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74：龙潭疑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1年第1期
刊发日期：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文：易明佳、青于公
1951年初夏，皖北行署（其时安徽省分为皖南、皖北两个省级行署，至1952年8月方才合并组建新中国安徽省）下辖之合肥市发生一起旅馆住宿旅客外出夜归时意外溺亡事故。警方在做例行治安处置时，发现死者疑似已被皖南行署公安局通缉半年的一名惯匪，循踪调查，竟有意外发现……
一、龙潭惊现浮尸
1951年6月11日，合肥市西门街“碧水驿馆”入住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性旅客，持盖有皖南行署区芜湖市“五福粮行”店章的铅印抬头便笺前往办理登记入住手续。旅馆按照其要求，给他安排了一个位于后院的单间。
“碧水驿馆”的老板姓章，土生土长的合肥本地人。他本姓端木，名翊斐，出身平民，早年读过一些书，成人后以执教私塾及做账房先生为生。二十四岁那年入赘章姓人家，按照习俗改为章姓。章家经营旅馆业，规模中等，生意做得不温不火。十年后，1937年春，岳丈病逝，章翊斐接手旅馆，把原先的“瑞福客栈”易名为“碧水驿馆”，并斥资重新装修，门面来了个脱胎换骨。
章翊斐此举是了结了一个由来已久的心愿，他曾多次向老丈人进言应该把后院装修一番，围墙改为踞水雕栏，以供旅客临水而坐，饮茶闲谈，增添兴致。但老丈人却似一块顽石，对此充耳不闻，闷声不响。现在老人家西行了，旅馆执掌权转移到了章翊斐手里，他自然要做此番操作，以了却多年的心愿。
旅馆后院外有个水泊，面积大约一亩有余，呈不规则形状，水却有两三米深，被当地人唤作“龙潭”。章老板的这个改造主意，从造景角度来说，委实不错。造景后重新开张的旅馆，生意确实犹如芝麻开花，还真节节升高。一些旅客入住后由于种种原因会晚归，有的甚至会晚到午夜过后乃至拂晓时分方才返店。如此，就苦了轮到夜间值班的店员伙计。原本是可以在九十点钟后躺下一觉睡到晨曦初露的，现在就没法儿睡个囫囵觉了。夜间值班属于义务加班，既无额外补贴也没调体，晚上睡不好就会影响到次日白天的工作。章老板寻思要不增添人手吧，可是默算下来，舍不得增添成本。于是，遂作退而求次之想。也亏他想得出，竟产生了一个在后院外的水泊上架设一座便桥的主意。
说是桥，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去竹行买些毛竹，粗的做桥墩横梁，细些的并排铺设算是桥面。用了两天工夫，一座长二十多米宽约两尺的便桥就架起来了。由于旅馆两侧都是邻家的围墙，不做通行之想，所以后院是没有门的。现在有了桥，就对着桥头增设了一扇后门。门上装了司必灵锁，请街头锁匠增配了十几把钥匙。旅客出门时如要在晚上十点后方能返回的，可从柜上拿一把钥匙——当然是要付押金的，夜出返回时绕一个圈，从后院外水泊的竹桥上过来，自己打开后门入内即可。
1951年6月13日，不幸的事发生了。
这个倒霉的旅客，6月11日入住登记时向“碧水驿馆”出示的证明表明他名叫谢国运，系芜湖市“五福粮行”的店员，前来合肥办理粮行业务事宜。入住当天，谢国运放下行李就出门办事去了，离开时没向柜上取后门钥匙。天色未黑他就回来了，晚餐是让旅馆伙计从附近“望月饭庄”叫的外卖。次日，他上午没出门，下午出门时向柜上取了钥匙。没有人知道他当晚是几点返回旅馆的，反正第三天上午他在房间睡觉，直到午后才起来，午餐是让伙计向旅馆对面的面馆叫了一碗盖浇面。下午有两个男子来访，他是在后院面对龙潭的临水平台接待人家的，三人喝茶聊天。后来伙计去打扫平台时，发现他们抽了二三十支香烟。晚餐是去外面吃的，三人是一起离开旅馆的，临出门时谢国运向柜上取了钥匙。这一出去，他再也没能返回“碧水驿馆”。
谢国运的尸体，是在次日即6月14日午后被几个在龙潭畔捕虾的少年发现的。当合肥市公安局西门派出所（本案发生前后一段时间，合肥市取消区和街道行政区划，全市改由五个警政合一的派出所统一管理）接到群众报告称西门街龙潭发现浮尸时，并未当作一柱案子来看。
这时，“碧水驿馆”的老板章翊斐早已闻讯赶至。他倒还有些保护现场的意识，在断定死者就是住店旅客谢国运后，当即叫来两名伙计拦守竹桥，不准围观群众踏上桥面半步。警员张楚一和警训班实习生小丁两人抵达现场后，从发现浮尸的位置初步判定死者是从竹桥上掉落水里的（龙潭是一个与外界无活水相通的水泊，所以水基本是静止不动的)，于是重点查看了竹桥的桥面，发现确实留有与死者所穿皮鞋（一只已经在落水后挣扎时脱落沉入水底）底部花纹、尺码相符的踉跄痕迹。张楚一是留用旧刑警，抗战前的国民党警校肄业生，曾专门学习过刑侦鉴识，结业后又在日伪和国民党旧政权警察局从事多年刑侦，所以对桥面上的痕迹做出鉴定见解，认为谢国运是在外喝酒后返回旅馆经过竹桥时，因步履不稳竹桥摇晃而失足落水。这一见解稍后得到了市局侦查科技术警员的认同。
至此，谢国运的落水死亡基本已是与刑案无关的一起意外事故了。接下来，张楚一和小丁两个进入“碧水驿馆”对死者遗留下来的物品进行检查。以当时警方通常的处置方式，无非就是粗略检查一下所有物品，由旅馆老板或者账房先生逐一予以一式两份登记，警员确认无误后签字，然后带走一份，另一份由旅馆方留存、通知家属前来领尸时作为交还遗物的凭证。让张楚一和小丁意外的是，他们在检查死者物品时，竟从谢国运生前所携带的那口上锁小皮箱的箱盖暗袋里，发现有一封只写了一个开头的检举信函！
这封只有一个开头的检举信函是写在一张普通白纸上的，其文字如下：“皖北行署公安局暨合肥市公安局领导：敝人兹因检举长期隐藏于合肥之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事由特奉函……”“函”字之后就断了，省略号是作者为行文方便添加上去的。
这封只写了开头的检举信函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这是因为谢国运检举的乃是皖地一度令人闻之色变的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之故。
黄世斌，湖北省麻城人氏，出生于一个前清败落低级武官的家庭。早年随父习练祖传武术，父亲去世后与其兄黄世升一起经营武馆。大约二十年前，黄氏兄弟受其一土匪弟子的牵连，湖北省警察厅派出警员会同麻城当地警局、保安团夜袭武馆缉拿。他们事先得到警局内部消息，赶在警方行动前夤夜滑脚，杀死三名警方监视武馆的暗桩。此后，鄂皖豫三省交界地区原本就多如牛毛的匪伙中又增加了一股“后起之秀”。这股以黄氏兄弟为首的匪伙人数不算多，最盛时也不过四五十人，为害却大，不但劫财劫色，还要人性命。匪首黄世升、黄世斌兄弟凶残毒辣，嗜血成性，被坊间议论指为“杀人如麻”。曾有一位外地说书先生途经当地，闻听“二黄”之罪恶创作了一个作品在茶馆演出。“二黄”得知后不怒反喜，说这是为他们扬名立万，哪天若是遇见这位先生，还要当面表示感谢呢。黄世升的“夜无声”诨号，就是这位说书先生赐予的。不是说他武功高到什么程度，夜间潜入村寨作案时轻悄到连狗也难以察觉，而是指人们对这主儿害怕到只要他进村，家里就不敢发出一丁点儿声音。老大有诨名，自然也不能把老二忽略掉，那黄世斌也得了个绰号，曰“日无影”——指的是大白天人们闻报这恶魔要进村庄时，即刻逃之夭夭，全村连个人影儿都没有！
