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68："蓝星"坠落上海滩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2年第06期
文：孙沉
一、解教美女与工商干部
1959年3月31日下午，上海市闸北区虬江路的票券黑市上，稀稀疏疏的人流中，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美女——本案舞台上的龙套演员尹萍款款而来。
尹萍出身于洋行高管家庭，解放后家境败落。她自幼享惯了福，父母不能提供享受小资生活的条件了，她就只好争取外援。上海滩是一个任何年头都不缺有钱人的地方，尹萍凭着天生丽质，很快又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当然，交换条件就是她自己的身体。但这种生活没过多久，1957年初夏，尹萍被劳教了，不长，十八个月。对于一个自幼生长在中产家庭的娇弱女子来说，别说下田干农活了，就是光让她待在号子里这么些时间也是难以想象的。好在尹萍年纪轻，挺过来了。
品尝了十八个月的劳教滋味后，尹萍决定以后不再卖淫。那么她应该去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那个年代，一般的能够糊口的工作还是比较好找的，当然得通过街道介绍。尹萍却没进街道办事处的大门，而是自谋出路——去虬江路票券黑市转了两趟算是取经，然后就无师自通地做起了票券贩子。
票券贩子这个行业，始于1953年政府实行统购统销，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棉布进行配给供应后。既然是配给，就说明粮棉属于国家紧缺物资，对于那些想挣一份非法收入的人而言，这里面就隐藏着商机。1953年到1958年，粮票、布票的供应还算不上紧张，所以票券行业处于平稳发展阶段。1958年由于“大跃进”而发生了问题，恶果迅速凸现，1959全国范围内粮食、棉布供应吃紧，直接影响到副食品及其他方面，于是在进入1959年后，当时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新中国最为严重的困难时期就此拉开了帷幕。于是，票券贩子就有了用武之地。尹萍就是赶在这当口入行的，当时她每月倒卖粮票、布票的收入，已经超过父母工资收入的一倍以上。
可是，尹萍没有好好考虑过，凡是获利大的行当，风险也相应大。思维不缜密、虑事不周全的人，如若没有鸿运罩护，早晚会尝到苦果。这天，当尹萍兴致勃勃来到黑市时，却不知厄运即将降临。
1959年4月2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七中全会，开会的地点就在上海。按照惯例，凡是举行这等重要会议之前，会议所在地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治安整顿。这次当然也不例外。对于票券贩子这一行的高人来说，这种整顿只要稍有动静，比如黑市上突然出现个把一眼看去就不是行内人的主儿，那就得加倍注意了，没准儿这人就是工商监管部门派来的。于是，立马收敛，不再露面。这几天，高人们就是这样。可是，尹萍是个初入行的小阿妹，又没有拜师傅，纯属无师自通，这方面经验不足，所以她还是照常出动。于是，尹萍就栽了跟斗。
这天，尹萍是带着一些上海市布票来黑市上出售的。由于量不多，也就十几丈，所以只能零售。尹萍很快就物色到了一个一眼看去就很老实的中年男子，几句话搭讪下来，两人就到旁边角落里去谈价钱。正当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行将成交时，背后不知怎么已经站了一个男子，一把揪住尹萍的风衣后领：“别动！跟我走一趟！”
尹萍在劳教场所锤炼了十八个月，胆子属于“法场上的麻雀——吓大的”，冷不防被人这么一揪，竟然毫不惊慌，手一甩，正要把布票扔进旁边的阴沟，却被另一个工商人员一把攥住，那是个女人，手上却有—把劲力，她连挣几下也没挣脱。于是，转脸回头，想分辨究竟是真的遭遇了工商，还是从哪个旮旯里蹦出来的痞子想敲竹杠。那时的工商人员统称为“工商干部”，听上去威风，却是不戴大盖帽的。控制尹萍的那二位，男的三十出头，五短身材，车轴汉子，方脸，浓眉，大眼；女的二十多岁，高个儿，壮实，脸上分布着若干青春痘。尹萍看对方时，人家也在打量她，她的眼光和那男工商干部相遇时忽然就都停住了，对方一声低呼：“咦—是你，”尹萍也是脱口而出：“贵根爷叔！”
刘贵根是尹萍的老邻居。解放前，像个小公主一般的尹萍坐着家里的包车出出进进时，刘贵根是弄堂口摆修鞋摊头的小皮匠。解放后，小皮匠不见了，也没有人关心他去了哪里、在干什么。哪料到他竟摇身一变成了吃皇粮的工商干部！尹萍认出刘贵根，当然指望对方网开一面，私下放了她算了。但五十年代干公差的基本底线就是“坚持原则”，也叫“六亲不认”，哪怕抓到的是自己的直系亲属，昨晚还在一起喝酒聊天，也不能徇私。这样，尹萍就折进了局子——闸北区工商局。
尹萍的运气有点儿差，她倒卖的布票是一百一十八尺，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满一百尺者就可以作为投机倒把罪处理了，至少送安局关押三个月以下，也可以劳动教养，而像尹萍这样有过劳教前科的，通常都是先关押后劳教——再劳教就不是一年半了，起码两年。尹萍一听有这样的规定，马上就缠着刘贵根一迭声“爷叔”，眼泪鼻涕齐淌。她的记性极好，竟然还翻出了小时候一次次到皮匠摊头上给小皮匠送零食送点心的往事来，刘贵根便有些于心不忍了。
同事们问明了双方的关系，便出了个主意：如果尹萍有立功表现，就可以从宽处理了。一语提醒了刘贵根，于是就点拨了一下。尹萍就提供了一条线索：一个姓卢的贩子最近放出风声，高价收购 “满天飞”（即全国粮票），口气大得惊人，有多少收多少！
刘贵根认为老卢是条大鱼，于是就向局里汇报了。领导研究下来，决定钓这条大鱼，顺便也给尹萍一个立功机会。这活儿就落到了刘贵根头上。尹萍很是高兴，眼泪鼻涕擦净后，表示非常乐意接受这个特别使命。
尹萍于是就开始全力为工商效劳。可是，折腾了若干天也未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老卢就像大风中的一粒抄子一样，一下子就无影无踪了。刘贵根这边倒还沉得住气，他知道越是大鱼，钓起来就越是费劲。可尹萍却不行了，隔三差五找刘贵根诉苦，她最为担心的是钓不着老卢这条大鱼，立不上功，回头工商一翻脸，没准儿就让她重回劳教农场下田干活儿。
又过了两天，尹萍兴冲冲地跑到工商局向刘贵根报告：找到老卢了！
其实，这时她还没见上老卢，连对方是高是矮是黑是白也没弄清楚，她不过是通过黑市上的一个朋友辗转给老卢捎了话说她手头有“满天飞”，如果老卢有意向，可以跟她联系。这风声已经放出多日，这天终于有了消息。老卢忽然给尹萍打了一个传呼电话，问她手头有多少“满天飞”。尹萍说这事儿在电话里说不清楚，要么我们约个地方面谈。老卢在电话那头稍一沉吟，最后说："下午三点我们在闸北公园门口见面。”
二、老卢和全国粮票
