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032——战勤仓库即将爆炸
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9年第4期
文 易明佳
一、姐姐送来的食物
1951年5月1日，抗美援朝运动方兴未艾之际，辽东省（1954年9月与辽西省合并为辽宁省）省会安东市（1965年易名为丹东市）公安局看守所发生了一起在押人犯猝死事件。
这天下午2时许，一位四十来岁的妇女来到看守所门口，对执勤的公安总队战士说今天是看守所规定的探望在押人犯的日子，她请求探望两天前被关押的弟弟。根据当时的规定，执勤的公安总队战士是没有接待在押人犯家属的职责的，于是这位战士就往里面打电话请出了值班看守员老周。
老周问了一下在押人员的姓名，对这位妇女说，看守所有规定，不是每个在押人犯的家属都被允许跟其在押的亲属见面的，即使是被获准前来探望的也不是随时可以见面，而是有规定的时间的。你的弟弟才被捕了两天，按照规定肯定不在允许家属探望的范围里的。你还是回去吧，等候消息，几时收到我们的信函，拿着信函来探望就行了。
这位妇女见遭到拒绝，顿时泪流满面。老周心软，看着不禁动了恻隐之心，想了想说政府对在押人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你带的是什么东西，如果属于允许带入的物品，我可以给你转交；另外，有什么话也可以转告的。那妇女便把手里的一包东西送给老周，说这是一点吃的，请您转交给我弟弟，另外请您转告他好好交代问题，争取获得政府的宽大处理。
老周把这包食品拿进去，打开一检查，是一只不大的烧鸡和一些打糕。当时的看守所也没有什么家属不得送入食品之类的严格规定，老周于是就取过入所人犯登记簿，查了查那位妇女所说的在押弟弟方大化是关在七号监房的，就在包装纸上用蘸水钢笔写上了监房号码和姓名，把这包食品放进了当天被允许探望人犯的家属送来的物品堆里了。
老周没有想到，他这一恻隐之心竟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根据规定，允许被送入监房的物品，除了由从人犯家属手里接下该物品的看守员当时检查并写上受赠人犯的监房号和姓名外，其中的食品还要由看守所负责卫生管理的那名看守员逐一检查，确认没有变质后方可交给受赠人犯。半小时后，那名负责卫生管理的看守员小丁前来对当天接收的大约三十来份食品进行了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后，唤来劳役犯让把东西送进监区分发给受赠人犯。
当劳役犯来到七号监房门口喊着方大化的名字时，却没有人答应。劳役犯问了该监房的另一人犯，方知方大化刚才被开出去提审了，于是便把这包食品交给了这个人犯，让他一会儿转交给方大化。
七号监房是位于拐弯角落里的一个小监房，只有五六平方米，因当时正处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当儿，看守所人满为患，这么小的一个监房也关着四个人犯。除了方大化之外，还有三个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劳役犯让转交食品的那个人犯，名叫王钟楼，是安东当地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地痞，江湖上有个诨号唤做“双虎”，意思是其凶狠好比两头老虎，此人的作恶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当下，王钟楼接过包包，打开一看见是食品，二话不说，抓起烧鸡就啃，啃了两口，撕下了一对翅膀给了那两个一脸馋相地望着他享受的同监人犯。他把烧鸡风卷残云一般啃完后，又吃下两块打糕，也给两个同监人犯各吃了一块，把剩下的打糕包了包放在一旁。
这时，劳役犯抬着水桶来发开水了。王钟楼要了一碗端在手里吹着热气慢慢地喝着，嘴里嘟嘟哝哝地评论着那只烧鸡，说味道还不错，就是瘦小了点，还没定下心来品尝就啃完了。正说到这里的时候，方大化提审结束后被看守员押回来了，他便咬住了舌头。
看守员开门的时候，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正喝着水的王钟楼突然怪叫一声，手里的搪瓷碗落地，双手捂住了腹部，急抽风似的在狭小的监房里乱滚。这时看守员刚刚把门锁打开，还没开门，见状只道人犯乘开门之际伪装急病意欲越狱什么的，便急忙将锁重新扣上，拔下钥匙，冲已然惊得目瞪口呆的方大化大喝一声：“蹲下！”
方大化遵命就地蹲下，双手还抱住了脑袋。看守员看监房里，王钟楼犹在打滚，嘴里发出凄惨的如同受了重创的野兽一般的号叫，脸色青紫，满头大汗，看着不似有诈。这时，另外两个看守员听见这边动静不对也赶过来了，见状说这个犯人定是犯了急病。于是，重新打开监房，让劳役犯把王钟楼抬出来，放上了一辆平时用于买粮装煤的手推车，由三个看守员押着急急送往附近的医院。
一路上，王钟楼初时还在时断时续地惨呼，几分钟后就变成呻吟，然后就只有喘气的份儿了，快到医院时，他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尽管已经死了，但看守员还是让推进急诊室，请来院长亲自主持抢救。那个院长据说是留学日本的医学博士，内外科兼修，其本领在东北地区是列入前十名的。他亲自出马做了一番检查后，对看守员说人确实已经死了，从脸色看来，好像是食物中毒引起的吧。当然我这不过是说说，不作真的，如果要作真，那就得解剖鉴定了。
看守员从医院往看守所打了电话，向所长报告了情况，请示如何处理尸体。所长说死人就是出了大事，要把情况弄个明白了才能处理尸体的，你们让医院先把尸体送进太平间，留一个人在那里看守着，另外两人把劳役犯押送回所，我这就向局里报告，请示如何处置。
看守所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归预审部门管辖的，但当时辽东省的公安系统还没有专设预审条线，其格局倒跟如今的公安局一样，预审是和侦查条线合在一起的，不过那时在名称上就能看出预审部门的存在，叫做“侦讯科”。安东市看守所就是归市局侦讯科管的，于是所长就请示了侦讯科长。侦讯科长说此事当然需要调查清楚的，不但在案卷里要有一个说法，就是对人家的家属也得有一个交代。
于是就调查吧。按照不成文的行规，是哪个部门把王钟楼抓捕进来的，这事就由哪个部门着手调查。王钟楼是名地痞，地方一霸，当时是镇压反革命的当儿，所以是由政治保卫部门在全市统一行动时将其列入抓捕名单的，但具体实施行动时却又是由侦讯科出面抓的人，所以经政保科和侦讯科协商后，最后还是由侦讯科派员负责调查此事。那当儿侦讯科人手也紧，只派了一个名叫聂定冠的年轻侦查员，看守所则派一位姓费的民警协助调查。
聂定冠不过二十三岁，但他倒是早在1945年就参加公安工作了。那年11月初，中共军队进驻安东市，接收日伪政权，成立了安东省和安东市，聂定冠当时就已经是安东市公安局的警察了。期间还被抽调到东北局，在公安部开办的训练班学习，经办过若干案件，所以已经具备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了。他去了看守所并叫上小费顺便了解情况后，决定先对尸体作了解剖鉴定再说。于是就打电话去局里，把唯一的一位法医请到了医院。想想不大放心，又让那位博士院长一起参加解剖。