“二黄”兄弟匪伙自三十年代前期组建后，长期盘踞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隘门关，他们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抗战中期，匪伙内部发生内讧，导致匪伙解散，“二黄”下落不明。1950年12月，有被皖南行署公安局抓获的两个土匪，在交代中言及“二黄”尚在人世，而且藏身皖地（此“皖”泛指皖北皖南两个行署区），其中一个被捕者声称曾在蚌埠亲眼见“日无影”在酒楼喝酒，另一匪徒则称曾听朋友聊起过“夜无声”在合肥地区现身。
蚌埠、合肥两市当时都属于皖北行署管辖，于是，皖南行署公安局就向皖北行署公安局发出了通报上述内容的公函。皖北行署公安局收到该公函后，随即转发合肥、蚌埠两市公安局，并向皖北行署区下辖之五个专区四十七县以及淮南矿区办事处诸公安机关发出了相关提示通知。
合肥市公安局收到皖北行署公安局转发的皖南方面的通报后，即向下辖五个派出所做了传达，各派出所要求全体警员在日常办案时注意留意有关惯匪“二黄”的线索。这是半年前的事，大伙儿确实都留意了，但没有获得任何信息。时间一长，差不多也就快要丢至脑后了。不料在这天，相关信息竟然让刑警张楚一和实习警员小丁给撞个正着！
张楚一即刻把该信息向西门派出所汇报，派出所便上报合肥市公安局。当时，皖北行署公安局局长陈元良正好在市局检查工作，闻讯后认为这可能是一条查缉惯匪“二黄”的重要线索，要求合肥市公安局立即对此进行调查。于是，市局侦查科即派员会同西门派出所警员前往“碧水驿馆”现场进行勘查，并通知法医对溺水死亡者谢国运进行解剖检验，以确定死因。
法医解剖检验的结论是：未发现死者生前遭受诸种方式伤害的迹象，属于落水溺亡，可以排除他杀。另该死者生前曾喝过高度烈酒，落水溺亡时间距其结束餐饮大约三个小时；根据尸变迹象判断当时大约在6月13日夜间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二时之间。
调查人员在提取谢国运办理入住手续时所留下的笔迹、生前所入住的旅馆单间中的相关痕迹后，对那份被其藏于小皮箱箱盖暗袋里的刚写了个开头的检举信函的认定是：检举信函确实出自其本人之手，从字迹判断，书写时他并未受到现场环境综合因素的影响，是在姿势稳定气息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
谢国运入住旅馆后，曾向柜上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有客来访，务须先烦请伙计通报一声，在其表示同意之后方才允许来客入内。对于当时的旅馆业来说，这种要求并不出格，所以自是满足。6月13日下午，那两个来客前往拜访时，确实被前台要求暂留，说应旅客之嘱，其时他可能在午休，故宜先由店方去知会为妥。当时前往后院知会的是旅馆伙计老汪，他告诉警员说其时房门紧闭，叩门后，那位谢先生倒是立刻应声了，不过没开门，只是把窗子开了一条缝跟他说话。听说有客来访，谢先生说请柜上过三分钟放行，但没说原因。此刻警员眼前的这份用旅馆提供的玻璃笔尖蘸水笔书写的那两行文字，最后数字的笔迹有细微的变形痕迹，这种变形通常只有在因为急于要让墨水干涸而用嘴吹干的情况下才会形成。因此，调查人员判断谢国运因为有客突然来访，而被迫中断书写检举信函，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在写这封检举信函，所以立刻中止，急急吹干墨迹后随即收藏进皮箱暗袋内。
调查人员根据以上情况，对谢国运的溺亡作出了认定，认为从表象来看，谢氏之死很像是一种酒后途经竹桥时的意外失足落水导致的事故，但是，由于有了那封未完成的检举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下落的信函，这起事故就在无形中给披上了一层诡谲，容易使人感到此事似有“过于巧合”之嫌。有人提出不能排除有他人搀扶已醉得难以单独过桥的谢氏行至落水点位置后，松手让其自行跌落的可能，要做到这一点，操作起来并不难。另外，刑警张楚一直接提出另一种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设想：如果皖南行署公安局半年前行文知会合肥警方惯匪“二黄”的情况属实，“二黄”果真藏匿在本城，那么谢国运来合肥准备检举黄犯之举可能已被黄世斌所察觉，黄犯为继续安全藏匿下去，于是就决定对谢国运予以灭口。至于灭口的作案手法，因为有“碧水驿馆”竹桥的存在，只要设计把谢国运灌醉，大概率就能导致他在过竹桥时摔落龙潭了。被害人有可能就是遭遇了这种套路。
6月15日，临时调查组把上述不同的观点形成书面文字后，上报合肥市公安局。市局几位领导还没对这份《调查报告》完成传阅时，西门派出所又送来了一份电报。这份来自芜湖的电报，使合肥警方作出了对谢国运之死立案侦查的决定。
临时调查组在开展调查时，西门派出所方面并未闲着，该所向芜湖市公安局发了一份电报，要求通知死者谢国运的家属迅即赴合肥辨认尸体，以便进行善后工作。这份电报是6月14日下午发出的，次日，6月15日中午，西门派出所收到了芜湖市公安局的回电，其内容出乎意料，竟是说芜湖市“五福粮行”早在1949年4月上旬芜湖解放前夕就已关闭，店主已经举家返回东北老家。据向米粮同业公会询查，原“五福粮行”的店员、股东中均无谢国运其人。
西门派出所据此认为入住“碧水驿馆”的谢国运可疑，而这么一个可疑对象竟然跑到合肥来检举惯匪黄世斌，然后，这人却又“失足落水，一命呜呼”，那就必须引起注意了。因此，西门派出所就把这份电报交往市局了。
6月15日晚，合肥市公安局作出决定，组建专案组，对谢国运之真实身份、死亡性质及原因和惯匪“二黄”是否藏匿于本市进行侦查。
二、访查涉嫌对象
专案组由市局与西门派出所刑警叶超然、冯继竹、金亚中、郭丰福、张楚一及两名警训班实习生小丁、刘敏瑛（女）组成，由新四军锄奸干部出身的叶超然担任组长。
