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3：“白衣天使”盗劫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1年第04期
文：范汇公、罗闲丁
一、外侨猝死
1952年元月2日，是一个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严寒日子。凌晨两点不到，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值班室接到一个“报告死亡”的电话。
电话来自位于乍浦路桥堍的上海市公济医院，报称该院住院部有一位前天人住单人病房的男性病人叶先生刚才死亡了。值班警员问死亡原因，对方说哮喘发作，抢救无效，也就不到半个小时人就走了。警员问叶先生是患什么毛病入住医院的，对方答称这患者是老哮喘，一到冬天就发病，一发病就来医院要求住院，而且必须给他安排单人病房——费用当然不菲，但人家掏得出，就尽可能予以安排。警员感到不解，因哮喘病入住医院，半夜发作，抢救无效撒手西归，尽管不幸，但应该属于正常现象，哪家医院不死人的？为什么要报告公安呢？这时，对方才作出说明：死者是外国侨民，按照公安的规定，是必须报告的。
于是，按照程序规定，上报上海市公安局。市局立刻通知外事科指派值班警员前往公济医院，同时，黄浦分局治安科也派员前往，会同市局外事警员处置此事。
公济医院距黄浦分局不远，治安科警员小许骑自行车赶到医院时，驾警用摩托车前往的市局外事警员老殷也已抵达。
公济医院是上海滩一家老医院，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天主教江南教区创办。从创办开始一直到抗战胜利，都只收治外籍患者，其性质属于疗养性医院。即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沪上租界被日寇占领期间，该院也只关押英美侨民中的病囚。战后该院作为敌产被旧上海市卫生局接收，方才改为公立医院，对市民开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该院被市军管会接管时，共有病床490张。本案发生时，该院仍然叫公济医院，1953年元旦改名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来的路上，小许、老殷只当这一趟差使属于正常履行一下程序，外侨因病去世，医院向公安机关报告，警方派员前往核实，然后让医院填一份单子，签名盖章。如果有家属在场的话，例行公事表示一下抚慰就算完事了。没想到，跟医院方面一接触，发现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
死者是个白俄，名叫叶夫根尼，六十岁，住提篮桥区邓脱路——解放后改名丹徒路，但一班老住户仍习惯以旧名称之，这位叶先生的病史登记上就是这样填写的。前天，即1951年12月31日晚七时许，叶夫根尼坐一辆三轮车来到公济医院挂急诊，自诉气短、憋闷、呼吸困难等症状。接诊医生是个年轻人，翻看了患者带来的旧病历，说您这是哮喘病症状，这上面记载着已有多年病史啦，可能跟气候倏冷有关系，住院治疗吧。叶夫根尼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把生活用品都带来了，请给我安排单人病房。
这天晚上是1951年与1952年新旧更替时段，因为节前许多住院病人出院，病房有空余，这位叶先生就被安排进了住院部二楼东侧的一间单人病房。当时医疗机构没有如今所谓的“护工”，医院对难以自理的病人采取两种做法：轻度的由当班护士在例行巡查病房时负责解决，其他时间病人如有需求，可用铃声召唤护士；严重的则由医院安排看护在病房值守。看护也属于护士，通常是实习生或者刚入职的新护士。单人病房就是头等病房，不管入住病员日常生活能否自理，都会配备一个看护，承担该护理对象的包括医护及生活护理的全部服务。
叶夫根尼的这间病房也是这样。但是，老叶对医院的这个安排却不以为然，他不喜欢整天有人在眼前晃来晃去，更讨厌晚上入睡后有人待在同一间病房里打盹儿，所以，他每晚临睡前都会把看护打发走。
被打发走的看护当然不能提前下班，也不敢离开病区，只能在护士室（当时的护士工作有专门的房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走廊里设护士站）坐坐，见值班护士忙碌就搭手相帮一下。不过，不能做其他事情，哪怕自学《XX护理学》也不行。对于老叶这个有点儿另类的病员，看护小邱自然不敢疏怠，每隔个把小时就会偷偷踅进病房去查看一下。
叶夫根尼经医生治疗后，哮喘症状减轻，这天晚上睡得很熟。次日起来，自觉状态已大有好转，心情不错，对换班的看护小黄以及查房的医生甚至在走廊里溜达的病友都很客气，一个个致以新年问候。这天，他的哮喘又发作过三次，但不算严重，按照医嘱服药并进行吸氧处理后，很快就平复了。
一天无话。当晚，又是小邱值班，一切依旧。午夜过后，小邱正在护士室做棉花球，忽然电铃声大作，看显示板上闪烁的红灯，正是叶夫根尼所住病房发出的呼唤。小邱急忙赶去，只见老叶躺在床上，犹如刚刚被捞上来的鱼，大张着嘴巴艰难地呼吸，脸色白中透青，隐隐还有些许灰色。这是哮喘严重发作时的症状，并且已经影响到心脏功能，临床上属于“濒危”的情形了。小邱见状大惊，也不敢助其吸氧，立刻按铃急召医生。
当时的医院设施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抢救就在病房里进行。值班医生急急赶到，检查下来，发现病人的支气管严重痉挛，心跳频率异常。医生认为心跳异常应是支气管痉挛引发，因此先得把痉挛控制住。这时，接到电话的英国籍内科专家丹尼尔先生也来了，他就住在公济医院后面与医院连通的宿舍里。丹尼尔赞同值班医生的诊断，随即实施控制痉挛的措施。可是，两人竭尽全力，还是未能控制住病人的支气管痉挛和稍后出现的心脏危机，大约半小时后，叶夫根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死者是俄罗斯国籍（此指沙俄），医院根据解放后国家的规定，即向辖地警方黄浦分局报告。同时，又按照叶夫根尼办理住院登记手续时留下的资料，指派专人骑摩托车前往其住所丹徒路通知其家人。老叶早年有过婚娶，二十年前妻子病殁。之后他单身多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次年方才跟一个中国女子同居，算是结束了单身生活。这个四十五岁的女子是个东正教徒，名叫郭金妮，是一家私立中学的音乐老师，去年夏天因中学解散而失业。接到噩耗，她深感震惊，即搭乘来人的摩托车前往医院。
面对着叶夫根尼的遗体，郭金妮自是悲痛。但她出身东正教家庭，据说已经三代信教，周岁即洗礼，是个资深教徒。面对爱人的死亡，她倒没有像寻常妇女那样哭天抢地，还保持着一份清醒。这位音乐老师在向死者致哀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遗物。这一整理，发现了异常：老叶入院时随身携带的一个细长口袋以及手表都不见了！
手表倒还罢了，据郭金妮说，这个由她亲手缝制的布袋，长半尺、宽三寸，装满东西后呈圆棍状；两侧连接手指粗的布绳，可以拴在腰间。里面装着老叶的毕生积蓄，具体多少她不清楚，但曾看见过老叶将其倒在桌上清点的一幕（一瞥而已，随即就回避了），记得有金条、首饰和银元，还有折叠成长条的绿色美钞。这个布袋老叶一直拴在腰间，晚上睡眠时是否解下她不清楚，因为这对同居者是分室而居的。