解剖的结果跟医院院长所预料的不同，法医初步认为王钟楼的死因是心脏病。至于死者生前所吃的食物中是否含有致命毒素，那得在将从死者胃里提取的尚未消化的食物残渣经过化验后方能得出最后结论。
这个结果不但使院长出乎意外，连看守所方面参加调查的小费也感到难以接受。本来，看守所长已经下令在所内进行调查，七号监房的三个人犯都已经被单独关押，准备讯问。那个看守员老周已经下班了也被从家里招来，让他回忆接受那包食品的过程，好向市局调查人员做出不走样的回答。
聂定冠离开医院后便直奔看守所，从已被封了的七号监房提取了吃剩下的打糕、尚未处理掉的烧鸡骨头和包裹烧鸡用的干荷叶，封好后请所长派人送往市局交给法医一并化验。然后，聂定冠就和小费一起对七号监房那两个人犯进行讯问。通过讯问，他们获得了其时谁也不清楚的一个情节：那两个人犯也吃过烧鸡和打糕。
这样，聂定冠就觉得法医的认定应当是有道理的，王钟楼并非死于食物中毒，而是由于从来没有察觉过的隐匿性心脏病发作猝然间夺去了他的性命。
这时，法医从市局打来电话，说经对死者胃里提取的食物残渣和打糕、烧鸡骨头等送检物进行了化验，没有发现毒素。因此，解剖尸体时对于王钟楼死因的认定应该是准确无误的，他准备连夜就写《尸体检测报告》。
聂定冠接到这个电话后，心里对于此事的调查已经有了底，接下来跟看守员老周的谈话那就属于过过场了，主要是了解一下老周接待那个人犯家属的情况。跟老周谈过话后，聂定冠就对七号监房另一人犯方大化作了讯问，那就更简单了，因为尽管食品是其家属送进来给方大化的，但是方大化当时自始至终不在场。而方大化，直到讯问他时还不知道此事竟然可能跟他有关，因为聂定冠并未点出那包食物是送进来给他的，只是问了问方大化的家庭情况，听说确实有一个多大年龄的姐姐，听下来跟老周说的那个女人的情况相同，也就到此为止了。
这样，侦查员聂定冠就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起草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领导，他的使命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看守所方面的事情了，他们得对王钟楼的家属有一个交代。看守所长招来小费，说你是参加了此事的调查的，这件事的善后工作就交给你去做了。小费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也乐得省事，去了死者王钟楼住所地的派出所，跟户籍警说了说情况，把看守所的书面通知给了对方让他转交给死者王钟楼的家属就是了。
王钟楼的家属是知道王钟楼的德行的，也深知人民政府的政策，自打王钟楼被捕那天起，就已经料到这主儿必是枪崩的份儿。此刻收到了一纸“暴病而亡”的通知，心里反倒一阵轻松，一样是死，这个结果总比开公审大会公开处决了让人家骂“枪毙鬼”好点吧。因此，王钟楼的家属对于王钟楼的死因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可是，此事其实并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才刚刚开了个头！
二、神秘检举信
王钟楼死后第三天，安东市公安局局长兼市防空司令员张克宇收到一封挂号函件。该函件向张克宇局长检举：已被市公安局羁押的反革命分子方大化在历史上有过重大血债，大约在1939年，此人曾在当时根据关东军饬令进行的“反偷渡”行动中，参与杀害过数名从朝鲜越过鸭绿江逃过来的劳工，被害者中有中国人，也有朝鲜人；据方大化事后一次喝多了酒时对人说，当时他亲手开枪打死了两名劳工。
张克宇局长查了查，市看守所里确实关押着一个名叫方大化的人犯，是反革命案由被捕的，但此人并非是市公安局抓捕的，而是安东省社会部直接承办的案子。社会部没有羁押人犯的场所，逮捕人犯后都是送到市看守所羁押的。这次他们将方大化拘捕后也羁押到了市看守所。按照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哪个部门承办的案子，如果没有办理过移押到另一个部门的手续，那不管之后查出该人犯有什么罪行，通常仍旧由原承办部门处置。因此，张克宇局长就在这封检举函件上批了转交省社会部原承办员处理的意见后，作了加密处理，派市局的机要通讯员立马专程送往省社会部。
省社会部承办方大化一案的承办员名叫寿书之，当天下午，他就从领导那里拿到了张克宇转来的这封检举函件。领导对他说，这是市公安局张克宇局长批转过来的函件，你得认真核查检举的内容是否属实，事后要给张克宇局长去个公函回下话，以示对公安局方面的尊重，社会部和公安局其实是一家，应该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才能做好工作。寿书之觉得领导这话似乎有些啰唆，但他是一个凡事都讲究认真负责的人，所以当然得照办。因此，寿书之对助手小乔说，咱们得好好调查一下检举信的内容。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方大化的情况——
方大化是安东当地人，出生于一个资本家家庭，家境富裕。方大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1934年十八岁高中毕业后被父亲送到日本去留学。三年后当他从日本返回安东时，已是卢沟桥事变以后了。方大化在日本学的是西医，于是就进了伪“满洲国”驻安东军队当了一名军医。按说军医是军中的文职人员，方大化应该在兵营里乖乖待着就是了。可是这主儿天性好动，喜好抛头露面，时不时地或骑马或驾着摩托在街头乱兜，一身戎装，佩枪挎刀，每次还不是拔枪就是抽刀，要么冲老百姓养的鸡犬射击，要么把东洋刀架在小孩脖颈上吓唬。因此，不但整个安东市的七个区（安东于1876年设县，1934年10月伪“满洲国”将东北地区设为十四个省，组建了安东省，1937年12月，又把部分区从安东县析出，组建了安东市，设金汤、元宝、中兴、镇安、浪头、大和、旭日七个区），就是周边的安东县、凤城县、赛马县、宽甸县也都知道“方军医”。
大约1942年年底，方大化不知怎么地退出了伪军，和一个名叫山本五郎的日本人合伙开了个西医诊所，一改之前的飞扬跋扈，对待病家很是和善，昼夜二十四小时不论何时有人请他出诊都绝无二话，遇到家境贫穷的，还免收诊费甚至奉送药品。方大化此举渐渐消除了他在安东老百姓印象中的那份张狂，赢得了一些口碑。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驻安东市，建立了人民政权，进行了清匪反霸运动。方大化的合伙人山本五郎已经回了日本，那诊所就由方大化一人开着。以方大化的历史表现，清匪反霸运动中自然是榜上有名，民主政府也确实把他抓了进去。但是，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方大化在历史上犯下过人命血债，他的东洋刀、王八盒子虽然不时亮出，但打死的不过是鸡犬，从来没有伤过人。而他后来的乐善好施也被人提起，老百姓中受过他的好处的那部分还联名向民主政府写信，要求赦免方大化。这样，方大化在被关押两个月后就获得了自由，重新干他那个体医生行当。