这里说一下“满天飞”——全国粮票。粮票，从1953年开始使用到1990年退出市场，是在新中国历史舞台上存在了将近四十年的最活跃、最重要的票券（没有“之一”）。根据当时中央政府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印发各自地盘的粮票，这种粮票只能在自己的地盘上使用。那么如果有人因公或者因私跑到其他省区勘事，吃饭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呢？这个问题，国家已经考虑好了，就是使用全国粮票。这是由国家粮食部直接颁发的唯一一种可以在全国各地流通的粮票。而兑换全国粮票不是一桩容易事。首先，兑换者需要向粮食管理部门摆出自己需要去外省区的理由，这个理由自己说了还不算，得由其供职单位提供书面证明，没有单位的就由街道居民委员会提供；其次，阁下去了外地，那本地贵府开饭时桌上就没了你的那副餐具，所以菜就少准备一份了，是不是？嗯，说菜干吗？要说的，须知粮食管理部门除了管你的口粮，另外还顺带管着你的食油，那也是统购统销的物资嘛，而且规定粮食和食油是捆绑在一起的，油跟着粮走。你把自己的口粮标准带走了，那同时意味着把食油标准也带走了。所以，你凭着单位证明来兑换全国粮票，还得把油票带来交给粮管所。
费了这等麻烦才能兑换到属于自己粮食定量的全国粮票（证明上是写明外出期限的，不能超量兑换），由此可见全国粮票的价值了。在当时的黑市上，每市斤全国粮票的交易价是人民币五角。而当时上海市区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青工，月薪不过十八元，一个月的薪水拿到黑市上去只能购买三十六斤全国粮票。
说完了全国粮票，再说老卢。老卢听尹萍在电话里的口气，手头好像是颇有点儿货的，于是就决定前往闸北公园跟尹萍见面。老卢其实不是票券贩子，不过他对黑市并不陌生。翻开他解放后在其住所所在地的公安分局登记时留下的记录，他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曾是国民党“军统局”（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情报特工。不过，他属于特工中的小角色，那类策划于密室或者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在豪华舞厅、豪华饭店里灯红酒绿的活儿是轮不到他头上来的，说实话他也没有这种水平，只能终日泡在市井伸长了耳朵探听信息，记忆中最好的活儿就是坐在茶馆里美美地享用着用特工经费埋单的旗枪、花生、瓜子、蟹壳黄（沪上一种大众化点心），当然耳朵是不能闲着的。因此，即使后来不做特工，开了家烟纸店过日子后，每当他置身于类似虬江路票券黑市的那种场合，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就会油然而生。
像老卢这样的角色，即使以前做特工时确实没有在“军统局”、“保密局”发挥过什么作用。解放后人民政府也没有理由把他作为良民搁在一边不闻不问，因此他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伊始就折进了局子。不过，调查下来确实没有什么大的罪行，只是奉命打探情报，一部分纯是国民党内部派别之争的内容，缴获的敌伪档案中也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工作跟中共地下党受到损害的人与事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处理时就从宽判了六年徒刑，押解苏北劳改农场劳动改造。l956年，老卢获释回到上海。老卢被捕前是开烟纸店的，回来后时过境迁，烟纸店经营不成了，就四处混点儿事做做，挣点儿小钱，属于打零工性质。一个月前，老卢遇上一个熟人。这个熟人给了他一个眼前能够发点儿财、日后有望过上舒心日子的机会。当然，天上从来不会凭空掉馅饼的，要获得这种实惠，老卢得有所付出。这个付出，就是去黑市上收购“满天飞”。
当初警方审查老卢时曾查看过缴获的敌档。里面对他的评价比较差，几乎每季度的等级评定都是最低一档。不过，老卢毕竟接受过特工的正规训练，再差的水平用在做票券贩子方面，还是够得上出类拔萃。因此，他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摸熟了黑市的情况，下一个星期，他就广交朋友，放出风声。然后，他就从新交的朋友那里得知有一个叫尹萍的美女贩子手头有全国粮票。
尹萍兴高采烈向刘贵根报告消息时，老卢去了虬江路附近的一家茶馆。如若票券黑市搞考评尹萍肯定是一个不合格的贩子，因为她入行虽然早于老卢，却不知道真正的大生意并不是在市场上做的，而是在其他场合悄然洽谈，老卢此刻去的这家茶馆就是上档次的票贩子经常进行洽谈的地下交易所。巧的是，老卢在这里遇到了另一个也知晓尹萍其人的票贩子小张。小张听说了卢、尹放出的关于“满天飞”的供求风声，现在遇见老卢，就把尹萍手头有货的消息说了说。老卢有着情报特工的素质，没说他已经跟尹萍联系上了，反而向小张打听尹萍的情况。小张就住在尹萍家附近，对尹萍比较了解，当下说了说。老卢听着心里便有些吃惊：即将和他见面的交易对象竟然不过二十出头，而且被劳教过，还是美女，这……好像有问题啊！
问题在哪里呢，这样年龄和经历的一个姑娘，她手头可能会有货。而老卢确实也很想收这批货，可是，他不敢收。为什么？老卢在劳改农场混过这么些年头，跟那帮弟兄交道打得多哩，知道他们的行事路数，也知道他们在社会上的朋友是一些什么样的家伙，其中就包括尹萍这样的主儿。因此，老卢怀疑尹萍手头的货是赃物。委托老卢收购全国粮票的那个熟人曾反复叮嘱过：货的来源一定要安全，价钱可以给得高些，但是安全第一！
因为老卢有了这个怀疑，所以他就决定取消与尹萍的约会，而尹萍不知道，还是兴冲冲地去了闸北公园门口，刘贵根也悄然前往。当然，都是白跑了一趟。
不过，老卢最终还是没能逃掉。三天后，尹萍去虬江路黑市转悠，得到一个消息：老卢被闸北分局捉进去了！
老卢确实被关进闸北分局看守所了，此刻他还坐在监房里连连自责，埋怨自己“太冲动”呢。那是昨天上午的事，他去虬江路黑市打听“满天飞”消息时，跟一对流里流气的男女发生了纠纷，动手时打折了对方的胳膊。于是，中兴路派出所就绐老卢开了一纸拘票把他送到看守所去了。
尹萍急报工商局，刘贵根就去派出所向承办民警了解情况，主要是打听从老卢身上搜查到什么没有。民警说老卢身上只有一个旧钱包，里面装着五元六角三分钞票。从派出所出来，刘贵根又去了老卢家。这一去，问题就来了——在老卢家里发现了三百斤全国粮票、六百四十元人民币。粮票是杂七八新旧混合的，凭刘贵根的经验，这些粮票显然是老卢从私人手里收购的。钞票呢，竟是清一色的崭新连号十元大票。在当时，六百四十元乃是一笔不小的款子了，刘贵根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吃不喝也攒不下。
领导听了刘贵根的汇报后，说如果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三百斤粮票确实是从黑市上收的，那倒是可以处理老卢；至于这笔款子，就不是我们工商的活儿了，他肯定不会承认这钱是为倒卖粮票准备的。所以，领导的意见是干脆连那三百斤粮票也不管了，连同钞票一起交给公安分局，让警察去处理就是了。
