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2010年第3期《当代中国史研究》，作者朱佳木，原题为《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分歧与合作》。 *****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决策层中政治寿命最长的两个人，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政治舞台上起关键作用的两个人。因此，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关系很自然地成为那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相互间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在研究那段历史时，往往对他们是分开论述的；即使放在一起比较，也大多局限于某一件具体事情。中国大陆之外的学者虽然重视对他们的比较研究，却总是过分看重他们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有的甚至夸大他们的矛盾。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他们两人的关系，也不利于客观认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为此，本文尝试从陈云的角度，谈谈对他和邓小平两人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的认识。
关系之一：携手启动改革开放
任何一项政策推行的必要前提是：第一，该项政策的倡导者要有相当的号召力；第二，要使该项政策的倡导者处于决策的位置。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国政治舞台上，能提出新政策而且为大多数高级干部所认可的领导人，最具资格的首推邓小平，其次便是陈云，问题只在于如何使他们尽快回到决策的位置上。
陈云和邓小平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分别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当林彪在1958年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陈云因“反冒进”在1956年受到严厉批评，又因主张“分田到户”从1962年起受到政治冷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从中央政治局中排除出去。邓小平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政治上被打倒；1972年虽被重新起用，但1976年又因所谓“刮右倾翻案风”被再次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然而，当刘少奇被迫害致死，林彪因叛逃机毁人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病逝后，“文化大革命”前的七位中央常委中恰恰仅剩他们两位健在。前者还保留着党中央委员的职务，后者也保留着党员的身份。因此，他们两人成为党内资格最老、最有威望、最有可能带领全党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决裂，并为中国开辟新道路的领导人，是理所当然、毫不奇怪的。
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虽然停止了“文化大革命”，并开始纠正某些“左”的做法，但总体上仍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阻挠、拖延邓小平职务的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陈云顶着政治压力，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挺身而出，提交了要求让邓小平重新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的书面发言，促使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正式表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1]。这场政治较量的胜利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时间。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回到了决策岗位。随即，他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改革与开放、民主与法制的主张，推动了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为1978年底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否定“两个凡是”方针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成功转移党的工作重点、最终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那次会上，陈云率先提出应当尽快平反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带动与会代表向“两个凡是”的方针发起了总攻，打乱了当时那位主要领导人的阵脚，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把会议开成了具有开启历史新时期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样是在那次会上，由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竭力主张以及与会代表的强烈要求，陈云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决策层中改革开放的力量。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副主席中还有汪东兴，但由于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那时的最高决策权实际已经转移到了邓小平手中。他后来谈到以他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时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即叶剑英&mdash；&mdash；&mdash；笔者注）。”[2]在这四个人中，邓小平和陈云的排名分别在叶剑英和李先念之后，但由于他们的资历、能力与威望，自然成为决策层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所谓改革，在经济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作用；在政治体制上，说到底是处理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扩大民主的范围。所谓开放，说到底是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的管理方法，从经济上同国际市场接轨，加入全球化进程。在这些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有着基本一致的主张。
对于扩大市场作用的问题，陈云20世纪50年代就很重视，并力图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加以实行。中共八大期间，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在生产方面，国家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个构想虽然未能实现，但却在许多干部的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9年3月，他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部分，一为计划经济部分，二为市场调节部分；而且，在今后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的数额不是此涨彼消的关系，而是“都相应地增加”。[3]以后，他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
那时，邓小平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观点与陈云是完全一致的。
1979年11月，他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4]
1982年4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5]正因为如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胡耀邦所作的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大会上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6]他这段话指的正是这个意思。