新中国成立后，方大化还是开着那诊所，一切如常。初时一年没有什么情况出现，可是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他那诊所里进进出出的人就似乎多且杂了，这就引起了省社会部的注意，于是便对方大化的诊所实施秘密监控。1951年4月26日，辽东、辽西两省采取统一行动，集中搜捕了反革命分子4634名。方大化当时未曾被捕，因为社会部并未获得其犯罪证据。但是，这次两省大搜捕行动中在安东市落网的反革命分子中，由省社会部直接抓捕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人供称听说方大化最近与来自境外的神秘人员有接触，可能是想对抗美援朝运动搞破坏。
当时抗美援朝正是方兴未艾之际，是国家大事的重中之重，各地对此抓得极紧。而安东这边正是祖国抗美援朝的最前沿，鸭绿江大桥就在市内，美国飞机还飞越鸭绿江对安东实施了轰炸，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因此，社会部方面对于方大化可能涉嫌破坏抗美援朝之事十分重视，经研究，决定对方大化采取拘捕措施，捕后再对其进行严密审查。
这样，方大化就在1951年4月28日深夜被社会部侦查员寿书之带着助手小乔等人登门拘捕，被关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
方大化被捕后，寿书之、小乔对其进行过三次讯问，他交代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但坚称自1942年离开伪满军之后，没有跟任何一方有过联系，八年来他一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做着医生。
现在，寿书之手头的这封检举信揭发方大化历史上曾有过人命血债，这个举报是否属实，那就需要调查了。寿书之和小乔商量后，决定暂不提审方大化，而先对检举信内容进行核查。
关东军当时在鸭绿江沿岸实施“反偷渡”，主要是为了对付当时在中国、朝鲜边境地区不时活跃着的抗日游击队。安东这边是重点防范地区，关东军还特地成立了一个“反偷渡指挥部”，由一名日军大尉出任指挥长，另由伪“满洲国”安东省的一名警察头目名叫王永浚的出任副指挥长负责协助。王永浚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被进驻安东市的抗联部队逮捕，不久在公审大会上处决。现在，要对检举信的内容进行调查，看来有一条捷径可走，那就是从当时对王永浚的审讯记录中去找相关内容，然后顺藤摸瓜进行查摸。
于是寿书之和小乔就去了市公安局，调出了当年的那份卷宗。卷宗里记载着当时的“反偷渡指挥部”指挥长松尾清江为有效地实施“反偷渡”，曾经让王永浚起草了一份《悬赏公告》，规定不论军民人等，凡是抓捕一名“偷渡犯”就可获得一百斤大米或者白面的奖赏；打死一名“偷渡犯”，则可获得七十斤大米或者白面的奖赏。这份《悬赏公告》当时贴遍了安东市以及周边县的大街小巷，伪“满洲国”的报纸上也曾刊登过。
寿书之、小乔于是就认为检举信举报的情况可能是有根据的，当时关东军对粮食进行了极为严厉的管制，实行了严格的配给制，只供应一定数量的“棒子面”，被称为“棒子面”的玉米粉已经有点求之不得了，至于高粱米那已经是上等食品了。而大米、白面对于包括资本家在内的老百姓来说，只能算是留在记忆中的美好主食了。那年头已经没有“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之说，即使谁有法子能够搞到大米白面这种细粮，你也得偷偷享用，否则，一旦被人举报，那你就是犯了罪，马上就会被警察局或者宪兵队以“经济犯”的罪名逮捕，被捕者如果没有中等家庭以上的财产，那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了。而当时的方大化，性格中有张狂好动的特点，而按其当时的伪军翻译身份地位，只好享受每月少得可怜的细粮优待，因此，这种悬赏对于他来说应该是有吸引力的。基于这两点，方大化是有可能参与了“反偷渡”行动。
于是，寿书之、小乔又调取了当时被封存后还没有人动过的“反偷渡指挥部”的那部分档案材料，想寻找当时领取“奖赏”的原始名单。原以为没有多大指望，没有想到日本人做事倒很认真，档案里不但有当时领取过“奖赏”的名单，还附有每个领取者的申领单子，上面由经办人填写着领赏人的姓名、职业、住址，抓捕或者打死“偷渡者”的时间、地点、证明人，然后是领赏人签名画押留指印，最后还有王永浚和松尾清江的亲笔签名。领赏人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朝鲜人，有老百姓，也有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官兵，以及伪满政府的军警、文职人员，职务最高的是关东军的一名上尉，由此也足见当时细粮的稀缺珍贵。但是，档案中并没有方大化曾经领取过此类奖赏的记载。
寿书之又想起在对方大化讯问时，方大化曾经提到过若干名能够证明他当年历史上没有犯下什么罪行的证明人，其中大部分还在安东，于是就去找他们了解，一共找到了五位旁证人，都说没有听说过方大化参加过“反偷渡”。想想还不稳妥，又去找了方大化家以前的一些邻居，也没有人听说过方大化领取什么细粮奖赏的传言。有人还提供情况说，方大化当着翻译，跟日本人又有同学朋友关系，而且家境也好，所以他并不缺细粮，他曾经为一个生病的邻居从关东军那里开后门搞来过十斤细粮特供配给券，从而还救了那位老人。那老年人现在还活着，住在什么什么地方。
寿书之、小乔交换意见说，如此看来，这封检举信的内容不实。不过，按照规矩，即使没有调查出什么证据，也有必要去看守所提审一下方大化，这种提审包含着“蒙”的意思，有些人犯被关押后，正处于思想动荡的阶段，其思维整天在交代与否之间徘徊着，当然，他所考虑的交代与否的问题承办员通常是没有掌握的。这时候如果去提审一趟，敲山震虎似的来一下子，很有可能就把人犯给震过来了：看来我还是交代了吧。于是，承办员就有了意外收获。
于是，寿书之、小乔两人就去市看守所提审了方大化。这是自七天前王钟楼死亡后第一次提审方大化，也是这个人犯被捕以来第四次接受讯问。寿书之乍见之下，不禁暗自吃惊，一周不见，方大化已经变了副模样似的，不但那张脸瘦了一圈儿，精神也显得十分委顿。于是，在进行正式讯问之前，寿书之就不得不要关心一下这个人犯了，他问方大化你这一阵怎么啦？是不是生了病？方大化摇头，说没有什么，没有生病。那么，是不是同监房的人犯欺负你了？方大化也摇头否认了。
寿书之也就不问了，言归正传讯问方大化关于1939年关东军搞“反偷渡”时的情况。方大化说他听说过此事，当时的什么报纸上好像也刊登过消息什么的，但他对此没有兴趣，所以没有去关心那事儿。寿书之留心到，方大化说这事儿的时候，神情倒是显得很平静，也可以说，是这天自这个人犯跨进提审室门口以后显得最为自然平静的一个时段了。