这样，刘贵根就写了一个说明性的材料，盖上公章，连同钞票、粮票一起送往分局。这一送，就引出了一桩案子。
三、又冒出一个妖艳女人
当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是老红军出身的中共资深保卫工作者黄赤波。四天前，各分局局长前往市局参加工作例会时，黄局长下达了一个指令：根据公安部获得的情报，台湾国民党反动政权为对付解放军可能会在半年后的建国十周年大庆期间对金门、马祖等岛屿实施类似“8·23”炮击那样的军事行动，已指令特务机关着手刺探内地通往福建前线的交通情报，以便提前布置破坏行动，阻止军火输送，减轻军事压力。为此，公安部要求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河南、诃北等地的公安部门特别注意相关情况。根据公安部的这一指令，黄赤波要求从现在起，各分局都应当密切关注社会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不能放过，必须一查到底。
各分局于是迅速布置下去。因此，尽管在不管是寻常百姓还是像老卢那样的不法分子看来，社会上一片平静，其实警方内部的弦绷得很紧。老卢斗殴伤人这事儿，算不上异常情况，由于他被拘留时身上只有五元多钞票，承办民警并未十分重视。当刘贵根把从卢家搜得的粮票、钞票送到分局后，老卢立马摇身一变成为值得警方驻步一瞥的对象了。六百四十元，这在1959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于是，分局领导就决定把这事儿一查到底。这活儿，就交给了治安科民警田家浩去做。田家浩接手后，就去了卢家，问卢妻这笔钱款是从哪里来的。卢妻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田家浩又去了银行，要求协助查明这笔连号钞票是不是真币，是从哪个银行取出来的。
次日，银行的消息来了：钞票是真币，但从号码看，并非从上海市的银行取的款子。至于该号码段的钱款是从何地的银行提取的，那得向北京查询了。田家浩寻思此刻前往北京调查是不可能的，那就只好去看守所问老卢。老卢听田家浩问到那笔款子，额头上就冒冷汗了，说这钱是他以前存下的，出狱后取出来想做生意，一时找不到好项目，于是就去虬江路倒腾点儿票券赚些差价糊口。
“存下的？存哪家银行呢？”
“这个……我没存银行，就藏在家里嘛。”
田家浩昕了“嘿嘿”冷笑：“你是几时被政府拿下的，”
老卢嗫嚅道：“是……是l950年底。”
“1950年使用的什么钞票？从你家抄出的是什么钞票？那时的人民币是这个版本吗？”
老卢见蒙不过去，干脆就不开口了。这样，这笔钞票就更加疑窦重重了。不过，别说田家浩了，就是分局领导也还没把老卢跟公安部那条情报联系起来。这笔钱数额不小不假，老卢不肯交代来路是是事实，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他跟台湾特务机构有联系啊。人家这钱可能是向某个不愿意说出来的人（比如以前的拼头，或者不愿意露富的亲友）借的呢。所以还得往下调查。
4月19日，田家浩去了老卢的居住地，正好户籍警也在居委会，于是请治保员叫来卢家几个邻居。了解下来，邻居说老卢出事大约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曾经有一个三十七八岁、烫短发、看上去有些妖艳的女人去过他家，不过没待多长时间就走了。走的时候，老卢很客气地送到弄堂口，两人一边走—边说话，那女人说一口沪语，一听就知道是上海市区人。
这个妖艳女人是谁呢？田家浩想了想，就让户籍警把老卢的妻子叫到派出所来问。可是卢妻还是一问三不知。卢妻离开后，户籍警给田家浩出了个主意，说要么去传呼电话亭碰碰运气，那个女人访问老卢，总要事先联系一下吧，联系无非就是写信或者打电话，估计打电话的可能性比较大。田家浩到传呼亭一问，传呼员说老卢经常来打电话，不过打进来传呼他的电话倒是不多，我给你们翻翻存根看看。一翻就翻着了：4月12日上午9点35分，有一个姓曹的女子打来电话要求传呼卢学仁（即老卢）接听。传呼员因为当时太忙没法分身，就让对方留下电话号码，待另一传呼员传呼返回电话亭后再去通知老卢回电。这样，田家浩就查摸到了曹姓女子的电话号码。到电话局去查，是虹口区祥德路的一个传呼电话亭。
田家浩再去看守所讯问卢学仁，说了有妖艳女人来访的事，老卢又是一个愣怔，可是马上摇头，说他记忆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他并不认识什么姓曹的女人。
第二天，田家浩待局办公室一上班就去开了介绍信，骑了辆自行车前往管辖祥德路的虹口分局欧阳路派出所。因为有传呼电话号码，又有那个女人的姓氏，所以一查就着：那个女人名叫曹少珍，三十九岁，饭店收银员，最近在家病休。家庭情况：丈夫庄亚铁系历史反革命分子，已于解放初期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镇压，遗有一女名曹虹二十岁，商店营业员，已于春节出嫁。
田家浩寻思既然来了，那就查个清楚吧。这个曹少珍不但跟老卢通电话，还登门家访，她想干什么？于是，就请户籍警把传呼电话亭的传呼单子存根借来。一翻阅，发现曹少珍除了跟老卢联系外，近日还与普陀区曹家渡一个姓李的人通过几次电话。于是，田家浩又去了曹家渡派出所，请那边马上协助调查李某。
四、奇怪的巧合
李某，三十三岁，大名思宝，江苏盐城人氏，抗战初期逃荒到上海滩。当时李思宝所在的位置，其实离曹家渡派出所不远，不过半里地左右距离。这个所在跟派出所一样，也是吃皇粮的单位，全称叫上海市普陀区曹家渡工商所——属于区工商局的下属单位。李思宝不是国家干部，在工商所干吗呢？他是让人家作为执法对象请进来喝白开水的。
李思宝是有工作单位的，他是曹家渡附近一家棉纺厂食堂的炊事员。不过，最近他被诊断患了肝炎，交了一纸病假单就不再露面了。生了肝炎那就在家好好休息吧，李思宝却是满不在乎，整天不着家。去了哪里呢？曹家渡码头。去码头干吗？跟卢学仁—样，收购“满天飞”。曹家渡也有一个票券黑市，不过规模比闸北区虬江路的那个小得多，说是“市”，其实根本没形成市场，只不过时常有一些鬼鬼祟祟的家伙凑在一起嘀咕着进行数额不是很大的票券交易。由于曹家渡是连接外省的入口，这里的票券交易以全国粮票为主。
这天上午，差不多就在闸北分局民警田家浩踏进虹口区欧阳路派出所的当儿，炊事员李思宝出现在曹家渡码头畔的蔬菜公司门口，这里就是专门交易“满天飞”的一个小小的黑市。
这天合该他倒霉。李思宝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谈妥了价格，以每市斤四角六分的价格收进八十斤全国粮票，双方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时，忽然从两头同时冲出两个工商人员，一人一个揪住了，二话不说就往工商所扭。
