地方只有四五华里，枪声、炮身震耳欲聋。北伐军很快就把敌人打垮了，并乘胜追击，枪炮声越响越远。人民十分高兴，热烈欢呼胜利，积极支援北伐军。有的自发地送水送饭，有的自愿带路当挑夫。更多的人在村头街尾议论“南兵”如何好，不扰民，不拉夫，买卖公平。在清扫战场时，乡民拾到的枪支弹药，均自动送给乡政府（乡政府同我们小学是行教合一的单位，乡政府的办公室也就是小学的办公室，乡政府的负责人兼任小学教师）。由乡政府转送县政府。为了庆祝胜利，我们小学也挂了彩旗，张贴了五颜十色的标语。总而言之，我所见所闻的第一次大革命，对我产生革命思想影响不小。
但是时移事改，好景不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到半年时间就开始消沉下去了。所谓“军事北伐、政治南征”的腥风血雨开始了，白色恐怖很快就来临了。当时驻在吉安地区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2师，师长叶剑英虽然是革命左派，也对形势无能为力。
叶剑英就是我们后来的叶参座、叶元帅。两广解放后，我在广州工作时。叶剑英还同我谈过这段历史过程中的故事。
国民党右派及地主豪绅，兴高采烈地迎接反革命形势的到来，并推波助澜，疯狂地进行反扑，残酷地镇压革命运动。真是一片血海尸山、鬼哭狼嚎的凄惨状况。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被迫偃旗息鼓，怒而不言，由积极参加革命，变成忧心忡忡，观望等待。
左派势力、共产党人更是义愤填膺，被逼上“梁山”，用刀枪相对抗。在城市站不住脚的形势下，迅速转入山区，以农村为主，搞武装斗争，坚持革命。自1927年起，吉安县出现两块农村游击根据地。一块是赣江西面的延福山区，一块是赣江东面的东固山区。我的家乡离东固山区七十华里，开始并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变化。1928年之后，逐渐地有各种传说，也就是小道消息，什么“苏维埃”，什么“土地革命”，什么“红军”，什么“赤卫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吉安反动派的报刊除登载井冈山地区“赤匪”活动外，也登载延福地区、东固地区的“土著赤匪”窜扰情况。
东固地区处于吉安、永丰、吉水、兴国、泰和五县边界，游击地形很好，农民生活贫苦。1927年3月，吉安城党的组织被破坏，大批党员、团员及左派人士被捕。共产党员赖经邦是东固山区赖村人，原任吉安县教育局长，在城内站不住脚，他就跑回东固家乡坚持革命，将东固地区原有“土匪”十余条枪争取为革命队伍，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国民党反动派多次武装“围剿”，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是更加壮大了，战斗力更强了，并创建了东固最早的革命武装力量，后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2团和第4团。1929年，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我们家乡附近。赣江以东均成为东固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活动范围。
1929年12月，一天黄昏后，老百姓还没有睡觉，在我们村庄前的大路上，突然传来跑步声和低声说话声：“快跟上，快跟上”。我们出门一看，原来是一支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从东面山里出来，向吉安城方向前进。除先头有少数步枪外，绝大多数人背的、抬的是土枪、土炮、梭镖、大刀，甚至有的是棍棒。据说有两千多人。他们在吉安城对面的赣江东岸，向城内放了几枪，在附近村子里打了几家土豪，第二天早晨就返回山里去了。
当天上午，吉安城敌人百余人渡河向东侦察搜索，进到丘塘以东高地（此地离我们村约四华里），稍停了一会，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即返回城内去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次农军行动，是第一场攻打吉安的佯动部队。直到吉安城解放为止，农军先后有九次围攻吉安的行动。由于赣江阻隔，我们这边不能成为主攻方向。而主攻方向在赣江西面，那里可以直接攻城。
我们村里老百姓亲眼看到这次农军行动后，议论纷纷。家境比较富裕的人保持观望态度，不敢发表意见。家境比较贫穷的人，特别是青年，积极主张我们也跟着宣布暴动，成立苏维埃，成立赤卫队。但年纪比较大的老人，认为我们离城太近，敌人可以随时来到，不能轻举妄动。不要惹祸。最后商定是先采取秘密办法，准备红旗，红袖章，准备梭镖大刀，待机而动。
1930年2月第二次农军进攻吉安时，我们村里一部分青壮年，自发地高举红旗，手持梭镖，也跟到赣江东岸摇旗呐喊，并在大洲上村打了两家土豪，挑了两担米，抬了一口肥猪回到村里，在杨家祠堂里煮饭烧肉，大家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就把红旗梭镖秘密收藏起来了。这次行动我也参加了。
农军退走后，吉水城内的敌人唐云山旅，反扑进到南水、值夏、施家边一带（离我们村子十五到二十华里），被朱、毛指挥的红军主力，将其全部歼灭。
1930年4月，农军第三次进攻吉安时，我们村里的苏维埃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也组织起来了。
1930年5月，农军第四次、第五次围攻吉安时，我们村里已经分配了土地。