寿书之那年三十岁，他是山东人，是1945年跟着八路军山东军区的渡海部队进入东北的。在这之前，他是军区保卫部的一名干事，到了东北后，就干起了公安工作。屈指算来，不说在保卫部干的那几个年头，就光说干公安，也已经六七年了，办理过许多案件，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使他形成了一种类似第六感觉一样的敏锐直觉，因此，此刻当他让看守员把方大化押回监房后，他对助手小乔说，我怎么总觉得这个人犯心里兜着什么事儿，那事儿看样子还不小哩！
两人正说着，看守员老周从门外走廊经过。老周跟寿书之是同乡，也是从山东过来的，每次寿书之来看守所提审人犯，两人总要拉呱几句。这回也是这样。这一拉呱，老周就说到了七天前的那桩事件。简述一遍后说看守所领导认为虽然王钟楼之死跟吃了从外面带进来的食品没有关系，但看来这也是给看守所提了个醒，因此看守所已经作出规定，今后必须严格检查从外面送入看守所的物品，食品一律不准携带。
寿书之听了老周这番话，心里不禁一动：那个死掉的人犯跟方大化同押一个监房的，那食品又是方大化的家属送进来的。尽管法医已经作出鉴定结论认为王钟楼之死跟食品没有关系，但从方大化的精神变化来看，这件事可能不是那么简单。难道方大化对此有一种属于他内心的独特理解？
寿书之继续往下考虑：如果这种猜测是准确的话，那么看来方大化已经意识到他的家属送来的食品是有问题的，而那个同监人犯王钟楼因为擅自吃了那有问题的食品而导致丧生，这样，这份送入的食品就可能是杀人灭口的工具了。如此看来，之前对于方大化的怀疑是有必要的，此犯身上确实隐藏着问题。而且这种问题还不小，因为如果小，那外面就不会动出杀人灭口的脑筋了。
寿书之、小乔于是马上去了市公安局，找到了王钟楼的承办员聂定冠，向其了解那天王钟楼的验尸情况。聂定冠为使寿书之了解得更透彻，还给法医打了电话，把法医请过来一起向寿书之介绍。
寿书之和助手返回社会部后，问助手听了聂定冠和法医的介绍后，对王钟楼之死有什么想法，小乔说他倾向于接受法医的鉴定，因为跟王钟楼同监房的另外两个人犯也吃了烧鸡、打糕，他们并没有中毒，所以王钟楼的死因就只有如法医所判定的那样心脏病发作了。寿书之却说他头脑里还是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想法，认为这件事是有问题的，否则方大化这一周的变化就不大好解释了。两人议了一阵不得要领，最后决定对此事进行调查。
三、石破天惊的真相
次日上午，寿书之、小乔去方大化的姐姐家。那个往看守所送食品的妇女名叫方大馨，四十一岁，是一个没有职业的家庭妇女，但其家境很好。因为她的丈夫是留学英国的铁路高级工程师，早在日伪时期就深受日本人的青睐，称他为“大大的技术权威”。这个权威只热衷于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后来东北光复后他不论在苏联红军、中共或者国民党手下，都一样干活，所以解放后没有人动他。抗美援朝爆发后，这位高级工程师更加受到了重用。所以，方大馨多年来一直靠着丈夫的技术过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住着花园洋房，家里还有电话机，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多的。
方大馨跟寿书之、小乔两人是见过面的，那是她的弟弟被捕的次日白天，两个侦查员前往她家调查方大化的历史情况。这次方大馨见两人再次登门，只道又是继续了解老弟的历史，但一开口方知原来是向其了解那天送食品的事宜的。方大馨不知道她送食品的那天看守所发生过什么事情了，所以乍听之下隐隐觉得有点奇怪但又不敢发问，只好侦查员问什么就回答什么。
寿书之需要了解的是：方大馨是怎么想起来给方大化送食品的？那食品又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
方大馨说了情况：5月1日中午11时许，她接到一个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自称刚从看守所释放出来，在看守所是跟方大化同一监房的，方大化托他给姐姐捎个口信，说他在里面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案子有点复杂，一时看来是结不了的；里面的伙食很差，而这天下午正好是看守所规定的接见人犯的时间，让姐姐送一些食品进去，但是不要多，否则政府干部是不让送进去的。方大馨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就约请对方见面，说到她家来也行，到外面哪个饭店也行，她请对方吃个便饭。但对方拒绝了，说他还有其他事情要办理，准备马上离开安东前往沈阳了，所以就不打扰了，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方大馨从来没有碰上过跟看守所打交道的事儿，心里一时没有主张，想来想去，决定给丈夫打个电话问一下。她的丈夫是在沈阳工作的，一月回来一次，于是就打长途电话过去。丈夫听方大馨说了情况，说既然这样说了，那就送吧。方大馨问应当送些什么东西为好，丈夫说在里面不能吃太高级的食品吧，人家也说了，一次不能送得太多，你就去买个烧鸡，再买一些大众化的点心类食品，看守所可能要检查的，所以都不能带包装的。
方大馨匆匆吃了午饭后，就去外面买了一只烧鸡，又从一家朝鲜族人开的店铺里买了一些打糕，原还准备买水果，但想想还是作罢了。然后就是前面说过的去看守所想探望弟弟遭到拒绝，后来碰上那个不知姓什么的好心干部，就把食品给带进去了。
方大馨说得很清楚，那两样食品是从哪两家店铺买的，其他，她说不出什么来了。这样，寿书之、小乔两人就告辞而去，出门后一边走着一边商议，说看来得先给看守所打个电话查询一下那天七号监房是否有人犯释放。于是便去附近的派出所借打电话，看守所方面立马查了人犯进出登记，说那天上午并没有释放过什么人犯，下午两点后才释放了两个，也不是方大化所在的七号监房的。
寿书之顿时一个激灵，对小乔说，看！不是有问题了吗？小乔这时才相信寿书之的直觉是准确的，说马上去查查那烧鸡铺子、打糕店，看是否有什么线索。寿书之说我们还是先向派出所了解一下那两家店铺的情况吧，看店主是否属于那种守法的生意人。派出所管段民警说没有听说过那两家店铺经营时发生过什么纠纷之类，至于店主是否有政治问题，那倒还得向居委会了解。寿书之说那就麻烦你立马去了解，注意必须严格保密。
一小时后，那个民警返回派出所，说据居委会方面介绍，烧鸡铺、打糕店的店主都是世代在安东经营此行的老字号了，店主一向本分，日伪时期也都没有跟日本人、汉奸什么的有过勾搭；他们卖出去的商品向来都是保质保量，从来没有听说过出了什么问题的。
寿书之、小乔两人自然有点失望，但明白已经不必当面去向那两个店主调查了。离开派出所后，寿书之说我们得先证实一个可能，那就是如果那个名叫王钟楼的人犯的突然死亡是由于食品中毒的话，那就得弄清楚他究竟是吃了烧鸡死亡的呢，还是吃了打糕死亡的？如果是吃了烧鸡致死的，那么同一样食品为什么另外两个人犯吃了没事儿？如果是吃了打糕致死的，那就是碰巧了，就是说王钟楼当时正好吃了那块有毒的打糕。可是，为什么尸检时又没有在消化脏器里发现食物中毒的症状呢？