在扩大民主方面，陈云的观点与邓小平也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两人都遭受过“左”倾错误的打击，对缺乏民主的弊端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说：“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1]（p.394）在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把“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作为自己闭幕会讲话第二部分的标题，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4]（p.144）
1980年，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更加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一度缺少民主的制度原因、历史原因和思想原因，指出这种现象与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过于集中、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有关，与旧中国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有关，与对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误解和个人崇拜的风气有关；提出要从健全法制，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划分中央领导机构的任务和权限，建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制度，实行党委决定重大问题一人一票的制度等多个方面，解决现行制度中的弊端。[4]（pp.327-341）
对于党内民主的问题，陈云早在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说过：“这几年我们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些人对是否能真正发扬民主表示怀疑，这是不奇怪的。”[3]（p.190）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后的即席讲话中，他又指出：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要求全党达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由于种种干扰，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有可能在全国实现。”[7]中共十二大前，他审阅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稿，看到里面讲“民主生活很不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他指出这种说法不对，“应该说，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一个根本原因。”[3]（p.274）后来，他又多次提出，要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3]（p.275）他还在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强调：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3]（p.359）。正因为邓陈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那几年，我国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都比改革开放前不知扩大了多少倍。现在，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在沿着他们当年指引的正确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深化。可以说，我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享有这么多切实的民主权利。
在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上，陈云与邓小平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一度部分恢复了工作，在国务院业务组（该组织是当时处理日常经济建设问题的最高领导机构&mdash；&mdash；&mdash；笔者注）中，协助周恩来负责对外贸易的政策，并积极参与了从西方国家引进总额达43亿美元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工作。针对“四人帮”鼓吹的那套闭关锁国的极“左”理论，他提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3]（p.219），进口大宗货物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交易所[3]（pp.221-222），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棉花、化肥等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3]（pp.223-224）。所有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对外开放的先声，与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一系列对外开放的主张，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陈云与邓小平在上述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一致主张，是他们携手启动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减少国家粮食征购，可以让农民喘口气，多生产棉花、肉类、食用油、食糖，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费品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从国外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对生产和基本建设作计划，“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否则，“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3]（p.23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5]（p.233）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1]（p.466）
对于陈云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支持。
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等10人为委员。信中还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投资能力。[3]（pp.248-249）向中央写这封信，乃至由陈云出任拟议中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邓小平的建议。[8]（p.1556）
一周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1979年的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长一点”。[3]（pp.250-255）对于调整，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8]（p.1561）会议最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
由于领导层中的不同认识没有做到迅速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使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全年积累率仍高达30%多，财政赤字继续突破100亿元，商品供需差额和货币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务院的汇报会上，请陈云“讲几句收场”。陈云说：有人认为搞调整是“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随后，邓小平讲话，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说“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还请陈云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国家经济政策“作一篇发言”。会议根据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将1981年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6955亿元，降为增长68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一年降低40%。[8]（pp.1599-1601）
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他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pp.277-282）
