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血与铁》，老鬼／著（北京知青作家，原名马波，《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之子），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
到了1961年初，最严酷的时刻来临。
真饿呀！同学们见面就聊吃，聊各种解饿之道。聊哪个饭馆馒头个儿大，哪个饭馆面条给得多；聊煮饭的技巧，怎么用3两大米做出两斤干饭。
可是在北京大街上你看不见成群的乞丐，也没有一具倒毙街头的饿殍……表面上远没有苏联十月革命后那段饥饿岁月恐怖，社会秩序也好得出奇。
然而，为一个馒头，2两粮票，人们可以机关算尽，绞尽脑汁。
商店里卖食物的柜台一空如洗，连糖块都很少。往日从没人买的糠萝卜，沾着好些泥巴的干藕全都消失。以前堆积如山的大白菜，这年按本定量供应，每户只准买几棵，多烂的帮子都有人抢着捡。每人凭本一个月能买二两白糖。猪肉、盐、淀粉、肥皂、芝麻酱、粉丝……全要购货本，限量供应。过春节时，为体现党的关怀，每人凭本可买3两瓜子，不要粮票。花生根本见不着。
晚上六七点钟，西单大街上就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饿着肚子，谁有精神逛街？为贯彻市委劳逸结合的指示，学校体育课、生产劳动课全部停止，老师什么作业也不留，并取消一切课外活动，反修报告也听不到了……每天下午只上一节课，会也极少开，让学生们早早回家。
上第四节课时，教室里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专心听讲的寥寥无几。连有些女生都坐不住，屁股扭来扭去。老师非常理解，下课铃一打，准时下课，从不拖延一分钟。不等老师离开教室，男女同学们都箭一般地冲向食堂，快活地大喊大叫。
吃饭时，按每人报给伙食委员的两数吃。有人3两，有人4两。我中午是4两，早晚3两。吃完后，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也不放过；刷完碗，再把刷碗水喝进肚。每逢离开饭厅时特失落，看着别人还在吃着，咀嚼着，无比地羡慕。刹那间觉得大饭厅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处所。尽管里面总弥漫着一股霉烂味儿，但这霉味儿代表着食物，非常温馨好闻。
我吃饭总是很快，狼吞虎咽，几分钟就结束。这也是对付饥饿的一个小技巧。吃得快才有饱感。胃突然盛一堆食物肯定比渐渐往里填更有吃了东西的感觉。
每天一斤粮食，三顿饭到底怎么分配吃，才能最不饿？是我和同学们经常思考，切磋的问题。我试过二四四（早2两、午4两、晚4两），又试过四三三、一五四、三三四……甚至试过早上不吃饭，中午和晚上各吃半斤。经过反复比较，最后还是采用了三四三——同学们采用最多的吃法。并还尝试过早饭喝三两粥。当时觉得饱了，可尿几泡尿后，照样饿。
每人都饿得眼冒金星，粮票等于是生命票，人人都小心翼翼地保存。没粮票寸步难行，到哪儿吃饭都要交粮票成为全国通行的规矩。无论亲戚朋友之间多亲密，在粮票面前也公事公办，吃多少给多少。唉呀，只有挨过饿的人才知道小小粮票的价值，丢一斤粮票可比丢10块钱还糟糕！真的，在大街上你若乞讨钱，许能要到一毛两毛；你若乞讨粮票，却不会有人给你一两！记得听同学们说过：某某邻居因为丢了一个月粮票而自杀。
领粮票时，人们得一斤一两地数，两两计较，比到银行取钱还在意，不敢马虎。当时豆芽、豆浆、豆腐脑都极少见，即使有，也要粮票，没人舍得买。
每星期六回家，保姆首先管我要粮票，吃两顿饭给半斤，吃3顿饭给一斤。我跟这保姆的关系越来越不好，原因就是她只认粮票不认人。
父母有高干购货本，可以买一些鸡蛋、肉、黄豆等。父亲屋里有个电炉子，每天早晨都自己煮牛奶鸡蛋吃。望着我垂涎欲滴的神情，父亲曾说：“你别不知足，我吃是因为我有这个待遇。你每星期回家吃饭，总比一般老百姓家吃得好一些。你们吃的猪肉皮、豆制品、猪杂碎什么的都是单位照顾我的，别老不知足。”
凭良心说，家里吃的是比普通市民好。可我仍觉得肚子空空，总想多吃点。
