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北京毕业集训运动石油学院抓了十一个反动学生，这在北京市大学中是空前未有的，北京市大学部部长宋硕不肯批，石油学院书记刘长亮坚持一个不减，最后还是批了。
这篇文章说一下这些反动学生的结局。
首先是王有林，我在离开北京那篇文章中是这样介绍他的：
“他是一个孤儿，父母弥留时，要求比他大十多岁的哥哥等到弟弟成人后才能结婚。哥哥忠心地履行着对父母的承诺，每天在工厂做工，供给弟弟上学。兄弟两人在睡床上议论了不少中国的反修政策。弟弟在学院中被同学揪出来后，系党副书记张西昆对王有林开始了日以继夜的攻心战，王有林揭发了对他有养育之恩的哥哥，他的哥哥随即就被作为反革命送进了监狱。立了功的王有林并没有得到张西昆允诺的宽恕，现在他心灵中压着我们双倍的负担。”
王有林的处分是劳动考察三年，他在处分期间，表现的比其他人都老成持重，不随便说话，在我们后来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中也不太出头，起的作用不大，但是他留给农场领导印象极好，跟农场一个比较漂亮和活跃的女干部结了婚，我不了解这位女性的背景，我猜测这与王有林后面的提升有关。大庆将我们所有人调大庆工作时，农场执意要将王有林留下来，并立即发展成党员，提升到农场副场长。几年后他又被调到大庆，成为储运指挥部的指挥，这相当于局级干部，对一个反动学生来说是难以达到的高位。晚年他身体不好，一直在北戴河休养。今年我去电话国内，他已经离世，听说是因为纵酒过度死的，是我们中间第四个离开人世的。
十一个人中间秦永廪的问题属于比较严重，他是三年劳动考察处分。离开北京一文中这样介绍他的问题：
“1962年，他回家探亲看到了彭德怀给毛主席的万言书，回校后，给女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怀疑。他的女朋友邵乃庄倒从未揭发，但是他自己将一封未写完的信放到枕头下面，被团组织委员卢国忠翻到，报了学校。公安局将他列为代号5号控制起来，严密监视了好几年，班中竟然无人知道。我在运动中也因为秦永廪案情的影响受到了牵连，虽然后来证明了我对秦的这些观点毫不知情。”
秦永廪到农场后与工人关系很好，农场领导对他印象不错，但是与王有林一样，非常谨慎，在后来我们与学校的抗争中不肯出头。他到农场不久，农场领导就收到上海一个工厂的信，他的哥哥在一次事故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被砸死，死前争着最后一口气向工厂要求将他的弟弟调回上海顶他工作，照顾年迈的父母， 对于这样一个无法拒绝的人道要求，却因为秦永廪的处分，没有人敢做主。一直到1972年学校来人摘去我们反动学生帽子分配在农场当工人后，秦永廪才调回上海。他是按工人转回去顶他哥哥的工作的，后来我们在大庆集体被转成国家干部待遇的时候，他在上海遇到了麻烦。费了不少周折才解决，2005年我回国探亲时他已经调到上海理工大学教书，另外在外面为新建房屋设计水暖管道作为副业。2005年去到他家时，他神秘的推开一个书橱，书橱后面有个隐藏的小橱，里面摆满了香港出版的评论中国政治和领导人的书，他慎重的拿起一本，然后谈起中央的各种小道消息和他的政治见解来。我心里在想，人的本性真是老天注定的，四十年前他不就因为偷看了处罚彭德怀的内部文件，在女友那里高谈阔论倒的霉，而且连累了无辜的我，现在还是老毛病。像很多热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他的自我感觉也极好，认为自己怀才不遇，否则一定能成大事业。
李延成是这个反动小群体中仅存的一二个精神没有被运动打夸的成员，他应该是当官的料，被定成反动学生有些阴差阳错。在学校时他一直是班长，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上别人忆苦思甜，他也声泪俱下的跟着忆苦，他说土匪撞进了他的家，抢了他们的财产，母亲被糟蹋，他那时还小，吓的在地上哭。他的这个发言统共也就四五十个字，成了他的罪状，因为他家是地主，来抢东西的不是土匪是农民，就被定成反动学生，劳动考察二年。李延成对此感到非常委屈，他对我说他家被抢的时候，他还是幼孩，不懂政治，怎么搞的清土匪和农民，受辱的是自己的母亲，他不可能不愤怒。
李延成的能力比这个团体里其他成员强，也有责任心，而且有个人魅力。有一次，在北京上访时，他突然哼起莫斯科郊外晚上的曲调，虽然只哼了两句，它的优美使我终身难忘，就像二个掉在井底的人，突然抬头看到了井外的一丝兰天，当一个柔情曲调从一个满心都是伤痕，前途未卜的人的口里出来的时候，过去遗忘的人间和对未来的憧憬像闪电一样从眼前掠了过来，但又像幻云一样消失了，留下的只是无限的怅惘和空虚。
