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my399.com/system/20110929/000250955.html
翟志波
今天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是体会不到计划经济供给制下的生活有多么的捉襟见肘，那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人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从吃的米、油、蛋、肉、菜，到穿的衣裤、鞋袜，以至于锅碗瓢盆都定量供应，凭票购买。
供给制的产生，源于建国初期的物质匮乏，具体地说就是对市场上的部分商品实行凭票供应。当然享受这一政策的只能是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们。
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启动，我市开始了粮食计划供应。后来，其他关乎民生的商品也开始了凭票供应。每当一年之初，哈市居民委就会把户口收上去，随后发下来诸如粮票、煤证，布票、肉票、豆腐票、副食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
那时，每月供应的口粮都是固定的。高粱米、小米、玉米、玉米面和各种豆类等被叫作粗粮；面粉和大米则谓细粮。省志载道，《1955年市镇居民口粮定量供应表》规定，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分三级：最高每月23公斤，最低20公斤。轻体力劳动者分四级，最高每月19公斤，最低每月14公斤。机关干部、店员等分三级，最高每月16公斤，最低14公斤。大中学生分三级，最高每月18公斤，最低每月16公斤。1965年，城市供应面粉每人每月4公斤，大米1公斤。县城供应面粉每人每月2．5公斤，大米0．5公斤。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工矿、林区一线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定量压得过低，几乎使得那时人人都面有菜色。有19个工种月口粮定量平均标准由22公斤压到20公斤，工人吃不饱是常事。对中学生口粮定量标准也压得过低，由月平均定量17公斤压到15公斤，处于生长发育的学生每天饿得腿发软，很不利于学生身体的发育。
从1953年到1985年的32年间，粮食定量共调整了4次。根据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每次增减有所不同。
豆油按每人每月半市斤供应。那时哪有这样那样的塑料桶，人们习惯用装酱油的蓝色玻璃瓶子打豆油。买粮的人排起长长的队伍，粮店的角落有个立式的大号注射器一样的玻璃管子，打豆油的人们将瓶子口放在龙头下面。服务员先要拧开注油的开关，只见金灿灿的豆油缓慢地在玻璃管子里上升，直到升到顶头。服务员再拧开另一个开关，豆油就安静地流出来，玻璃管子里金灿灿的豆油就随之缓慢地下降。俗语说得好：“紧打酒，慢打油”，因为油走得慢，所以打油一定要慢慢来。于是，在龙头下面耐心等待最后一滴油的人绝对不占少数。
1954年，棉布实行定量供应，居民买布需要布票。是年，对无电地区居民使用的煤油也开始凭票供应。
当年，城市工矿林区职工每人定量52市尺棉布，居民36市尺。县城职工42市尺，农村居民35市尺。这个标准曾做过多次调整。1969年到1983年间，城乡职工居民定量一律为24．2市尺。
1955年，国家粮食部门和省粮食厅分别印制了全国通用粮票和黑龙江省地方粮票，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实行粮票供应制度。“迁”地方粮票要扣粮证里细粮的斤数，“迁”全国粮票则要扣豆油的斤数。在饭店或商店想买个烧饼或饼干之类的食品，粮票是不可或缺的。
1957年，哈市对猪肉实行定量供应，居民每月0．5市斤。当时人的肚子里哪有什么油水啊，买肉时都愿意买点儿肥的，白花花的肥膘，既可“化”油，用来炒菜改善生活，剩下来的“油梭子”还可以包馅吃，可谓是那时的“饕餮盛宴”了。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间，由于商品匮乏，供求矛盾尖锐，凭票、证供应的商品品种不断增加。当时城市每人每月1块肥皂，每户每月1块香皂；农村每人每季1块肥皂，每户每季1块香皂。对原来免收布票的卫生衣裤、线衣、床褥单、线毯、毛巾被等9种针织品，也实行了凭布票供应制。毛巾、袜子、汗衫背心、民用线、棉毯5种针织品实行凭证供应。
1961年，食糖实行定量供应，大城市居民每人每月3市两。棉花也限量供应，不分城乡人均年供应2市两。1962年，布鞋凭布票供应。奶粉、瓶装白酒、豆制品、土豆、糖果无一例外，全部实行凭票供应。
那真是个不堪回首的岁月。为吃上一点青菜，许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拼了命拥挤在人群里。那些膀大腰圆的男人奋不顾身，英勇地冲在最前面，妇女和儿童只好站在边上眼巴巴地干着急。这时，能够与那些野蛮男人一比高下的只有“烈属证”和“军属证”了。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你亮出两证中的一个，就立刻被奉为上宾，购买优先。“军属证”和“烈属证”完全属于今天的“双拥”范畴，只不过那时没这么个词儿。
过年的时候，家庭主妇要时刻留意商店里的各种告示，几号副食票可以买几瓶酒，几号副食票可以买花生或瓜子……只要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毫不客气，买回来没商量。
这是笔者找到的一份1962年春节期间，黑龙江省城市供应商品定量表：每人供应肉1．5市斤，鱼1市斤，鲜菜5市斤，粉条1市斤，淀粉3市两，豆腐10块，豆芽0．5市斤，干豆腐0．5市斤，面碱4市两，水果1市斤，海米2市两，元宵10个，红白糖0．5市斤，花生、瓜子共0．5市斤。
我老爸喜欢吸烟，平时抽一种叫“葡萄”的便宜烟。过年时可凭票，买上几盒好烟，老爸因此可以解解馋，我也能得到几张少见的烟纸。那时的《江帆》、《恒大》、《牡丹》等牌子的香烟都是好烟，即使家境再不好也不肯让烟票“白瞎”了。
凭票供应的时代已经远去，如今，那些穿越岁月风尘存留下来的票证，已然成为百姓的收藏，它是中国百姓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缩影，它们记录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艰难历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