当天晚上，专案组即举行了由叶超然主持的首次案情分析会。大伙儿听之前对该案进行调查的临时调查组组长、现在的专案组副组长冯继竹及第一时间接触该案的刑警张楚一介绍了一应情况后，随即纷纷发言分析案情，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首先，谢国运入住旅馆时所持的芜湖“五福粮行”的介绍信已被证实是过期的废品，其假冒该粮行店员身份的泡沫也已经被戳破。他那封只写了一个开头的检举惯匪黄世斌的信函似乎成了一个不解之谜，其谜底不仅是黄犯究竟藏匿于合肥何处，还有其本身为何要从外埠赶到合肥入住旅馆后方才书写检举信。如果说谢国运并非来自外埠，而原本就是居住在合肥本城的市民，那么，为什么不在自己住所写检举信，而偏偏要使用假身份入住旅馆后再写呢？
其次，从谢国运入住旅馆后并未立刻写检举信，而是外出（应是会访亲友）以及在旅馆接待访客之举来看，他入住旅馆似乎又并不专门为书写检举信，而似是另有其他事情。其他事是什么？是否跟他检举黄世斌有关？
最后，谢国运外出会访以及在旅馆接待的两个访客是何许人？跟他又是什么关系？
众刑警认为，调查本案的第一要素就是必须查明谢国运的真实身份，而以上三个问题如果得以查明厘清，那就基本可以掌握谢国运的身份情况了。反复讨论下来，大伙儿一致赞同把查明谢国运此生最后一顿晚餐的地点以及同席人（如果存在的话）作为最佳调查切入点。
6月16日，专案组刑警全体出动，开始访查有可能是谢国运最后一顿晚餐的就餐饭馆。法医解剖检验时，对死者胃肠内尚未消化掉的食物残渣的鉴定是：其进食的食物中有较多牛肉羊肉，还有花生米等，因此怀疑谢国运是在某家清真饭馆用的餐。当时的合肥市区，清真饭馆只有五家，刑警花了半天时间，就已全部跑遍。可奇怪的是，这五家清真饭馆都称并无貌似谢国运的食客光顾过。
一干刑警正七嘴八舌商量应该如何访查时，运气来了！
位于尚武街上的“仁心斋”之前接受刑警登门调查时，一干跑堂打杂的伙计都说没有接待过类似谢国运外形、衣着的食客。账房先生跟食客是不见面的，只管收银，所以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王姓老板不在店里。刑警寻思这样像模像样有点儿范儿的一家饭馆，上菜都是跑堂伙计的话，跟老板肯定没有关系。现在每个伙计都说没有谢国运那样一个食客的印象，那显然谢国运的最后一顿晚餐肯定不是在这家吃的，所以就告辞而去。没想到，这个看似没错的思维，竟有一点儿遗漏。这一点，正好是跟谢国运有关的。晚市开始前，去郊区办事的王老板回来了。老板外出时代理负责店务的账房先生交割午市营业款时，顺便说了说有警察来店了解13日晚市是否有怎生模样的一个男子前来用餐的情况。王老板一听，顿时一个激灵，然后就往外走。去哪里？上车站区派出所反映情况。派出所接待警员听说他是来谈跟谢国运有关情况的，按照规定已经进入专案调查的案子其他警务单位是不能接谈的，遂先将其稳住，然后电告市局。市局遂通知专案组。专案组接到电话后，正副组长叶超然、冯继竹亲自出马，前往车站区派出所跟王老板见面。
原来，谢国运的最后一顿晚餐正是去“仁心斋”吃的。一起去的另有两个男子，其中一位是王老板的妹夫穆老五。这穆老五是帮会人士，以经营棺材铺为业。一度在合肥东部一带做出过若干市面，因为抗战时期合肥被日寇占领后组建汉奸伪政权时，被日寇点名占了一个官位，类似顾问，是个虚衔，不领薪饷，发给津贴。穆老五一向交际广泛，江湖上三教九流黑白两道都有他的朋友。当时新四军敌工部经常派员化装潜入合肥开展秘密活动，穆老五跟他们也有接触，相帮做过一些活儿，有时有偿，有时尽义务。后来被日伪情报人员发现这人有问题，以“体面的文明方式”将其请去宪兵队赴宴。这种情况下，自然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人家让他交出跟新四军方面的联络方式。穆老五哪肯承认，当下矢口否认，还一迭声叫起撞天冤来。接下来就既不体面也不文明了，日本宪兵对他施展了数种毒刑。要说这穆老五也是一条汉子，竟然硬是紧咬牙关挨了过来。这时，他的帮会和各路江湖朋友发挥了作用，纷纷以各种方式进行营救，据说还有土匪绑架了已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淮南煤矿的一名日本籍高管作为营救穆老五的筹码。稍后，穆老五获释，但一条腿已瘸。此后，穆老五声称退出江湖，专心经商，不再过问其他事务。解放后，可能由于穆老五抗战时跟新四军情报人员的交往原因，新政权并未找过他。他还是做“穆记棺材店”的老板。
那么，穆老五这次怎么跟披着一层神秘色彩的谢国运接触了呢？这个问题，王老板回答不上来。他只向专案组反映，这个妹夫6月13日傍晚带着两个朋友（他是向王老板这么介绍的）从后门进了“仁心斋”。这家清真饭馆有前后门，但后门是不对外开放的，仅供饭馆内部员工使用，为的是进货和处理厨余垃圾的方便。但是，穆老五是王老板的妹夫，所以从旁边小巷子绕进来途经王老板那间设在楼梯间的老板室时叩了下面朝巷子的窗子，打声招呼，王老板就立马亲自去后院给他开门了。开门后，方才发现妹夫带来了两个朋友，说吃个便饭，不必去前面包间，就在后院葡萄架下放副座头即可。王老板自是点头，这天生意很好，一干伙计个个忙得犹如陀螺。所以王老板也不去前面叫人进来伺候了，就让妹夫自己搬桌拿凳子。所点的酒菜，也是厨师直接给送过来的（厨房在后院，贪个近便）。
这顿饭，是穆老五请客。他以前是“仁心斋”的常客，瘸了一条腿后，有时会来饭馆坐坐，但不再用餐，只是到老板室喝杯茶抽支烟，跟王老板聊聊天。所以，这次他说请客，王老板就免单了。穆老五按照客人的意思，只点了几个冷菜，其中有两大盘牛肉、羊肉，一瓶一斤装白酒，主食是牛肉馅儿的饺子。这顿晚餐他们大约吃了一个半小时，席间三人聊了些什么，王老板并不知晓，因为他去忙店里其他事务了。
叶超然、冯继竹对王老板所做的这番陈述中的两点产生了兴趣：一是三人只点了一瓶一斤装白酒，二是他们餐毕离开时大约是晚上七点半。
于是，他们向王老板追问细节：穆老五和两位客人是否都喝了酒？还是只是其中的某一位喝了酒？王老板答称：“三人都喝了酒，我那妹夫有酒量，喝得可能多些。他们用餐时，我曾抽空儿去葡萄架下跟他们唠了几句，敬了一杯酒，你们打听的那位客人只喝了半杯。他们离开时，我在楼梯间里过目被税务局退回的上月营业额报表，琢磨该如何修改，穆老五过来给我打招呼说告辞前，我记得墙上的挂钟敲了一下，那是半点报时。”
叶超然、冯继竹两人迅速对视了一眼，不约而同产生了疑问：法医解剖后曾说过谢国运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6月13日晚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二时，但现在看来谢国运七点半就已经离开了“仁心斋”，这跟法医的鉴定结论差了些时间，看来，谢在离开这家清真饭馆后，又去另一处地方吃了一顿有酒有菜的席，而且，菜肴中也有牛肉羊肉。另外，他在“仁心斋”用餐时酒喝得不多，不可能到午夜前后过竹桥时步履踉跄失足落水。那份强烈的醉意应该来自他当天晚上的第二顿酒，那才是他“最后的晚餐”。
那天晚上，谢国运离开“仁心斋”后，又去了哪里？又跟何许人一起喝了酒？是否仍是穆老五？或者是一起去“仁心斋”的另一个男子？这中间的疑问，看来应该去问穆老五。