在这之前，尽管李思宝已经收了一些全国粮票，但一次也没被工商人员拿下过，因此，这次应当属于“初犯”。收购八十斤粮票，应该算不上什么，态度好些，对人家点头哈腰，再装出一番可怜相，只要稍稍引起对方的同情心，差不多也就可以混过去了。当然，交易的钱钞和八十市斤全国粮票那肯定是没收充公了。李思宝也是这样想的，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人家呢，也准备这样做了，已经做完笔录，甚至已经让他签字了。可是，李思宝终究还是没能离开工商所。
问题出在上家身上。工商人员让李思宝在笔录上签了名字后，又叫那个卖粮票的女人签名。那女人指着桌上的粮票问这你们怎么处理啊。回答是：没收充公！女人立马发作了，二话不说就动手，倒是没打人，却把桌子给掀翻了。工商人员当下就发火了，说这个女人太嚣张，竟敢对抗执法，该让你尝尝苦头！尝苦头就是现在的治安拘留。不过工商属于行政执法，不能直接开拘票，得向公安打报告。这报告打上去当然是百发百中，公安不可能拒批。不过这就要费些时间了，工商承办人员要起草报告，请所领导批；光工商所领导批准还不够，得送到区局去请局里批准，然后，就送交公安分局由警察出面拘人。
这样一折腾，李思宝也走不掉了。倒并非是要搞株连，而是作为一个行政案子来考虑，人家要把他留到警察带走上家时再同时放行。
李思宝收购粮票乃是秘密行为，连家人也没告诉。这样，当曹家渡派出所通过传呼电话号码查到李思宝其人后，户籍警登门要请李思宝去派出所时，家里人并不知晓他去哪里了。本来还得费一番折腾的，幸亏这时工商所往其家旁边的传呼电话亭打来了一个电话，户籍警这才知道原来李思宝被工商拿下了。
工商来电话干吗呢？是通知家属给李思宝送午饭去。那时，粮食供应紧张，被工商或者派出所留置时，公家是不供应饭食的，因为行政管理中没有这么一笔开支，不拨钱款，更不拨粮票。但又不能让执法对象饿肚子，于是就通知家属送饭。这样，其时还蒙在鼓里的李思宝在工商所吃过由家属送去的午餐后，就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去了。
这段时间，田家浩没闲着，他在向派出所的老警察了解李思宝的情况。跟老警察一聊，田家浩惊奇地发现：这个李思宝的情况跟老卢有些类似！
李思宝早年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部当过“包打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给日伪警察局当差。这个时期，他被“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机构发展为秘密成员。抗战胜利后，他就转到“军统局”当了一名情报特工。不过。别看这人资历丰富，其实本事有限，可能还不大会做人，反正不管干什么差使，都没有进步，干来干去总是处于最低档的小角色。李思宝特工生涯的最后一年，是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干的，公开身份是警察，负责收集分局警察中的“异常动态”。前面说过，这人其实不是干这一行的料，所以明明蓬莱分局内有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小组，他却一点儿没有发觉，屡屡受到上峰的训斥，奖金一次也投有领到过。
上海解放后，轮到人民政府清算反革命分子了，按说像李思宝这样的角色是逃不掉惩罚的，尽管他跟老卢一样并无直接的血债或者其他严重的罪行，但毕竟是替反动政权出过力的，判个三五年徒刑那算轻的。可是，为帝国主义、日伪、国民党反动政权出过力的李思宝却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使他们这类人闻风丧胆的镇反运动，连局子大门也没进去过，甚至派出所民警也没把他叫去谈过话。为什么呢？因为李思宝做过一桩事，算是立功表现。
“文革”前有一部风靡全国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该影片男一号的真实原型名叫李静安，又名李侠，湖南浏阳人，1926年就参加了革命。1937年，李侠受组织指派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于解放前夕不幸被捕。上海解放后没多久，上海市军管会指派上海市公安局寻找李静安的下落，最后查明：李静安已于1949年5月7日晚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浦东杨思镇外的戚家庙。向调查人员提供这一线索的几个旧警察中，就有李思宝。李思宝凭着这一表现，未被人民政府处理。田家浩了解了李思宝的历史情况后，顿时觉得这人跟已经收捕的老卢的历史情况很是相似，当下就不由得一个激灵：这二位不但以前同为“军统局”、“保密局”的情报特工，现在又同在黑市上收购全国粮票，这情节怎么这么巧呢？于是，田家浩在接下来跟李思宝打交道时就用了点儿心思，一上来先不问祥德路那个女人曹少珍，而是问：“有个叫老卢的人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李思宝一脸困惑：“老卢是谁？”
“你给我老实点儿！老卢——卢学仁，认识吗？”
“哦——原来是卢学仁啊！认识认识！”
“认识就妤……”田家浩突然话锋一转，“那么，曹少珍呢？”
李思宝猝不及防，惊慌得脸上的筋肉都在瑟瑟发抖：“曹……曹什么？”
田家浩站起来，走到李思宝跟前，像老朋友似的轻轻拍着他的肩膀：“李思宝啊，你应该是亲身体验过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刚解放时不是已经对你从宽了吗？难道你现在不想获得从宽了？我是想帮你忙的，已经给你提示过两个姓名了。这样吧，再给你三分钟时间，我出去一下，你一个人考虑考虑。”
李思宝却不需要时间考虑了："请留步！我有话要说！”。
李思宝交代，曹少珍是解放前他所在的“保密局”情报小组组长庄亚铁的老婆，卢学仁则是情报小组的同事，也是庄亚铁的部属。庄亚铁在上海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判了死刑处决了，当时，那个情报小组的六名成员中只有李思宝因为有立功表现而没有折进局子。李思宝念及庄亚铁以前对他们这些下属不错，就悄悄去看望了曹少珍一次。之后，直到今年三月，他都没跟曹少珍见过面。
上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李思宝正在家门口劈柴时，传呼电话亭的阿姨叫他接听电话。他还以为是厂里哪个同事打来的，过去一接听，竟是曹少珍的声音，问李思宝是否有空，想请他去静安寺旁边的“吉祥馆”吃个便饭。李思宝去了，曹少珍订了个包房，李思宝原以为还有别的客人，不想对方就请他—个人吃饭。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主要是曹少珍了解李思宝的情况。曹少珍得知他在棉纺厂食堂当炊事员，每月只能拿四十二元工资，其妻在街道加工厂打工，月薪是二十四元，而他们却要供养三个孩子和一个老人，不禁叹息连连，马上掏出一沓钞票放在李思宝面前：“思宝兄弟，这一百元你拿去用l”