在那次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讲话中，他还对陈云的几个政治方面的观点表示了支持的意见。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4]（pp.354-365）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以继续向前推进。1981年底，在农轻重的比例上，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以及在物价的稳定上，都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从而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
推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陈云重新回到中央决策岗位后关注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表示应由年富力强的同志组成中央书记处，以便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以后，他又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5]（p.253）对此，邓小平表示赞成。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央于1980年初成立了由一些相对年轻的领导同志组成的书记处，并作出了关于在县级以上单位设置顾问的决定。1980年8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特别强调了他对陈云关于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年轻干部意见的支持。他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4]（p.326）
由于一些老干部刚刚恢复工作，要他们很快退下来，思想不通，致使提拔年轻干部的工作进展缓慢，收效不大。陈云感到问题紧迫，所以在1981年4月又写了一篇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文稿，分送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并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青年干部问题。文中写道：目前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不警惕干部青黄不接的情况，任其拖下去，其结果不得不在老干部短时间内陆续病倒病死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提拔一些不很适当的中青年干部；另一种是从现在起，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使他们成为各级党政工作的后备力量，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他指出，后一种是最有利的办法。他还建议，各级都要设立一些辅助工作机构和辅助人员，如研究室、副秘书长、部长助理等，给中青年干部接触全面工作的机会；中组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和技术干部局；对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要在看文件、听报告、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政治和物质待遇上给予照顾和优待。邓小平同意这些意见，同时指出，“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得好”。[3]（p.298）于是，陈云又召集党和军队干部工作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研究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并主持起草了座谈会纪要。
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陈云的上述文稿和座谈会纪要；会后，又留下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开了三天会，专门讨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做好老干部离职休养与退休工作的问题。会上，邓小平在陈云讲话后发表了即席讲话，指出：“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在那次讲话中，邓小平还讲：“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4]（pp.384，385，388）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后，又特别讲了一下干部年轻化问题，提出目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二梯队的干部，年龄也是60岁以上了，与中央常委中第一梯队的年龄相差不大，因此，要抓紧选拔50岁上下、特别是40岁上下的优秀干部，把第三梯队也建立起来。只要有了第二梯队，并且有了第三梯队，跟随“四人帮”的“三种人”就翻不了天。他指出：“这是党和国家的大计。老同志要自觉地、认真地、正确地选拔接班人，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主动地给他们让位，‘把他们扶上马，再送上一程’。”[3]（p.325）对这个意见，邓小平再次给予了呼应。他说：“陈云同志的讲话，不但谈了经济问题，还谈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干部队伍三个梯队的配备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讲得非常好。”[8]（p.1715）在邓陈的合力推动下，中国共产党比较好地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新老交替制度化的问题，使党保持了生机与活力，使国家的各项事业得以持续健康地发展。
鉴于那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陈云在大力推动干部年轻化的同时，也提醒大家，提拔的年轻干部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3]（p.301）对这一点，邓小平也表示非常赞成。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4]（p.400）
邓小平对陈云主张的支持，还表现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问题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时被选为新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和案件审理工作。就在中纪委用力纠正党内各种不正之风时，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又借对外开放、实行特殊政策之机，刮起了走私贩私之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不仅采取姑息态度，而且还参与进去，成为走私活动的保护伞。1982年初，陈云把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方走私活动猖獗的简报批给几位中央常委看，并在批示中写道：“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常委们看后都表示同意，邓小平在“并且登报”四字前面还加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5]（p.287）随后，中共中央书记处迅速开会，就此发出紧急通知；又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部署落实邓陈指示的工作。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邓小平在讨论这一决定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特别强调：“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8]（p.1723）到1983年4月，全国立案审查的有19万多件，涉及党员7万多人，开除党籍8500多人，追邀赃款赃物合计4亿多元，有力遏制了走私贩私、贪污盗窃、行贿受贿、投机诈骗等严重犯罪的歪风。在邓陈合力推动下，改革开放初期这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达到了预期目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给予陈云很大支持，同样，陈云对邓小平的重要主张也给予了积极配合。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我国南部接壤的某国实行反华、排华政策，甚至侵犯我国领土、毁坏我国村庄，杀害我国军民，并对邻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对此，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和向该国照会，表示强烈抗议和谴责。