1930年6月，农军第六次围攻吉安，乡苏维埃指定我们四个比较小的，比较贫穷的村庄组成模范少先队，并指定由我担任队长。我们出发进到赣江东岸水映庵附近。两天后，吉安敌人大约一个连，乘两艘洋船（小火轮）渡河向东岸出击。城内敌人在大码头一带开枪掩护小火轮前进。同时，小火轮的敌人也向东岸农军开枪射击，打得农军仓促向后撤退。我们模范少先队因无还击能力，也跟着向后撤，有的跑得快，有的跑得慢，结果跑散了，各自先后跑回家去了。
这样惹了大祸。乡政府知道后，首先把我扣留在乡政府，限制自由，指责我没有负起责任，没有起到模范少先队的模范作用，要打屁股二十大板，并罚十五块大洋，给模范少先队每人作一套队服。大屁股我可接受，罚十五块大洋我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我父亲送来了十五块大洋才算了事。事后仍要我担任模范少先队的队长，以观后效。
不久我们模范少先队奉上级命令调到陂头革命老区进行会操，训练两周。由会操指挥部派来军事教官，主要教队列动作及班排战斗队形和战斗动作。要求很严格，操练不好，教官可以打骂。每天操练八小时，天气又热，搞得我们汗流浃背。伙食由会操指挥部供给。
当时的政治口号是：“扩大铁的红军一百万，打到南昌、九江去，会师武汉”。由陂头会操回家中后，我内心萌发了参加红军的思想，我不满意乡政府处罚，想远走高飞离开家乡。那时我周岁十六。
有一天晚上我向父母说了我的想法，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无可奈何地、生气似地说：“你愿意死在外头你就走”。母亲心里是万分舍不得，认为我年纪尚小，不能远离家门。第二天，她去找了一个阴阳先生给我算命。阴阳先生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出外可以当老板”。母亲相信迷信，只能眼里流泪，嘴上不怎么阻拦了。
比较让我心里不安的是我的未婚对象，她叫张顺英，比我小两岁，虚岁十五，是我表妹。原来我二舅舅家里共四口人（舅父、舅妈、表哥、表妹），种田为生，自给自足，日子过得不错。可好景不长，舅父因病先死，接着表哥也病死了，舅妈改嫁，短短几年内，就门厅败落。丢下一个十四五岁的表妹，无法独立生活。
舅妈改嫁前，委托我母亲抚养表妹，成人后与我结婚。其实舅妈和母亲早就有这个意思，由于当时情况，我母亲就更是义不容辞了，把表妹接到我们家里，预定我到十八岁就完婚。我对表妹张顺英没有什么想法，主要觉得她的命运不幸，家破人亡，无依无靠，处境悲惨，现在我再一走，其前途如何更难预料，因此心里自觉得有些对不起她。
自我们成为模范少先队之后，各次农军围攻吉安时，我们更加自觉地起模范先锋作用，进攻时走在前头，撤退时走在后头，哪里危险就到哪里去。农军每次围攻吉安时，城里敌人照例要派兵渡河，进行侦察搜索，我们都是有秩序地撤退，再不敢乱跑了。
1930年10月初，第九次围攻吉安。农军配合朱毛红军主力进攻，红军打的很英勇，枪声炮声隆隆，打了一天，敌人抵抗不住，乘夜弃城向北逃窜，红军占领吉安城。此时水东区苏维埃政府决定我们模范少先队集体参加红军，准备打南昌、九江。
当时我们少先队渡河开进吉安城，住在北大街靠近红军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附近，与其他参军的新兵一起组成新兵连。新兵要在新兵连操练三个月，然后分配到连队。新兵分配时，红军总司令部一名叫杨立三的副官长来到我们驻地逐个地看了看我们，并询问了一些情况，结果把我及另两个人选中了，分配到总司令部传令排当传令兵。其余的人有的分配到战斗连队当兵，有的不愿离开家乡，害怕打仗，返回老家了。
我到传令排后，当天就发给我一支七九汉阳造步枪，三十发子弹，并发给一顶带五星的军帽，一套打土豪没收的对襟灰布夹衣，还发了三块现洋作零用钱。我用发的现洋买了米和盐，给吉安城里的姑姑家送去，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和启迪。
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革命的浪潮把我卷进了革命的队伍，踏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三、转入中国共产党
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兼党、转党的过程。
1931年秋天，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后，方面军指挥机关回到瑞金的叶坪、祥溪一带休整。
此时总司令部已决定调我到朱德总司令警卫班当卫士。按规定，警卫班的战士都要选择优秀战士或班长担任，必须是党员或团员，政治上必须可靠。这样就由总司令部传令排战友廖炳先和朱德总司令身边的勤务兵康东生两人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
为什么介绍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是需要，二是条件具备。当时介绍人和团支部指出我有四个优点：第一，我是带领少先队集体参加红军的，对红军有比较好的认识；第二，在肃清AB团的肃反运动中，我是清白无嫌的；第三，在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中表现勇敢坚定，并能吃苦耐劳地完成上面交给的工作任务；第四，能积极参加列宁室的活动及士兵委员会的活动。我虽然文化不高，但在当时的红军战士中，能上几年学的人，也是不多的。因为有点文化，参加列宁室活动比较方便。当时，我能代笔帮别人写墙报、写家信，也能帮别人修改错别字。在肯定优点的同时，团支部指出我最主要的缺点是存在小资产阶级虚荣思想，不敢大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怕得罪别人，又怕自己丢面子，有患得患失的毛病。