李思宝暗吃一惊，待要拒绝，对方已经把钞票硬塞进他的口袋里了。曹少珍黯然道：“记得当初亚铁是有机会去台湾的，他还说干脆把你们这些弟兄一起带过去，都是我阻止，那主意才黄了。哪知，亚铁最后落了个挨枪子儿的下场，而你们几个弟兄呢，也没有一个能过好日子的。”
李思宝也是一阵伤感：“当初如果真的去了台湾，如今就是生话在天堂啦。”
曹少珍倏然接过话题：“思宝兄弟，你如果现在想去也可以呀！”
李思宝惊问：“此话怎讲？”
曹少珍笑道：“我是个女人家，又没有干过你们这一行，我的话只能说到眼下达一步了。思宝兄弟你是干过这一行的，理应懂嘛。好了，不说这个了，嫂子有点儿事情想麻烦你帮忙，不晓得你是否愿意？”
李思宝自是点头。于是曹少珍请他相帮去黑市上收购全国粮票。李思宝寻思这有何难，一口答应了。曹少珍让他先去打听一下行情，然后再给他钞票去收购。隔了一天，曹少珍还是打了传呼电话，问李思宝行情如何。李思宝说去曹家渡码头看过了，没问题。于是，曹少珍就约他去大自鸣钟（地名）那里去见面。这回没有吃饭，曹少珍交给他八百元钞票，作为收购粮票的本钱。到昨天为止李思宝已经收购了六百八十斤全国粮票，分三次交给了曹少珍。
到这一步，别说警察田家浩了，就是寻常百姓，稍稍想—想大致上也能梳理出以下思路：李思宝和卢学仁原是“保密局”特工，而曹少珍则是那二位所在情报小组的组长庄亚铁的老婆。庄已被镇压，现在他的老婆找到了丈夫的原下属，拿出大笔钱钞来让他们收购全国粮票，而且还说出“现在想去（台湾）也可以呀”这样的话来。如此，曹少玲就显得大为可疑，跟台湾特务机构策划的在通往福建前线地区的铁路沿线收集情报的阴谋是否有关暂且不说，但至少是跟台湾方面有关。
因此，田家浩在结束对李思宝的讯问后，立刻往闸北分局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闸北分局领导对此甚为重视，派车过来将嫌疑人李思宝拉往闸北。当晚，分局领导亲自参加对李思宝和卢学仁的讯问。两个嫌疑人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下，终于作了彻底交代，于是爆出了一起敌特案件：曹少珍以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即原“国防部保密局”）“蓝星”特遣组特别联络官的名义发展李思宝、卢学仁为该组成员，目前使命是大量收购全国粮票。
闸北分局方面立刻向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汇报该案。黄赤波马上通知闸北分局领导及相关政保部门领导开会研究案情。会议决定，从市局政保一处、闸北分局抽调精干侦查员共十一人组成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五、落叶塘的浮尸
专案组成员到位后，第一桩要干的活儿就是拘拿曹少珍。清晨五点半，侦查员应荣贵、武臻等四人赶到祥德路，可是，曹家却是铁将军把门！
侦查员商量下来，决定立刻入室查看。大门是用铁挂锁锁住了的，没有钥匙，只好动手砸锁了。侦查员向邻居借了工具，砸了锁具进门查看。曹少珍是一个很讲究卫生的女人，不但把自己的衣着服饰收拾得清清爽爽，家里也搞得整洁有序。侦查员查看下来稍稍放心，寻思曹少珍似乎不像是畏罪潜逃，因为大橱、樟木箱里的所有衣服都或挂或放收拾得整整齐齐，毛巾、牙刷、牙膏也都好好地放在原位。
那么，曹少珍去了哪里呢？随同前往执行拘捕的户籍警小王找来了居委会治保委员张嫂，让她领头叩门带侦查员一家家询问邻居。邻居薛氏夫妇反映，昨天傍晚他们下班回家路过曹家时，看见曹少珍手里端着饭碗在吃晚饭，大米饭上堆着的菜肴是梅干菜烧肉。薛氏夫妇回家后还议论说曹少珍真舍得花钱。接着，侦查员又从天天一大早就要在弄堂里出现的倒马桶的清洁工陈嫂那里得知了曹少珍的最新消息：今天早晨四点半左右，陈嫂推着粪车从大弄堂拐入旁边的小弄堂，当时飘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她看见曹少珍穿着浅绿色直贡昵外套和黑色卡其布裤子，左手撑着一把油纸伞，右手拎着一只小皮箱迎面走来。她跟对方打了个招呼，曹少珍抬了抬雨伞作为回答，匆匆朝弄堂口走去了。
侦查员返身回到曹少珍家查看，发现确实没有雨伞，这说明陈嫂的陈述是确凿的。侦查员于是开始寻找曹少珍。大清早开着警车停在弄堂口的户籍警、治保委员在弄堂里外奔进跑出，侦查员又查问了多名群众，这消息已经没法保密了，必须迅速抓获曹少珍，否则一旦被她知晓，那就肯定滑脚开溜了。祥德路这边呢，就留下一名侦查员和户籍警小王一起蹲守吧。
曹少珍有个二十岁的女儿曹虹，已经出嫁，住在黄浦区。侦查员决定先击曹虹家查找，考虑到保密，就请曹少珍的一个邻居大妈和居民小组长随行。到了那里让她们佯称为选举之事搞家访，因为曹虹的户口还在祥德路，所以选举还是要回去的，不过可以委托其母代选，此刻上门就是来征求曹虹意见的。曹虹信以为真，写了一纸委托书让其母代投选票。她的住所里并无曹少珍其人，从其接待来人的神情举止上，也确实看不出曹少珍去过她家的迹象。
这样，往下就该专案组忙碌了，除了已经布置的在祥德路的蹲守，还得布置便衣在黄浦区其女曹虹住所附近蹲守。同时，还要对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轮船码头进行布控。另外就是调查曹少珍的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关系，一个个登门访查。
三天过去了，曹少珍像一个飘浮在空中的肥皂泡泡，4月21日拂晓在弄堂口露了一面之后，就倏然消失，无影无踪了。
4月24日上午，专案组长彭博欢在阅读由市局办公室编发的当天《敌情通报》时，发现上面载有一条信息：昨天下午，川沙县高桥镇派出所报称。当地群众在镇外落叶塘发现—具无名女尸，年龄在四十岁左右，中高身材，微胖，穿绿色灯芯绒上衣、黑色哔叽裤子，衣服口袋内空无一物。经县局刑警勘查鉴定，初步认为系失足落水溺亡。
彭博欢心里一动，立刻拨通了高桥派出所的电话，问了问女尸的年龄、体态和发式，听上去酷似曹少珍。于是就问尸体现在在哪里，派出所说已经拉到县人民医院去了。彭博欢立刻拨通了川沙县公安局的电话，不问别的，单问昨天高桥拉来的那具女尸怎么处理了。对方答称尚未处理，冷冻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正准备去拍了照片公开认尸。彭博欢说：“什么也不要做，我们马上过来！”
当下，彭博欢先给祥德路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让那边找辆车载上两个曹少珍的邻居，立刻前往川沙县人民医院。然后，又叫上几名侦查员，连同法医、技术员驱车直奔浦东。经辨认，溺水而亡的女尸确实是曹少珍。法医解剖验尸的时候，一干侦查员和痕迹技术员驱车前往高桥镇查看发现女尸的现场。
落叶塘是一条江南地区常见的小河流，也就不过十来米宽，最深处两米余。曹少珍的尸体是在昨天下午两点多被渔民发现的。