这么一说，医院方面引起了注意。值班医生比较谨慎，也很细心，阻止了护士长叫看护翻查病床的企图，而是马上电告总值班，总值班则打电话通知保卫科值班人员。当晚在保卫科值班的是科员小钟。小钟出身小资本家家庭，高中没读完，因家道败落辍学。之前他在学校秘密参加了地下团组织，失学后团关系转到地下机关，以“找工作”为名跑交通。上海解放后，组织上考虑将他安排到新政权接收的医疗机构工作，为此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培训。1949年10月，他被分派到公济医院当了保卫科科员。
小钟赶到病房，了解情况后，说不是已经报分局了吗？死者是外侨，按照规定，公安部门会派人来实地查看的，估计人马上就要到了。这边什么都别动，所有人员退出病房，等警察过来后听人家的。
说话间，老殷、小许已经抵达医院了。两人听明情况，交换了意见，决定先查看一下现场。老殷是原沪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捕探出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愿继续给汪伪政权的警局效力，遂辞职。抗战胜利，老殷应邀返回国民党政权的警察局，还是干刑警。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协助中共地下党做过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后被新政权留用，因熟悉警务且精通外语，被分派到市局外事科。小许面对着这样一位前辈，所谓“意见”无非就是“我听您的”。于是，老殷就请小邱拿来三副医用橡胶手套，分别戴上后入内查看，小许是助手，小邱则打下手。
检查下来，死者身上确实没有郭金妮所说的小布袋。把遗体移到担架上，检查了整张病床，也没有发现。老殷不愧为老刑警，让小许、小邱配合著把病床的棉被、床单卷扎起来封存，然后要求医院把老叶的遗体移送太平间，说可能需要解剖。打电话向市局请示后，即与小许前往丹徒路叶夫根尼的住所查看。
管段派出所的警员已经等在门口了。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老叶是职业调音师，还兼营出售乐器零配件和易损件，其住所乃是前店后宅格局。所谓查看，其实就是搜查。当然，老殷提出实施此举，并非主观怀疑死者生前有什么不轨，而是因为老叶是单身，同居的郭金妮不一定知晓其生前的财产情况，需要对郭金妮所说的那个不翼而飞的小布袋究竟是否存在以及携往医院的真实性作出判断。
查看住所的结果是：老叶家中藏有银元一百三十三枚、人民币二百余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未见其他金银珠宝、古玩字画等贵重财物。另外，发现郭金妮居住的卧室内有女式首饰一套五件，均由沪上九大银楼之一的“裘天宝”出品，盛放的盒子中附有写着郭氏姓名的发票，上面的日期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郭说这是其当初出嫁时娘家的陪嫁。
老殷据此进行推理：叶夫根尼系白俄侨民，应是十月革命后逃亡来华定居沪上的。他长期生活于战乱年代，经济方面的处世第一要旨应是硬通货意识，只要手头宽裕，理应把法币（国民政府抗战前发行的货币）、金圆券兑换成“黄白绿”（旧时上海滩对黄金、银洋、美元的称谓），而现在其住所只有银元和人民币，未发现“黄”、“绿”，如此看来，郭金妮的“小布袋”之说基本属实——至于为什么家里的一百三十三枚银元没有带在身边，只能留待往下由办案人员去研判了，此刻老殷只是初步认定郭氏所言是否可信，以供领导决定是否应该立案调查时作为参考。
老殷把上述思路跟小许交流，小许频频点头，眼露钦佩之色。两人遂返回公济医院，由老殷向市局总值班打电话汇报一应情况。总值班下达指令：通知公济医院必须完整保护现场和死者遗体；死者随身的遗物以及被褥床单等物品由老殷带回，暂由外事科作为物证保存。
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涉及外侨的刑事案件，概由市局负责侦办。1月2日上午十时许，上海市公安局领导班子在1952年的首次局务会议上作出决定：对叶夫根尼之死进行初步调查，暂不立案。
刑技人员、法医随即出动，自然也得扯上已经熟悉相关情况的外事警员老殷。刑技人员对老殷的保护现场之举颇为赞赏，很快，他们就有了发现——
一是在床单上提取到些许布质纤维，经与郭金妮提供的她当初为老叶缝制那个小布袋时剩余的布料比照，确认同一。据此可以认定，郭金妮所言老叶随身带着那个装着“黄白绿”的小布袋的情况属实。被老叶缚于腰间的小布袋已被人掠去，其作案手法是用一把不甚锋利的小刀割断了与小布袋连接的布绳，遗留在床单上的布质纤维就是这样产生的。
二是在病房的床架、床头柜、凳子等家具上发现多枚纱手套指印以及不完整的手掌印。之前进出该病房的老叶、看护、医生和警员老殷、小许，以及一天两次按点（医院规定探望住院病人有固定时间段，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各两小时）前来探视的郭金妮都未戴过棉纺手套，可以认定这是案犯留下的。
法医尸检结论是：叶夫根尼死于隐性冠心病发作，诱发这种疾病的原因是老叶遭到盗窃或者抢劫后，情绪过于激动，导致支气管痉挛，进而引发心脏病死亡。
至此，结合刑技鉴定和法医剖检结论，初步认定该案系财产型刑案，可能是盗窃，也可能是抢劫，具体案由，需视接下来的案件侦查情况予以认定。但不管怎么说，立案是肯定的了。
上海市公安局决定，由市局和黄浦分局分别指派刑警组成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二、连环劫案
午后，由伍岳生、乐常富、腾博飞、盛时思、宋萃才五名侦查员组成的专案组在黄浦分局二楼的一间办公室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市局外事科民警老殷受邀到场介绍案情，他同时也是外事科指定的专案组跟苏联领事馆发生工作联络时的警方代表，虽然不是专案组成员，但他可以随时了解案件的侦查情况和工作进度，专案组长伍岳生也代表专案组要求老殷有空（他还承担其他警务外事工作）多来坐坐，最好能参加案情分析。
老殷介绍过本案的案情后，又将其调查到的关于死者叶夫根尼的简历向专案组作了通报——
1892年，叶夫根尼出生于里海第二大岛秋列尼岛的一个军人世家，其父生前系沙俄海军少将。老叶早在少年时代就被同学送了一个绰号日“将军”，不过，这个绰号还是在上海滩被人叫得最多，这与其西洋乐器的高超演奏水平和精湛调音技能有关。可能得自其音乐家外祖父的基因遗传，老叶自幼就对音乐感兴趣。其母系大学音乐教授，在老叶三四岁时就与外祖父一起对其进行培养。按说，老叶成年后应该做一名音乐工作者，但海军少将老爸认为他唯一的儿子应该继承家族传统，效力于沙俄军队。为此，将军和音乐教授妻子发生了激烈争执，最终达成协议，让儿子进入海军军乐队做一名小提琴演奏师一一既有了军人身份，也不耽误玩音乐。
军队的演奏师也有军衔，到了1917年，二十六岁的老叶已经是海军少校了。晋升少校不过三个月，十月革命爆发，沙俄政权谢幕。其时老叶的海军少将老爸已经病殁，老叶没有参加之后沙皇旧部在西方国家支持下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军事对抗——这场大规模对抗一直持续到1922年才以旧军队的失败告终——而是选择逃亡。数年间，他辗转于苏联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地区，最后来到上海定居。