他在老家吉林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小苗，他们后来结了婚，并白头到老。小苗热爱文学，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了不少书，她写的都是关于大庆创业的故事，像中国的其他作家一样，这些都是为了歌颂中共成就编造出来的。一个姓陈的大庆领导退休后还请她去写传记。她将她的作品给了我几本，很对不起她，我根本没有去读，而我最盼望她写的她丈夫的故事，她恐怕连想也没有想过。在中国作家头脑里一想起写东西，都是从一个政治主题出发，然后去收集材料，再编造。最想不起写的就是自己的真实经历。
由于处分到期得不得解决，农场批准我们派三位代表去北京上访，大家都由于害怕而相互推诿时，李延成责无旁贷的接受了。
上访北京他感到义不容辞，与花花公子陈耀强不同,李延成完全知道这个使命的危险。应该说我们这个小团体最后能够得到一个合理解决，他是有功劳的。这十一个人群体的嘴是我，腿是李延成，而脑子是鲍有光，这是外人绝对想不到的，因为鲍有光在公开印象中以一个大大咧咧稀里马哈，有些滑稽，但非常具有个人魅力的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有政治智慧和心计的人，也是我们十一个人中最有文学价值和值得写的人，但是一想到写他，我就感到自己才枯智竭，无法将他生动的形象刻画出来。其中有二个原因，一是他的幽默和诙谐天才无与伦比，同时他的城府之深也是在任何中外作品中无法借鉴，另外还由于我们后期关系不好，他好像已经恨透我，使我今天下笔时非常害怕会不公平，文学作品最忌讳的是失实，失实的东西写出来一定是垃圾。
而我自己是这十一个人中出头最多的人，这固然因为我的出身不坏，加上大部分人看了我的材料都有被冤枉的感觉，而且还因为我的逻辑思维非常好，表达事情非常清楚，其次是李延成，处事稳重，如果我们争诉失败的话，最倒霉的应是我们两人。我在北京上访中会详细描写我们的活动。
李延成调到大庆后先在采油研究所，混的不错，2000年我回中国时他已经是大庆工人业余大学的校长了。他升官的窍门是紧紧抱住农场书记茹作斌的大腿，茹后来是大庆油田的组织部长，李也就高升了。
我在离开北京中这么介绍 陈耀强：
“李家富的后面是陈耀强，长得很高，鼻子翘翘的，有着一张讨女人喜欢的脸。可以说即便将陈耀强以一百个罪名定罪，最不应该定的就是反动学生。陈耀强是个不折不扣的纨绔子弟，他算是半个华侨，母亲在印尼，父亲在广州开饭馆，生了九个女儿，最后得了这么一个儿子。陈耀强在学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与一个比他差不多矮一半的女同学成天在校园中压马路。陈耀强的问题是看完电影战上海，回到宿舍时，站在宿舍门口仿照电影中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一边两脚立正，将右手高高举起敬礼，一边叫蒋委员长到。陈耀强变成了反动学生，使他在印尼生了九个女儿一个儿子的母亲，像发了疯似地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要将儿子从中国弄到印尼去的坚韧不拔的斗争。”
我与陈耀强接触后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定为反动学生了，他长的高大，鼻子有些翘，满面东南亚的华侨气，与石油学院农村来的土学生，完全属于不同世界，再加上他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不说话那些学生就看不惯，运动来了不整他才奇怪。我与他一起到北京上访时有很密切的接触，在那个处处是陷阱的困难时候，他一碰到钉子就非常泄气，悲伤地问我们还有办法吗？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用处，出不上力，就在生活中补救。我们的收入有限，不能常去饭馆吃饭，他就到菜场买些菜，用一个小电炉偷偷的在房间里烧着吃，不愧是饭馆老板的儿子，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能烧出可口的东西来。有一天我与他到海淀去逛商店，看到柜台旁站着一个非常漂亮的服务员，他旧病复发，对我说，上访我不行，这个你就不如我了，他用手指了一下女孩子。我表示不相信，你能让她笑吗？他说这有什么，就向柜台走去，指着玻璃柜里面的东西，那个女孩子过来了，问他要哪一个，他又指一下，女孩有些困惑，你说话啊，到底要哪一个，陈耀强用非常可怜的声音回答，我是哑巴。那个女孩子笑得花肢直摇，他们一会儿就很亲热了。
处分撤销后，陈耀强就离开农场去印尼了，与我们再无联系，我相信打死他也不会到这个该死的国家来了。