1932年春天，在“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是口号下，红军分东路军、西路军进行主动出击。朱德总司令准备随西路军去打江西赣州，毛泽东准备随东路军去打福建漳州。
在出发前总司令部政治协理员康克清（朱总司令的夫人），找我谈话，通知说：由团支部提出，党支部讨论同意，从现在其你是兼党团员过兼党的生活，既接受团的教育，又接受党的教育。也就是说，既过团的政治生活，也过党的政治生活；既参加团的会议，也参加党的会议；既执行团规定的工作任务，也执行党规定的工作任务。但参加党的会议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即类似现在的预备党员。
担任朱德卫士工作一年之后，1932年秋天，在广东水口战役之后，红军会师北上，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红军总司令部指挥机关进到乐安以南的招携附近进行指挥。
此时组织已决定派我到中革军委谍报科任见习科员。到谍报科不久，党支部派人与我谈话，谈话人指出我自入团和兼党后，经过团和党两方面的教育，不论在工作上和思想方面均有进步，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差错，已具备转入正式党员的条件。
不久，支部大会讨论我的转正问题时，全体通过，并很快转为正式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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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红军时期 ]
一、破译敌军密码电报
当时中革军委谍报科长是曾希圣（后任侦察科长），他曾在上海和武汉做我党的地下秘密工作，有丰富的隐蔽工作经验。包括我，科内只有两名科员。主要工作是指导部队进行战场敌情侦察工作和收集整理情报工作，上呈下发。同时我科有一部收音机，每晚接受南京、上海等地新闻广播，经整理，送军委领导。
那时对国民党的无线电技术侦察，由王诤的无线电队负责。
约两个月之后的1933年初，我由由谍报科调到军委机要科当译电员。当时，周恩来已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带来一个密码本，名称“豪密”。是以周恩来的曾用名伍豪而命名，也就是“伍豪密码”之简称。这个密码本先是由一位秘书负责保存翻译，后来指定由我保存和翻译，是专门与上海中央联络的密码本。
1933年上半年，我又调到中革军委二局当参谋，军委二局的任务是通过无线电侦听敌军通信，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获取情报。比在军委机要科工作时的困难大得多。
当时，随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也缴获了大量敌人的装备，其中包括多部无线电台及敌密电码本。中革军委决定成立军委二局，专门执行破译敌无线电密码的侦察任务。我调到二局时，二局的无线电装备已相当不错了。
如何破译敌无线电密码呢？据我当时所知，有这样几个办法：其一是从俘虏的敌机要人员中了解缴获的敌密电码本。其二是从我打入敌军内部的地下党人员获取敌密电码。其三是在作战中，突击敌指挥所，收集敌人译好而未销毁的电报，或是翻译了一半的电文底稿，对照文字和组码，推译密码。其四是国民党军队最初使用的无线电联系是用明码电报，我们发现，这个明码与当时刚刚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少量使用的邮局民用电报密码基本相同，就通过我地下党得到邮局电报密码，这样就可以窃取敌军队之间的明码通讯消息。以后敌军部分改用密码通讯，虽中央军与中央军之间用密码，但中央军与地方军阀部队仍用邮局明码。另外，敌人有时将密码与明码混用，如报文中的地名用了明码，根据敌人的行动情况，就可以推译出地名前后密码内容，从而掌握密码。其五是于上海中央及各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保持联系，交换情报。这是当时中央红军用破译敌无线电密码的方式，获取敌人重要情报的主要来源。
1934年，军委二局局长是曾希圣，副局长是钱壮飞。在长征途中钱壮飞牺牲后，宋峪合接任。二局下属有：一科破译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科是译校科，科长由我担任；三科在侦听科，科长王震。长征开始，王震留在苏区，三科由副科长胡立教负责。
当时，在局长曾希圣的领导下，二局已具备破译国民党军队各种电报的能力，并多次成功破译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密电，为红军总部反“围剿”提供了不少可靠情报。成为中央红军打击国民党军队的秘密武器。
破译的地情报主要送军委领导外，还要送苏联军事顾问李德，但需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将情报译成俄文。所以，当时伍修权对我们二局的工作比较了解，我与他也有较多的工作来往。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我们的任务是掌握全面敌情，主要手段是破译敌军电报，为突出重围，选定行军路线提供依据。当时，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少破译密码的经验和办法。几乎把敌人师以上的主要电报密码都破译了。因此敌人用电报调动部队，我们是了如指掌，一清二楚。
