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１０月投入使用的北京养蜂夹道俱乐部是中央高级干部吃喝玩乐的场所。建筑豪华，静谧的后湖和北海相连。从各文工团选来漂亮的女演员为中央领导人作舞伴。从北京的十大饭店抽调了招待员和高级厨师、理发师、高级修脚师。公安部则派来了警卫部队和保卫人员。在这里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即使在大饥荒年代，也是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长的要求定做。不到一年，养蜂夹道就容纳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领导人决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顷地，再扩建三座大楼，供高级干部们吃喝玩乐等。他们要求这个所谓的“０８”工程，要“二十年不落后”，这样浩大的工程，北京市委在人力和物力上都承担不了，就通过薄一波、吕正操、孙志远等，打着中央的旗号，到各地搞建筑材料、设备。在建设过程中，他们一看到不顺心的地方，就拆了重盖。单单是电梯门就反复改了二十次左右。这座楼一直盖了六年，花了近１０００万元，到文革前尚未完工。楼内地下室修有射程５０米的打靶场，四周都有隔音设备。这里的房间也分几等，有部长级的房间，有中央领导人的房间。招待费由国家财政实报实销。
各省、市为毛泽东（许多地方还加上政治局常委）大造行宫。除省、市首府以外，一些中等城市也为此大兴土木。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这些地方是招待高级干部的特殊场所。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杭州的“刘庄宾馆”和“汪庄宾馆”，上海的“西郊宾馆”、天津迎宾馆等等。这些豪华宾馆都是在大饥荒那几年建造的，极尽奢华，警卫森严，老百姓不能接近。在大饥荒年代，山西省委在风景名胜地晋祠，修建奢侈豪华的晋祠宾馆。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华北局在这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官员们白天读书，晚上到太原市看戏。京剧界名角马连良、裘盛戎、张君秋、李世济等都纷纷从北京前来献艺。而更高一级干部，就在晋祠宾馆五号楼看古装戏。看完戏后，高官们通霄达旦地玩麻将。在宾馆南楼一天一元钱伙食费，每顿都有鸡、鸭、鱼、肉。晋祠宾馆每栋楼都自设厨房，为高级干部单独开伙。华北局书记李雪峰住一号楼，每天五元钱伙食费，吃的是山珍海味。那时没有空调，就在会议室四角放置冰块降温。宾馆的游泳池24小时开放，消毒、净化、加热三大系统日夜循环。当时作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的青年干部李辅参加了这次“读书会”，看不惯高官们的特权，文革一开始就贴大字报揭露，成为省委机关的造反派。
大饥荒年代，四川省饿死了上千万人，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在重庆潘家坪每晚听堂会（即把演员叫来，专门为他演唱），听完了吃夜宵。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下乡考察，由当时兰州最高级的饭店――兰州饭店派专车为他送饭。信阳地区饿死了１００多万人，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 1960年7月的信阳地委扩大会议，地点选在著名的避暑胜地鸡公山。在饿殍遍地的夏天，省地县的官员们，一边避暑，一边为自己开脱责任。吃的有鸡鸭鱼肉，每天睡够了午觉，吃饱了西瓜再开会。当时没有上山的汽车，官员们是饥饿的农民用滑杆抬上山的。
——杨继绳《文化大革命史》
除了上文里60-62年期间的“大吃大喝”外，高层搞破鞋（婚外男女关系）从来就没有停过，1955年刘亚楼出访苏联前晚，一位女性“服毒自杀”，被罗瑞卿压了下去，刘照旧出访。
肖华、邱会作、陈再道都是出了名的“淫棍”；相比之下叶还算是“有教养的”，没听说有过强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