黄昏时分，专案组刑警冯继竹、郭丰福、张楚一前往“穆记棺材店”。这是一个前店堂中工场后住宅格局的所在，按照行规，棺材店都是“晚开门早打烊”，所以这时已是店门紧闭。穆老五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的角色，考虑到有人敲门后面住宅里听不见，所以装了电铃。刑警按了电铃几下后，稍等片刻，里面便有人应门了。刑警听那声音符合“仁心斋”王老板所说的公鸭韵味，便估计是穆老五本人。穆老五开门见是三个身穿便衣的男子，显然感到意外，一个愣怔后把来人让入店堂。棺材店接待外人通常不让座不倒茶也不奉烟，都是站在那里说事的——取“待的时间越短越好”之意。所以，三刑警就都站着说话，说是有些事情要问他。事后想来，这穆老五委实厉害，他听后，脸上原本挂着的戒备顿时烟消云散，立马一副如释重负的轻松状，露出非常自然的笑容，冲刑警做出点头哈腰的职业姿势，指指内宅方向压低了声音说：“不宜让内人察知，是否我跟您三位去外面找个地方坐着细说？要不，去局子也可以。”
刑警对这个建议持接受态度，冯继竹点头同意。穆老五指指身上穿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布褂子，说烦请三位稍待，他去换身衣服。三刑警去“穆记棺材店”是找穆老五询问情况，并非执行拘捕，所以面对着当事人这种良好的配合态度，没有理由对其产生怀疑和戒心，当下自是无异议，穆老五道声“抱歉”后转身去了后面。
这一去，竟是不返！穆老五已从后门不辞而别了。
通常说来，此举显然表明穆老五心里有鬼，看来这主儿跟谢国运案件有关。于是，冯继竹当即决定把“穆记棺材店”里的一干伙计以及穆老五的家属全部带往派出所。这一番折腾，一直忙到午夜前方才结束。据穆老五的老婆梁友珍说，老五跟“小丫”有一腿，他还动过想娶过来为小老婆的心思，由于梁友珍坚决反对，甚至以死抗争，这才被迫放弃。但是，穆老五还是暗地与其来往。至于“小丫”是什么角色，梁氏就不清楚了，她没见过该女子，甚至连住在本城的哪个旮旯都没听说过。
刑警又向伙计打听，说法倒是一致，听说过穆老板确实在外面养着一个女人，但那是从穆梁两口子吵架中知晓的，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刑警正犯愁时，伙计中年岁最长的老周想起了一个人——穆老五的结拜兄弟嵇松龄，说这人与穆老五结交甚密，两人喝酒时无话不谈，可能知晓“小丫”的情况。
6月17日，三刑警去找嵇松龄了解情况。这主儿是做皮革生意的，据说对于鉴别各类皮革颇有眼力，系行业翘楚。解放前他就已是同业公会理事，解放后仍受到重视，当时军方在合肥有一家生产皮革军用品的工厂，批进皮革原料吃不准质量时都是请他去做鉴定。嵇松龄没有政治问题，也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但因为解放前跟帮会人土多有交往，所以解放后在政治上被人视为“不待见”，甚至还曾被公安数次传讯。此刻刑警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就下意识地以为又要去局子“唠唠”了。当时他正在鉴定一批准备收购的牛皮，见来人出示证件后，便说烦请稍等，容他洗洗手换身衣服。刑警说用不着，只是问个事儿。
嵇松龄听刑警说明来意后，缓缓点头，说：“穆老五确实跟我拜过把子，不过解放后已经不来往了。倒也不是互相生分了，而是政治形势原因，双方都不想沾惹，免得遭人疑心，也没有明说过，反正就不再见面了。”
“哦，是这样！那么，嵇先生是否听说过穆老五跟‘小丫’有交往？”
“这个，是有的。老五一度还想娶那女子做小老婆呢，闹得原配投河上吊，差点儿真‘走’了，还是我去劝说后方才让他打消了念头的。”
“那么，现在两人是否还在来往？”
“这个，不可能吧？因为据我所知，那个‘小丫’已经嫁人了，丈夫是轮船公司的机修匠，据说手艺不错。”
刑警认为，“小丫”已经嫁人了并不等于穆老五就绝对不会再与其来往了，况且，这主儿处在突发情况下慌乱潜逃的状态，有可能会去找“小丫”。于是，刑警就向嵇松龄问明“小丫”的住址后前往调查。
三刑警先去了“小丫”住所地的管辖警务单位大东门派出所，了解到以下情况——
‘小丫’姓宋，名小雅，出身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系前清秀才，后做了私塾先生，五十多岁时被一所私立小学聘为校长，三年后病逝。当时宋小雅三十四岁，系一守了十多年寡的单身女子。宋小雅自幼丧母，跟着小姨过日子，所以跟老爸不亲。她十七岁时不顾宋老秀才的强烈反对，从中学初二年级辍学，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八岁的国民党军官储某。婚后两年多，储某所在部队奉命前往江西参加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围剿”，在一次战斗中被击毙。之后，宋小雅就开始过单身日子。这女子姿色不错，年纪轻轻守寡自是惹人注目，一时间专职和业余的媒人络绎不绝，但都被她拒绝了。
接着就要说到棺材店的老板穆老五了。穆老五当年跟一个中医姜老爷子走得比较近，因为早先穆老五的老娘染病难治，由于姜郎中的精心治疗，才得以多活了一年两个月。穆老五为此很感激姜郎中，那段时间年迈的姜郎中自己也染上了不治之症，卧床不起，已是日暮西山气息奄奄。穆老五闻讯便隔三岔五前往探视，送钱送药。一日夜间前往，正端坐病榻前跟老爷子说话时，外面传来一帮纨绔子弟骚扰宋小雅的聒噪声，弄得老爷子唉声叹气皱眉不已。穆老五一看便知显然是因那股噪声而起，便问这是什么人在闹腾。旁边的姜宅家眷说了缘由，还告诉穆老五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他前几次过来时没碰上。穆老五当下便说那今天他倒是要管一管了。他被日伪委任了一个类似顾问性质的虚衔，其实在“皇军”眼里根本连个傀儡都算不上，但对于汉奸伪政权衙门里的那些基层小吏来说，却是有着一定震慑作用的。他当下便写了一张纸条，掏出自己的名片夹，让姜家的用人送往日伪警察署。一会儿，外面那原本要维持到八九点钟的聒噪声就平息了，此后，再也没出现过。
再往下，该说到之后宋小雅跟穆老五有一腿的起因了。这个，派出所方面就不清楚了。正好有一个居委会大妈来派出所办事，她是宋小雅的街坊，刑警便向她打听。这位大妈说好像是宋小雅事后听一个旧警察家属说起那帮骚扰者突然消失的原因，心里便对穆老五产生了感激之意。也就不过一个多星期吧，穆老五出事被日本宪兵队抓了进去。宋小雅听了很是着急，到处打听怎样可以把穆先生救出来，还想去宪兵队探监，但被邻居劝住了。因为她若果真前往，只怕自己也回不来了。过了一阵儿，宋小雅听说穆老五被放出来了，因为受了刑伤，住在医院里，就马上去探望。宋小雅就是这样跟穆老五认识的，然后两人就有了那种来往。当时还是旧社会，这种男女交往算不上什么，娶小老婆官府也不会禁止。所以，街坊对穆老五去宋小雅住所与其幽会都是习以为常，没有人把这当作一回事儿。1949年1月下旬，合肥解放，穆老五和宋小雅可能碍于形势，就不再来往了。至于是男方还是女方提出中断来往的，外人就不清楚了。不久，宋小雅经一个亲戚的介绍，嫁给了轮船公司的一个机修匠。男方比宋小雅小七岁，未婚，孤儿出身，是个贫穷人，没有房子，婚前常年住在船上，婚后才住到宋小雅这边来。
