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生前，朱安被当做空气般忽视，但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在京时，鲁迅有记账的习惯，临要南下，他特意留了一笔钱放在友人处，以备不时之需。鲁迅离开北京之后，每个月给西三条的家寄钱，足够让她们维持中上水平的生活，并且从不拖欠。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要做的事，是留下他的遗作——编辑出版《鲁迅全集》。
将鲁迅遗作授权给许广平
与此同时，鲁迅的北京好友常登周家门，跟鲁瑞商谈鲁迅的版权和版税事宜。鲁瑞对许广平扶助鲁迅、养育孙儿感激涕零；而朱安给许广平的首次直接通信，则是一封鲁迅遗作的授权委托书。
不能避免的是经济问题。
鲁瑞给许广平的信中曾有这么一句话：“白发老母，及黄口婴儿，皆累及于你……”言下之意是：媳妇，我往后的生活，就靠你了。尽管她还有两个儿子，但长子长媳的传统让她将媳妇当成了依靠。朱安呢，更是只能指望丈夫遗产继续过日子。
从鲁迅去世到1938年初，鲁瑞和朱安的生活靠的不是近在迟尺的周作人（周作人还要抚养周建人断了关系的北京妻儿），而是远在天边的许广平，当然，她们吃的是鲁迅的遗产，理直气壮。
战争期间，许广平负担吃力
战争前，一直为鲁迅出书的北新书局按月支付版税，北平家一百元，上海家两百元。战争后，书局关门，由许广平每月给北京寄去一百元生活费。那一阵子，婆媳信来信往，谈得最多的就是钱。
战火越烧越旺，每个人都过得很辛苦，许广平不例外，没有工作的她也没有直接的生活来源。鲁迅去世后，她立志传承鲁迅伟业，自筹资金自负盈亏整理、印刷、出版全集，资金来自预付款，等书出版面世了，战争也来了，书业萧条，好不容易收回来的一点书款，连还债都勉强。幸好还有个鲁迅纪念基金，她借取基金付房租、吃饭、养育体弱多病的幼儿，还得负担北平的那个家。
周作人负责一半家用
日子越来越苦，儿子多病，许广平在给婆婆的信中开始叫苦。一开始婆媳还能互相理解，战争持续一年以后，鲁瑞一面体谅，一面难免有抱怨。她明知儿媳不容易，接受生活费毫不含糊；她还有另外的儿子，却不肯麻烦他们，或许怕苦了亲儿子？
这个时候，鲁迅早年的朋友也看不过去了：有的该尽义务的不尽，有的要负债尽义务。在他的提议下，许广平以极低的姿态写信给周作人，在说明鲁迅遗作版税情况及目前生活现状后，“乞”他能负担一部分。周作人没有回信，倒是用实际行动负担了一半家用。
许广平松了一口气，但依然负担重，尤其是南北通兑艰难，以前一百元寄费只要几毛钱，如今要几十元。周海婴气喘频发，医生建议送他到温暖的地方，比如去香港休养治疗，可惜没有钱。
偏偏鲁瑞的体谅之心越来越淡薄了，对现实贫困的焦虑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激发了人的自私之心，尽管她承认也听说汇兑猛涨，但也默然表示时势使然。许广平只好托北京的朋友每月给老太太送去生活费，算是她借的，之后她再找机会托人带钱去还给他们。
这样做当然不像以前那么固定而有保障，常常地，米缸见底了还不见钱的踪影，急用时更是一夜急白头。鲁瑞呢，宁愿不断地向许广平诉苦，也不抱怨她的亲儿子。宁愿让朱安放下颜面去拜求鲁迅的友人，也不肯去劳烦他的二儿子。
此时周作人已经下水，可谓有钱，有钱了的他口头上同情寡嫂，行动上仍每月承担他那一半并不增多的生活费，此外便是在八道湾大兴土木，钱用不完，则下馆子、吃酒席、买貂皮大衣……
生活苦，鲁瑞许广平婆媳生嫌隙
苦啊苦，鲁瑞面对上涨的物价，继续向许广平诉苦，并自作主张从北京朋友那多取三四十元以提前储存必需的煤，许广平也苦，三四十元，说得轻巧，一急一怒一委屈，就有气了：“海儿多病……收入毫无……上海物价也贵到不能细说……长此以往，卖身也无补……”
这年年底，许广平有了一个到南洋工作的机会，找工作不容易，她想去。她这一走，肯定没办法按月寄钱，她给北京朋友寄了400元，让他按月交到西三条去，这笔钱能维持10个月，也算仁至义尽。
气性和两个儿子一样大的鲁瑞，因为许广平一时冲动下的不谨慎言语，而再也不领她的情了。她给周家好友许寿裳写信，控诉声讨许广平，意思是物价上涨，给的钱还和以前一样少。老太太越说越伤心、越说越气愤，甚至斥责许广平“损害豫才生前之闻望，影响海婴将来之出路”。
儿子那边呢？周作人那么有钱，也没有给她加生活费啊，老太太对许寿裳说：“启明藏拙未遑，乔峰又力薄能鲜，奈何奈何。”把苛责给了艰难困苦中的儿媳，无限的爱护和理解，给了剩下的两个亲儿子。也不能全怪鲁瑞不体谅，因为她听闻许广平有相当可观的收入，老太太认为这收入一定是儿子遗留下来的……多是谣传，都是误会。
主客观原因致使许广平断供
气归气，发泄归发泄，许广平继续每月寄钱，鲁瑞继续每月收钱。1941年9月30日，她们最后一次通信，从此断了联系。