在长征的行军途中，我们共有四部接收敌人电报的电台，每两部电台为一班，分做两班：一班驻扎开机侦听，一班赶路前行。等一班到达驻地，立即架设开机，另一班则关机上路，此停彼开，轮流值班，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接收周围敌人电台的电报。将敌军调动情况，源源不断地报告军委首长。
长征途中，有两次在中央红军生死攸关之际，准确破译敌电的情况，至今我记忆犹新。
第一次是在“四渡赤水”期间，此时，军委二局多次准确破译敌军调动情况，对遵义遵义大捷和摆脱敌军围堵起到了关键作用。
1935年1月，红军由土城子南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准备在宜宾附近强渡长江。敌人估计我红军要在川南强渡长江，慌忙调集大军，寻求在长江南岸与我决战。
可是我军突然东返，“二渡赤水”，回师黔北。此时，二局截获准确情报，乘敌川军未赶到之前，中革军委决定红三军团打击娄山关之敌。在击溃数团敌军后，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军团向遵义城发起进攻，并攻占遵义城。此时，二局有截获敌情：川军行动缓慢，而敌吴奇伟部孤军深入至遵义附近。中革军委根据情报再次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围歼吴部，并取得遵义战役大胜利。敌人妄图与我在黔决战的计划完全破产。
遵义战役大胜利之后，部队进行了几天休整。
此时，毛泽东已担任前敌总指挥。对中央红军下一步如何行动，毛泽东召开了会议。会议上多数人建议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地区前进，消灭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并由红一、红三军团担任主要攻击，五军团为预备队。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继续西进。
此时，我局准确破译了多份敌军重新调动部署的电报，电报表明，敌军正大规模向打鼓新场调集。周恩来将刚接到的二局情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发电各军团，停止西进，不进攻打鼓新场。
红一、三军团于3月中旬攻占茅台镇。这是个著名的产酒的地方。在那里茅台酒一大缸一大缸的摆着很多，香极了！我们不但喝足了，还用水壶灌满带足。甚至拿茅台酒擦脚活血。笔者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喝茅台酒，味道真是好极了！喝了茅台酒，走路脚底快如风。
此时，中革军委决定在茅台附近“三度赤水”，向川南前进，摆脱敌人。
敌人手忙脚乱，判断红军仍有在川南强渡长江的可能，再次调集大批兵力向川南集中。可是敌人尚未部署完毕，红军又突然东进，“四渡赤水”，出现在贵阳附近，把敌人作弄得团团乱转，疲于奔命，抛在远远的地方。望着红军人马的脚印，无可奈何，望洋兴叹。
第二次是在毛儿盖会议，红军主力是按毛泽东制定的北出陕甘，还是张国焘主张的西进川康，发生了分歧。
红军总部制定红军北上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为第5、第31、第32、第33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经川北阿坝地区北进。右路军为红第一、第三军团和第4、第30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8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再次在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指出红军主力应迅速占领一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根据这个地区向东发展，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针对张国焘以红军主力西进的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宜的，是极不利的”。
此时我们军委二局再次截获敌情电报。胡宗南、刘湘在电报中判断，目前红军主力不是向四川发展，就必北出陕甘，但向川康发展的可能性大，因此，胡宗南将主要兵力布置，重点放在防止我向四川内地发展。
破译的敌电证明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北出陕甘的决策是正确的。
毛儿盖会议之后部队浩浩荡荡向北行进，我们二局作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行军序列是红一军团为前锋，中间是四方面军第4、第30军等部队和前敌指挥部，最后是红三军团，毛泽东随前敌指挥部一起行动，前敌总部参谋长是叶剑英。周恩来因病，王稼祥因伤随红三军团行动。
9月初，红一军团到达巴西。
一天，参谋长叶剑英突然亲自到二局驻地，召开紧急会议，命令我局立即出发“执行任务”。叶剑英亲率军委二局，很快转移到达红三军团驻地，与毛泽东、周恩来会合。彭德怀下达命令，红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立即出发北进，向红一军团靠近。当时，我们不知道红军总部发生了什么情况。出了草地之后，传达中共中央指示才知道，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将四方面军部队全部带走南下。据说，毛泽东在秘密率部脱离右路军时，要求叶剑英带出二局全体人员。此次紧急转移，可见军委二局在红军总部中的地位何等重要。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对当时军委二局工作成绩的评价是“胜过一个军团的作用！”。
