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李成瑞

关于“大跃进”引起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由于当时的户口登记数中有不少遗漏，而且其中包括正常死亡人口，故而难以作出回答。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同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公布后，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科尔教授利用这些资料进行了反复研究，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其中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 (非正常死亡) 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我国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教授经过反复研究，在1986年撰写的《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的专论和有关著作中，估算1958至1963年建国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本文着重对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比较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科尔计算的个别重要数字与有关数字间存在着难以理解的矛盾，在针对这一矛盾对个别数字作技术性修订后，认为按科尔的线性公式计算，超线性死亡人口应约为2200万(2158万)。本文认为，科尔和蒋正华所依据的资料都具有高度的可靠性，两人所采用的方法也各有其科学依据，但蒋正华所采用的以历年生命表为中心，通过参数估计模型进行细致计算的方法，科学性更高一些。此外，本文还对“大跃进”引起的1958至1961年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和1962年以后补偿性的出生率大幅度升高，以及这次波动对下一个生育周期和再下一个生育周期的惯性作用，作了简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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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前苏联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许多地区的人民遭受饥谨，生活困苦，体质下降，致使人口出生串大幅度降低，死亡率大幅度上升。那么，“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何?非正常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人口出生串的波动对后来我国人口的变动有什么影响? 这是国内外历史、人口和统计学界所关注并众说纷坛的一个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弄清这个历史问题，不仅对于认识“大跃进”的深刻教训是必要的，而且对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也是不无裨益的。笔者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的领导职务，具体主持了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参与了中国人口学会的领导，还参加过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的会议，对于有关数字的来源、公布和国内外学木界研究的结果有一之了解。本文将对有关资料和研究情况作一介绍，并作分析比较。

一、官方户口登记数字的公布

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特别是由于这些数字中显示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9年净减1000万，所以当时把它作为绝密资料。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　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其中“大跃进”和困难时期及其前后一二年的娄字，请看表1。

本表资料来源：参考文献(见文后)3

从表1可看出：按照户口登记数字，我国人口自然变动水平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剧烈的波动。人口出生率由1957年的34.03‰下降到1961年的18.02‰，死亡率由1957年的10.80‰上升到1960年的2543‰。

按照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列出的1949至1982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可以绘成曲线图(见图1)。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卫生医疗事业蓬勃发展，从而迅速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久已存在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1]，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类型。总的说来，这一状况从50年代初持续到1972年约20年之久。这是第一个阶段。1973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一步一步地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过渡。这是第二阶段。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跃进”的影晌，第一所段原来的进程在这几年中被打断了，骤然发生了低出生、高死亡的现象，使人口增长出现一个窄而探的低谷，从而形成建国以来几十年中人口增长速度“两起两落”（较高---骤低---更高---渐低）的剧烈波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曲线，在图１中清楚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