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教训亿金难买
作者:季羡林
季羡林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在他那个岁月和环境中,提出了四个很高大上的问题。今天仍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意义。
01
文革结束,吸取教训没有?
没有,一点都没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六七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有关这一次所谓“革命”的一些问题。
世人都认为,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无“文化”,也无“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真价实的“十年浩劫”。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共识,决没有再争论的必要。在这一场空前绝后(我但愿如此)的浩劫中,我们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所受的损失可谓大矣。
这一笔账实在没有法子算了。不算也罢。我们不是常说,寻求知识,得到经验或教训,都要付出学费吗?
可是,我们付出的学费已经大到不能再大的程度,我们求得的知识,得到的经验或教训在哪里呢?
我个人一向认为,“十年浩劫”是总结教训的千载一时的好机会,是亿金难买的“反面教员”。从这一个“教员”那里,我们能够获得非常非常多的反面的教训;把教训一转化,就能成为正面的经验。无论是教训还是经验,对我们进一步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都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干,空空错过了这一个恐怕难以再来的绝好机会。
02
“文革”过去了没有?
“文革”,并没过去!
有什么人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可以不必再管它了。
因此,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革”过去了没有?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革”并没有过去。
但是,如果细致地观察一下,情况恰恰相反。你问一问参加过“文革”,特别是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如要他们肯而且敢讲实话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还有一肚子气没有发泄出来。
今天的青年人,情况可能不同。他们对“文革”不了解,听讲“文革”,如听海外奇谈。我觉得值得忧虑的正是这一点。他们昧于前车之鉴,谁能保证,他们将来不会干出类似的事情来呢?
至于中老年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一提“文革”,无不余怒未息,牢骚满腹。
我不可能会见百分之百的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敢保证,至少绝大部分人是这样子。
至于为创建新中国立过功而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觉悟高,又能宽洪大度,可能同知识分子不同。
我接触的老干部不多,不敢乱说。但是,我想起了一件小而含义深远的事儿,不妨说上一说。
记得是在1978年,全国政协恢复活动后,我在友谊宾馆碰到一位参加革命很久的、在文艺界极负盛名的老干部。“文革”前,我们同是全国政协社会科学组的成员,十多年不见,他见了我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文革证明了:‘士可杀亦可辱。’”
我却一点也笑不起来。在这位老干部心中,有多少郁积的痛苦,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1966年6月,在清华附中初65(1)班批斗副教导主任冯玉中。班上同学大都还带着红领巾
有这种想法的,决不止这个老干部一人。我个人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古代的所谓“士”,绝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士可杀,不可辱”,这一句话表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种传统。
领袖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
这位“领袖”,“九一八”事件后我作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南京请愿时见过,他满口谎言,欺骗了我们。后来越想越不是味儿。
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对此公也不感兴趣。他的诗句“看花愁近最高楼”,可以为证。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
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我认识的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德国姑娘,美貌非凡。
有一次她竟对我说:“如果我能同希特勒生一个孩子,那将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我听了真是大吃一惊,觉得实在是匪夷所思。我有一个潜台词:我们中国人聪明,决不会干这样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