至于昨天穆老五是否去找过宋小雅，这位居委会大妈就不清楚了。三刑警交换了意见，决定前往宋小雅家直接问她。
宋小雅独自一人在家，面对着三位有着特殊身份的不速之客，她似乎倒也并不吃惊，且不慌不忙地告诉刑警，她跟穆先生以前确实有交往，解放后是穆先生提出中断这种关系的。然后，她就嫁给了机修匠伍金祥。结婚时，她邀请了穆先生，但他没来，只是让一个朋友送来了一份礼金。之后一直到现在，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三刑警对宋小雅上述说法的真实性疑信参半。返回驻地后专案组刑警一起分析，冯继竹对宋小雅的那份镇定以及回答内容的清晰条理感到不可思议。张楚一提出：宋小雅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他的房产是怎么处置的？会不会宋小雅把慌慌张张逃去向她求援的穆老五藏到其亡父遗居了？
一干刑警立刻进行调查，很快就查明已故宋秀才的遗居位于洗马桥，其去世后由宋小雅长期出租。一个多月前原房客刚迁走，一时无人租借，空着。专案组当即全体出动前往，把躲藏在那里的棺材店老板逮个正着！
三、穆老五的交代
穆老五被捕后，刑警随即提审。一番旁敲侧击下来，发现这家伙竟然还不知道之前与他一起在“仁心斋”用晚餐的谢国运已经殒命。刑警跟他“聊”及谢国运时，他随口说出了一个使专案组意想不到的情况——谢国运其人，竟然就是正被皖南公安机关通缉的惯匪“夜无声”黄世升！
前面说过，穆老五当年也算得上一个道上小有名气的角色，尽管他不是帮会中人，但在合肥帮会中不但说得上话，有时对于那几个帮会大佬做出呼风唤雨决策时，竟有能力使人家做出适当改变。而且，他还善于跟江湖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际，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不但本地黑道人物跟他多有交际，外埠的江洋大盗绿林枭雄来合肥也会请穆老五喝酒看戏，以前活跃在鄂豫皖交界处的惯匪黄世升、黄世斌也是如此。不过，穆老五认为黄氏兄弟杀心太重，断定他们不得善终，所以，有意识跟这对恶魔兄弟保持距离。他跟黄世升见过面，喝过酒，看过戏，逛过窑子，但从未与黄世斌见过面，不是他不想跟人家见面，而是黄世斌的性格跟其老兄不同，属于阴狠毒辣一类，据说凡事只对自己负责，别的人哪怕是自己父母老婆子女都不在他心目之中，且对别人疑心极重，轻易不会抛头露面。用解放后对这类家伙的评价来说，就是“隐藏得很深”。黄世升跟穆老五混得熟了，有时遇到为难事儿，会向老五开口求助，诸如临时凑些钱钞，手下弟兄受了伤患了病当地无法医治潜入合肥来治疗要求请郎中找住处，藏匿赃物，介绍销赃，等等。穆老五讲义气，对方开口，他只要能够办到的，都是一口应允。当然，黄世升是黑道专业户，知晓江湖规矩，每次都不会让穆老五白干，因此两人处得还不错。
这种不错的关系到后来发生了变化：那次，黄氏兄弟主掌的那帮匪伙跟一支行军路过的国民党部队遭遇，国军倒是没打算对付匪伙，因为该部队只是路过。而黄氏匪伙却以为人家对他们“久闻其名，如雷贯耳”，从而心存畏惧。因为眼馋这些丘八的武器装备，于是就决定组织一次伏击。鉴于是“敌众我寡”的态势，故布置搞个突袭即可，关键是要把人家的武器装备劫到手。伏击战开始后，起初情势还不错，国军猝不及防，被土匪打得抱头鼠窜。匪伙于是按照事先所策划的，不予恋战，获取战利品要紧。战利品是获取了，可是还没运回老窝，就被反应过来的国军追上。这回，轮到土匪抱头鼠窜了。如果不是仗着地形熟、擅行山路，黄氏匪伙全军覆没也是有可能的。部分匪徒脱险后，黄氏兄弟清点下来，全班人马五十三个只剩下三十二个，其中四个还是重伤员。
当地跟匪伙有联系的中医对付不了重伤，大当家黄世升于是下令派人去县城绑架了一个据说是从英国留洋回国开诊所的外科西医。西医看后，说这几位的伤不算重，但因为受了感染无法控制而转为重伤了。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能控制住感染，那就需要去买棺材了。话音刚落，黄世升就拔出两支驳壳枪，对准西医的胸口：“他们死，你就活不了！”
当时盘尼西林即后来被称为青霉素的抗生素已经问世，但还没有投入生产。西药中对付细菌感染的磺胺作为人类对抗细菌的急先锋独立承担重任，这位西医此刻只能动用其诊所中数量不多的磺胺来为四个匪徒伤员治疗了。土匪生怕他脱逃，只允许他写一张纸条派人去其诊所取药。又因为担心军警方会在诊所设伏，所以没敢派土匪前往县城，而是临时雇了一个具有滚刀肉素质的二流子去取药。
磺胺取来了，给伤员使用后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匪伙上下都很高兴，设宴款待西医。那海归知识分子原以为可以获释了，寻思脱险后得赶紧举家逃离家乡。但小心翼翼试探下来，发现匪伙并无释放他的意思，于是只好坦陈：这些磺胺只能暂时把这四名伤员的感染压下去，不能彻底治愈，所以很快又会重新感染。要想彻底治愈，必须得尽快购买更多的磺胺。匪首黄氏兄弟听后很是重视，连忙请教应该去哪里才能买到这种神药。西医说最稳妥的是去上海或者广州，但路程太远；其次是汉口或者合肥。“二黄”商量下来，决定去合肥购买。黄世升让黄世斌留守山寨，自己亲自出马，带着四个土匪前往合肥。这四匪中，有一个姓秦的老土匪出身四代土匪世家，原是这股匪伙的首领。后来“二黄”前来投奔，他接触下来认为这对兄弟器质极佳，于是决定“让贤”。这种“高风亮节”在土匪世界中属于凤毛麟角，所以当时曾被江湖人热议，对“二黄”兄弟起到了增加关注度的作用。“二黄”尽管残忍成性，但上位之后对秦匪倒是非常尊重，优渥有加。这次黄世升请秦匪随行，完全是为让这个前老大去省城逛逛玩玩解解闷。在黄世升看来，去合肥买药是一次没有风险的旅行。而秦匪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很乐意出这趟差。