在红军的破译情报工作史上，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是创始人，功不可没。
二、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
1935年5月，红军在会理休整五天后继续北上。红一军团为先锋，占领德昌，击溃川军一个边防旅，歼敌一部，绕过西昌到达泸沽。此后由刘伯承、聂荣臻率红1师第1团及工兵等组成红军先遣队，向安顺场前进。准备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北上开路。毛泽东、林彪指挥红一军团主力在后跟进。
先遣部队24日到达安顺场渡口，消灭敌人两个连，打垮川军刘文辉的河防部队，占领对岸滩头阵地。因浮桥架不成，只好依靠四条小船摆渡。一个团一天还未渡完。毛泽东、林彪看到船少又小，渡河困难，立即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命令红1师2、3团和干部团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河东岸北上向泸定桥前进。军委和我们中央机关直属队随后跟进。由安顺场到泸定桥有三百二十里，要求两天半赶到。
时间就是胜利。部队冒雨在路上打了几个小仗，将敌人消灭后仍然行走如飞，于29日晨到达泸定桥西岸。由于我军到达突然，敌人没有来得及彻底破坏泸定桥，只点燃铺在彼岸桥头上的几十米木板。红2师4团的勇士们，于当天下午4时，发起惊心动魄的夺桥攻击。在我火力支援下，敌人企图炸桥的导火索被东岸赶到的红3团切断，22名奋勇队员匍匐前进，打退了坚守东岸桥头堡的敌人，黄昏时胜利夺取了那横空高悬、下临急流的天险泸定桥，并占领泸定城，守敌一个团向天全溃退。
有的文章中将抢夺泸定桥的情景描写为铁索桥上的木板全被敌人抽走，只剩下孤零零、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这个描写是不完全确切的。准确地说，铁索桥基本是完好的。因为红军出现突然，敌人来不及彻底破坏泸定桥。如果木板全部被抽走了，那就麻烦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不要说两小时，就是两天恐怕也完成不了攻占铁索桥的任务。这座桥我是亲自走过的，那时我是随中革军委机关一起通过的。对于红军英勇作战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要实事求是。
全军渡过大渡河之后，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继续北上，于6月初占领天全、庐山、宝兴等城。进入川康边境稍事休息后，又继续北上。
6月中旬，胜利翻过长征中第一座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占领大维、懋功，与退出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之后又翻过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等大雪山。
军委直属机关大约是6月中下旬开始爬夹金山的。
夹金山高度五千米以上。当时川西正是暑热夏天，我们每人只穿一身单衣，忽然进入雪山地区，想补充衣服是不可能的。夹金山每天下午大雪纷飞，冷空气遮蔽天空。照一般道理，上山走块一点，身上发热就可以御寒。然而现实不容你这样办，因为上市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一步的缓行，并且走数十米，又要停步休息一会，才能再走。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天气越寒冷。
我们军委二局，因工作关系有不少挑夫挑着机要文件，还有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无线电台，另一个班的战士轮流抬发动机。机要文件不能丢失，电台和发动机既不能摔，也不能碰，山又高，路又滑，因此行动十分困难，体力消耗很大。爬山沿途，体弱病倒、缺氧晕倒和冻死的现象，时有发生。下山比上山容易一些，行军速度也快一些。不过道路曲折盘膝，雪冻路滑，有的地方道路峭如立壁，连走带滚，坐地滑行现象也不少。但毕竟越往下走越暖和。在下山途中，我们听到先遣部队红一军团第2师已经与四方面军回合了，给大家很大鼓舞，加快行军速度，到达大维。
大维有住户四五十家，全是藏族。这里与中国内地不同，建筑物有高至数层的喇嘛庙，一般民房都是两层楼房，房屋四壁以石块垒成，屋顶也是以石板铺成。屋内楼上住人，并有一间经堂，藏民都信佛教。楼下有的存放粮食、杂物，有的成为牛羊圈。生活方式每天吃的是青稞、苞米。富裕家庭也吃牛羊肉、牛奶、牛油，穿的是喇嘛袍子，同内地和尚袍相似。讲话是藏语，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由于反动势力的欺骗宣传，他们对红军有误解，大都离家躲避，家里空无一人。
红军北上，要经过没有人烟的茫茫草地，那里气候恶劣，忽晴忽雨，没有道路，河沟交错，泥泞不堪。我们要越过草地困难很多，粮食问题是最大的困难。