沪上市民把俄国侨民统称“白俄”（所谓“白”，指的是白种人的肤色，而非特指白俄罗斯这个民族），本文为叙述方便，以下也以“白俄”称之。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有数以万计的白俄来到上海，以各种职业为谋生手段，多居住于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原美租界（后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的虹口一带。
老叶唯一的技能是音乐，但初到上海，无法借以作为谋生手段。当时他已经结婚，还生了一子，有养家糊口的责任。万般无奈之下，便把随身唯一的值钱物品把至少已有百年历史的小提琴出售作为本钱，开了一家面包店。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面包店经营不善，又改为西餐社。不久西餐社失火被焚毁，老叶只好去汇山码头扛大包，还涉足过清道夫、守夜人、门卫等职业。1930年，因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人发现他居然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小提琴演奏师。公共租界交响乐团（也是沪上第一支交响乐团，解放后改组为上海交响乐团）闻讯后，召其去试了试，当场签发聘书。
老叶在这家乐团担任了三年第一小提琴演奏师，其间，他发现得自外祖父、母亲真传的调音技能似乎比演奏小提琴还受人欢迎，遂辞去公共租界交响乐团的工作，自己开了一家出售各种西洋乐器的店铺，同时接受预约，上门为顾客有偿调音。很快，他的名气就传遍了上海滩，前来预约的顾客得登记排队，最盛时要排到三四个月以后，热门程度等同于如今的名医专家。
老叶的俄国妻子于1932年病殁，他未曾再娶，所生一子随其生活。小叶跟老叶一样，对音乐颇有感觉，从教会高中毕业后去了教堂，做资料管理员的同时，还担任唱诗班的第一小提琴手兼音乐指导。1940年，小叶被“军统”发展为外籍特工，次年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失踪。战后，老叶接到通知，其子系被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秘密逮捕，审讯时跳楼自尽“军统”送来了一笔抚恤金，老叶转手就捐给了教堂。此后，老叶偶然结识了同样酷爱音乐的丧偶中学音乐教师郭金妮，两人接触下来有一种情投意合的感觉，于是就同居了。据郭说，她是愿意嫁给老叶的，但老叶说他永远忘不了原配妻子，所以只能同居。
老殷对叶夫根尼身世和生前活动的介绍，使专案组侦查员兜在心里的第一个谜团有了答案。之前他们认为，老叶是沙俄贵族出身，加之在音乐方面的学养，怎么会把大部分积蓄装在一个小布袋里绑在腰间天天随身带着？这明明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的习惯嘛。听了老殷的介绍，他们对于老叶的“惜财如命”有了理解：原来这个前贵族曾有过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经历！
第二个谜团也随之而解——老叶在家里还藏有一百三十三枚银元，可是据郭金妮说，那个小布袋里的银元只有七八枚。这些银元为什么没有和金条、美元一起放在那个寸身不离的小布袋里？总不见得是为了凑齐“黄白绿”讨个好口彩吧？刑警估计，这七八枚银元对于老叶来说可能具有某种特殊意义，比如那是他从里海老家带出来的俄国钱币，或者是他的结发故妻留给他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物品，再或者他有收藏钱币的爱好，这几枚银元属于“错版”、“绝版”、“限量版”，等等。
侦查员的这个判断果然靠谱。本案破获后，追回的赃物中还剩五枚银元，经专家鉴定，均属于珍贵钱币中的上品。案犯已经卖掉的两枚，卖价竟然高达一两黄金一枚——当时沪上银行的银元收购价是一万元一枚，黄金收购价是九十六万元一两（十六两老秤，约33.3克），换句话说，老叶收藏的银元，其市价相当于普通银元的九十六倍！
刑警根据刑技人员的勘查、法医剖检及向郭金妮了解到的情况，对案情作了以下梳理——
用如今的说法，郭金妮是老叶的铁杆粉丝，老叶则是郭金妮的超级偶像。郭金妮在偶然结识老叶这个当年公共租界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师和名满江南的调音名师后，毅然摆脱了多名适龄中外男性的追求，把比她大十五岁的老叶作为首选结婚对象。最后，这个才貌双全的中年美妇基本达到了目的，得以入住叶宅与偶像同居。对于已在沪上待了整整三十年的老叶来说，以他的阅历和聪明，已经不知不觉把自己培养成为沪上的一名老克勒。要达到这样一个称号标准，必须具备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别的都好说，对于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老叶肯定是极为重视的。翻开民国时的《申报》、《中央日报》等报纸，旧上海的诈骗案件几乎天天有报道。所以，老叶必须对郭金妮设防，不管她是否有骗取钱财的主观意图。于是，就有了“小布袋”的动作。那天老叶毛病发作，郭金妮叫三轮车送其去公济医院时，他也没解下那份财富。
这份财富有多少呢？专案组估计不会少于三千万元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三千元）——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滩，乃是一笔不菲之财。而破案后警方请相关行业的老法师对追回的这笔财物的估价更是令人咋舌——竟达七千万元之多！
老叶入住公济医院后，经医生的悉心治疗，控制住了病情。元旦晚上郭金妮去医院探视时，他还乐观地表示再住两三天医院就可以出院回家了。那天，郭金妮是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离开医院回家的。当时老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不错，郭告辞时看护小邱正好来给老叶吃药，老叶指着小邱对郭金妮说，这小姑娘服务态度挺好的，关照郭明天下午来探视时别忘了带一大块巧克力犒劳人家。郭离开后，医生过来查房，也认为该病人状况有明显好转。
医生查房时，看护小邱照例跟随。医生离开后，老叶对她说，小姑娘你听见了，医生说我的状况好转明显，今晚我仍旧不需要陪护，你去休息吧。小邱遂关闭病房内的照明灯，打开小夜灯，跟老叶道了晚安就离开了。根据医生和看护的记录，这时还不到晚上九点。四个多小时后，老叶突然发病，按电铃求救。抢救过程前面已有交代，医生也有结论，法医也未发现老叶身上有遭到来自外部侵袭的迹象，但是，老叶拴在腰间的那个价值不菲的小布袋却不翼而飞了！
刑技人员在病房床单上发现了少量布质纤维，表明老叶的小布袋是被人用水果刀割断布绳后取走的。但现场未发现搏斗或挣扎痕迹，邻屋病员也没有听见老叶的病房里传出过什么异样响动，那么，案犯是如何做到既不施展暴力手段控制老叶，又能用水果刀割断布绳从他身上取下小布袋的？还有，为什么案犯不解开绳结取走布袋，而偏偏要用刀子割断呢？