一行五人顺利抵达合肥后，先选好了下榻旅馆入住，然后着手做采购计划。当时国统区对中央苏区封锁甚严，西药及其器械、兵工原材料、印刷器械和纸张等都是列入禁运名单的。本着从源头上抓起的原则，在销售关节就非常注意监控。所以，操一口外埠口音的黄世升几人想买相当数量的磺胺，是颇有风险的，只能请当地人帮忙。黄世升每年都去合肥两三趟，人头比较熟，当下就带了一个土匪外出访客。无非是吃吃喝喝，席间谈妥代购西药事宜。哪知返回旅馆后，竟有一个坏消息等着黄老大：秦匪和另一土匪离开旅馆前往附近大街闲逛，入一新开茶楼喝茶。不料真所谓“冤家路狭”，刚刚入座，就被一个以前曾作为绑票对象的商人认出。那人也不吭声，悄悄去了警察局密报。警察当即出动，赶到茶楼将秦匪逮捕。另一土匪因正好去外面买烟而得以幸免。
黄世升闻讯后，后悔不已，责怪自己不该请前老大随行。以老秦的罪行，死刑是免不了的。对于现任老大来说，宁可随行的另外三个土匪都挂掉，也不愿老秦被官府干掉。这倒不全是对老秦的感情所系，更多的是出于对自己声誉的考虑。江湖上都知道老秦“让贤”，现在这位前老大随同现老大进省城后凳子还没坐热，就被官府逮捕，然后判处死刑拉上刑场一枪崩掉，这在尔虞我诈盛行的黑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不久之后将会有多少不利于“二黄”兄弟声誉的流言蜚语出现？
黄世升考虑再三，决定设法把老秦营救出狱。当时，官府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置速度通常都是很快的，被捕后短短数日便开刀问斩的案例不在少数。所以，黄世升赶紧动用匪伙所在县城的一个平时基本不用的隐秘关系，往那里发了一份暗语加急电报让即转山寨，命留守的老弟黄世斌立刻调派人手速赴合肥开展营救行动。黄世斌收到电报后，连夜派了八个匪徒去合肥。
黄世升这当口儿只有亲自出马了，等到那八个匪徒抵达后，连同原赴合肥购买磺胺的三个匪徒加他自己一共十二人，计划是对关押老秦的看守所进行突袭。临行动当天，意外获得情报说看守所对面属于警察局的一个空院落，突然被税警因原住处改建而临时借居。如此，就不得不需要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劫狱行动一开始，势必惊动那些税警。税警也有枪支子弹，尽管作战技能跟土匪没法儿比，但正如街头群殴混斗时的“乱拳打死老师傅”一样，一阵乱枪扫射过来，劫狱者难保不受损失，没准儿行动就会失败。因此，黄世升只好向合肥当地的江湖黑道方面求助，要求组织十来名莽汉作为补充力量参与劫狱行动，没有枪支不要紧，棍棒刀矛皆可。
这次劫狱行动如果从最初的目的来说，是成功了，黄世升救出了老秦。但是，从代价而言，黄世升自认为是失败的，因为参与行动的土匪加当地莽汉一共被击毙九人。省城发生这等大案，官府自是重视，事后的追缉措施可想而知。黄世升事先已经想到这一点，所以行动后立即逃离合肥。当然，逃命之余，还要顾及自己的声誉，所以他逃出城后在郊区一关系户那里暂作停留包扎创伤、补充能量、准备干粮时，没忘记写一张纸条，嘱关系户送交“穆记棺材店”老板穆老五，要求穆老五以当地民间慈善机构的名义（穆系慈善机构“普善堂”理事）代为收殓安葬九名死者的尸体，所需开支烦请暂垫，日后照数奉还。
这种代为收殓无人辨认尸体的行为，在旧时比较常见。对于官方来说，也具有减轻财政负担的作用，因此只要有人提出，都是一路绿灯。穆老五经营棺材生意，又是社会活跃人物，故即使他无意加入“普善堂”，也自有人会将其扯进去，还选其为理事。之前，穆老五并不知道黄世升潜来合肥办事，闻听发生武装劫狱大案，也没跟黄世升其人联系起来。这时接到黄世升托人捎来的纸条，马上意识到看来这是此人所为。那就纵有千般不愿，也得硬着头皮伸手了。因为他知道黄世升是一个习惯于计较得失的家伙，据说曾为别人留宿安排他睡的床上的蚊帐上有个小洞导致有蚊子钻入，就在心里记了多年，一直到用另一种类似的方式“回报”对方后方才平息。小事儿尚且如此，像眼前这桩收殓九具尸体的大事，如果拒绝的话，只怕哪天挨了他的黑枪一命呜呼也有可能啊！反正此事也无须穆老五本人直接出力，只消雇几个钟点工做一番操作即可。至于棺材，店里摞着现货，也算是做成了一笔生意，反正一应款项回头黄世升会偿付的。
可是，令穆老五郁闷的是，黄世升这回却是放了鸽子，这笔钱钞垫出去后也就不过一个来月，就传来了黄氏兄弟匪伙出事散伙的消息，然后那兄弟俩就没音信了。穆老五惦记着这笔欠款，四处打听，还暗里托人留意黄世升是否在合肥出现，但一直没有结果。
1949年1月下旬合肥解放后，穆老五寻思这事儿算是彻底黄了，暗忖算我倒霉吧，自我安慰破财消灾，图个太平。没想到，1951年6月11日，忽然听到一个消息：黄世升来合肥了！
穆老五闻讯，当即动用其已多年未用的江湖关系对该消息追根究底，很快就查明黄世升如今已改名换姓唤作“谢国运”，下榻于西门街“碧水驿馆”。于是，他约了一个可靠的朋友作为帮手，于6月13日下午以突然登门的方式前往“碧水驿馆”拜访“谢先生”。黄世升对于穆老五的突然出现大出意料，不过，那倒并不是因为欠穆老五的债，而是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当然，以其资深惯匪的底气，表面上是看不出他的这份担心的，交谈中根本没提及只言片语类似“你是怎么知晓我来合肥以及下榻在这边”的意思。但他邀请穆老五两人去室外临潭饮茶聊天时，所选择的是能把四周动静看得清清楚楚的位置。穆老五虽然己经不在江湖上混了，但此刻跟黄世升接触，还是讲究道上规矩，明明是来讨债的，但自始至终却对此事没提及一个字，也不言及其销售棺材生意是盈是亏。而黄世升也照江湖规矩办，聊了一阵儿，开口邀请二位客人去外面下馆子吃个便饭。穆老五自然听从对方的建议，但说该是他做东尽地主之谊。三人起身欲离时，黄世升掏出一条“小黄鱼”（老秤五两的金条）递给穆老五：“欠了多年，甚为抱歉！”
穆老五说：“多了。”
黄世升一声哈哈：“利息。”
穆老五交代的黄世升喝酒不多和他们三个餐毕离开清真饭馆的时间与“仁心斋”王老板所说的相吻合。
那么，刑警登门时你为何要不辞而别呢？这个……穆老五语塞。不过，这主儿毕竟是个见过世面经历过风雨的角色，他知道刑警往下肯定要去找6月13日作为其帮手前往“碧水驿馆”跟“谢国运”见面然后去清真饭馆喝酒的同伴，而那个同伴虽然是他的道上弟子，但处在这当口儿恐怕脑子里想的最多的是“坦白从宽”。与其这样，倒不如此刻自己交代为好，反正事情也不算大，即便吃场官司，也不过坐两三年牢罢了。于是，穆老五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原来，穆老五几天前做了桩违法事儿：帮一个以前也是朋友的江洋大盗藏匿了一批赃物，但没藏在棺材店里，怕会走漏风声，而是藏在万利生——穆老五拜访“谢国运”时一起同往的那个帮手——那里。万利生家里是开酱园的，前店后作坊，面积大，全是坛坛罐罐，酒甏堆积如山，最适宜藏匿东西。晚上偷偷开了临河的后门，转移赃物的船只靠上河埠，稍做操作，就可把赃物藏一个天衣无缝了。