父亲常说：“吃饭吃七成饱就行了，吃太饱活不长。”
但只要吃饱，活不长也认。人挨饿时最迷恋的是吃饭，无暇考虑长寿问题。
因为老挨打，从小就非常害怕父亲，再饿也没向他要过吃的。
每月学校退我6斤粮票，要给家里4斤，剩下的2斤，我就上饭馆吃了。记得学校旁边有个小饭馆，门面上漆着绿油漆，我常到那儿吃烫饭，连水带饭，又有点菜，很解馋。这饭馆里还有一两粮票，5分钱的糖火烧（其实是糖精做的），也相当好吃。我刚开始很不好意思上饭馆，觉得这有点资产阶级腐化，董存瑞绝不可能老下饭馆。可肚皮饿得打鼓，小饭馆门口飘来的饭香味儿，太有吸引力，引诱得我一有粮票就下饭馆腐化。
在小饭馆里，我常看见有穿得很破很脏的人舔人家吃完了的盘子或碗。尽管人们吃得都很干净，也总会剩下一粒米，一口汤或是一点剩菜汁。待这人刚离开座位，舔盘子的就扑过去，拿起碗，用舌头一下一下给舔干净。还把桌子上撒的饭渣，从人嘴里吐出的嚼不动的肉皮，全捡起来吃掉。
学校早早就放学，为的是减少能量消耗。我有大块大块的时间，什么也没心思干，就琢磨着吃。常常幻想科学家有朝一日能发明一种食物药片就好了，吃了不饿，使人类彻底摆脱依赖粮食生存的现状。觉得这个发明将比火箭原子弹的发明还伟大，千古不朽。饥荒到来，工厂多生产点药片即可。
为了解决吃饱问题，人们挖空心思。捋榆叶、挖野菜、捞水草、捉麻雀、养兔子（因兔子繁殖快，只吃草）。据说一只兔子可以换一辆自行车。不少国家机关还组织人去内蒙古打黄羊，但黄羊数量有限，黄羊肉分到每人头上，只够吃一两顿。
记得当时报纸上广泛宣传吃代用食品，鼓励人们繁殖小球藻，说小球藻可以做成人造黄豆、人造肉、人造蛋白……而养小球藻只要水和阳光，非常经济合算。一时间宣传得沸沸扬扬。我对小球藻充满了希望，以为能很快结束这挨饿日子。可最后却大大失望——小球藻的养殖，只停留在实验室里，从没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市面上根本见不到人造肉。
我对付饥饿的招儿是把皮带勒到最紧的一扣儿，让胃的体积小一点。喝完粥后，也像饭馆舔盘子的一样，把碗舔得溜光。洗碗时，总要先盛一碗水涮涮，将碗里残剩的微量粥末溶解在凉水里，再全部喝掉，不让一点点碳水化合物流失。
浮肿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大量喝水，用水糊弄胃所致。
我比一般同学更多挨饿，因为我住校（当时全班好像就我一人住校）。走读的天天回家，即使饿，到家也有机会再吃点什么，能回旋一下。我一天到晚，只靠学校食堂那几两粮食为生。而食堂铁面无情，馒头、米饭、窝头2两就是2两，绝不会多给你一口。所以老是饥肠辘辘，饿得晕头转向。
有点粮票，我就上饭馆吃了。学校附近的饭馆都吃遍，知道了哪个饭馆2两火烧个儿大，哪个饭馆烩饼最值。同学间下课后最主要的话题是交流这方面的信息。据说琉璃厂西街的一家小饭馆肉末面特实惠，有菜有肉，有油星，3两好大一碗，我就真的专门去吃。即便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还要吃，非一顿吃一斤多，把胃撑满了，才有安全感。
饿几天后，能狠狠地吃一顿饱饭，也算有个盼头。就怕总是半饿不饿的，永远也没吃饱饭的时候，那才绝望。有时本月的粮票都用光，就得半饥半饱地熬。只能到小饭馆花一毛钱买碗萝卜汤喝，望着周围人能津津有味吃饭，无比凄凉。瞎子渴望着恢复视力；囚犯渴望着出狱；我就渴望着能捡到一张20斤的粮票。
1961年4月，中国乒乓球队获得男子世界团体冠军。庄则栋、丘钟慧分获男女单打世界冠军。学校里流传着这个消息，洋溢着一片喜悦气氛。可是激动之余，肚皮还是饿。
为了一个同学借了我半斤粮票没及时还，苦苦思索证据，研究着万一他不还，怎么抢他的一个值钱东西作为与他谈判的筹码，生怕赖账。
如果这月有节假日，能多退几斤粮票，我自然想方设法少给家里一点，留着上饭馆用。比如在家吃2天零一顿只交2斤粮票。但保姆精得很，她总会发现我少交了粮票而找我要。你欠一顿的粮票，她一个月都忘不了。姐姐小胖也常为粮票事和保姆吵架，每逢发生了这样的事，父母都坚决支持保姆。