草地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有人比拟是同戈壁相反的地方。戈壁是没有寸草抵税，渺无边际都是砂石。而草地是一望无边，遍野是密密青草，水流满坑遍地。水虽然多，但多是黑色，含有毒性，不能喝，喝了不但肚子胀痛，而且可以致命。地质特殊，遍地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结成草皮，草皮下面是泥水，因此上面硬而下软。步行其上，像踩在棉花上，落脚下漥，抬脚复原。或像布包豆腐一样，走路稍不留神，踏破了丛草根结成的地皮，就可能陷入泥水之中，其深度很难探知。有时骡马陷入其中，就不易爬起来。草地天气变化无常，忽晴忽雨，雨多晴少，雾气腾腾，见到太阳的时间很少。
草地不但树木很少，石头也很少，藏人放牧住的小房子，是用牛粪垒成的，上面盖上毡布就可以避风遮雨休息。到了班佑一带，居民的牛粪房才像个样，比较宽大，用牛粪垒墙，有梁有柱，屋顶盖上干草、泥巴或石板。房内有床铺及各种生活家具。
草地根本没有道路，虽然有藏民作向导，也只是大方向向北走而已。红军后续部队走的道路是由先遣部队踩出来的。因为草地没有人烟，吃饭全靠各人携带的青稞做成的饼子，或炒熟的青稞麦粒用水泡着吃。各自为政，自己管自己，一个人一个伙食单位。干粮吃完了，就只好采野菜充饥。晚上露营睡觉，则是“居室宝庐，幕天席地”。一种办法是找个地势较高、比较干燥的地方，就地睡下，另一种办法是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就只能拔点野草垫屁股，两人背靠背的坐睡。有的战士疲劳过度，睡在潮湿的地上，加上饥寒交迫，风吹雨淋，第二天出发时，早已安息永眠了。在草地行军，虽然只有六天，但比爬雪山一个月，牺牲的人还要多。
1935年9月，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及红一、三军团，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成立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部队前进方向为继续北上，出腊子口，到达哈达铺。
当时我们二局从无线电侦听和国民党报纸中证实，陕北有一块红军根据地，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因此党中央决定向陕北进军。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正是秋高气爽、北雁南飞。红军击退追击之敌骑兵第35师，继续向环县与庆阳之间前进，在庆阳歼灭邓宝珊一部，并击退敌人追击骑兵。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边缘吴起镇，从此结束了贯穿着重山恶水、艰难险阻、枪林弹雨、舍生忘死、史无前例的铁流二万五千里，与陕北红军会师了。长征红军虽然人困马乏，但无不欢欣鼓舞，笑逐颜开。人人都是死里逃生、万难不屈的英雄。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铺成的征途，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多少曲折与磨难，终于走向了胜利。它告诉人们，艰难险阻不可挡，万水千山只等闲。它讲在中国战争历史上闪光不息，万古流芳。因此人们高呼“长征万岁”！
三、抗大学习
为了培养红军部队中的骨干力量，1936年6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林彪任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办学的目的是对从部队中抽调的大批干部进行培训。
1937年初，校名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开始在瓦窑堡，以后迁到保安，最后迁到延安。迁延安后，毛主席新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罗瑞卿任教育长。
第一、二期学员共约一千四百让人，每期学习时间约为六个月。
“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夕，军委二局派我化装到北平，在张经武等同志的配合下搜集日、伪、蒋军的军事动态情报。7月下旬回到延安不久，我就接到到抗大学习的通知。
为什么调我去学习？是因为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大的变化。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为适应我军装备直接对日军作战的需要，我对敌收集军政情报工作的重点，由主要针对国民党军队转为主要针对日军的对华进攻。当时破译日军的电报比破译蒋军的电报难度大的多，二局也调进不少懂日文的干部。我不懂日文，很难适应当前的工作任务，因此需要再学习和深造。
我参加的是1937年下半年的第三期。
从第三期开始，学员队分为军事队和政治队，我在军事第五队学习，并担任参谋训练队队长。
由于敌人的封锁，那时的学习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窑洞就是我们的校舍，五六个人，甚至七八个人一间。睡的是土炕，吃的是小米、咸菜。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生产，自己动手，开荒种地。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之后大批蒋管区的青年学生，源源不断的来到延安求学，因此学员增加，校舍困难，为了解决校舍问题，从第三期开始，校长林彪动员全校师生、员工，亲自动手，轰轰烈烈地挥锄挖窑洞。