侦查员认定发现女尸的位置是第二现场，这种现场基本上没有获得破案线索的指望。唯一的作用是根据落叶塘这条小河的走向，判断曹少珍究竟是何处落水的。经向高桥水文站的工程师了解，得知落叶塘虽然不宽，却是一条与黄浦江连通的活水，受潮涨潮落的影响，河水的流向每天有两次变动。那么，曹少珍的尸体是不是从黄浦江流进来的呢？工程师认为可能性极小，因为以黄浦江的宽度和江水的流速，尸体如若原是在黄浦江的，那就会被水下暗流冲到江心位置，一路流向长江口，不可能流到落叶塘这样的小河口，再被冲进来。所以，曹少珍的落水位置应该是在高桥镇畔的某处河边，其落水溺亡后，尸体在涨潮时随水流往东侧移动，退潮时又随水流往落水位置方向的西侧移动——就这样来回移动着，直到尸体内部腐烂产生大量气体浮出水面。
再说法医尸检。曹少珍全身无外伤，内脏亦无受损迹象，未检得毒药成分，从肺部状况判断，可以认定确系溺水而亡。死亡时间应在4月20日晚九点至十一点之间，至于是失足落水而亡，还提被人推入小河而亡，抑或投水自尽，由于不知落水现场情况，所以目前还难下结论。
当晚，专案组举行全体会议。副组长诸葛仁一宣布法医尸检结论，资深老侦查员武臻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医认定曹少珍的死亡时间为4月20日晚九点至十一点之间，可是，清洁工陈嫂说得清清楚楚，她是4月21日清晨四点半看见曹少珍出门的。这两个说法，在时间上不是有矛盾吗，其他侦查员昕武臻这么一说，纷纷附和。于是，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陈嫂和法医的两种不同说法，究竟哪个可信呢？陈嫂说得信誓旦旦，她是亲眼看见曹少珍从跟前走过去的，她还跟对方说了话。而法医呢，人家是留过洋的老法医了，正因为有着这份资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专案组才点名要求派其亲自出马进行勘验。而且，像曹少珍这种死亡时间的判断，别说法医了，就是老刑警也都知道点儿皮毛：根据进食时间、吃了什么食物，分析尸体胃脏内的食物残渣情况，大致上就可以得出结论了。因为各种食物从进人胃脏到消化殆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当人停止呼吸后，胃脏也就停止了工作，所以食物就残留下来了。这样的问题，法医肯定不会弄错！
出于慎重，专案组还是给法医打了电话，说了陈嫂所说的情况。法医没有评论陈嫂的说法，只是把他认定曹少珍死亡时间的依据说了说，这等于是推翻了陈嫂的说法。专案组意识到，这个问题认定的准确与否与能否成功侦破本案是具有重要关系的，所以必须调查清楚。于是，就派三名侦查员连夜去祥德路访问陈搜，要求把每一个细节都调查清楚。
侦查员应荣贵等三人找到了陈嫂，再次询问她遇见曹少珍的情况。陈嫂照样叙述了一遍，还是肯定自己没有认错，对方就是曹少珍！侦查员于是换了一个角度询问，请她回忆以前遇到曹少珍时的情形，比如两人见面是不是每次都打招呼、是谁先开口打招呼、打了招呼后互相有何反应，等等。这一说，陈嫂就一怔：“不对呀，这里面像是有问题昵！”
曹少珍出身资本家家庭，嫁的又是“军统”少校，解放前的作派是可以想象的，说她飞扬跋扈可能有些过分，但对待陈嫂这样的劳动人民肯定是侧目而视的。这种作派到解放后就彻底改变了。曹少珍还是蛮机灵的，丈夫一被捉进去，她马上改变作派，见了谁都点头哈腰，包括老虎灶店主的戆大儿子。而其夫庄亚铁虽然是“军统”特务，对共产党犯下了罪行，但平心而论平时对邻里还是不错的，属于没有民愤的那一类对象，所以群众对曹少珍也就网开一面没有为难她。陈嫂回忆起来，解放后每次曹少珍见到她，十有八九都是先打招呼，如果是陈嫂先打招呼的话，曹少珍就会显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可是，4月21日清晨那次，对方对于陈嫂的先打招呼并未作出符合以往规律的回应。因此，陈嫂就对自己之前的认定产生了怀疑。她说：“可能哪个女人不是曹少珍吧，可是，我亲眼看见她从曹家走出来，锁上门后离开的呀！”
应荣贵三人结束走访返回市局时，专案组剩下的八人已经初步排除了陈嫂的认定。因为有侦查员忽然想起，陈嫂4月21日清晨所遇见的那个女人穿的是直贡呢外套，与曹少珍尸体上的衣服不符。应荣贵他们回来汇报了情况后，大家就更有理由否定陈嫂之前的认定了。
由于之前卢学仁、李思宝两人的供述内容足以表明曹少珍涉嫌敌特案件，尽管法医在验尸时未能发现曹少珍死于他杀的迹象，但专案组还是倾向于曹少珍死于他杀。之所以要杀害曹少珍，显然与卢学仁、李思宝两人的被捕有关。专案组经过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四项措施对本案进行调查：一、前往祥德路曹少珍住所附近进行广泛查摸，希望能够获得陈嫂所见的那个被误认为是曹少珍的女子的线索；二、走访曹少珍的女儿曹虹以及曹少珍生前的亲朋好友等，希望能够从中获得线索，三、去看守所讯问卢学仁、李思宝二犯，指望从两人口中获取曹少珍被害以及“直贡呢”女子或者其他嫌疑人的蛛丝马迹，四、浮派员前往高桥镇走访群众，查找与曹少珍被害有关的嫌疑人与他杀第一现场的线索。
以上四项措施必须同时进行，这样，专案组就显得人手不够了，于是连夜向市局值班领导请求加派侦查员。类似这种涉及敌特的案子，应该是受到“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啥给啥”的特殊待遇的，因此，次日上午八点前，从市局和分局临时抽调来的十名侦查员已经站在专案组长彭博欢的面前等着分派任务了。
六、军官太太
4月25日，二十一名侦查员兵分四路同时出动，开始进行细密的调查。
第一路六名侦查员前往曹少珍生前住地祥德路走访，整整忙碌了一天，前后一共走访了八十三位群众，可是，除了已经提供过线索的那个清洁工陈嫂外，再也没人能够提供什么蛛丝马迹。4月中下旬的早晨四点半毕竟还太早，通常人们是不会这么早就起床到外面走动的。
第二路五名侦查员先叫了曹少珍的女儿曹虹前往娘家查看，目的是要弄清楚4月21日清晨四时半从曹家离开的那个“直贡呢”女子拿走了什么东酉。曹虹检查下来，说母亲的贵重物品包括几件黄金首饰和一盒珍藏多年的长白山野山参一件未少，其他物品看来看去也就只少了那把被“直贡呢”撑走的油纸雨伞。这使侦查员有点儿困惑。陈搜看见“直贡呢”从曹家出来时，一手撑雨伞，另一手是提着一个小皮箱的，这个情况可以是以下三种情形中的一种：一是来人空手潜入曹家，取走了这口箱子；二是来人潜入曹宅时是带着箱子的，离开时自然还要拿走；三是来时带了箱子，潜入曹宅是为了取其他物品，取走的东西装进了那口箱子。侦查员分析下来，认为第一种情形似乎可以排除，因为曹虹对母亲家里的这口箱子并没有印象。再往下想，答案基本上是这样的：“直贡呢”在这个时间段冒险提着那口小皮箱潜入曹宅，是为了取一件于其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至于这件东西是什么，那还有待于调查。
然后，这路侦查员就按照预定计划分头走访曹少珍的亲朋好友等，一共询问了一百多人，结果跟第一路侦查员一样，一无所获。此外，他们还去电话局调查了曹家附近这个传呼电话亭的三部电话机的通话记录，未有发现。
第三路四名侦查员先把关押在闸北看守所的卢学仁、李思宝移押至思南路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然后分别讯问。侦查员让他们看了曹少珍的尸体照片，两人皆大惊，但还是没有提供什么新内容。讯问其能暂告段落。