现在轮到章建航，离开北京一文中这么介绍他：
“站在最角落的是章建航，学校的斗争会上说他的父母解放前是恶霸地主。他的罪行来自他的一首歌颂农村建设的诗，诗中有肥猪二个字。他被强迫承认诗中的肥猪是暗喻毛泽东，在毛泽东是红太阳的年代，这是够杀头的罪。今天回头看去，真正的奇才是那个第一个发现肥猪与毛泽东有联系的人。五七年反右后的中国知识界揭开了中国文人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被反右吓坏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了恐惧症：于是一边开始歌功颂德，无言不无共产党，无歌不颂毛主席；另一边人人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汇报思想和阶级斗争新动向。发现诗中的肥猪与毛泽东有联系，只是当年知识分子无数互相残害的杰作之一。但是知识分子的兢献忠心，阿谀摇尾，互相出卖(包括与父母划界限)，并没有缓息伟大领袖对这些文人的鄙视。他终于做出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结论，在文化革命中将他们统统送到炼炉中去烧烤：不管是过去整人的，还是被整的。
章建航的母亲和二个妹妹远远地站在他的旁边。一个优秀的电影导演可以让一个演员维妙维肖地演一个垂死的人，但是他绝对无法让一个演员演出一个除了悲伤和恐惧，再也没有任何其它人性的人。这是一些意志已经被社会和同类压垮了的人，她们看每个人的眼睛都充满了恐惧，好像在说：“我有罪，请你放过我”。 ”
这十一个人中，意志和思想被完全摧毁的有二个人，一个是李树仁，他是我们中间第二个离去人世的，仅晚于范同明。我已经单独写了他的故事，“李树仁和他的儿子”，还有一个就是章建航，与李树仁一样，我们聚会时，他也是蜷缩到角落上，从来不讲话。与李树仁不同的是他的手里总是有一些木头铁块之类的东西，他不停地用榔头在敲打它们，发出刺人的声音，似乎在做什么手工东西。我猜他是用这些活动来逃避世界，占据每一个时间，逃避想到现实。由于敲打声音的干扰，聚会时我有时不得不请他停下来。
我与他很少谈话，但有一个谈话却使我终身难忘，我们谈到了一个农场新来的受处分的干部，章建航用一种不屑一顾的口气说，这个人思想反动，我震惊得嘴都合不上了，这不正是当年大学中我们周围学生批判我们时的表情和语气吗？现在从我们反动学生嘴里出来有些不伦不类，我心里想，章建航啊，固然这是一个吃别人才能生存的社会，但是太晚了，现在学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们处分撤销后还在农场工作了二年，听说章建航在一次用拖拉机去拉一个很重的东西时，钢丝绳断了，弹了回来，将他的鼻子削去半个，送医院时，幸亏旁边工人将那半个血淋淋的鼻子捡起来带到医院，医生给他缝上去，我想象他的相貌一定非常可怕，所幸我与他不在一个队工作，再没有见过他，前些时候打电话到国内问起他时，李延成告诉我，他还健在，生活也可以。
离开北京一文中还提到了李家富： “在我右侧站着李家富，他来自广东的乡村。这是一个遗腹子，母亲怀他时丈夫就死了。留下两分薄地，孤儿寡母没有能力种，就租给人种。解放后定成份，地太少，不够地主，但是有剥削行为，被定成小土地出租。李家富的问题是62年回家探亲时，看到农村饿死了人，农村干部多吃多占，农民不喜欢人民公社，盼望包产到户等等，觉得与报纸上说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团员，还是付班长，回校后找政治辅导员廖国芳汇报思想。廖国芳说，你做得很好，以后有想不通的就找我汇报。到了毕业集训时，廖国芳将他汇报的内容全抖了出来，他就不容置疑地成了反动学生。而李家富的母亲也正在李家富成了反动学生的时候，到井边去挑水折了腰，这使她不能再挑水，每次需从地上爬到井旁，用几个小时拖一点水回来，她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大学毕业儿子回来帮助她哩。”
我在“李家富的哭声” 中详细描写了李家富的生活，李家富的专业是测井，他在技术上比他在政治上要聪明多了，不会去干向领导汇报思想的傻事情，后来调到大庆蛮受单位欢迎。他的妻子比他小不小，我记忆中还有印象。那是文革时候，学校都停课了，农场职工都将子女送到生产队来。有一天我们队来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一个满面红光，看到人笑眯眯的，是喜气样子，但后来知道那是表面的，她一身是病。另一个稍高的皮肤很白，有些冷峻，让人感到难以接近，她叫王敏，爸爸是我们的上司，农场的保卫科长。后来前面那个调到一队去了，与李家富一个队，她就是李家富的妻子。听说他们生活不错，女儿进了哈工大，好像是医生。