我们这期学员也是一边听课，一边参加挖窑洞，学期结束时我们挖了近两百孔窑洞，解决了近千人的住宿问题。林彪曾特别传令嘉奖第八队，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挖窑洞计划，堪为全校的模范。后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
当时教室少，教员少，教材也少。由于教室少而小，我们就在学校院子里听大课，校园内的石壁就是黑板，桌子和凳子也都是石头的。军事队的军事战术训练和军事操练训练时间占三分之二，政治理论课时间占三分之一。教学的主要方式是听课、分组讨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我们也曾听过林彪校长和其他红军领导人的讲课。
毛泽东为抗大确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同时强调要切实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后经林彪总结，“三八作风”成了全军的最高行动准则。林彪校长还给抗大确定了“理论与实际联系”、“少而精”、“军事、政治、文化并重”、“集体研究讨论”等教育原则。
我在抗大的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不小。是我参加革命六七年来第一次较系统的学习军事和政治，懂得了许多消灭日寇、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的革命道理和军事常识。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始终伴随着我的战斗里程。
抗大毕业后我仍回军委二局工作。
1938年我调到115师工作。1938年底，接任苏静的司令部侦察科长的工作（苏静调任政治部秘书长，并出任我师与二战区国民党军队抗日协调作战的联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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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挺进山东 ]
一、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被日军先后占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由于中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英勇抵抗，特别是我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发展，不断威胁着敌人占领区。同时敌人战线延长和战争力量不足，使得机动作战兵力越来越少，其主力不得不用于确保占领区和交通要道，因此日寇被迫停止了全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和重点进攻。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敌人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其军事战略部署为：第一，广东地区建立东江游击纵队及琼崖纵队；第二，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第三，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第四，八路军129师挺进冀南地区。
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已达四万余人。但山东各地国民党、封建地主势力为了在战乱中自保，也为了对抗共产党，到处拉武装，抢地盘，组织大小武装部队共达十五万人，其人员数量、装备和控制的地盘，均超过我们起义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山东领导，中央派郭洪涛、张经武等到达山东，并成立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1938年底，山东抗日武装力量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下辖十个支队。
1938年10月，朱德、彭德怀致电115师，决定由343旅抽一个团到山东工作。代师长陈光回电，决定派685团东调。11月毛泽东又命令115师师直机关及343旅主力，全部去山东。
1938年底，685团（缺一个营）到达苏鲁边的微山湖以西丰县、单县间地区。该地区原有共产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二千余人。不久改编为山东纵队挺进支队。685团也改编为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到1939年4月该支队已发展到八千余人，并初步创立了湖西游击根据地。稍后黄克诚率115师344旅部队进到鲁西南地区与苏鲁豫支队会师，并继续进到陇海路以南苏北地区。
“七?七”事变后，冀鲁边乐陵、宁津、沧县、无棣等县党组织，在山东和河北党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成立华北抗日救国军。以后又改为第31游击支队。到1938年春，其基本力量已发展到二千余人。1938年5月，八路军115师685团一个营编成为115师第5支队。129师部队一部，编成129师津浦支队，同时挺进冀鲁边，协同第31游击支队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两个支队于1938年7月初进抵乐陵、宁津地区与第31游击支队会师，然后确定第31游击支队改称平津支队。