然而，该国却把这一切当成耳旁风，视我方软弱可欺。邓小平认为，对这种嚣张气焰，必须进行自卫反击。他指出：“如果我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都无所作为的话，只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1]（p.487）鉴于自卫反击的决策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他特别请陈云从多方面考虑一下利弊得失。陈云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可以下这个决心，并提出了有关作战方针的建议。[5]（p.236）中共中央遂于1979年2月14日发出关于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自卫反击战于2月17日开始，我国边防部队达到预定目的后，于3月5日撤离对方边境，16日全部撤回我国境内。这场战斗在地区、时间、规模上虽然极为有限，但对于保证我国在国家安全态势良好的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和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印度支那局势的好转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该国主动提出与我国恢复睦邻友好关系，从此，两国捐弃前嫌，不断增进友谊，重新成为了好邻居、好伙伴、好兄弟。
陈云给予邓小平密切配合的另一个例子，表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上。我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清理过去“左”的错误，引发了党内和社会上两股思潮：一股认为，党中央否定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另一股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要彻底否定。面对这两股思潮，邓小平提出要在适当时候，由党中央就新中国成立后的经验教训作一个决议，对那段历史作一个评价。他主张，起草这个决议，一方面，要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另一方面，要把这一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宜粗不宜细，核心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对邓小平的主张，陈云十分赞成。他对起草小组的人说：“小平同志提出《决议》宜粗不宜细，我是同意的。要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3]（pp.238-284）为了使《决议》能够充分体现邓小平的意图，他还提出建议，即在《决议》中增加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28年历史段落，说这样写，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3]（p.284）对于这个建议，邓小平十分赞赏，说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4]（pp.303，306）由于邓陈的密切配合，《决议》经过一年多的起草和4000多人的讨论，终于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获得通过，起到了使党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
关系之三：在分歧面前以改革开放大局为重
古今中外任何志同道合的政治家之间，都不可能完全没有分歧意见，问题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邓小平和陈云虽然都主张改革开放，但在一些问题上同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不承认有分歧，不是唯物主义；过分夸大这种分歧，甚至把他们的关系描绘成权力斗争，更有悖历史的真实。实际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们出现分歧时，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观点，要么彼此求大同存小异。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把维护党的团结和改革开放大业作为最高原则。
邓小平始终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全党全民都应当把现代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因此，在他第三次复出后，十分重视利用当时有利的国际条件，要求加快从国外引进设备和技术。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之前，他约谷牧谈话，听取出访欧洲国家的汇报，强调要“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1]（p.335）但是，当后来陈云提出，现在经济比例失调情况严重，要把各方面比例先调整好，再加快发展；不能只考虑从国外引进项目，还要考虑国内提供配套资金的能力；对外债要分析，真正的自由外汇很少；现在国际市场是买方市场，只要国际关系不出大变化，这个有利条件不会失掉等等意见之后，邓小平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问题是怎样善于利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4]（pp.198，199）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个问题，虽然保留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但从总体上是同意陈云意见的。
同样，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也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
例如，在经济特区问题上。陈云曾在1981年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当然，来料加工，合资经营，现在许多地方也在做，但不能再增加特区。……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3]（p.306）
1982年春节，他约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座谈，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3]（p.311）但是，当邓小平在1984年初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9]，并请他们向陈云汇报。陈云听后，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接着，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会议，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建议开放天津、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委托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的谷牧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再次明确表示，同意开放14个沿海城市，同时也指出：现在特区还没有“拳头”产品，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外资企业产品要有一定比例内销，但对有发展前途的国内工业应当保护；特区不要搞自己的货币，如果一定要搞，发行权一定要集中到中央。[8]（pp.1672-1677）显然，陈云在这件事情上总体上向邓小平的意见靠拢，但也保留了一些自己的观点。