在我介绍反动学生的文字中，有一个人从没有提到，他就是鲜朝左。四川人，个子高大，一看就是非常有主意的人，他始终避免与我们来往，我对他的问题和思想都了解不多。他的处分是三年，所以是比较严重的，在批判大会上听到的是一封信，在信中抒发了对土改不满的情绪，为他的地主父亲不平。到农场后从不参加我们的集会。我听说他在四川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是个医生。他们的关系始终没有破裂。处分结束后，他就结婚了，并设法调回四川去了，与我们再无联系。值得佳话的在那个人人将政治问题看成瘟疫，躲之不及，无数婚姻由此解体，而我们这个小群体中二对没有成为婚姻的鸳鸯竟然最后结婚了，这在中国也是不多的。
现在只剩下范同明和鲍有光没有交代了，当然我还不知道我会不会写鲍有光，它对我的写作能力和个性都是一个挑战。
正如我前面说过的，范同明是我们中命运最悲惨的，也是第一个死的。在“离开北京”中我以比较多的文字介绍了他：
“到哈尔滨的时候正是午夜，我们要在这里换去北安的火车。哈尔滨的火车站比北京更是昏暗，虽是三月，夜间非常冷。我们将被子铺盖等行李堆在中央，大家围着行李坐在地上。充满夜寒的车站，显得凄凉和空荡。范同明拿出一支短笛，吹了起来，押送人也没有制止他，他吹的是苏武牧羊，哀怨的笛声，催人泪下。可怜的范同明是我们这些人中将来命运最悲惨的一个，在他吹笛子的时候，他怎么知道等着他前面的路程将是何等的残忍。
笛声哀扬，我看着范同明悲沧的脸，想，这就是那个被学校宣称气焰非常嚣张的范同明？我记起我被定为反动学生后，一个夜晚，一个学校的高层官员找我谈话，用一种玩笑的口气提起有些反动学生现在还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灰黄的灯光下，他脸上露出那种对范同明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不懂事感到好笑的表情。
范同明来自骁勇善战的广西，那里的民风要比表面粗犷豪放，暗里藏针的东北大汉耿直。他的父亲是一位国民党团级军官，这是一个最坏的层次，听说死在监狱里，要是级别再高一些，反而会受到共产党礼遇。这种被称为血仇子弟的人在政治运动中是权利最没有保障的。
范同明的脸看起来有一种沉毅，倔强，说话很慢，而且对人的问话要有一个停顿才能反应，说明脑子不是很敏捷。范同明的问题就是一句话，说他附同苏修的口气，诬蔑中国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加上他气焰嚣张，拒不认错，所以被定成了反动学生。
后来我问过范同明他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吗？ 我们这些不堪一击，在党面前痛哭流涕，苦苦求饶的反动学生中如果真有这么一个人，会让我感到是一个奇迹，而且备感荣光。范同明有些不好意思，啰里啰嗦的说了半天，我听懂的他反复说的就是反面教员这四个字。可能是学校要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当反面教员的意思。我觉得范同明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差，词不达意，我无法知道这是运动后受到刺激变成这样的，还是原来这样？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校方描述的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甚至不惜一死的刚强形象。
我基本上明白了范同明是被拖下水的，这种中国人几个人穿一条裤子，明明是中国宣传机构用来激起中国人民对苏联仇恨的话，就算有人对反修政策不满意，也不会拿这种挑拨性质话来攻击的。问题是只要有人将范同明卷到这个逻辑上来，他是会被愈拖愈说不清楚的，所谓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说，恐怕也是有人先问范同明是不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开始的。像范同明这样耿直，倔强的人在乱世如果去参军，不管是共产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军队，都会像他父亲一样，成为一个卓越的军官。可是来到大学这种钩心斗角的地方，他的脑子是无法绕出这些文人给他设的圈子的。”
我常常想，为什么范同明的结局比我们都坏？是不是他的思想最反动，还是他有着什么令人讨厌的习性？到了今天78岁高龄，将人生看得比较透明的时候我终于有点明白。这些反动学生除了有些出身不好，容易被政治辅导员钉上外，多少有一个共性，面对复杂的中国社会不知怎么保护自己，而范同明是我们之间最缺乏这个秉性的，他的思维简单，直接，一点弯都不会拐，而且很容易被人的语言牵着鼻子走，生逢阶级斗争的社会，就容易成积极分子寻找的刀俎鱼肉了。