刑警突然登门，穆老五以为是那江洋大盗己经落网而且供出了藏匿赃物之事，那这桩活儿便穿帮了，寻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就果断来了个不辞而别。他逃离棺材店后第一时间去了万家酱园，想跟万利生通个气。但万利生不在家，家人说他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寿筵了，晚上可能不回来。于是，穆老五就去找老相好宋小雅，正好其丈夫出航了，就索性在那里住了下来。
6月18日，专案组抓获了万利生。讯问下来，其口供跟穆老五相符。然后，刑警就对穆、万两人6月13日晚上与黄世升分手后的去向和活动情况做了调查，最后获得的结果是：这两人均无针对黄世升之死的作案时间。
如此，对于专案组来说，意味着“谢国运”——黄世升的线索断了
四、一个职业杀手
当晚，专案组在驻地开会分析案情。
一番七嘴八舌气氛热烈的发言后，休息十五分钟。其间，专案组组长叶超然让负责记录的实习警员小丁把大伙儿的观点归纳了几条要点，临末他默读了一遍，在脑子里增加了若干内容，待众人集中起来后作了口头总结——第一，很有可能黄世升当晚第二次喝酒时并无下酒菜，而只是若干茶食类小吃。如果这个推断无误，那么黄世升当晚第二次喝酒的场所应该不会是酒店饭馆，而可能是酒吧、咖啡馆，或者是私人住宅。照此推测，黄世升与穆老五分手后跟那人的见面多半属于偶遇之类，遇到老熟人了，而且以往交情不浅，对方也无意（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自己历史问题为黄世升所知而不敢）检举他。好久不见，两人都有说说话的念头，于是就一起去了符合上述分析条件的某个场所。两人都已经吃过晚餐了，所以没去酒店饭馆，而是选择了酒吧或者咖啡馆，抑或对方的家里。酒吧、咖啡馆都有酒精度数较高的酒供应，客人在谈兴很浓时，会要上一瓶。至于如果在对方家里，也是有条件获取高度酒的。因此，看来黄世升生前最后一次与人交流的过程还是比较兴奋而且是毫无戒心的。他有酒量，但是之前跟穆老五、万利生喝酒时没放开畅饮，估计应该是感到话不投机。第二次喝酒时敢喝了，看来他跟对方的关系要比穆老五铁。
第二，黄世升生前留下的文字表明他准备向公安机关检举（应该是匿名或者化名）其同胞老弟、惯匪黄世斌。之前专案组分析案情时，对黄世升在抵达合肥入住“碧水驿馆”的第三天方才开始动笔书写检举信函觉得有些不解，今晚的案情分析会上有刑警提出新观点，认为黄世升此次赴合肥有可能不是专为检举其弟黄世斌，而是为其他事宜，他甚至不清楚黄世斌隐藏在合肥，或者虽然知道黄世斌藏匿于合肥但并不清楚究竟躲在哪个旮旯。此次来合肥办其他事情时，在头天或者次日（即6月11日、12日），跟他人会面时偶然得知其弟黄世斌藏匿于合肥的确凿信息后，决定检举这个早已跟自己分道扬镳甚至有重要利害冲突的兄弟。因此，本案需要查明的并不仅仅是黄世升的死因，还要通过调查获取“二黄”中的另一惯匪黄世斌的下落。而从现在所掌握的情况看，查明黄世升的死因跟查得黄世斌的藏匿信息，很有可能是相关联的。
第三，以目前掌握的情况，应该怎样进行调查？专案组的目光投射到黄世升溺水身亡的现场“碧水驿馆”后面的龙潭，之前法医进行解剖检验时确认“谢国运”是生前落水，他在落水后曾进行过挣扎。而他不会游泳，龙潭水又较深，又是深更半夜，这个原本白天就冷僻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指望有人正好经过而伸手施救，所以他只能是一命呜呼了。此刻刑警推测，黄世升在水里的这种挣扎，是否会导致其衣袋里的物品因此而遗失？“碧水驿馆”和“仁心斋”方面以及穆老五、万利生等所回忆的这位谢姓旅客随身带着的钢笔、折扇已经不见了。当时以为这个死者是“谢国运”而非惯匪黄世升，所以张楚一对此并未在意。现在，有三个刑警想到了很有可能已经沉没到龙潭水底的钢笔和折扇，其中有人提出是否有打捞一下的必要？
众刑警议下来，认为有这个必要。于是，次日，6月19日，专案组雇了几个忙时种田闲时打鱼的近郊农人，弄了一些木板，搬到龙潭岸边，就地制作了三个类似木排可以乘载一定重量的工具，请他们驾“舟”进行打捞工作。他们用罱泥工具从水底把淤泥夹着提出水面，倾倒在木排上，然后查看，无甚发现，又把木排划出指定区域，将淤泥推入水中，然后返回再捞一兜淤泥，如此重复进行。打捞工作一直进行到暮色初降，总算打捞起了那把折扇，但钢笔却不见影踪。
在龙潭边上守候了一天的刑警返回驻地后顾不上吃晚餐，立刻对折扇进行检查。之前，包括最先得知“谢国运”入住“碧水驿馆”时即手持一把看似古色古香折扇的刑警张楚一，在提出怀疑折扇沉入水底的观点时，也对一把折扇何以落水后不浮于水面觉得不解。现在，折扇打捞起来了，一干刑警方才发现，这把折扇其实是一件武器！折扇由十二片扇骨组成，看似轻柔的扇面是用经过特殊处理的蚕丝织就的薄绸制作的，正面是一幅山水画，背面是文字。但由于浸于泥水之故，已经看不清字画的具体内容了。说这把折扇是武器，倒并非指扇面，而是指扇骨，那是用精钢锻制后打磨而成的薄刃利器，使用时只需倒握扇子，呈尖头状的扇尾就是一把七寸短剑；卸下扇面和固定扇骨的插销，可将扇骨逐段拔下，作为镖形暗器掷击敌方。江湖上关于黄世升“擅使暗器”的传说估计就是据此而来。
6月20日，专案组正副组长叶超然、冯继竹一番商量后，决定组织全组成员对黄世升留下的全部遗物进行彻底查看，规定所有物品都必须经过每一个刑警之手。这种流水操作法进行下来，竟然有了一个新发现：在一张一万元（此系第一套人民币，与1955年3月1日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的人民币上，发现有几个铅笔字：三（1）班苗小草。笔迹显得稚嫩，但写得很端正。刑警断定这是某所小学的哪一位学生所写，是向学校交学费时家长生怕老师弄错了，或者被疑假币，所以就让孩子亲笔写上班级姓名。这张钞票是怎么落到黄世升手里的？刑警估计应是黄世升在某家商店买东西后找回的零票。这是否具有值得一查的价值？
众人议下来，认为目前手头既然没有其他线索，那就有必要试着把这张钞票查一查，指望撞到好运气，能据此来一个顺藤摸瓜，把黄世升到合肥后的某个行踪痕迹的线头给牵扯出来。
这活儿如果放到现在，要查苗小草这样一个小学生，非常简单，但在七十年前，则要耗费不少人力和时间。指望通过户籍登记调查是不可能的，那时候的户籍底卡都是人工登记，别说不知道苗小草住在哪个派出所的管段了，就是知晓也得全组出动去查阅底卡，半天一天能够查到算是不错的了。那该如何行动呢？刑警先是去了市教育局，抄录了全市所有小学的校名及地址，然后全组刑警分头走访。
这一番折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方才结束。众人总算没有白辛苦，不但找到了苗小草小朋友，还出乎意料地了解到了那张写着该小朋友姓名和班级的一万元钞票的去向！