刑警询问郭金妮，据郭说，老叶但凡外出，必把小布袋上的布绳在腹前扣上连环死结。刑警据此猜测，可能案犯在匆忙间无法解开连环死结，干脆就用刀子帮忙了。不过还有疑问：老叶为什么不反抗？他虽然年届花甲，但身材魁梧，腰圆膀粗，年轻时练过拳击摔跤和俄罗斯特有的自卫角力，四十岁那年还参加拳击赛并获得名次，只要哮喘不发作，身体还是不错的。
当然，他可能被案犯用刀子之类的凶器逼住了。不过，从小布袋绳子的断痕看，割断绳子的小刀并不锋利，多半是水果刀之类。以老叶的身手，在没有发病的情况下，这类小刀还吓不住他。如果对方用的是锋利的匕首，老叶可能会有所忌惮，可如果是这种情况，用匕首挑断绳子不就行了——这样也就不会掉落布纤维了，为什么还要换一把比较钝的小刀？难道对方有手枪？这玩意儿倒是可以镇住老叶的。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老叶之所以没有反抗，会不会是案犯使用了蒙汗药之类的麻醉药物，使老叶在短时间里失去了知觉？也就是说，当时这间单人病房里可能发生了这样一幕：案犯（根据现场勘查发现的戴着棉纱手套的掌、指痕迹，应是两人）在元月2日凌晨一时许潜入老叶所在的单人病房，当时老叶可能正在熟睡中，并未发现有人潜入。然后，案犯取出随身携带的用麻醉药物浸泡过的手帕之类，蒙住老叶的口鼻。当时老叶即使处于苏醒状态，也来不及挣扎或喊叫（口鼻被蒙住），还没反应过来就失去知觉了。
刑警中的腾博飞出身西医家庭，其老爸是外科医生，他对麻醉的情况有些了解，发言说估计案犯对麻醉被害人的时间控制得比较短，不会超过十分钟——这跟案犯落网后交代的情节相符。
案犯完成作案离开现场不久，老叶醒来。可以想象，已经习惯于把全部家当拴在身上的上海滩老克勒必定会伸手去摸那个小布袋，这一摸，自然是一个激灵，立刻撑坐起来查看是怎么一回事。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我的财产没了！
在这样的刺激下（也许还要算上麻醉药物对气管产生的副作用），老叶情绪激动，发病不治身亡。
如此这般一分析，专案组长伍岳生寻思，看来需要去一趟公济医院，对元旦当晚的大门夜班门卫以及和老叶住在同一病区的病号进行访查（之前老殷、小许已经接触过医务人员，他们当时都在各自的办公室内，没发现异常情况）。伍岳生随即下令：全体出动！
这一步棋走得很准，调查下来，门卫老汪和病号赵某都有相关反映。当时沪上的医院，午夜过后都是关闭大门的，公济医院也不例外。五十挂零的老汪是个老派打工者，严格执行医院的所有规章制度。附近的外滩海关大钟敲响十二下后，他就关上了大门。从午夜到清晨五点这段时间里，如果有包括救护车在内的车辆需要出入，门卫会打开大门；如有夜间急诊的病家前来，则开启大门旁边紧挨门卫室的小门。老汪记得，大约在一时过后，有两个人进来过，个头儿一大一小。大个子戴了副眼镜，穿黑色棉风衣，小个子穿藏青色棉风衣，一直低垂着头，两人都戴着毛线编织的深褐色罗宋帽。大个子搀扶着小个子，用手指关节轻叩门卫室玻璃窗，示意开门。老汪注意到，大个子手上戴着毛线手套。
老汪立刻起身走出门卫室，把小门开启。两人人内，朝着急诊室方向走去。这二位在院内待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是那副装束出来了，不过，此时小个子已经可以不必搀扶自己步行了。由于这段时间里只有这么两个家伙出入医院，刑警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作案者。
应该说，这对心怀叵测的案犯的作案手段颇为简练，这一点，可以从同病区住院的一位中年男病员赵某的证词中得知。该男子是个严重失眠患者，当时还没有“失眠症”、“忧郁症”的说法，统称为“神经衰弱”。这人的神经已经衰弱了二十多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征象。放在如今，哪怕没什么医学常识的寻常人也一看便知他是“忧郁症”，但当时只是当“神经衰弱”来治，严重的就住院。
赵某是旧海关工作人员，据说业务上有一手，解放后先是留用，后因健康缘故，调往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辖的物资调配处当了一名文员。海关也好，物资调配处也好，都是需要一丝不苟的岗位，这个老派知识分子长期从事此类工作，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不管什么事情，只要认准了就会一“轴”到底。此刻住在医院里治病也是如此。
医生对他的失眠束手无策，只有开安眠药。当然，跟他在单位医务室开的安眠药档次不一样，据说是从香港搞来的进口货，寻常失眠患者还轮不上用。赵某吃这种进口药，效果很好，可以一觉睡到天明。可是，他的“轴”劲儿上来了，认为同样是安眠药，为什么不把医院的这种药分发到单位医务室呢？为什么非得住进医院才给开这种药呢？这不是一种浪费吗？浪费了住院费治疗费，以及不能上班给国家工作造成的损失。为此，赵某给陈毅市长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个情况，元旦前夕刚刚让探视的家属挂号寄出。然后，他就拒绝服医院的药，改服自己带来的单位医务室配的药，说等到他的反映有了结果再说。
医务室开的药效果确实一般，元旦晚上赵某只睡了两个小时就醒了。他是享受公费医疗的，身份属于普通干部，只能住集体病房。生怕自己睡不着闹出动静扰了病友，他干脆穿上衣服出了病房在病区走廊里溜达，走累了，就搬张椅子坐在光线好的位置看书。
那天晚上，赵某在病区一角悄没声息地看书时，注意到从另一侧楼梯门外进来了两个身穿白大褂、头戴医用无檐帽的“医务人员”。赵某眼力还不错，隔着整整一条走廊，居然把二人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三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的男医生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护士，医生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右侧口袋里露出一截听诊器胶管，护士双手交错放在身前，右手持一个木板夹，上面夹着白色纸张。两人没有发现赵某，走进走廊后，随即推开了尽头那间单人病房的门，入内，又把门无声地关上了。
赵某当时见之，内心还为这两个深夜还在不辞辛苦查病房关心病员的医务人员点赞，可能由于他有写人民来信的嗜好，脑子里马上闪过给公济医院领导写一封表扬信的念头。这个念头促使他抬腕看了看手表，表盘上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十二分。
一会儿，这两个“医务人员”从那间单人病房出来，还是从走廊那头的门离开的，至于是去三楼还是一楼，赵某就不清楚了。不过他没忘记看手表，二人出来时是一点十七分，他们在病房里待了五分钟一赵某反映的情况在时间节点上跟门卫老汪提供的情况一致。
这个在新旧政权机构都有供职经历的老派公务员多少有点儿狂生风范，刑警向他调查时，他当然已经知晓那天晚上本病区发生了啥事儿，所以再三强调“这五分钟时间里，那个白俄老头儿的病房里寂静无声。以敝人浅见，这对男女应是此中老手！”见刑警眼里似乎露出赞许的神色，他又补充“我敢断定，他们绝对不是第一次作这种案件！说不定眼前这起案件只是个开头，下面还有！”