两人议来议去，还是不得要领。最后认为看来不宜在食物中毒上去追根究底，那是一条很难走通的路。那么应当怎样呢？看来还是得从方大化身上找原因，他既然惶惶不安，那看来只有他知道或者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如果方大化肯吐露惶惶不安的原因，那就有希望找到这件事的根源所在了。
于是，寿书之和小乔便直奔看守所。那位寿书之的同乡、看守员老周见到寿书之，说老兄我正要往你那里打电话哩，你倒过来了，正好跟你说说。老周要说的正是方大化的事儿，昨天傍晚，市公安局逮捕了七名反革命疑犯。根据关押规定，为防止串供，同案犯是不能关押在一处的，这个“一处”指的是不能关押于同一或者紧邻的监房。这样，这七名人犯就被分散关押于七个不同位置的监房，方大化所在的七号监房也关进了一个。
这个新犯人身高架大、膀粗腰圆、满脸横肉，面目狰狞，酷似《林海雪原》中的奶头山匪首许大马棒。这主儿还真是胡子出身，坐过关东军、“满洲国”、国民党的监牢，见多识广，现在被关进了共产党的监牢，根本不当一回事似的。一进来就对方大化三人拱手，貌似恭敬，其实是摆谱，说兄弟是反革命犯，在外面奔波得有点疲了，这次到看守所来休息，希望三位包涵。没想到方大化看他这副模样架势，没来由似的就打起了哆嗦，昨晚竟然一夜不曾合眼。今天上午看守所长上班后到监区去作例行巡视时，方大化向所长提出要求“监房提审”（这是看守所内的术语，意思是所方对在押人犯进行的与案由无关的提审）。
所长忙完了每天上班后的必要公务后，想起此事，就让老周把方大化开出来，问问这个人犯想说什么。老周一问，方大化提出一定要给他掉换一个监房，因为他觉得跟昨天进来的那个新人犯关在一个监房没有安全感。方大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极为迫切，神情间透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这倒是引起了老周的重视，他把方大化押回监房后，向看守所长汇报了此节，所长说跟他的案情有关啊？这我们看守所就不好过问了，得跟这个人犯的承办员联系一下，作个反映。老周正要给寿书之打电话时，寿书之竟来看守所了，于是就当面反映了这一情况。
寿书之听着也觉得颇为奇怪，于是就决定马上提审方大化。这一提审，终于从方大化口中获得了真情——
方大化自1942年离开伪满军自办诊所行医后，一直安分守己，不敢惹事。而安东市的包括日本人、汉奸、地痞流氓在内的各方恶势力，由于之前方大化跟他们都打过交道，有的还颇有交情，所以也都没有人来惹他的。抗战胜利后，方大化仍是做他的医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也还是这样。但是，不敢惹事并不等于就不跟外界打交道。方大化以前当伪满军的军医时，跟各界的交往很广，连鸭绿江对岸的朝鲜境内甚至韩国都结交了朋友。这些年来，那些朋友中在外地的一部分人经过安东时，出于各式各样的目的，都会来他的诊所坐坐，有的还给他捎些稀罕的礼物。而方大化则不论人家是否带来礼物，都是按照江湖规矩热情款待，最低的待遇一顿酒席是少不了的，如果有手头拮据的，还慷慨解囊助其旅费。而在安东地区的那部分朋友，平时麻烦方大化的事情那就更多了。
这样到了1951年4月25日，有一个名叫叶中兴的人突然来诊所见方大化。方大化乍见之下，不禁大吃一惊！这个叶中兴，在大约1940年时曾一度跟方大化混得很熟，当时，这人是以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安东省督察员的秘密身份从奉天（今沈阳）来到安东市的。初时方大化根本不知这是一个什么人物，因为他整日穿着便衣，独来独往，显得有点神秘兮兮。一些日子后，方大化便猜测这人可能是吃日本关东军饭的小特务。但不久就听说此人来头有点大，因为安东的日本军人、伪满官员见了他都很是客气。接着，又听说这个叶中兴其实不是中国人，可能是日本人，或者是朝鲜人。叶中兴是哪国人的问题，方大化后来一直没有弄清楚，因为此人的汉语、日语和朝鲜语说得一样的流利、准确。
本来，以方大化这样一个伪满军医的身份，是不可能跟叶中兴交上什么朋友的。但是，有一天深夜，方大化的一位在安东日本宪兵队当特务的朋友忽然来找方大化，请他出急诊。方大化跟着那人到了大和区的一所私宅，那里躺着一个负了枪伤的男子，床旁边站着两个穿西装的日本人，正一脸焦灼地等候着方大化。见方大化进去，两人马上冲他九十度鞠躬，嘴里用日语说着请求无论如何要抢救这个伤员的话语，而且一定得保密，他们愿意向方大化支付一笔重金作为报酬。
这个伤员，就是叶中兴。他腹部挨了一枪，伤得很重，且失血过多，其时已经处于垂危状态。对于方大化来说，这是一个检验其医术的重要时刻，因为他必须在没有助手也没有抢救设备甚至连消毒也不能保证很彻底的条件下，把一个已经处于死亡边缘的危重伤员抢救过来。方大化当时也来不及多想，只说了句“我尽力吧”就动手了。最后，竟然成功地完成了手术。又借助当时极为罕见的被关东军严格控制使用的据说价格贵似黄金的最新抗菌药物盘尼西林和长白山野山参，终于让伤员安然度过了感染期，把叶中兴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叶中兴痊愈后，从此就跟方大化交上了朋友。随着接触增多，方大化终于知道了其真实身份，他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派遣安东省的督察员。但叶中兴也仅仅透露了这一特殊身份，至于他是什么国籍和那次负伤是怎么回事，为何要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救治，等等，方大化还是一概不知。
叶中兴痊愈后在安东时隐时现地大约待了八九个月，突然就没了影踪。从此，方大化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消息。那个年代动荡得厉害，死活不过是转眼间的事儿，方大化只当此人已经死了。哪知，现在突然间就冒了出来，站在方大化的面前望着他一脸平和地微笑着，然后伸手相握着问候。
方大化再不关心政治不问世事，对于像叶中兴有着那种历史身份的角色也不得不打一个问号，寻思以这人那时的关东军特高课督察员的身份，以及不知干过多少残害抗日人员以及良民的罪行，共产党再怎么讲宽大也没有他的份啊！这样想着，方大化就有点害怕了，跟这样的人打交道，只怕对方一旦落网，他姓方的也肯定得被牵连着折进局子，弄不好脑袋落地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事咋办？
方大化正盘算着是不是赶紧把叶中兴打发走的当儿，外面进来了两个穿人民解放军军装、挎着手枪的小伙子，抬进了一个箱子，然后立正向他敬礼。方大化一个睖睁的当儿，叶中兴笑着向方大化介绍，说这是他的警卫员。