苗小草是合肥市西门派出所管辖的四古巷街上“私立鸿仁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女生，那张一万元钞票是她交给学校的学费。当时学生交学费校方是不出具收款凭证的，学生交给班主任，班主任做个登记，然后把钱交给校长（小学没有专职财务）。家长生怕她把钱带到学校后因为玩耍而丢失，或者老师收到钞票后因为临时有事去办而忘记登记了，那时对于寻常百姓来说，一万元也是值得重视的，所以，家长就想出了让孩子在钞票上写上班级和姓名的法子。这张钞票是苗小草过完六一儿童节后次日带到学校去交的学费，班主任收到后就把钱交给了校长苏慈友。苏慈友是位年届花甲的老式文人，早年师范毕业后执教私塾，中年时被市教育局聘为小学教导主任。抗战时，他因合肥日伪当局强令推行日语教学而毅然辞职，甘愿在街头设摊看相卜卦代书家信也不为日伪服务。抗战胜利后，苏慈友的一个在海外的华侨族亲小辈回故乡探亲，出资在合肥办了“私立鸿仁小学”，聘苏慈友为校长。旧时一般私立小学很多都是只能保本，像苏慈友这么一个旧书生，让他既抓教学又搞创收，那是勉为其难。刚开始尚能做到收支平衡，后来国民党当局滥印金圆券，搞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鸿仁小学亏本，苏慈友向已经返回海外的华侨小辈去函通报情况，要求增加办学经费，让学校继续经营下去。那小辈答应了，可是增加的额度根本抵不上物价的涨幅。苏慈友不好意思再向人家开口，于是就把自己的房子给卖了，全家租房子作居所，把卖房款作为亏损贴补。如此维持到1949年初，眼见得卖房款也即将用完的时候，合肥解放了。解放后，人民政府对私立小学采取适当经济补贴的政策，逐步分期分批改制或者兼并。鸿仁小学排在后面，本案发生时还未轮上。
由于解放后人民政府提倡尽力吸收贫穷儿童上小学，鸿仁小学虽然能获得政府补贴，但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承担，所以必须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方能支撑下去。私立学校教职员工的薪水是由校方给付的，苏校长一手抓教学，一手负责财政，经常为捉襟见肘而头疼，有时就会发生欠薪情况。今年春夏之交就是这样，都已经进入6月份了，4月份的薪水还没发全。6月13日，苏校长从朋友处以私人名义借到一笔钱，连同当天有几个班级老师交上来的学费，总算勉强对付着把4、5两个月的薪水给发全了。三（1）班班主任刘翠婷是最后一个来领薪水的，领之前她先把当天收到的五个学生的学费共八万元拿出来，苏校长说她就不必交了，他把薪金少给她八万元就行了。这样，学生苗小草所交的那张上面写着班级和姓名的一万元钞票就成了刘老师的私人财产。
下午放学后刘翠婷回家，想起这天是其婆婆莫氏的生日，便张罗着要备几个好菜为老人庆生。她去菜场买菜路过附近菜市街一家小酒肆时，顺便买了两味卤菜，那张有苗小草名字的一万元钞票就是这样花出去的。
专案组刑警金亚中、郭丰福两人奉命走访小酒肆史姓店主，了解那张钞票的下落。这是一家只有两副座头带一个外卖窗口的夫妻小店，老史与妻子两人合力张罗厨房店堂，生意好时忙得不可开交。刘翠婷因为是街坊，平时节俭，一年到头难得有几回来买卤菜，所以老史还记得。他告诉刑警是他接待刘老师的，也记得她是买了猪头肉和卤蛋，是用一张半新不旧的一万元钞票付的款，但是，他根本不曾留意过那张钞票上是否有铅笔字。
那么，那张钞票后来去哪里了呢？老史低头想了一阵儿，然后摇头，抱歉地说：“不清楚，记不得啦！”
这时，老史的妻子走过来了。她已经听见刑警跟丈夫的对话，说好像是找给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顾客了。金亚中、郭丰福两人暗喜：看来有戏！便请她回想一下具体情况。
老史妻子的说法是：那天店里的生意一般，两副座头零零落落的食客没有凑满过一桌，而且都是只点上一碟小菜上二两零拷低价白酒，人均消费额只有两三千元。直到晚上小酒肆准备关门打烊时，来了两个男子，所耗钱钞方才突破一万元。老史妻子对于这其中一位食客的年龄、体貌的描述与黄世升相符。两人点了两瓶半斤装白酒，喝完后又要了一瓶。由于已进入夏令时节，当时小酒肆没冰箱保存菜肴，所以小酒肆都是当天准备新鲜食材烹制菜肴，当天卖光后结束营业。这两个食客来得晚，只剩下一些残羹菜渣。他们倒也并不在乎，吩咐“有什么上什么”，老史就把残羹菜渣煮开了敲了三个鸡蛋弄了半锅汤，又把自制的臭豆腐以及花生米各炸了一碟，让老婆从泡菜甏里捞了些泡菜，凑成了四道菜。最后结账，总共是一万二千六百元。记得是那个看上去年岁稍轻的男子——即体貌似黄世升的——会的钞，他掏出一张五万元钞票递给老史的妻子，说这么晚了还打扰你们，不好意思，找个三万元整数就可以了。老史妻子是不经手钞票的，所以她去向正在厨房收拾的丈夫交钱结算。老史随手从兜里取了三张一万元钞票让老婆去找给顾客，并关照要向人家表示谢意。
老史经其妻这么一说，也想起了这个情况。于是，他说看来刘老师的那张有小学生名字的钞票是他找给那两位客人了。
刑警听这两口子如此这般说下来，暗忖这基本上可以跟从黄世升尸体衣袋里发现的那张有苗小草姓名的一万元钞票的情节对得上。于是，刑警自然要向老史夫妇了解那两个男子在小酒肆喝酒时聊了些什么。老史夫妇想了一阵儿，说他们喝酒时倒是说了不少话，但声音压得很低，而且不知是有意还是正巧，当上菜添酒添水时，两人就只是喝酒，并不言语。
金亚中、郭丰福两人有些失望，但还是没有放弃，继续打听：“他们二位是几时离开的？”老史想了想，说很晚了，大约十点多钟了。
“两人出门后是一起走的，还是分开走的？”
这个，老史可就说不上来了。又问其妻，也不得要领，说那么晚了，忙了一天，已经非常累了，哪有心思去留意这呢！
刑警见打听不出什么来了，于是谢过这对夫妇后告辞而去。
这条信息引起了专案组的重视。当天，专案组即指派两名刑警前往“碧水驿馆”，了解老史夫妇所提供的那天晚上与基本认定是死者黄世升的那个酒伴——一个四十多岁、方头圆面、两腮留有刮去络腮胡子后痕迹的体格健壮男子——是否作为访客去过旅馆。老板伙计逐个问下来，都说没有任何印象。
专案组组长叶超然对这个结果有思想准备，所以已经在驻地跟另外几名专案组成员讨论络腮胡子离开老史小酒肆之后会用何种方式回家的问题。一般说来，无非是以下两种方式之一：步行或者乘坐人力车，即三轮车或者黄包车。此刻，在两名刑警对“碧水驿馆”的走访劳而无功之后，随即决定集中全组警力对此进行访查。
访查工作分两步同时进行。一是走访老史小酒肆附近街坊居民，指望撞上好运，正好有谁遇到了黄世升和络腮胡子离开小酒肆后分手的那一幕；二是跟合肥市人力车同业公会联系，要求公会向各个基层小组下达配合警方此项调查的通知。
这两步调查进行了整整一天。6月22日晚，专案组汇总了调查结果，竟是白板一块！
侦查工作进行到这一步，自是令一干刑警产生比较严重的沮丧感。不过，干这一行的，即便再沮丧也仍得咬咬牙，重新振作起来，再次分析情况，寻找突破方向。当晚，大伙儿一直研究到午夜，在无法找到其他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