这位赵先生确实具有先见之明，当天午夜过后，他的话就应验了。
上海市公安局在1949年6月4日挂牌宣告成立后，即有一份名谓《敌情通报》的内部简报，由秘书处（即后来的局办室）负责向全市各分局收集当天各自辖区的刑案发生情况，形成简短消息，于午夜印发，由机要通讯员骑摩托车分发全市所有警务机构。哪天若是刑案发生得多，则会在午后先印出一份分发下去。叶夫根尼出事这天就是这样，所以该案基本情况在1月2日下午已经为全市各分局、派出所所知。不曾想到，这份《敌情通报》竟然引出五个基层警务机构致电市局秘书处反映，说他们管段内的医院最近也有同类案件发生。
这五家医院，分别是北京西路上的宏仁医院、山东中路上的仁济医院、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瑞金二路上的广慈医院和武进路上的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案件发生情况如下——
1950年12月24日，四十挂零的资本家遗孀郎可人因腹部不适前往宏仁医院内科就诊，要求住几天医院单间。当时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已经揭开帷幕，接诊医生从其穿着打扮以及言语举止上估计，该女十有八九是运动擦边对象，看病是假，想清静几天是真，也不道破，反正单人病房空着也是空着，就给她开了住院单。
当夜二时许，该女忽然大叫“救命”。随侍在侧正在瞌睡的看护姑娘小王被惊醒，忙问发生了什么情况。郎氏说她正熟睡时，忽然觉得床前似乎有人，蒙眬中强迫自己睁眼查看，不料脸部忽然一凉，觉得有块像是沾了些许水分的手帕样的东西蒙在口鼻位置，她想挣扎，但随即失去了知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苏醒过来，回想刚才的一幕，也闹不清是真实情况还是做梦，心里惊骇，忍不住就叫“救命”了。
小王随即按电铃，须臾，值班医生、护士赶到，检查下来，病人并无疾病反应。郎氏此刻已经完全清醒，查看自己随身物品，暗吃一惊，却未吭声。小王这时发现郎氏之前佩戴的戒指、项链、手表已经不在，急予提醒。郎氏说没事，戒指、项链、手表她临睡时已经摘下放到坤包里了，又说刚才一幕很有可能是做噩梦。
之后一直到天明，郎氏再未闭眼。上午医生查房时，她突然要求出院。这时看护小王已经下班，据接班的看护小陆说，医生开了出院单后，郎氏往外面打了一个电话。稍后，来了一个青年男子，郎氏差其去结了账，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
当晚，小陆与小王交接班时聊起此事，回忆说郎氏出院时并无坤包。两个姑娘私下嘀咕，认为郎氏所说的那一幕应该是事实，果真是有人深夜潜入单人病房，掠走了她的首饰，还把放在枕头下的坤包也拎走了。只是，她可能碍于某种难言之隐，不想透露。
宏仁医院是一家教会医院，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的同仁医院和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广仁医院合并而成（1942年），1954年4月，经华东文教委员会批准，合并至上海第二医学院，成为该院附属医院。1957年，由上海市卫生局改建为上海市胸科医院。本案发生时，该院的所有制性质和名称还保持旧时原样。
根据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时的规定，外资电车公司、电话公司、工厂、医院，原未设立安保科室的单位，应当筹建；原已有安保科室的，须按照规定配备通晓业务的专门人选进行工作。宏仁医院原无安保科室，解放后表示愿意遵守新政权的规定，但因规模有限，没组建安保科室，只是指定了一名曾在北洋军队当过侦察兵的杂役黄某负责全院安保。
该院的这个做法，为新政权所接受。因为不管怎么说，黄某是杂役，属于劳动人民。分局、派出所有时召集外资企业安保负责人去开会，通报治安情况，黄某很起劲。一段时间下来，他跟分局、派出所的相关警员混熟了，也愿意把本单位的治安情况如实向警方报告。这次病员郎可人在医院发生了上述情况，黄某次日上班闻知后，即去内科想向郎氏了解。但郎可人已经出院了，他就找看护小王问了问，还做了一份简单的笔录。接着，就向北京西路派出所报告了。
尽管郎可人本人没向警方报过案，但派出所还是派出警员前往医院走访，又从医院的病史档案卡上查到了郎可人的家庭住址，登门询问。郎氏的说法依旧，称她那天晚上不过是做了一个噩梦，并未遭受什么侵袭。民警对此有些怀疑，要求郎氏提供那个接她出院的男青年的电话，她却说“忘了”。派出所对此事纯属公事公办，这种情况下，如果郎氏不报案，显然是立不了案的。所以，派出所也只能到此为止。
这事，原本也就这么过去了。可跨入新的一年，公济医院发生的这起案件迅速上了市局的《敌情通报》。北京西路派出所的领导觉得似与一周前本辖区内宏仁医院发生的情况类似，遂上报分局，分局又上报市局。
另外四家医院报予警方的案件也都是在去年年底发生的，仁济医院是12月25日，第六人民医院是12月27日，广慈医院是12月29日，铁路局中心医院是12月30日。跟宏仁医院、公济医院一样，四家医院的案子都是在内科单人病房发生的，受害人自然也都是有钱阶层，或是资本家，或是高级知识分子及旧官僚（初解放时对北洋时期文官的称谓），其中一位是个八十岁的老太太，系北洋政府一个官员的老母。四个案子中，有三起案发时都有看护在场。犯罪嫌疑人的人数、性别和模样装扮，跟1月2日凌晨公济医院住院病员赵某所见一致。其作案手法也基本相同，冒充医生查房，借跟病人接触的机会下手，不过，可能由于在场的看护都没瞌睡，在病床一侧待着准备照应，案犯没机会使用麻药，只是把病员马铮、凌秀木、乐叹焰放在床头柜上或者抽斗里的手表顺走了，那个旧官僚的八旬老母任氏则损失了一枚戒指。
至于没报案的原因，三个手表被顺走的男性病人，当时并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遭窃——住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旁边有专职看护小姐日夜陪伴居然还会失窃，这种事简直是闻所未闻，他们也从没往这方面想过。所以，他们都是在第二天上午方才发现的。
第六人民医院单人病房的病员资本家马诤正因入院前交上去的“坦白认罪书”未被“三反五反工作队”通过而担惊受怕，手表不翼而飞，肯定会涉及到医院的医生、护士、看护，他根本就不敢吭声。隔了一天，主任医生带着一群来院进修的见习军医查房，他向人家陈述病情时提及，26日夜间（其实应是27日凌晨）有医生查房，内科主任却发现此次查房并无记录，觉得蹊跷，继续追问，马老板方才说了失窃手表之事。
那个老太太是隔了两天家属来探望时发现没了戒指的，铁路局中心医院保卫科闻讯前来排查，这才倒查出有人冒充医生深夜查房，但由于老太太本人和家属坚持认为“破财消灾”不愿报案，也就不了了之，只是在元旦后保卫科长去分局参加例行治安通报会时才说了说。三个失窃手表的病员所住医院的保卫科，则是想维护医院的声誉，因为失窃人没说要报案，也就只是作为“个别情况”向派出所或者分局说了下。
现在，这五起盗劫案件到了专案组手里，且看他们如何料理。
三、得而复失
市公安局在作出串案并侦决定的同时，考虑到工作量肯定增加，就给专案组配备了四名警校实习生作为辅助。这样，专案组就有了九名侦查员。