线索，是去高桥镇调查的第四路侦查员获得的。不过，当天他们并无收获。这路侦查员由专案组长彭博欢率领，六人离开市局前，先是开了个小会，对要调查的情况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曹少珍住在虹口区，却死在近郊高桥镇的小河浜里，那肯定是凶手将其骗过去的。近郊类似落叶塘那样适于夜晚杀人的地方有的是，凶手为什么单要选择高桥镇呢？通常说来，那是由于凶手对高桥镇比较熟悉，也许本身就是住在高桥镇上的人，也可能是在高桥镇居住过。如果是后一种情形的话，那凶手事先应该先到高桥镇踩点，如果是从上海远郊或者外地来的，那还可能借宿于高桥镇上的旅馆。这样，调查思路就形成了，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调查工作惯例，侦查员决定先去调查旅馆。
当时的高桥镇上只有两家旅馆，六名侦查员三人—拨分头去查问，还查看了旅客登记簿，有远郊金山县和江苏、江西来沪出差的旅客，但经向其本人以及服务员调查，发现曹少珍被害时他们都在旅馆内，并未外出，没有作案时间，于是统统排除。
然后就是走访群众，包括水文站的工程师。当天一直忙碌到天色微暗，却无甚发现。次日，运气降临到第四路侦查员头上了！
当天，侦查员正在镇派出所商量下一步怎么调查，忽然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看样子跟派出所民警很熟。民警介绍说是镇上机修厂的厂长兼支书老马，老游击队员，解放后干过公安。落叶塘浮起女尸后，高桥全镇自是轰动，老百姓议论纷纷。老马来派出所就是反映一个他听到的与此有关的议论。他说铁工厂有个磨刀工姓袁，4月20日那天也加班，晚上将近十点钟下班，骑车路过镇外横跨落叶塘的那座半里桥时，看见有两个女人站在桥上说话，那副样子一看就不是高桥人，看样子是从外面过来的，像是在桥上等人，只听见其中一个说一口带着明显外地口音上海话的女人对另一个女人说“指甲钳借我用一下”什么的。老袁住在镇外七里桥的乡下，这几天家里修房子没来上班，因此对于落叶塘发现女尸之事并不知晓，今天来上班听说后，感觉得跟他那天看见的一幕可能有关，就在厂里跟工友说了。这语传到老马那里，他是干过公安的，立马就来派出所报告了。
彭博欢等侦查员马上出动。警车先去铁工厂拉上老袁，再去了半里桥，实地听袁讲述。让侦查员感到惊喜的是，老袁对那两个女人所穿衣服的描述，正是死者曹少珍和陈嫂所见的那个“直贡呢”。
侦查员就在桥上对老袁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从工程师所作的关于水流和尸体之间关系的分析判断来看，脚下这座桥很有可能就是凶手杀人之处。不过，一个女人要把另一个体重比她重些的女人掀过桥栏扔进河里，而且竟然没容对方做出任何反抗，那实在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会不会另有帮凶，这个问题可以暂且不论，先着眼于眼前的线索。
从老袁反映的情况来看，“直贡呢”涉嫌谋杀曹少珍的可能性甚大，那么，她下手后会怎样呢？是离开高桥镇，还是就地留下？分析下来，大家认为离开的可能性大，因为她作为一个一眼就看得出非本镇人的外来妇女，作案后没有必要留在镇上：再说，如果她留在镇上，那就要过夜住宿，派出所那儿天的临时户口申报记录中并无外来女性，镇上两家旅馆的住宿登记资料中也没她那样一个人，所以，“直贡呢”应当是当时就离开了。
那么，她是以什么方式离开的呢？高桥镇位于浦东北侧，晚上是没有公交车的，要离开就只有三种方式：步行、三轮车、出租车。步行的可能性极小，很难想象一个女人夜晚独自步行出镇走向另一个镇子，不说安全与否，对于一个作过大案后时时都提心吊胆的夜行者来说，光是提防夜间乡村道路上时不时会闪出来盘查的巡夜民兵就是一个大问题。那么，就只有借助交通工具了，晚上，三轮车、出租车只有轮渡码头才有，得去那里调查。
一干侦查员于是就去了轮渡码头，一问，末班轮渡开行之前，三轮车肯定是有的，出租车较少，有时甚至一辆也没有。不过，另有一种交通工具也是可以借助的，那就是私人载客的自行车。这有些像如今的黑车、黑摩的，但那时生活水平低，有辆自行车已经不错了。
于是，彭博欢下令立刻进行查摸，人手不够，就向高桥镇派出所、川沙县公安局借调了二十名民警协助。查到第二天下午，终于找到了市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姓李的司机，说其20日晚上十点多在高桥轮渡码头载过一个穿浅绿色直贡呢上装的妇女说上海话，但带着外地口音。该女是在高桥轮船码头上的车，出租车上了末班汽车轮渡过了黄浦江，然后，在四川北路武进路口下的车。
再往下查，就查不到“直贡呢”去哪里了。但有一点是知晓的：大约四个小时后，陈嫂在祥德路曹少珍家弄堂口遇到过她。那么，“直贡呢”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呢？当晚，围绕这个问题，专案组举行会议反复进行研究，却没有结果。
次日，4月28日，专案组再次撞上好运。上午，高桥镇派出所就打来电话说，有群众反映在凶杀案发生的当天白天，一个酷似国民党海军军官康锦飞老婆的妇女出现过，而且穿的就是浅绿色直贡呢上装和黑色裤子！
专案组马上意识到有戏，彭博欢和侦查员朱小正、张晖、李银根四人驱车直奔高桥，了解到以下情况——
高桥镇清洁所有个四十多岁的女工叫陶美萍，解放前长期在大户人家帮佣。大约1947年前后，她所帮佣的那户刘姓人家（解放前夕举家逃亡海外）举行家宴，招待朋友，来宾中有一对夫妇是开着挂军牌的小吉普来的。陶美萍听主人夫妇称那个男的为“康先生”，女的就是“康太太”了。后来，那对夫妇提前离开，她听主人向其他来宾说起康氏夫妇时，提到那位康先生是海军军官，而他的太太也是国军的一个军官，据说手枪打得极好。两三个月后，陶美萍一次去吴淞镇走亲戚时，在镇口国民党海军搭建的临时住宅区门口见到过那位康太太。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那对夫妇了。而21日那天下午，她在高桥汽车站附近扫马路时，意外看到一个酷似康太太的女人从她旁边走过，款款走进了汽车站。陶美萍一怔，再定睛看时，已经不见影子了。
侦查员稍稍议了议，就向陶美萍打听当初刘大户那次家宴还有哪些人参加。陶回忆着说了三个宾客，又说其中一个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时被政府枪毙了，另一个去年生病死了，还有—个姓居的老先生也好久没看见了，听说病得很重，已经不能说话了，住在市区他儿子那里。彭博欢一干人立刻前往派出所打听居某的情况，得知是个老中医，帮会人士，不过并未作恶，解放后政府也就没有找他麻烦。半年前他确实生了病，听说是咽喉癌，儿子把他接去休养了，住在五角场一带。
两名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五角场派出所，幸好要找的是一个较少见的姓氏，派出所几名户籍警凑起来一议，有印象，告知了地址。登门前往，居老先生动手术后已经失去了说话能力，不过精神尚好，可以笔谈。一番划拉后，终于知晓了那个康先生是国民党海军中校，好像是管军火的；至于康太太，好像是“军统局”的一个什么军官。
