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归之前那十来年，香港各界团体都努力转换思维、适应变化、展望未来，希望在和宗主国英国挥手作别之前，能尽快和新主北京建立关系，未雨绸缪，为了将来的良好互动和妥善生存。社会各界各类别团体络绎进京，拜会的首先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我们这些记者在主要采访筹委会预委会开会之际，也不时要顾及这些社团到北京的活动。我们把这种北上行动，称为“朝圣”。
朝圣活动的采访比较轻松，主要是在官员出来接见时拍张照片，介绍一下团体和上京的目的。那时新界各社团很热衷进京。新界的概念比较没有边界，除了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外，绵延到与深圳比邻的一大片农田土地，都归入新界。新界社团上京，心意朴素而虔诚，就是为了专程表达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怀抱的恳切，并且在做法上尽力向国内靠拢。
接待朝圣团体的港澳办官员，一般不会是主任鲁平，但职位不能太低，不然那些朝圣团体会不高兴，觉得被京朝看不起，心情郁闷，会发点牢骚，不利于统战。所以，副主任陈滋英常出来接见。朝圣总得带些贡品，国内风行送锦旗，香港团体可能认为锦旗飘飘，分量不够，不如匾额有档次。一次，某个社团带了一块匾上去，一边抬着郑重交给陈滋英，一边操着把广东话发音扭一扭而成的国语对陈滋英说：这块匾额实在名贵。
陈滋英是外交官出身，战狼外交那时尚未成胎，外交人员都承继周恩来一脉的风度，温和亲切。听到访客标榜自己送的东西“实在名贵”，陈滋英可能不太理解这种表达，但还是温和亲切地点头表示赞同，说：“哦，实在名贵，实在名贵。”
然后匾额打开，四个毛笔大字入目：实至名归。陈滋英明白自己错了，忙改口，加重语音改正说：“实至名归！实至名归！”
送匾额的人也意识到自己的国语害人，忙重复几次纠正，但听来还是在说“实在名贵”。
然后大家把实在名贵的匾额横托在中间，人员一字站开，供记者们拍照。我们完事后出来外面，仰天顿地，嘻哈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