警卫员？方大化一下子就蒙了，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叶中兴手一挥把警卫员打发到门外去后，掏出了一个派司放到了方大化的面前。方大化一看，竟是东北局社会部的，名字还叫叶中兴，照片钢印齐全。他还在睖睁的时候，叶中兴已经对此作了解释，说他是中共党员，早在1931年就奉命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了，由于成绩优异，学习结束后就被苏联情报部门留下，进入了另一个特训班深造，毕业后被苏联方面派往东北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苏联情报部门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让他打入了关东军特高课。1941年，由于联络条线出了问题，他奉命离开关东军特高课，去了北平，改变身份后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的组织关系回到了国内，被组织上分派到中共东北局社会部工作，一直到现在。这次是来安东市公干的，顺便来探望方大化这位老朋友，带来一点礼物，作为对方大化当年救治之恩的回报。
方大化听了叶中兴的这番话语，信以为真，高兴地跟对方握手，然后要替叶中兴张罗住宿。叶中兴说以我现在的身份，还怕没有地方住吗？你就不要忙了。方大化说那咱们先去吃饭吧，叶中兴说吃饭也是我的事儿，我应该请你这个救命恩人的。这样，当天晚上叶中兴就请方大化去一家朝鲜人开的饭馆吃饭。
没有想到，这顿饭吃出了事情！
叶中兴显然是有备而至，他已经在这家饭馆订了一桌上等酒席，还准备了上好的人参酒。方大化的酒量不算很好，但有点嗜酒，当下跟叶中兴一番频频举杯痛饮后，当场醉得不省人事。当他恢复知觉时，已是第二天上午太阳照得窗户上一片通明了。那是一处他从未到过的地方，后来侦查员费了很大劲方才查清是安东市郊结合部的一幢别墅。方大化躺在一个布置得很是豪华的卧室的一张大床上，使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身上竟然没穿什么衣服，看看床头架，他的衣服一件件的都堆在那里。方大化心里就有点忐忑，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自是一惊。正回想着昨天跟叶中兴喝酒的情景时，房门推开了，进来两个男子。
方大化定睛一看，认出正是昨天叶中兴让把那箱礼品搬进他的诊所的警卫员。那两位已经换上了便衣，脸上挂着一层似乎有点神秘的笑容。以方大化的阅历，隐约感到对方的笑容中似乎包含着不大好的内容。果然，那两人请他穿上衣服去卫生间洗漱后，一起去楼下餐厅用餐。方大化掏出怀表看了看，这时已是上午11时。他还以为叶中兴会在餐厅等他的，下去一看方知就这两人陪他用餐。菜是已经摆在桌上的，没有酒。坐下后，那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开腔问方大化饿不饿，见方大化摇头，另一个便说那我们先谈事儿，然后再吃吧。方大化一听此言，就知道糟糕了。
对方先不开口，而是把一个信封放在方大化的面前。方大化一怔，对方示意他打开。打开一看，方大化就愣住了：那是一组他赤身裸体正对一个女子施暴的照片！
方大化把目光转向那两人：“这……”
“方医生，很抱歉，昨晚你喝醉了，竟对这里的女主人施暴！她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房间里随时设置着照相机，为保留证据，她按了那架德国高级相机的自动拍摄键，拍摄下了这几张照片。可能光线不大好，看起来不是很清晰，但已经足够可以作为指控你的证据了。”方大化已经记不起昨晚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了，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于是定定神道：“我要见叶中兴！”
“首长昨晚有事离开安东了，把你交给我俩。你的安全以及所有一切，都由我们全权负责。”
方大化马上发现了破绽：如果叶中兴真是什么“首长”，那么眼前这两位“警卫员”肯定得跟随叶中兴一起去的，最起码得去一个，怎么都留下来跟他这个叶中兴的私人朋友折腾起来了呢？于是，方大化就朝两人看着：“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两人中那个个子高些的笑了：“好！方医生你问得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请事主进来跟你说说。”
显然是事先安排好了的，话音刚落，那个在照片上留下裸体图像的大约三十来岁的女子就一脸泪痕地走了进来，诉说昨晚方大化如何强奸她的经过。方大化已经记不起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听眼前这个女人说得如此确凿，而且有照片为证，寻思自己还真的犯这事儿了，不由得就惊慌起来：“这……这事儿……”
那女人哭泣着出去后，那高个子走到方大化的旁边，拍着他的肩膀问道：“方医生，你看这事咋办？”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犯这种事儿了，唉，喝了酒……要么……要么……给她点钱作为补偿？”
“已经跟她谈过了，她说就是搬座金山放到她跟前，她也不接受！”
“那么，她要怎样呢？”
“她说要去向公安局报案，让政府办你个强奸罪！我们已经派人把她看住了不让乱动。看来还得做做她的工作看是否有别的解决途径。方医生你说呢？”
“就是！就是！谢谢您二位了。”
“那这样吧！你先写份悔过书。也好让她知道你是无心犯过，事后知错。”
方大化也顾不上弄清楚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了，先得把眼前这件事弄过去，于是就答应下来了。
悔过书写完后，那两人出去了。片刻，门口传来了脚步声，进来的是叶中兴！
方大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叶中兴已经开口了，说老方你怎么干出这种事儿来了？你是想吃官司还是怎么着？像你这种身份的人，共产党肯定早就盯着你了，只怕没有现行事儿也正在盘算着要把你请进局子里去坐坐呢。你可能不清楚，共产党眼下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逮人可是有指标的，各地必须完成指标，最好是超额完成。那些干部，当然要表现得积极些，好升官嘛。像你这种情况，正好以强奸罪逮你，然后追究历史罪行，以历史反革命分子加上现行犯罪办你，枪毙人也是有指标的，像你双料货，还有你的活路吗？
方大化不是笨蛋，听着这话就想起了先前的怀疑，寻思这话哪像共产党干部嘴里出来的？于是就问道：“老叶，你究竟是哪方面的人？”
叶中兴哈哈大笑，说老方别看你还真有点机灵的，我是哪方面的人已经不重要了，眼下重要的是你自己，你是打算跟我合作为自己留一条活路呢，还是拒绝合作甘愿伏法？
方大化于是就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了，他微叹了一口气，没有吭声。
叶中兴还是笑吟吟地说话，大略是：你如果不打算跟我合作，那也可以，我这边的弟兄念及你当初对我的救命之恩，绝对不会对你下手的，我们就抽身而退另外去寻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人。但是，需要提醒你的是，这边的事情你怎么解决？昨晚被你强奸的那个女人，没有我们替你把这件事搞定，她立马就会去公安局报警，那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该清楚的啦！
