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通过大众民主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一次历史尝试。它像一场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在历史的记忆中渐行渐远。它的伟大就在于它践行了巴黎公社原则，开辟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道路。
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脱胎而出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虽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一步迈进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高积累和低消费，集中快速完成必要的社会经济积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由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必须过渡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列宁去世后的苏联都选择了暂时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中国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政权和主要生产关系上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在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历史条件下，暂时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积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唯一现实的道路。之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那就是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由庞大的行政官僚机构来实行计划性管理，不仅管理成本巨大，而且必然导致严重的长官意志和个人专权，与无产阶级大众民主发生矛盾，存在依靠官僚精英、时刻制造新的不公平、威胁社会主义公平原则的官僚主义倾向。
并且，在这个官僚体制所根植的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土壤中，仍然保留着大量私有制小生产成分，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还滞后于业已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基础，携带着以往私有制的各种烙印。封建官本位等级秩序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存在于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并作为思想意识形态顽固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和各类文化形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影响成为体制官僚主义的催生剂，时刻侵蚀执政党队伍，与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执政宗旨相对抗，使行政管理体制逐渐显露出脱离人民的官僚化统治迹象。毛泽东对此恨之入骨，把这种官僚主义叫做“死官僚”，认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对已经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管理体制很不满意。这个问题如不解决，必然会使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失去无产阶级性质，成为一场历史曾反复上演过的轮流坐天下的普通农民起义，像前苏联一样导致修正主义，进而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体制的官僚主义倾向和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文化，正在反制着中国社会刚刚开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和国际共运的修正主义动向中，敏锐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探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践行这一理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具有了史无前例的深远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