这下，专案组全体一个激灵。看来，康太太就是“直贡呢”，就是台湾特务机构派来执行破坏使命的特务了。可是，如果说下手杀害曹少珍的确实是她的话，那么她杀人之后明明已经连夜逃离高桥镇了，怎么次日又来了呢？难道她在高桥另有落脚点？而上一天晚上夜离高桥则是为了去曹少珍家里取某样重要物品？可是，从防范角度来说，她取物之后似乎没有必要再次来高桥。尽管那时曹少珍的尸体还没浮现，但待在高桥的安全系数毕竟要比其他地方低啊。这样看来，就像她杀人后必须去一趟祥德路一样，高桥这边肯定也有她必须冒险再来一次的事情要办。
于是，追查“直贡呢”二赴高桥的目的的使命就摆在专案组面前了。众人对此进行了分析，最后决定采用一个听上去有点儿笨的办法：请派出所出面通过居委会对全镇逐家逐户调查，反正这是一个小镇，总共就这么大，逐一调查到也不需要费很大周折。
这个笨办法竟然起了作用，很快就有消息传来：有一持江苏省建期县建设公社介绍信的女性采购员吴育玲于4月20日上午十时二十分登记人住本镇迎宾旅馆，于次日下午二时五十五分退房离开。
专案组乍闻之下，都觉不解：之前侦查员首先调查的就是镇上的两家旅馆，当时查看了曹少珍死亡当天即4月20日前后的入住记录，两家旅馆均无女性旅客入住，怎么现在冒出了这个“吴育玲” 呢？于是马上前往迎宾旅馆调查。原来，“吴育玲”那天办理入住手续时，管登记的那个服务员小李去医院看望被车撞伤的孩子，带走了钥匙，而登记本是锁在抽屉里的。于是，另一服务员老周就对旅客说这张介绍信如果你暂时不用，那就作为入住凭证留下来，回头等小李来了再登记，房间钥匙可以先给你。“吴育玲”欣然同意，于是就留下了介绍信和十元钱，拿走了107房间的钥匙。接下来的情况是：小李的孩子转到市区医院救治，她请假一周，钥匙交给前往医院慰问的旅馆经理带回来了；次日接手暂时负责入住登记的另一服务员小王上一天休息，毫不知情，而老周呢，当天把介绍信和钞票交给经理就算没事了，次日“吴育玲”退房时小王正好不在，经理代班，直接就给办理了手续。据经理说，他当时是准备把介绍信还给旅客的，正要把姓名、单位作个登记时，“吴育玲”说她时间来不及了，你也别登记了，把介绍信留下作为入住凭证就行了。4月25日侦查员去旅馆调查时，经理去镇政府开会了，是小王把入住登记本拿给他们查阅的，结果上面就没有“吴育玲”入住的记录，而事后小王也没向经理汇报此事。直到这次居委会协助派出所逐家逐户访问时，经理、小王都在场，于是真相大白。据老周回忆，那个“吴育玲”的体态模样、口音、穿着等特征与“直贡呢”完全相符。
几个侦查员把那张介绍信翻来覆去仔细查看，是文具店里出售的统一格式的介绍信，这肯定没问题，关键是那枚公章，他们都算得上半个专家了，看来看去没有发现破绽。于是就往建湖方面挂长途电话核查，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接通，对方说他们这里没有“吴育玲”其人，也没有派过女性采购员公出。这样，问题就清楚了：“直贡呢”和“吴育玲”是同一人，基本可以认定就是当年的康太太，现在的台湾特务。
七、终于落网了
专案组立刻着手调查康太太的历史情况。当天傍晚从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的一个前国民党海军情报部少校军官钱某那里得知，他所熟识的康锦飞中校的老婆名叫史瑾，湖南长沙人氏，原系“军统”特务，后来又留任“军统局”改组的“保密局”，听说是搞情报的。使侦查员兴奋的是，钱某说他家里有一张几个海军军官携家眷在南京郊游时的合影。当下直奔钱家取来，让陈嫂、老袁、老周辨认，他们都认出了上面那个烫着长波浪的女子就是嫌疑人史瑾！
至此，终于确认了“直贡呢”的真实身份。当晚，专案组举行会议分析案情，认为这个女特务应该还没有撤回台湾。因为从受曹少珍指使进行活动的卢学仁、李思宝两人的情况来看，他们收购全国粮票的使命尚未完成。据以往抓获的台湾派遣特务交代，通常情况下，没完成使命是不能撤离的，除非另有指令；而撤离的途径是由台湾特务机构安排的。况且，史瑾在杀害曹少珍后还冒险潜入曹宅提了一口小皮箱出来，估计内装特工器材，那说明她是要把活儿干下去的，因此，可以确定史瑾肯定还没有撤离。至于具体藏身于何处，那目前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了。一般说来，以史瑾此刻的心态，她肯定是想尽快离开，而离开是需要一个前提的——必须完成使命。
专案组认为这就是一条查缉这个女特务的思路，于是就讨论史瑾会通过什么途径完成使命。反复议下来，最后众人的观点集中在一点上：她极有可能继续利用曹少珍的丈夫庄亚铁手下的那几个特务。之前，史瑾已指使曹少珍联系并命卢学仁、李思宝开始活动。但那二位运气差，不但折进了局子，而且还牵连出曹少珍，此时曹少珍对于史瑾来说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所以果断灭口。接下来，史瑾还要把活儿干下去，那就只有找庄亚铁手下的另外几个特务了。相信凭着史瑾的那份受过训练的特工思维，她肯定已经事先从曹少珍那里获取了另外几个特务的姓名、住址。现在她要做的，就是亲自出马，迅速联系，开始行动。干完了活儿，立马滑脚。于是，专案组查缉史瑾的思路也就形成了；查清那几个特务的下落，秘密监控，守株待兔。
4月29日，专案组开始着手调查庄亚铁小组其他四个特务的下落。一拨人去了看守所，分别提审已被捕的卢学仁、李思宝两人。那二位所说的内容是一致的：庄亚铁小组除庄亚铁与他们两人外，还有四个特务，分别叫潘大展、楚阿牛、洪春笙、纪博士（不是学位），解放前他们一起活动过，但按照纪律规定互相之间是不允许发生横向联系的，所以除了姓名之外，其余诸如居住地址、家庭成员等等就不清楚了。解放后，卢学仁、李思宝一个被捕，一个虽然因有立功表现未被捕，但都接受过调查讯问，写过书面材料，对庄亚铁小组的活动情况作了彻底交代，那些材料应该是保存在当时的案卷里的。
另一拨侦查员其实已经在查阅卷宗了，还有一拨则盯着已被处决的庄亚铁的死囚案卷进行分析；第四拨呢，则去了提篮桥监狱查阅是否有潘、楚、洪、纪四人的服刑档案，因为据卢学仁、李思宝以前的交代，那四人都是被判了刑的。一天调查下来，查到了以下情况：潘、楚、洪、纪四人确实都因解放前的那段情报特务历史而被捕判刑，由于罪行不算严重，交代得还算彻底，所以也就只判了四年至六年徒刑，至1956年均已获释；这四人都接受过收集情报的特务训练，都有过活动实践，如果史瑾找到他们，而且他们肯干的话，料想是完全能够胜任台湾方面的使命的。因此，估计史瑾不会放弃过四个最佳人选。
次日，侦查员根据专案组安排，分头悄然查访潘、楚、洪、纪四人的家庭住址和现实情况。可是，查下来的情况却有些不妙。这四位被捕时的讯问笔录中的确记录了家庭住址，当侦查员分别按照地址前往管段派出所调查时，却被告知这四人自被捕后就跟当初的家庭断绝了来往。那么户口呢？户口是随人转移的，被捕判刑了，户口就转到监狱，这是有规定的。但释放后呢？按理说，获释人员的户口还是应该迁回原籍居住地派出所管段的，可是，这四位的情况有些特殊——
潘大展原住徐家汇枫林桥，家有父母、妻子和一对子女，他服刑期间父母病亡，妻子带着一对子女改嫁他人去了外地，原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