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江畔】之20: 关于外国传教士在云南贫困山区传教的一些事实
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已经在8年前写的《【金沙江畔】之七: 国宝级外科专家冒险抢救受伤民工记》里面介绍过。里面有一些章节如: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州党委安排上海医疗队去撒营盘的真正原因。就在朱蒋两位医生和傅政委谈话前几天,省“少数民族政策落实办公室”主任、省委宣传部长梁文英到楚雄州搞调查听汇报。林彪摔死后,一些过左的政策正在纠正。本州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是有名的贫困山区,主要的政治问题却是所谓教会活动。1904年一个澳大利亚牧师VICTOR(村民们发不来"V"的音,用"W"代替,后来干脆叫他魏牧师)来到撒营盘传教,后来还在那大山沟里建了一间名字大得吓人的“西南神学院”,彝族苗族信徒甚众。文化大革命前教牧人员全被抓去劳改,文革中“清队”、“一打三反”运动又打击了一些信教群众,致使对立情绪加重。随梁部长到楚雄的省党办秘书周孜仁回忆县委副书记陈银贵介绍说:禄劝县民族信教的生产队110个,占70%。四所民办中学,一所学校的教师是传道员,另外三所的教师是信徒。一上课就教基督、唱讚美诗。有人干脆公开宣布信教,说“我不学你们的文件,我要去做礼拜”、说“你们说我们信上帝不好,但我们总不随便打人”呀!有个生产队是个少数民族队,7户人家44人全部皈依了基督教,队长杨某自任长老;会计、民兵队长等全部成为宗教骨干,生产队一开会,就首先唱讚美诗,接著才议正事。县人保组(相当于现在的公安部门)和大队派来工作组进行整饬,七户人被批被斗者达六户。队长态度最是顽固,于是捆起来:吊、打。问:“你到底信宗教还是信共产党?”吊得受不了,只好说了:“行,我信共产党”放下来,缓过气,动动胳膊,好些了,还是说:“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得信上帝……。”又吊起来,又打。面对一种悠长的民族精神韧性,暴力往往无能为力。工作组只好向山民谎称(周孜仁的工作笔记如是记录)“县上汽车坏了。等车修好了再来抓你。”群众的回答是:“你们要抓,就把我们全抓走吧!”太过愚蠢的做法大约是被领导批评了,就改换一种方式,派人给他们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让他们多多学习最高指示。再送些“半导体”去,让他们天天收听北京的声音----可惜,矛盾激化如斯,固执的山民一律不要:你送过去,他全部退回,甚至干脆扔了,砸了。梁部长在一次座谈会上也面对一位中年农民的咄咄逼人语气和冷峻不屑的眼神。他不是在等待恩赐,而是要理直气壮地索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1937年投奔延安的这位知识份子部长平静耐心地把一切都听完。在调研结束离开楚雄州前的总结会议上,梁部长以“遵循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为题,指示应该从多方面加强与群众的沟通…..例如派医疗队…..
在7年前写的《纪念一位为捍卫信仰和人道主义而牺牲的贫穷山区苗族老人》也介绍过:
继1904年澳大利亚传教士Victor到撒营盘传教后,1906年中国内地会宣教士郭秀峰,师明庆也来到武定县传教。这两位都是西方人。他们在那贫穷的大山区建医院办学校,帮助当地苗民摆脱愚昧和落后状况,信教的人甚众。大家若有观看这几年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节目,当会对其中采访云南省苗民雄壮的大合唱印象深刻。其实他们唱的全是亨德尔等人创作的宗教歌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西方传教士的耕耘。
2018年清明节我们去为王志明牧师扫墓。他那小山村依然很贫穷,下面这张照片可看到村民残破的土坯屋正门还贴着基督教宣传品:
据文革后期的云南省委办公室秘书周孜仁披露: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小村视察,看到一间残败不堪的教堂和老牧师夫妇旧屋。回到昆明后在小范围的高层会议上感慨地说:“那就叫献身精神啊!我们共产党人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