为了加强冀鲁边党政领导，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于1938年9月抵达乐陵城。很快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冀鲁边我军统一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5、第6支队（平津支队改称第6支队）和津浦支队。到1938年底，发展到二万余人，党政军群组织均有很大发展，建立了冀鲁边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8年11余人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政治决议的主要精神是：目前的抗战正处于抗日持久战第一阶段。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困难，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反对妥协投降，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傀儡政府。提高主力军战斗力，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主力作战。扩大民众运动和发展民众团体（工、农、商、学、文化界、妇女、青年、儿童等各种组织），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战争。
我115师指挥机关率686团于1938年12月奉命由山西吕梁地区出发，经晋东南、冀南、鲁西，在郓城西北樊坝歼敌一个保安团后，师首长决定有686团团长杨勇率领686团3营和师直两个警卫连留在梁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其余主力继续东进。于1939年3月进到泰西地区（泰山以西，运河、东平湖以东地区），与该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的山东纵队第6支队会合，稍事休整，即积极向汶河以南宁阳、汶上地区发展，打击敌人，扩大解放区根据地。不久，在冀鲁边地区发展起来的孙继先部津浦支队及挺进纵队第7团也转到泰西地区，这样就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虽然为了保密，师指挥机关由山西出发时改称为八路东进支队，但敌人很快就发现了我们的真实番号。
二、泰西陆房胜利突围
我们师指挥机关在泰西地区停留的目的，是为了指挥鲁西地区、鲁西南地区、冀鲁边地区的115师所属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抗日部队，建立抗日政权，并提出创建泰西根据地的号召。
1939年3月下旬，罗荣桓政委去津浦路东沂蒙山区，向山东分局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4月下旬，罗荣桓政委返回师部，5月初又到运河地区巡视工作，这一阶段师里的工作，主要由代师长陈光负责。
山东日寇的最高指挥官是第12军司令官尾高龟藏。他为了消灭我115师指挥机关及所指挥的泰西八路军部队，决定于4月底纠集津浦线中段日军五千余人，大炮百余门，另有伪皇协军和汉奸队一部随行，协助日寇作战和搜集情况。日伪军合计八千余人，从5月初开始，先后由泰安、大汶口宁阳、汶上、东平、东阿、平阴、肥城、界首等地出发，分九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向我泰西山区（肥城以南，汶河以北山区）进行扫荡围攻。
当时115师指挥机关驻地在肥城以南，陆房、临安站一带。那时我是师部的侦察科长，对敌人行动的全面情况比较了解。因为到达泰西后，我们很快就对周围敌人占领的城市、交通要地，建立了秘密情报网。加上部队各种侦察工具全部展开，分工负责对各路进攻敌人行动进行了严密监视。那时敌人行动又是大摇大摆，不甚保密，前进速度很慢，走一步停一步，走一天停两天。所以我们能准确地知道敌人动向。每天将搜集到的来自四方八面的情报，及时报告和通报有关领导和部队。
陈光代师长根据各路敌人进展情况，正确判断出敌人是企图先扫荡山区外围，然后合围肥城以南山区，摧毁我指挥中心。5月8日晚，各路敌人已经逼近，因此决定各部队撤离这个地区。师指挥机关和特务营向汶河以南，津浦支队向北大峰山地区，6支队和地委向西南运河方向分散转移。686团（缺一个营）留在内线山区机动打击敌人。5月9日各部开始按计划行动。
春夏交替之际，风和日暖，田野青青。山区里的群众，虽然早已听说日寇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但不少人尚未见过日军是什么样子。经我民运工作人员动员，又看到我们军队仓促转移，他们才纷纷拖儿带女，挑着简单的衣食物品，转移到偏僻山沟里躲藏敌人扫荡。当时虽然有的村庄开始有了自卫团的初步组织，但缺乏坚强领导，也没有战斗经历，因此还不能配合军队行动，只能起到掩护群众的作用。
我各部队分散转移的情况很不顺利。只有6支队主力和地委由于熟悉敌情、地形，安全地转移到敌人合围圈的外线。津浦支队行进到陆房东北朱家庄附近，就被敌人发现，未能跳出合围圈。师指挥机关和特务营向南转移到安驾庄附近，发现汶河南岸，每隔一两百米距离就有一堆火光，隔河望去三堆火光连成一线。侦察人员报告敌人已到汶河南岸。
陈光代师长当即做出判断：第一，汶河南岸已被敌人封锁，第二，汶河以南是大平原，没有地形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