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关系后，我想应该带他回家见母亲和姐妹。我买了一点水果带上，他一句不说，也不买，空着手和我去。母亲知道他要来，特意让保姆到自由市场多买一点好菜。姐妹到后开始午餐，他没有任何谦让的表示，马上端起饭碗去抢那些好菜，每种菜扒到他自己的碗中狼吞虎咽地全扒到嘴里，又去盛第二碗饭，还继续去扒那没剩多少的好菜，我简直看不下去了，母亲直摇头，姐妹谁也没动筷子，他太不识相了，让我感到丢人。我气愤地说大家还没吃呢！他才不得以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大家一起快吃吧。
这些表现让我对他痛恨，怎能因饥饿把起码的礼节，客套都扔到百里之外。过分自私自利，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对我的思想问题用马列主义分析得头头是道，怎不好好分析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是共产党员吗？！我的道德水准可比他高多了。党员没什么了不起，还不是骗来的，让我从内心鄙视他。
午饭后他先走了，我征求母亲和姐妹的意见，她们说，我了解他，让我自己定。
他在饭桌上的表现，让我感到很尴尬，脸红，给母亲找了如此没有道德修养的人作女婿。我真想了断这个婚事。但细想，暑假为他回家，曾用我近两个月的工资46*2“借”他80元人民币买的火车票，又讨了个好说既然家里困难就甭还了。这等于我已经在他身上“投资”，帮他回老家去看了父母。断了是否可惜？
在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传统观念下，是我想和他好的，我要是变了卦，教研室同事该说我朝思暮想、挑挑拣拣、不守信用、涮了人。经过这样琢磨后，我没有战胜自己，没好意思说断。
1961年暑假后他要求重新分配，分到中科院的一个研究所。从此我们只周末在学校大运动场站着看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他走回中科院去住，我回宿舍，没有更多的了解。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也看不到了，淡忘了许多。
母亲知道这种情况后说，周末可以带他来家里住，以促进了解。那时有三间屋，我们两个可在一起，因为年轻，也有正常人的性冲动，母亲提出，这样应当结婚。不要婚前怀孕。1962年10月28日到五道口区政府登记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