专案组长伍岳生跟前来报到的实习生见面后，说咱们可以分成五拨先去五家医院看看现场，然后跟这五位苦主郎可人、马逢、凌秀木、乐叹焰、任佩玉当面接触，了解相关情况；完成后到驻地集中汇总一应信息，再研究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刑警分头查看现场的那五家医院，宏仁医院已有介绍，其余四家的简况如下——
仁济医院、广慈医院系教会医院，分别由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和天主教江南教区在清道光二十四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创办。1952年11月，仁济医院由华东卫生部接办，改名“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951年10月，广慈医院由上海市军管会征用，1952年划归上海第二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第六人民医院前身为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的“西人隔离医院”，1943年被汪伪政权接管，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政府接收，改为“上海市立疗养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定名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至于铁路局中心医院，则是在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清政府沪宁铁路局创办，历经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伪政权的扩建重建，解放后被市军管会接收，于1950年8月改名上海铁路局中心医院，1959年划归上海铁道医学院作为附属医院。
当下，刑警分头前往上述五家医院。按照医生的医疗方案，那五个病人原本还得住几天的，但发生了这等事，即使苦主本人不在乎还想住下去，家属也是不敢放心的，所以都已经出院或者转院了。刑警查看了单人病房现场，有的已经有新的病人入住，有的还空着，但都被打扫过了，不作通过勘查能够发现案犯留下的痕迹之想。刑警走访了医院门卫和住院病友，亦无收获。然后，各自按照医院提供的信息前往苦主的居所或者所转医院。一番活儿干完返回驻地时，天早已黑了。
汇总调查结果，只是知晓了五名苦主失窃财物的详细信息。住宏仁医院的那位中年富孀郎可人，是挨了麻药袭击的，所佩戴的戒指、手镯、项链、手表都被案犯摘走了，压在枕头下的坤包也被拎走，内有大约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郎可人还告诉刑警，她钱包里的钞票是入院那天特地去银行取的，是连号新币。马诤、凌秀木、乐叹焰、任佩玉四位苦主也提供了他们遭盗劫的首饰、手表的品牌、式样。
专案组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基本认定这前后六宗案件均是由元月2日凌晨出现在公济医院那一男一女两个案犯所作。然后，勾画出了两个案犯的以下基本特点——
从他们对犯罪场所的选择（都是单人病房）、对医院的作息时间的了解（必须避开真医生查房的时间）和对医院环境的熟悉（万一失风，可以顺利滑脚溜走）程度推断，这两个男女很可能有过跟医院较长时间接触的经验。这种“接触”，可能是曾从事甚至目前仍在从事医务工作，也可能是有过较长时间的住院或在医院陪护病人的经历。不过，前者的可能性较小，因为案犯（主要是那个男的）毕竟仅仅是在外观上像医务人员，据后四家医院的苦主和看护所述，那个男子以查房之名进来后，不过是用听诊器听了听心跳，另外问了一两句类似“您感觉怎么样”之类的话，这些举止即使外行也是能够做到的。
从苦主和目击者所反映的那两个案犯的言行举止以及气质来分析，他们应该不是体力劳动者，也并非出身体力劳动者家庭，而应是从事当时社会上所说的“体面工作”即如今所说的“白领”。另外，有苦主和目击者回忆起，两人所穿的白大褂上都印有医院字样，但并非是某某医院，而是“医”字和编号（比如“医－0093”）。据了解，这是医院解放前制作的老式医护人员工作服，解放后有的医院仍旧使用这种白大褂，有的虽已经改成“某某医院”字样，但旧式白大褂还是有不少医护人员在穿。案发后，相关医院在内部进行了排查，各科室都报称并未有人遗失白大褂。
案犯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比如他们事先已经考虑到作案时肯定会留下指纹，所以戴上了手套；同样，为尽可能隐蔽自己的面容，他们“合理地”使用了医用口罩。另外，据留意到他们进出现场的公济医院门卫反映，他们进出医院时，至少在门卫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内保持步行，以避免因为使用机动车或者自行车而留下后患。
上述案件中，他们都进退自如，没向人打听就直接进入现场，这说明他们要么之前曾“接触过”作案医院，要么事先进行了精准踩点。尽管如此，但刑警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作案老手那一类。为什么这么说呢？拥有他们这样的作案手法，如果在上海解放前治安混乱不堪的环境中，应该可以制造对苦主来说财产损失更大的案件，比如暗算有钱人，比如进入酒吧舞厅饭店，两人互相配合著对主顾实施盗劫。因此，刑警觉得他们的反侦查意识很有可能来自书本，多半是《福尔摩斯探案》等侦探小说。这跟上面关于他们“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估断也相符。
那么，应该怎样开展侦查呢？刑警研究下来，由于目前未能掌握具有突破可能的线索，只能采取“撒网”方式进行调查：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对相关医院供职的与两案犯性别、年龄、身高等条件相符的医务人员进行查摸，重点是他们是否有作案时间；三是跟市卫生局联系，请求提供各医院近几年退职或实习医生、护士的资料。
另外，专案组还向领导提出建议：宜通过市卫生局向全市各医院发出通知，以防案犯再次作案。这个建议当天午夜前就得到落实，上海市卫生局连夜向全市所有有单人病房的医院发出电话通知；次日，又以书面形式向全市所有医院发出了防范通知。
1月3日，专案组按照昨晚案情分析会上的部署，全组出动，五名刑警、四名实习警员分头进行调查。
当天中午，赃物布控这一路调查就有了发现。刑警宋萃才和实习警员邱卯生两人在完成了对南京路、淮海路上有收购旧钟表业务的商店的走访之后，来到沙市路中央商场一家小吃店用了简单的午餐，接着开始走访中央商场内的钟表店铺。他们的运气介于“又好又不好”之间。先说好的，他们刚走访第一家小店铺竟然就有了收获。
这家店铺名唤“标准钟”，只有一间不到三米的门面。店主就是修钟表的师傅，姓夏，四十多岁，据说是中央商场开张时设摊修理钟表的第一人，人都唤其“老夏”。老夏今天上午因为家里有事小铺子没开门，刑警过来前不到十五分钟才赶到，开门后已经做成了一笔生意——一下子收购了五块手表，而且正是专案组此刻正在调查的“白衣天使盗劫案”中五名苦主失窃的手表！