但是为什么范同明到了农场后他继续灾难不断呢？他和我不在一个生产队，但是我听到他的恶讯不断，他与工人也相处不好，跳过好几次井自杀，被捞起来了。北大荒的井水就是在夏天下面也是冰冻的，捞起来一定是半死了，我想不通，大家既然这样不喜欢他，为什么要捞他起来呢？让他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受罪吗？
他跳井后不久，到总部来了，我见到了他，那是春天的时候， 农场到这个时候每二年给大家换一次工作服，范同明穿上崭新的工作服，显得非常精神， 一点也看不出颓废和跳井的样子。我忍不住问他跳井的事情，像我那时问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时一样，他脸上出现一种羞涩的表情，没有愤概，没有不平，只是想解释，罗罗嗦嗦的说不清楚。
范同明，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为什么社会这样容不得你啊！
这个问题一直到几年后，我们处分撤销的时候才有了答案。我将在上帝不让我死在月牙泡一文中详细描写我们处分撤销的整个过程，这里只是回忆范同明在那个时候的情况。
在经过一个个谈话，每个人都在压力下表示接受学校来的保卫科长陈XX的撤销处分，摘除反动学生帽子，分配农场当工人，工资从每月28元提高到46元的决定以后，作为最后一步，陈科长给我们十一个人开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上，陈科长胜利完成了石油学院摔包袱的扎手任务，压下了要求平反的翻案风，将我们这些人都分配在农场工作，意气风发，发表长篇演说，要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自己，做一个好工人。美中不足的是他在演讲的同时范同明也在讲，谁也无法使范停下来，因为他已经完全疯了，
范在说什么呢？
他在讲着他的经历：
他说他在学校被斗时非常伤心，自己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了，后来到了农场能够离开学校他是那么高兴，他非常喜欢农场，春天夏天这里非常美丽，开满鲜花，天空非常蓝，白云在天空飘翔，他伤心的时候，就看着天空，看着大自然，不过他老在想，他要认真改造自己，为什么总是改不好，大家都不喜欢他。
他不停的讲的就是上面这个内容，反反复复，语气平平稳稳，罗罗嗦嗦，与陈科长那种抑扬顿挫精神抖擞的讲话混杂在一起，显得非常不调和，但陈科长像没有听到，自己讲自己的。
这时候我被陈科长压下去的平反情绪又苏醒了，虽不敢正面交锋，就露出了与他故意捣蛋的想法，我打断陈科长说：
范同明的情况很不正常，你讲他也在讲，叫我们听谁的？如果他在装疯卖傻，就不应该撤消处分分配工作，应加重处罚，继续改造，如果他是真疯，他就不能在农场改造了，你要将他带回学校去给他治病，他进学校时是不疯的，现在疯了，学校有责任要管他。
陈科长不得不停下来对付我，他说,范同明是有些问题，但是还不到精神病的程度，他又说范同明，你要斗私批修，不要沉浸在个人利益的小圈子中，你这样会越来越走不出去，你要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等等。
范同明根本不知道大家是在谈他，也不理陈科长的话，继续平静的说着他怎么喜欢农场，喜欢大自然，以及自己无论怎么努力改造总是得不到大家谅解的事情。
我相信范同明这时候讲的都是他的心里话，一个疯的人是不会讲假话的，他在疯癫中将自己的心灵给大家亮开了，他有着怎样的一颗金子的心灵啊？他比我们这里坐着的每个人都好，都善良，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演戏，都在演社会强迫分配给每个人的角色，只有他真正相信这一切都是应该的，是合理的，是他自己不好，在认真考虑自己怎么办？怎样改造自己？
陈科长离开后，我们就在农场当工人了，经过二年艰难的努力调到大庆去了， 除了王有林留下入了党，当了副场长，还有范同明，大庆没有地方收留他，农场让他回老家去，给他每月寄工资。
他的老家到底是广西还是云南，我记不清楚了，但老家已无亲人，农场干部告诉我，一年后他死在一个街道上，袋里装着农场寄给他的钱。他是我们十一个反动学生中第一个离开人世的。现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我是唯一记得他的形象的人，愿他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