方大化于是知道自己是被拉下水了，他想了想，问叶中兴想合作什么。叶中兴说，这样吧，先跟你漏点儿风，我老叶是从对岸过来的，这下你就该明白我是什么人了。实话说吧，目前的形势对共产党方面很是不利的，对岸那边不单是美国出兵，连联合国军也出动了，这么多国家的军队重兵压境，你说小小一个北朝鲜加上中共那点儿武装力量，抵挡得了吗？再说，台湾老蒋那边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到时候一股脑儿打过来，别说这边小小一个安东了，就是整个东北还不是说换主就得换啊？所以，你老方如果跟我们合作，不但眼前能保平安，日后也就是功臣了，还不是想干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你说呢？嗯？
方大化于是终于明白叶中兴现在已经效力于韩国或者美国方面了，这并不奇怪，这主儿原本就是关东军的特务，还算是干老本行，只不过换了个主子。他想了想，寻思以叶中兴的特工思路，这等机密已经透露了，如果自己拒绝的话，那就肯定不谈什么“救命恩人”了，一刀捅个透心凉没商量！所以，还是先得稳住对方了再说吧。于是，方大化就问：“不知老叶要叫我跟你合作什么内容？”
尽管方大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叶中兴一说，他还是大吃一惊：让他协助炸掉辽东省设在安东市的战勤仓库！叶中兴把这件事说得很轻松，说据调查，得知方大化的连襟在战勤仓库任职，通过这层关系是能够顺利实施该项行动的。
方大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说这事太大，能否容我想想再说？叶中兴说这没问题，你应该考虑一番后再作决定，反正利害关系我刚才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姓方的不是土牛木马，当初在安东地面可是窗户里吹喇叭，名声搞得很是响亮的人物，一个个朝代换下来竟然没有一点事儿，那就足见你是非常聪明的一个角色，这就好，这次好好想想吧。不过，我得警告你，别指望耍花招！我手下的人日夜秘密监视着，你的任何举动都逃脱不了我的视线，一旦出轨，那就对不起了，这边的妇女随时可以去公安局控告你的。当然，这是客气的，如果我一个疏忽，没有留心手下那个容易激动的杀手的情绪，没准儿人家一不留神做掉你那也只能算你自己找死了。说了这么久，饿了吧，咱们吃饭！
方大化吃了一顿不知是什么滋味的午餐后，被蒙上眼睛推上了一辆马车，不知转了多久才放他下来，定定神一看，前面就是他的诊所。背后，传来一声冷冷的耳语：“后天这个时候听你的回音！”
当天，方大化想来想去，始终拿不准主意究竟是否要跟叶中兴合作。到了晚上，他家也不想回了，一个人在诊所闷闷地喝了几杯酒，不觉睡意袭来，便躺下睡觉了。不料，半夜里寿书之就领着人登门了，一副手铐把他扣进了看守所。
方大化初时还以为是叶中兴的事儿发作了，人家抓了叶中兴一伙又牵出了他，暗忖幸亏没有答应合作，大约还不至于定他的特务罪吧？但又想到了那桩强奸事儿，心里便又忐忑起来。待到天明后提审，听寿书之说是省社会部的，这才定下心来，寻思自己的担心看来并不存在。寿书之讯问的是他跟一些已经出了事或者还没有出事但历史上有问题的朋友的来往问题，这方面方大化倒没有什么害怕的，因为那些朋友登门时并没有自我介绍说曾经犯过什么事儿，或者眼下正在做什么坏事，双方只是叙旧论私谊。这，共产党的政策法规都是没有规定过不许可的，所以估计还不至于拿他怎样。然后，他又担心叶中兴所说的追究历史，但承办员两次提审都没有专门提及他的历史，所以他想，看来即使共产党镇反有指标，那也轮不上他，于是也就定心了。甚至还有点轻松，因为这一被捕，就逃过了叶中兴的合作了。
可是，到了5月1日那次提审结束返回监房时，发生了王钟楼猝死事件。当方大化听说王钟楼是吃了外面给他送进来的食品而突然发病死亡的时候，马上想起了叶中兴。方大化自己是留日学医出身，知道一些化学毒物的杀伤力，后来又从那个跟他合伙开诊所的山本五郎那里听说过一些关东军研制特殊毒药的事儿（山本五郎曾是关东军军医，负伤后才退伍行医的），知道有一种毒针注射于食物内，可以使同吃该食物的几个人中只有那个吃到注射过毒药部位的人死亡，而且死后即使解剖也难以发现中毒症状，只能认定死于心脏病，因为这种毒药破坏的就是心脏。当年关东军已经有这种毒药了，如今叶中兴既然效力于美国或者韩国特务机构，那要想获取这种毒药当然是不在话下的了。于是，方大化便断定致王钟楼死亡的是那只烧鸡，他吃的部位正是被注射过毒药的那个位置。当然，外面送进食物的人没有料到这只烧鸡并没有被他方大化吃掉，而是毒死了另一个不相干的人犯。
这样，方大化就开始惊恐了，他知道叶中兴作为一名高级特工，凭其手段，不难发觉这次暗杀行动已经失利，而他为了保守企图爆炸战勤仓库阴谋的机密，肯定会争分夺秒地再次策划对其实施谋杀。从这时起，方大化就日夜不得安宁，时时刻刻予以提防，甚至对看守员也感到怀疑，每每有单个看守员出现在七号监房门口时，他总是连忙往监房里侧躲避。
昨天傍晚，七号监房新进来一个人犯，他左看右看总觉得这主儿像是叶中兴派来的刺客，于是就冒着得罪看守员的风险，再三执拗地提出要求掉换监房。他的这个要求当然不会被看守所方面接受，这样，方大化就不得不考虑与其被叶中兴莫名其妙地灭了口，倒不如干脆向政府坦白交代算了。
当下，寿书之和小乔结束提审后，为了使方大化有安全感，便跟看守所方面打了个招呼，让把那个被他怀疑是叶中兴从外面派来暗杀他的人犯调离七号监房，之后一段时间也不再往七号监房关押人犯。两人深感方大化所说的情况很是重大，于是马上返回省社会部去向领导报告。
四、排查无果的线索
辽东省社会部领导听取了寿书之的汇报后，认为这是一桩重大案件，当即决定予以立案侦查。责成寿书之主持侦查工作，并给他增派了两名侦查员。当时也没有宣布成立什么专案侦查组，但事实上寿书之这四个人就是一个专案组了。
寿书之深知爆炸战勤仓库之事非同小可，所以先向领导提出请求另外安排专人负责跟战勤仓库那边联系，除了加强安全防范，对被叶中兴物色为“工作对象”的那个方大化的连襟还得特别加以注意。领导说小寿说得对，我们马上会做出相应安排的，侦查叶中兴的这副担子就放到你的肩上了。
寿书之当即召集小乔和新增的侦查员梅大同、韩正昌举行案情分析会议，四人商量下来，认为要寻找叶中兴的踪迹，可以同时采取两步进行，一步是从追查食物毒源下手；另一步是寻找方大化所说的那幢不知位于何处的别墅，找到后将别墅作为楔子往里切入后再进行深入调查。四个侦查员中，梅大同和韩正昌是安东本地人，正好跟寿书之、小乔各自组合，两人一队分别进行调查。
寿书之和梅大同分工寻找那幢别墅，他们分析了方大化交代的情况，觉得有点头痛，因为这主儿在那家饭馆喝醉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连是用什么交通工具去的别墅也不清楚。寿书之、梅大同两人一番商量后，决定去那家饭馆撞撞运气。根据方大化所说的，那家饭馆位于元宝区，不大，只有两开间门面，店号唤做“舒馨饭庄”，老板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朝鲜人，姓王，自我介绍已经来中国二十多年了，一口汉语说得比朝鲜语还流利。