老夏上午没来中央商场，因此错过了黄浦公安分局治安科派出的落实市局布控赃物通知的民警。那民警在中央商场一开门就抵达了，商场里设摊的二十多家钟表铺一一通知到，单单在“标准钟”扑了个空，那就只好请其周边商铺的店主转告了。也真是无巧不巧，老夏赶到时，负责转告的那位店主吃过午饭正在打盹儿，老夏也就暂时不知道布控的事儿，忙着开门准备做买卖，没想到他前脚开门，后脚就有人来出让手表了，而且一下子就是五块！
解放后，上海警方对于赃物布控抓得很紧，1949年6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当时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挂牌当天，就发布了有关赃物布控管理办法的文件。本案发生时，距解放已有将近两年半，全市相关公私店铺的经营者，对该项规定都烂熟于心。老夏在中央商场设摊，“标准钟”的铺面位置四通八达，非常利于案犯发现苗头不对时逃窜，容易被销赃者看中。老夏算不上“积极靠拢政府”的摊主，解放前他也收购过赃物，只是佯装不知罢了。解放后，有些摊主贪图钱财，还是偷偷照做。老夏胆小，虽然不想主动向政府靠拢，但规定摆在那里，他也不敢违背，只要接到布控通知，就会老老实实执行。
正是因此，辖区警方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连续两年授予他“治安积极分子”称号。他想把奖状挂在店铺里，民警说这不妥当，你这么一挂，那些家伙就不敢来销赃了。他就把奖状挂在自家客堂的墙上，让经常上门来通知开会、检查卫生的居委会大妈们非常羡慕，出门遇见他也特别客气。可是，今天“标准钟”却“豁边”（沪上方言，意即“出差错”）了，竟然一下子收进了五块赃表！
老夏告诉刑警，大约一刻钟前，他刚把排门板卸下来靠在旁边用绳子扎好以防倾倒，销赃人就过来了。那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时尚姑娘，上穿浅绿色小羊皮夹克，下穿紫绛色细条纹灯心绒裤子，头戴一顶白色羊绒无檐帽，故意稍稍有点儿歪——这就是今年俏女郎流行的穿戴。这姑娘长相不错，一张鹅蛋脸，明眸樱嘴，脸上很自然露出一丝微笑，整个神色使人觉得有一种乖巧少女惯有的甜美。用上海大人（即过来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乖宝宝。
这个“乖宝宝”从坤包里一下子拿出五块手表要卖掉，使老夏吃惊不小。对方那副长相举止，一看便知是上海滩“有铜钿人家出来的小姐”，再说也没接到警方的布控通知，老夏压根儿没往赃物上想。更使他吃惊的是，这五块手表中，有一块竟是1926年限量生产的劳力士Oyster款18K金防水纪念表。该款手表早在抗战前就已是钟表收藏市场上的抢手货，只生产了一百块，在如今的旧表收藏市场上，其价格高达两千银元。要知道，在其时虽已严重萎缩但仍旧存在的金融黑市上，银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一比三万甚至一比五万！
老夏惊喜之下，连对方是否带了户口本都暂时忘记问了，当下把表后盖拧下验明正身，没报价钱，而是问：“小姑娘，这五只手表侬想卖多少铜钿？”
“乖宝宝”一看便知对钟表收藏纯属外行，说：“我想卖六百万，爷叔侬看来山伐（来山伐，沪语方言，意即行吗）？”
因为有那块古董表在里面，老夏寻思这可是猪肉当老菜皮卖了，有心想把价钱往上抬一截，又生怕反倒惊了对方，不卖了，这种情况以前曾经遇到过的。于是只好稍微抬了抬：“这样吧，新年头上，咱们讨个吉利，算六百六十万怎么样？六六大顺，讨个好口彩。”
“乖宝宝”脸上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连连点头，口称“谢谢爷叔”。然后，她拿出了户口本。老夏按照惯例登记了户主姓名：史必赞，住本市榆林区惠民路74号。
“乖宝宝”在旁边说：“阿拉屋里住在倍开尔路的。”
老夏把户口本还给她，点头附和：“对！惠民路老早叫倍开尔路，四三年改成惠民路的。”
“乖宝宝”说：“那年我正好十岁，还记得老师说是日本人改的。”
老夏只恐夜长梦多，想把这桩买卖做成功，敷衍了一句“是汪伪上海市政府改的”，随即开出了交易单，让“乖宝宝”签名。六百六十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大金额，“标准钟”没有这么大一笔流动资金，老夏就让对方稍等，他去向也在中央商场经营的另外几个同行筹凑。
离开了大约五六分钟，返回时“乖宝宝”却不在了。老夏暗吃一惊，正担心这笔生意要飞了，那姑娘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跟他打招呼了。当然，老夏不可能问她去哪里了，她也不会自动解释予以说明。老夏看了看那纸交易单，这“乖宝宝”人长得漂亮，字却不敢恭维，用上海人的说法就是“像蟹爬一样”。当下也不计较，只想赶快完成这笔交易。
之后，倒是没有意外，也就一两分钟，银货两讫，老夏把表收起，“乖宝宝”转身走人，转眼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刑警宋萃才听老夏如此这般一番陈述，急忙问道：“那姑娘叫什么名字？”
老夏取出登记册子和交易单递给刑警：“这个我倒没问，反正交易单上有签名的。”
宋萃才接过一看，心中暗暗叫苦。那签名即使算是蟹爬，这只蟹也实在爬得太没有章法了，简直就是装神弄鬼的“大仙”画的鬼符啊！再看登记册子，那上面是老夏写的，倒是工工整整。可是，刑警的疑问也马上来了：“史必赞？这姓名似乎不像是女性的名字嘛。”
老夏解释说：“这个是户主的姓名，不是那个姑娘的名字。”
“那么姑娘叫什么呢？看过户口本吗？”
老夏摇头。
“为什么不看呢？市局治安处不是有规定，特种行业经营者必须登记户口本的户主和前来办理业务者在户口本上的姓名、性别、年龄吗？”
老夏讪笑：“这太麻烦了，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呀……”
宋萃才无话可说，频频摇头，有火发不出。
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运气“又好又不好”中“不好”的部分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宋萃才和小邱的发现已经使整个专案组都为之喜形于色了。组长伍岳生下令，把带回来的那五块手表和交易单送交市局技术室提取残留痕迹，然后再请苦主辨认。
专案组对刑技人员的技术鉴定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乖宝宝”让专案组失望了。下午，刑技人员打来电话告诉伍岳生，送检物品上能够辨认的只有老夏的指纹，非常清晰。“乘宝宝”是戴着手套的，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至于签名，“乖宝宝”留下的字迹并非汉字，也不是外文，而是事先经过设计的类似潦草汉字的“鬼符”。以刑技人员的经验，即便以后提取到嫌疑人的笔迹，也难以和这种“鬼符”进行比较，得出的鉴定结论的准确性可能会有争议，甚至不被检察院和法院接受。