客观原因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宪兵的抓捕对象没有漏过鲁迅家属，许广平被关押76天，之后，惊魂未定、东躲西藏、贫病交加的许广平自然无暇顾及北京西三条的生活。但之后直到鲁瑞去世，知道朱安独自生活，许广平也没出现，不能说，断了联系，也有她的主观因素。
朱安登报卖鲁迅藏书
1944年8月25日，上海《新中国报》刊登了一则关于鲁迅藏书拟出售的消息。从内容推测，这有可能是周作人的主意：要么引出许广平，由她继续承担义务；要么卖掉藏书，朱安有钱了，也就不用他资助了。
鲁迅的好友内山完造看到信息后，写信给朱安加以阻止，朱安回信表示生活所迫实属无奈，在刻意对周作人每月给自己150元生活费表示感谢之余，不忘强调当年将出版权授权给许广平，由许广平负责婆媳生活费的约定。
售卖藏书的消息令许广平大为震惊，她十万火急写信阻止朱安。
她解释过去为什么“消失”：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后来汇兑不便，熟托的朋友不在北京，才会一时断了接济。她也时时向周建人打探她的消息，设法给她汇款，可“也做不到”……也许吧，炮火连天下，什么事儿都有可能。
她许诺朱安：“我还比较年轻，可以多挨些苦。我愿意自己更苦些，尽可能办到的照顾你……你一个月最省要多少钱才能维持呢？”
她继续叫苦：“你只自己，我们是二人；你住的是自己的房子，我们要租赁；你旁边有作人二叔，他有地位，有财力，也比我们旁建人三叔清贫自顾不暇好得多。”
另一方面，许广平通过法律、人情等方面最终保住了鲁迅的藏书。
鲁迅生前的几位朋友到西三条和朱安说道的时候，朱安有一句话令人动容，她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许广平继续负担朱安生活
这时，是1944年10月，正逢抗战最后一个年头，时局动乱，汇兑未通，许广平又“消失”了。朱安只得写信给之前许广平委托来劝她不要卖书的朋友，不久，“大救星”来了，许广平请托了她两位朋友给朱安送去2万元法币，收到钱的朱安给周海婴写信表示感谢。
从此，鲁迅一北一南两个家，在经历了种种矛盾、误会、不满、暗争之后，重新又续上了联系。
其实，出售藏书的消息出来后，就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捐款捐物的大有人在，但朱安为顾及鲁迅的名誉，坚辞不受。送来的钱也不少，朱安其实是太需要了，但她像个孩子征询监护人一样征求许广平意见，许广平不同意，并且表扬朱安很自觉地不接受外界捐款的行为，这么多年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是啊，许广平是为继承鲁迅遗志万死不辞的，是心怀天下的。
因为健康问题需要额外花费，朱安少不得像以前婆婆鲁瑞一样：抱怨、叫苦、哭穷。并非不体谅，实属无奈。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鲁迅作品铺天盖地发行，这是政治的一部分，也意味着版税，经济宽裕一些的许广平应是更从容地照顾到朱安了。
与此同时，周作人的汉奸案也到了即将判决的紧要关头，八道湾的房子或将作为逆产被判决没收。为此，也为整理鲁迅那些险些被卖掉的藏书，许广平带着周建人签过字的给朱安的房屋处理委托书，到了北京，进了西三条。差不多两个星期，许广平几乎天天把自己埋没在鲁迅藏书之中。
鲁瑞于1943年4月22日去世，她的遗愿是，周作人每个月把给她的零用钱一分不少地给朱安，周作人应允了，更为他的母亲花费1万4千元巨资厚葬。
鲁瑞去世了，即使每月有小叔子的资助，朱安的生活依然困窘。
将八道湾房产赠与周海婴
许广平返沪后，朱安跟她说八道湾房产的事，她的那一部分赠与了“儿子”周海婴，也许是为了老有所养有儿送终，也不能不说是用这种方式感谢许广平这么多年的扶养。
1947年，朱安病了，西医中医都看过，心脏太弱无从治疗了，朱安坦然接受。她按传统方式要求好的棺木，要求和鲁迅合葬，缛节该有也要有……
儿子生着病的许广平无法赶去北京，但她写信给北平地方法院院长，要求“丧事从简从俭”，理由是鲁迅生前表达过死后“埋掉拉倒”的思想。至于跟鲁迅合葬，这肯定不是鲁迅想要的，也不是许广平能接受的，她很妥帖地将朱安葬在婆婆鲁瑞身边，也算生前死后相依为命了。
“五七”的时候，七个和尚被请来念经，最后一次为朱安的亡灵超度，这是她强烈的遗愿。
一切纷扰均远去。
朱安眼中的家人
朱安是怎么评价和她有重要关系的几个人的？
她一点也不虚伪地说许广平待她很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她一句话总结许广平“的确是个好人。”
谈及“儿子”周海婴，朱安似乎一下子忘记病痛，神采飞扬地对记者“炫耀”：“海婴很聪明，你知道吗？”
对于丈夫鲁迅，她的评价准确而客观：“他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