这保姆五十多岁，年轻时很漂亮，曾是一老地主的三姨太太，酷爱抽烟。她特会奉承人，当面夸“杨同志心眼儿真好”，“马同志没一点大官儿架子”……把父母拍得昏头昏脑，所以有恃无恐，敢和我们孩子吵架。她刚来时，因我不爱说话，赞誉我是“贵人不出语”。现在就为少给家里一点粮票，她说我是“剥削阶级、吸血鬼”。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每顿饭，有几个人她做几碗米饭，一碗不多。菜有时能剩下点，饭可永远不要指望谁能剩下一口。记得那时白杨的女儿常来我家。她若不给粮票，保姆就真的不给她饭吃，并且还把厨房锁起来，像防贼一样地防着她。
垃圾箱里，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食品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得经常买高价点心吃（那点心极贵，一小盒10多块钱）尽管有高干补助，母亲还是总唠叨粮食不够吃。因为他们定量低，家里客人多，有人吃饭不交粮票。
事实上，父母也吃不饱。多年后，从母亲的日记中发现，当时父亲已给饿得浮肿，大腿一按一个坑。母亲也贫血，营养不良，头晕眼花，根本写不了东西。她曾指示保姆把家里的一些剩菜装到大瓶里，让我带到学校吃。粮食却从没给过我。
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的深深界限让我寒心又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粮票。保姆仗着有后台，常为索要粮票与我们发生争吵。
月底粮票花光了，饿得实在受不了时，惟一能吃饱的地方就是姑姑家。
姑姑住在长椿街，离我们学校不远。父亲把她弄到北京后，只想让她当个替补保姆，从没积极帮她找工作。后来她在一街道托儿所找了个看小孩的差事。
姑姑从婴儿把我带到4岁，对我有一种亲生儿子般的感情。多年以后，她跟母亲关系恶化，我猜潜意识里也可能因为母亲把我从她怀里抢走。
姑姑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亲的终归是亲的”。她把血缘上的关系看得重于一切，为了孩子她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现在当我饿得到她那蹭饭，面黄肌瘦的姑姑真的从没向我要过半斤粮票！而且都是让我敞开肚皮吃！！
姑姑没有高干购货本，没有母亲那么多的稿费，没有父亲那么高的工资，买不起高价点心。她只有26斤定量，加上姑夫的30斤也才56斤，却容忍我隔长不短地到她那儿尽情猛吃。我是十三四岁的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又老练双杠，肚皮极大，一顿能把他们全家的饭吃个精光。
在饥饿的年代，因为有姑姑在，使我在最饥饿的时候，还有个光明温暖的去处。
姑姑家很穷，家具简陋，碗是粗碗，筷子是大众的竹筷子，厨房里老有股馊菜味儿，远比不上父母家高级、干净、宽敞。但这昏暗的两间小屋，却比父母家对我更有吸引力。饥饿时，人最想要的是吃饱饭，而不是高雅的家具，雪白的瓷碗，精致的筷子。
去姑姑家蹭饭吃，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渐渐引起姑夫不满。姑夫是商业部传达室看门的，人很老实，本来对姑姑言听计从。可时间长了，对我白吃饭，不交粮票无法忍受，开始和姑姑吵。姑姑总是护着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
最后，发生了两笼屉窝头团子的事，姑夫和我彻底翻了脸。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气很冷，我饿得发虚。心想晚上只有3两粮食，还不够塞牙缝儿，怎么办呢？又萌生了去姑姑家的念头，虽然觉得自己吃姑姑太狠了，前两天刚去了一次，可还是管不住自己。到姑姑家吃晚饭有两个好处：一可以吃饱，二可以给自己省下3两粮票。
我步行了20分钟来到姑姑家。这时大约5点来钟，姑姑还没下班。她把房子门为我打开，就继续看孩子去了，而姑夫那天值班，不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