这个漂亮“乖宝宝”的出现，使专案组刑警对于案犯的反侦查意识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之前，众侦查员对作案者是否作案老手还有过怀疑，经此一事，大伙儿最终认定，作案者大概率没有前科——对于有前科的财产型犯罪分子来说，应该是知晓警方在立案侦查后通常都会采用对赃物布控这样一个措施的，不可能急着就把赃物送中央商场出售。况且，案犯应该不存在急着用钱的窘况，其对富孀和外籍受害者叶夫根尼作案时，获取了不少“黄白绿”和人民币现钞。
专案组想从赃物手表和交易单上发现线索的指望落空了，不过，大伙儿没有气馁，毕竟还有户口本呢，那个户主不是住本市榆林区惠民路74号的史必赞吗，那就先查查这个史必赞的情况吧。
当天下午四点多，刑警宋萃才、盛时思和实习生小邱、小孔前往榆林分局。不料，户政股副股长老徐一看户主姓名，说这个户口本已经被注销啦！
据老徐介绍，史必赞是青帮分子，早年拜在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张啸林门下，倚仗张的势力做起了粪把头。史的妻子邢联珠也是道上角色，是小有名气的恶霸组织“沪东七姐妹”之一。这对夫妻生过三个子女，旧时医疗条件差，社会上防病意识也弱，其中两个没活过十岁。大女儿史西龄倒是平安无恙，可能与其自幼拜师学武有关。抗战胜利后，十七岁的史西龄嫁给了国民党中央宪兵部队的一个中校军官，成了官太太。上海解放后两个多月，史西龄经老爸运作，冒充一个资本家的女儿，随资本家去了香港，然后转赴台北，投奔解放前夕随军去了台湾的宪兵军官丈夫，从此再没有音信。
上海解放后，像史必赞这样的角色自然被列为恶霸分子。原本是要逮捕法办的，不过，这人在三十年代曾结交过中共地下党，帮过若干忙，其中有两次还涉及相当职务的党内人士；抗战期间跟新四军也有过联系，协助新四军往苏北运送过物资、人员。所以，上面关照暂不动他，观其表现，可能还有借其青帮身份为我侦缉敌特提供情报的意思。但其妻邢联珠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妇人是恶霸组织“沪东七姐妹”的骨干成员，没少干过欺压良民、拐卖妇女之类的歹事儿，解放后自然逃不了清算。大气候下，邢氏的那份女流氓做派荡然无存，没等警察上门逮她，就跳黄浦江自杀了。之后，史必赞过单身日子，粪把头当然做不成了，他交际广人头熟，去十六铺做起了水产经纪人。这份职业做了两年不到，去年9月，他被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拘捕。
史必赞被捕的同时，警方对其惠民路住所进行了搜查，抄没了财物，据说还有手枪、猎枪，但日常生活用品并没有动。然后，用盖着“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大印的封条封住了门窗。可是，不知何方角色竟然惦记着史家，可能是认为警方搜查得还不够彻底，便在稍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前往惠民路，撕毁封条，撬门而入。次日天亮，被邻居发现，立即报警。警方前往现场查看，家具没动，但搜查时留下的那些生活用品以及衣物之类失窃了一部分，搜查时没带走的户口本也不见了。对此，警方并未立案，只是注销了史家全户的户口。
面对这个结果，专案组侦查员自是有些失望，不过，这条线索还没有断，还有继续追查下去的可能。
四、觅得线索
专案组刑警对三个多月前史必赞住宅遭窃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当时市局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是有原因的——
史犯被捕后，政保侦查员前往史宅进行搜查，这种搜查肯定比寻常刑事案件的搜查严密得多。对于史必赞这样的对象，鉴于其青帮骨干的历史，以及其国民党宪兵中校女婿的社会关系，还有其长期以来结交的那些江湖朋友，在当时的形势下，都会首先被作为涉特嫌疑来对待。如此，针对其住宅的搜查自然而然要跟诸如“间谍器材”、“武器弹药”、“秘密文件”、“活动经费”之类联系起来，而这类玩意儿的体积说大也大不过一台收音机，说小那就不好说了，比如一粒可以藏于指甲内的六神丸大小的剧毒药物、乒乓球大小就能炸翻一辆轿车的特工高爆炸弹、打火机大小的间谍照相机、类似太妃奶糖那样的“糖果”（使用时置于以特殊化学剂配制的假冒饮料内，可释放迅速致人死亡的无色无味的毒气），等等。这些东西非常容易藏匿，从房顶到灶膛，或者院子里的水井、阴沟，随便往哪儿一塞都难以发现，真所谓“一人藏，千人寻”，其搜查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但是，政保侦查员肯定是搜查得非常彻底的，他们离开时已经把需要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了。当然，分工不同，加之保密需要，刑警是不可能知道政保侦查员有甚收获的。专案组有理由相信，政保处之所以在得知史宅被梁上君子光顾后并未重视，那是因为他们确信对史宅的搜查非常到位，不可能出现漏洞，而小偷光顾跟他们对史必赞的调查没有关系。
两年后，此刻的专案组长伍岳生奉调充实市局政保岗位。那时史案已经处置结束，他听一位曾经负责“史必赞专案”的领导无意间说起，方知当初政保侦查员对史宅进行的搜查工作之细——不但对决定带走的东西予以登记造册、照相存档，对没有带走的所有物品也作了相同的处置。当他们得知史宅被盗后，派去查看的侦查员是带着那本登记册前往的，所谓查看就是进行核对，哪件物品被窃，只要在册子上该物品的备注方格里打一个勾就是了。最后经过分析，确认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盗窃案，所以就没立案。对于分局来说，既然市局政保没立案，也就没有必要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了，反正被窃的都是旧东西，值不了几个钱的。
现在，专案组刑警分析下来，认为小偷把户口本顺走，是为其出售赃物之需。不过，小偷竟敢撕毁市局政保处贴的封条，胆子委实也太大了。然后，回到眼前的现实问题：史家的那本户口本是怎么到了俏女郎“乖宝宝”手里的呢？难道那小偷跟“乘宝宝”是一路货？看来有必要作为一个线头试着往下查一查。
怎么查？众刑警讨论下来，决定去南车站路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跟被关押在那里的史必赞聊聊，没准儿能聊出点儿东西来。
专案组刑警乐常富是留用人员，以前曾在榆林分局干过，跟粪把头老史打过交道，伍岳生遂安排老乐、宋萃才和小邱到第一看守所走一趟。
史必赞见到熟人很激动，说他进来已经三个多月了，只提审过一次，一直被晾在号子里不予理睬，跟看守员提过多次要求提审，对方置之不理。今天终于盼来提审了！老乐您是知道我的，青帮身份是有的，不过没犯过事儿，倒是以前跟共产党、新四军蛮热络的。现在突然把我抓进来，您看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乐常富按照伍组长的关照说了开场白，大意是：老史不瞒你说，你的案子不归我们刑警管，是市局政保开的拘票，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现在进来三个多月了没给你升级（指逮捕），那估计是还在调查。你也不必着急，要相信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今天我们来找你，是因为你家里被窃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