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8年升为讲师，当了18年小助教。最好的年华就在这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度过了。学校开始盖房子，1979年底我女儿十岁时我们从七住宅十平米的一房间搬到六住宅一大一小20平米南北两房中，对我来说是鸟枪换大炮了。我憋了近二十年想要有一架自己钢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文革开始时，到处抄家扫四旧。听说钢琴摆在街边随便捡，还有人把钢琴当劈柴烧，我真想出去捡一架，因为母亲1962年卖掉了她的钢琴。
苦于白天、晚上搞革命，没人能提供那准确信息，没法去寻找，即使找到怎能拉回来？拉回来放到哪？放集体宿舍，也许有人会抱怨嫌吵，放我六平米小房间的公共过道，那两家肯定不干。仔细一想，只好作罢。
不久我看到我们教研室旁一个堆放抄家物资的大教室里有一架旧钢琴，经请示同意后，搬到我们教研室。太棒了，可以弹琴了！我才不管这革命时期只许弹革命歌曲和样板戏，拿着我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抄走的大、洋、古琴谱来练。每天下班后几个乒乓爱好者在台上杀着，我对他们说互不干扰，我弹一会琴。
我们教研室在主楼的西北角上，钢琴声传不远，这几个打球人懂我弹的曲子，不会去告我，造反派左左们听不懂我弹的。所以我很得意地弹了一段时间。后来复课闹革命，要处理抄家物资，我只得恋恋不舍地看着红卫兵把它抬走。如果想摸琴，就要用俱乐部的那架老琴。
俱乐部的钢琴是我上大一1956年时学校让我们三个会弹琴的学生去买的。那是某个国家驻京大使馆卖的，用得太久太狠，我觉得别买，太糟了，用不久的。那位比我高一届的男生，广州人，是喜欢作曲的学生会干部，他认为现在学校的经费就是该琴的价位，管它好坏、管它能用多少年，至少现在有东西。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女生和我同届，她正要给合唱团伴奏“祖国颂“。她符合着说，赶快买了，马上可为合唱团伴奏了。我明白我们观点不同的原因是：我家有琴，回家就可弹，这两位外地同学没琴可弹，是多么渴望改变啊。我不再坚持。就为学校拍板买了下来。
从此合唱团伴奏，学校各种汇演的合唱、独唱的伴奏、请音乐团体演出等都排上用场，发挥了不少作用。我在文革为毛主席诗词大连唱作伴奏时，曾用了相当长时间，当时音乐学院指挥系应届毕业生来指导，我从她那里学了不少伴奏本领。但表演结束后，文革造反派把这架钢琴砸得几条钢丝断了，没有经费修，不能弹了。从此之后我再也没碰过琴。
这两间屋子是靠我的婚龄、人口数、职称挣的。1979年我对丈夫和小孩宣布买钢琴的计划。他们没异议。有了这两间屋后，我已经多次到处打听、寻找便宜的钢琴。这时各琴行旧琴，国外的都要上千元，再也没有几十元、几百元的了，真后悔过了那个村、没有那个店。
我马上请教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工作的干嫂，她说现在买外国旧琴不合算，因为这些琴都太老了。买回来要大修，很费钱，很麻烦。摆在家里是个破烂。不懂行的来看即使是再著名的外国旧琴，也让人瞧不起。不如就买个北京出的星海钢琴，新琴外观锃亮，摆在屋里是个值钱的摆设。琴内每个零件是新的、耐用，也许我一辈子也不需要大修，这可省很多力气。与国外琴比较可能音响差一点，但作为学习没任何问题。
我听着很有道理。决定去买个国产新琴。她家在王府井附近，我马上跑到百货大楼最高层去看琴，售货员说缺货，我很失望，问什么时候会有？他说常有，但现在革命后大家又开始买钢琴了。钢琴是抢手货。我说我住得很远，可登记吗？他说没这个业务，要我常去看。
过了几周，我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看，正好有新琴卖，我花了一千八百元人民币买了一台。在那时我算买得早的。不久，很多人都想培养小孩的爱好，买者越来越多，钢琴奇缺，价格快速飞涨。我心里美滋滋，幸亏抢得早，捡了个“便宜货”。后来国内引进国外生产线许多城市生产钢琴，解决了这个大问题。现在中国成为钢琴大国，学琴者也是世界之巨。培养出来许多世界著名的年轻钢琴家，如朗朗、李云迪等。
我把钢琴放在小房间里，以免练琴吵人。不久楼下提意见，说太吵，我在琴下垫了木头和棉被。从那时起，经常因琴声被人抱怨。减弱琴声是我时刻要解决的问题，弄得我不得安宁，直到今天。但对钢琴的爱好，我从无怨言，一直保持有钢琴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