再例如，在党员雇工问题上。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在个体私营者雇工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和陈云的意见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都主张看几年再说；不同的是，看待党员雇工问题的侧重点有一定差别。1982年底，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农村雇工限额问题发表意见，指出：“过去国务院规定最多不超过七个，现在实际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几个合适，还要看一看。但对这类问题，报纸上不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看一段时间以后再说比较稳当。”[5]（p.316）但1983年底，他在中央常委传阅《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送审稿时，看到上面有允许共产党员雇工的规定，感到不妥，随即批示：“雇工政策还可以再看几年，即使出一点问题也不可怕。”但“对党员雇工要慎重。党内对此存在不同意见，中纪委也有个意见准备报告书记处。因此，这个文件是否先不作规定，由书记处再讨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需要充分讨论。小平同志在八大党章报告上讲：‘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现在形势虽然比那时有很大发展，但对党员的基本要求还应当坚持。看这个问题的利弊，不仅要从现在看，而且要从若干年后来看”。为稳妥起见，他特意把这个批示先送给邓小平看，然后再送中央书记处。[8]（pp.1730-1731）邓小平看后，批示“中央书记处再议”。根据陈云的意见，文件在发出时，删去了有关允许党员雇工的规定，并明确要求对农村雇工要加强管理，认真调研，以便条件成熟时做出具体政策规定。[5]（p.344）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中纪委制定的《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中有关党员不准雇工的规定，认为雇工有多种情况，十分复杂，涉及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对党员雇工作出合理的规定。邓小平也对雇工问题表示了两点意见：其一，“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将来经济发展了，如果有了偏差，一个命令就可以收回来。”其二，“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要提倡党员搞合作生产，我们终归是要搞社会主义的。”[2]（p.964）
1985年底，有人在谈话中说到，农村党员干部在发展经济时，有的带领群众共同致富，有的带头个人致富，有的依仗特权谋私致富，雇工经营者得到上边特殊扶植，占用公有资源、大量贷款。邓小平听后表示，对第三种情况要控制，可以收累进税；并再次指出：“雇工，我说看两三年是必要的。”“有一个报告说，雇工经营出现是必然趋势，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如何纳入轨道。这个意见对。”[2]（pp.1096-1097）
198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个体经营者之外又提出了“私人企业”的概念，并明确私人企业雇工人数可以超过对个体经营者的限度。[10]此后，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
又例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陈云的一贯主张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尽管后来他同意关于计划经济为主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也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的提法，[3]（p.337注288）但仍然坚持“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3]（p.367）。而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一开始与陈云的主张一致，后来思想有了很大发展。1989年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9]（p.306）
1990年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9]（p.364）
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9]（p.367）直至1992年春天他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9]（p.373）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共十四大决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同时又指出，这种体制“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11]这期间，社会上出现了“邓陈不和”的议论，对此，陈云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作了澄清。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利用这个机会，在文章中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他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接着，他又由此引申到对经济建设中一些新事物的看法，说：“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3]（p.379）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在中国各大报纸上，起到了抑制有关他和邓小平关系问题上种种猜测的作用。
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可以说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陈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反复指出：“体制改革势在必行”[8]（p.1633）；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7]（pp.488，489）但在改革的步骤、方法上，陈云更强调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要‘摸着石头过河’”[3]（p.279）；邓小平则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9]（pp.265，372）过去有一种舆论，说邓小平是改革派，陈云是保守派。对此，邓小平在1987年同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舒尔茨谈话时，给予了间接批驳。他说：“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9]（p.209）他这番话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陈云十分尊重，非常重视他的意见；陈云也始终把邓小平视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每当中央发生政治上的困难，都坚定地站在他一边。1980年，陈云支持邓小平关于华国锋不宜再担任党中央主席，应由胡耀邦接替的意见。他说：“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我相信，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8]（p.1548）
1987年，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云约他来谈话，开头就讲：“我们国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领导人是小平同志。”[3]（p.360）
（略去230字）
陈云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能相互支持与配合，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的。他们青少年时代有着大致类似的经历：一个在资本主义影响比较深的上海当过学徒，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法国勤工俭学过，而且都在年纪很轻时便投身革命事业。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都对共产主义坚信不移。他们有着基本一致的风格：都坚持实事求是，处事公道，不搞小圈子。正因为如此，他们都不赞成延安整风中“左”的做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起揭发过高岗分裂党的阴谋，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所有这些，使他们之间建立了政治上的高度信任。
1956年，当中共七届七中全会酝酿八大选举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就提名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的问题，向全会介绍并高度评价了他们两位。他说陈云“是个好人”，“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住要点”；说邓小平“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12]
50年后，薄一波在《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一文中，又提到那次毛泽东向大家介绍陈云和邓小平时说过的另一段话：“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他随即写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13]我认为，无论毛泽东的评价还是薄一波的解释，都已为历史所证明。改革开放初期，有邓小平和陈云为国家合作撑舵，这是中国的幸运，中国共产党的幸运，中国人民的幸运。他们合作的成果，不仅为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对中国政治生活产生着深远影响，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