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中旬，汪篯怀揣着两封信，一封是郭沫若写的，一封是中科院副院长李四光亲笔所写，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行前他放言：“我这个老学生去请他来，一定请得动。”
谈话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接着，陈寅恪提出自己出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不仅如此，陈寅恪还要求汪篯“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这便是日后学界盛传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而第一个被揪出来开刀祭旗的便是汪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们专门在其家的房门上贴上了“封条状”的大字报，
但他的内心却无法忍受“革命者”对自己这位“党内专家”的羞辱。
就在当天夜里，汪篯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毒性发作，汪篯痛苦不已，开始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水泥墙壁。邻居于漆黑的夜幕中听到隔壁突然传出如此凄惨可怕的声音，于惶恐中急忙招呼众人前来施救。但汪篯显然是去意已决，早已反锁了家门，外人无法进入。
当众人把门强行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死时汪篯年仅50岁。
汪篯死后，被官方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