王老板听侦查员说明了来意，那年头经济萧条，下馆子的顾客很少，预订包房的那就更少了，因此他对于七八天前有两个穿军装佩手枪的军人随侍着前来包房用餐的那拨食客还记得。说一共有四个人，除了两个军人，还有两个是三十多岁的穿便衣的男子，其中一个他认出是安东市有名的西医大夫方大化。
寿书之寻思看来有戏了，于是就问他们离开时的情况。王老板说那天他们是中午时分过来的，一顿饭吃喝了大约两个小时，那个方大夫喝醉了，他让伙计新沏了一壶茶送进去让醒醒酒，但他们并没有喝，那两个军人连搀带架地把方大化弄出了饭馆。
那出去后他们一行是怎么离开的？去了哪个方向？
王老板不无抱歉地摇头，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我没有跟出去。
你没有跟出去，那么贵号的哪个伙计跟出门送客了？
王老板说应当是有伙计送客的，这是敝号的规矩。于是出去问了问，把一个伙计带了进来，说是这位送的客。侦查员满怀希望地一问，但这位伙计也是摇头，说他看着他们把那个喝醉了的客人架着往马路东边去了，他因为惦记着要收拾包房，就匆匆返回店里了。
寿书之两人这下傻眼了，只好悻悻而去。想想犹自不死心，于是就向邻近“舒馨饭庄”的那些商号店铺打听，但最终还是未能获得线索。这样，就只有采取笨办法寻找了，那就是凭着方大化在次日酒醒后离开那幢别墅（“别墅”是后来找到后的说法，此刻其实只能说是建筑物）被叶中兴等人蒙上眼睛前的那一刻所看到的窗外有一株大树的线索，在全市各处转悠着寻找。
寿书之、梅大同商议定当，还没启动时，另一路小乔和韩正昌已经有了收获。他们这一路的侦查程序是先走访了方大化的姐姐方大馨，再次向其详细了解那天购买烧鸡的情况。这一了解，就发现了疑点。据方大馨说，那天她买了烧鸡、打糕后，看看时间，心想看守所那边人家中午可能休息，此刻过去只怕不接待，于是就回家了一趟。刚进家门，就来了一个穿电灯公司工作服的工人，挎着一套电工工具，另一侧肩膀上挂着一个工具包，说是来检测电线的。方大馨让对方进了门，那人检测一番后说电表输出电线老化了，需要更换，操作了一番给更换了一段。试了试通电情况良好，说要稍稍收点费用意思意思。方大馨就去取刚才放在里间的钱包，因为没有零钱，还去门外向摆摊卖零食的小贩兑零钱。
侦查员了解下来，方大馨这两段离开的时间虽然加在一起不过三五分钟，但如果这个检修工是受叶中兴指使的话，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他往放在外间桌上的烧鸡注射毒药了。
那么，这个检修工是否受了叶中兴的指使呢？这要去电灯公司调查了。
当时安东市的民间用电量有限，由电灯公司直接供电。居民的所有装电灯、电表以及平时每月的抄表、检修、收款等统统由电灯公司自己操作。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因，像电灯公司这样的单位当时已经实行军事管制，这对于侦查员的调查倒是提供了一条便捷途径。小乔、韩正昌悄然登门，找到军代表说明了来意，军代表只一个电话就弄清了基本情况：5月1日电灯公司的对外检修部门并未派过检修工人去任何一户市民家进行检修。
侦查员顿时一阵兴奋，寻思终于找到了可疑切点了。两人稍稍商议，便要求军代表协助对电灯公司的对外检修工进行秘密排查。军代表于是通过工会摸了摸情况，很快就有了结果：事发那天的那个时段，全厂对外服务的所有检修工全部在厂内工作，没有人外出过。
侦查员于是就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个男子是穿了电灯公司员工的工作服假冒检修工去了方大馨家。那么还是需要在电灯公司进行调查：他的工作服是如何获得的？
当时的工厂，无论公营还是私营，都还没有“劳防用品”一说，所以通常是没有工作服的。电灯公司考虑到检修工、抄表工是该厂对外服务的一个窗口，就向该部门的员工每人发了工作服。也就是一件藏青包卡其布的上装，左胸部位印上一个标记和“发电”两个字就算是工作服了。以当时的经济水平，即使这样一件工作服，也已经算是很了不得的一个待遇了，工厂对于如何使用还有规定，比如不准带回家，平时不准穿，只有在对外服务时方能穿上之类。
还是请军代表帮忙，查下来的结果是所有有工作服的员工那天因为没有外出服务差使，所以工作服都好好地挂在工作间里，这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但是，既然方大馨看清楚那个登门者确实是穿了电灯公司的工作服的，那肯定是该厂流出去的。于是，侦查员就想到了工作服的另一个来源：是否有多余的工作服给利用了呢？
一问，当初定制工作服时，确实多制作了七件，在仓库里放着。于是就去仓库查看，这一查，问题就发现了，那七件工作服竟然一件也不见了！这下，仓库管理员可就傻眼了。丢失七件卡其衣服，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桩案子了，于是厂方便向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就在电灯公司旁边，派了两个警察过来查看现场，侦查员也就一起了解情况。
当然先是从掌握仓库钥匙的管理员那里找线索，那个管理员是个三十来岁的妇女，其公公是电灯公司的股东之一，她是借着这层关系进了厂谋得了这么一个被人看来还算不错的岗位。据她回忆，仓库钥匙一直好好保管着的，从来没有离过身，即使在家里时，也是拴在怀间的。这样，就从另外方面去考虑了，派出所警察于是检查了门窗，最后发现仓库的一扇天窗的玻璃有被卸下的痕迹。于是断定有人爬上屋顶，完好无损地卸下了天窗的一块玻璃，打开了天窗，从天窗进入了仓库，盗窃了那七件工作服后从原路退出，仍把玻璃装好，当然难以完全复原，只是以胶带将四角固定了不让掉下来就是了。
这样，调查范围就缩小了：由于电灯公司的警卫措施一向严密，外人是无法潜进来实施作案的，所以应当把作案目标定位于电灯公司内部的人。
侦查员对情况进行了分析：方大化被捕后，叶中兴担心他泄露其爆炸战勤仓库的阴谋，急于灭口，于是制订了方大馨往看守所送入有毒食品的方案，这个方案需要冒充电灯公司检修工，这样就有了盗窃工作服之举。如此，可以推断工作服失窃的时间应当是在方大化被捕之后的那几天里，也就是4月27日至30日。再查看现场，发现仓库天窗是一个白天很容易被多个角度留意到的位置，而且白天那个女管理员是在里面待着的，所以作案时间只有选择夜间了。
基于这个分析，就对全厂那两天夜间上班的所有员工进行排查。原以为查到这一步，离水落石出也就一步之遥了，哪知排查下来竟是毫无收获，那两天夜间在厂里上班的员工没有一个有作案嫌疑的！
这时，距小乔、韩正昌接受调查使命正式开始调查已经有一天多了。中午，根据约定，小乔、韩正昌前往约定的地点——“天源茶馆”去跟寿书之、梅大同见面，汇报进展，交流情况。寿书之那一路四处乱转了一天多也没有什么收获，两人是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都说腿酸得抬不起来似的。听说小乔仍无发现，寿书之陷入了沉思，梅大同则说要么我们两个一起去电灯公司，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