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之后的第三人，缘何被党史删除？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1-07-08 23:12:45

1、楔子

1918年的一天，某知名大学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里，助理馆长一边指戳桌上一叠卡片，一边训斥站在跟前的大个子工友：“瞧瞧你这字，龙飞凤舞的，谁能认得？张旭吗你？”

大个子工友满脸惭色，赶紧收拾了卡片，按照助理的意思去重新抄写。

助理和工友同岁，都是25岁的年轻人，但是地位相差悬殊：前者是本校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留校任教的正式工。后者呢，只是通过熟人介绍过来的临时工。

若干年后，助理历经各种风波，失去了生计，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份需要安排工作的人员名单上。

这份名单逐级上报，最终呈现在当年的大个子工友手中。他看完名单，指着上面助理的名字笑道：“这位老板当年是我的顶头上司，那脸色很不好看呢。”

其时，大个子工友已经开始主政这个国家，他的龙飞凤舞的手迹早已成为别具一格的艺术珍品。

他的名字想必你已经猜出来了。

如果你因此就认为那位助理有眼无珠、没有识人之明，那就错了。

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而周那时只是一名籍籍无名的留欧穷学生。

他也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朱此前曾向陈独秀申请入党，却备受陈的冷落。

他还是第一个公开宣称钱钟书是”国宝“的人。那时钱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在校学生。此后钱的咖位果然被逐步坐实，先后又有了”民国第一才子“、”文化昆仑“等名号。

他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彼时爱因斯坦在他的欧洲老家也只有两个半知音。

他也是罗素研究第一人，“罗素”的中国名儿就是他给取的，罗素说他“比我自个儿还了解罗素”。

……

那——这位助理到底姓甚名谁？

张申府！

一个尘封已久、党史却无法绕开的名字。

2、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

张申府(1895-1986)，原名张嵩年，1895年出生于河北献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是当地的富农，父亲和伯父都是晚清进士。父亲是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曾任北洋政府的众议院议员。

张申府本人从小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拥有扎实的古文功底，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1906年，父亲将他送往顺天学堂读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中西结合的学校之一，开设数学、英文和科学课程。

　　中学时代的张申府

1914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又转到数学系学习。

就在北大期间，张申府担任了《新青年》的编委。这份刊物的地位自不必多说，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中国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可能没有之一。

1917年，张申府毕业，以助教名义留北大工作，担任预科数学和逻辑老师。他通过同学郭晓峰，认识了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

北大讲师张申府

李大钊由于工作繁忙，就让张申府帮助在图书馆登录室做一些工作，并不时让他代理主任一职。

1918年，毛泽东由伦理系的杨昌济(杨开慧父亲)介绍，到图书馆登录室打工，直接领导就是张申府。张安排他做一些抄录图书卡片的简单工作。

对于和李大钊共事的那段时光，张申府后来回忆道：

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 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

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

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

请注意这段回忆，提到了毛泽东，却没有哪怕一个字儿的关于他俩交往的更多细节。

可见，伟人当年处于“潜龙勿用”的阶段，确实没有引起张的特别注意。这显然是发掘了众多牛人的张申府的一大憾事。

陈独秀常去李大钊办公室闲谈，因此也与张申府熟识。陈南下上海之后，一直保持与张申府的联系。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先后会见了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三人，密商组建中国政党。

8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备建党，并给北京的张申府写信强调，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谈”。

建党之初，张申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封信里，陈独秀还就党的选名，征求张申府和李大钊的意见。两人商议之后，复信给陈，认为叫“共产党”比较好。

因此，这个当今全球最大的政党的名字，也是由张申府参与定夺的。

10月，罗素携夫人来中国讲学。张申府远赴上海迎接。临行前，李大钊请张申府到上海后，代表他与陈独秀商谈建党事宜。

张申府到达上海后，住在陈独秀的家里，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意见。

瞧瞧张申府这起点、这平台、这朋友圈，他的日常，都是历史啊……

只可惜，一手好牌，到后来，打烂了……

3、到底谁是“第三者”？

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

以上这一段史实非常重要，党史界已经没有争论。

但对于张国焘和张申府，究竟是谁先入党的问题，就有争议了。

而这个争议，还与一个名叫刘清扬的女人有关。

二张入党的先后顺序非常重要，它关系到”南陈北李“之后谁是第三人的问题！

右起：张申府、梁漱溟、李大钊 、雷国能 

好在关于这段历史，二张一刘都有回忆录，我们不妨兼听一下。

张申府的回忆是这样的：

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并首先想到了刘清扬。

刘清扬是天津人，在天津严氏小学教书。她曾积极参加“五四” 运动，组织天津妇女界爱国同志会，并参加、领导了天津青年界的进步团体“觉悟社”，是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

8月底，刘清扬到北京后，大钊和我在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但她当时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我们认为入党一事不能勉强， 只能待将来有了认识再说。

以后，李大钊找了张国焘。张是北大的学生，在学生中表现积极，热情很高。除了大钊和我，他成了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按照张申府的回忆，他本人和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本想先发展天津的刘清扬，因为刘不同意，才转而发展张国焘成为第三个党员。

张国焘的相关回忆如下：

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

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

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以上“我们”，显然是指张国焘本人和李大钊。也就是说，是他和李大钊发展张申府成为第三个党员。

同时，从张国焘的字里行间里，能够看出他对张申府有相当深的成见。

并且，张国焘只字不提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刘清扬。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面就请当事人刘清扬亲自回忆一下——

1920年7月，天津“觉悟社” 决定周恩来、郭隆真、张若茗和我出国学习。9月间周恩来同志先出国了。这时，李大钊同志通过张国焘给天津写信，约我到北京谈话。我到北京见了李大钊同志，他说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其中有张申府、张国焘等，并希望我成为第一个妇女中的小组成员。

但是我拒绝了，这是我终生的遗憾。

拒绝的原因是我和张国焘有一个感情上的沟壑。

“五四”运动时，我和马骏代表天津学生出席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