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历了半个世纪争论之后，西藏问题没有显现出任何可以看到光明的希望。迄今为止，这似乎只是中共与达赖喇嘛之间讨价还价的政治交易，在这场政治博弈过程中，中国与西藏的民众根本没有参与，尽管博弈的结局与他们有关，但是他们对这一切仍然十分漠然。
也许关注一下与西藏问题相关各方的地位与态度，那么可能会对西藏问题目前走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这里所说的各方有：中共、达赖喇嘛及流亡者、西藏普通民众、中国普通民众、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的人们。
中共作为这个政治棋局中的博弈一方，显然至今为止仍占据优势，这种优势来自于它对西藏统治的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和压力，但都只限于言论而非行动。中共仍能保持对局时的气定神闲，以不变应万变。若未来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共还会坚持这一态度和做法。即使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只要不危及政权安全，它能做出的让步也极其有限。
中共另一个优势是用经济手段加快西藏社会世俗化，并在物质层面满足普通民众，改善民生以获得支持。这一点目前对中共来说轻而易举。所以中共对西藏主权问题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基本微乎其微甚至不存在。今日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人民已经失去吸引力和控制力，中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狭隘而危险的民族主义价值观体系， 对西藏问题的任何让步都会导致这一体系的崩溃。
达赖喇嘛和流亡者就明显被动。力量对比使他们居于弱势，另外权力来源合法性问题，成为了他们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困扰和阻碍。除了缺少诸如西藏民众的明确态度，政权性质上的先天不足，宗教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宗教领袖能否成为政治领袖等问题，都与西方的主流价值判断大有差异。所以尽管近年来国际社会的支持大为增加，但还只是道德上的而缺少法律上的意义。
同时，由于西藏过去各个地区和教派的差异和矛盾，在流亡者内部也无法完全统一。卫藏、康区和安多三个地区的矛盾自古便存在，并未因流亡而导致团结。在国外长大的“少壮派”和从西藏出来的“元老派”之间也冲突不断。各个教派的利益冲突，本来就是西藏历史上内部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如果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权力合法性无法确定，将难以统一流亡者中各种政治势力。
最后的问题是流亡者们到现在还是依靠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支撑局面，而在与中共的对弈中缺少成熟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直到今天，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方式还是那么地凌乱，表面上看虽然热热闹闹，但却无法取得任何实质的进展。
中国和西藏的普通民众在历史上都不是政治民族，数千年来，他们都被统治者排斥在国家政治之外。他们对西藏问题的纷争，因为没有参与的权利而漠不关心。在中国，“人民”是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但它却仅仅是一个名义而找不到相对应的实体。统治者、反对者或者那些“民族精英”们都在滥用人民的名义，却从来没有征求过任何人民的意见。所谓人民意志成为政治工具， 而普通民众却被摒弃在所有的政治进程之外。
特别是在所有的国际政治中，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印度边境战争到与前苏联的边境军事冲突，中国的普通民众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打仗？战争什么时候开始？伤亡多少以及付出的军费开支。他们总是漠然地面对着这些不可预料的政治变化，唯一的反应就是在统治者的利用和安排下，被动进行一些带有民族主义情感色彩的集体活动。所有信息都来自官方宣传，他们并不关心西藏发生的一切。即使今天西藏成为许多普通民众谈论的热点并被许多人视为一生必游之地，也只是出于文化的因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
西藏的民众也是如此。以佛教的名义进行政治鼓动感召力有限。并且西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过，藏族民众从不具有国民和国家意识。
对于上世纪八十或九十年代出生的许多藏族年轻人，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的分离是一件十分正常而又合理的事情。而不容忽视的是，正是这些年轻人，构成西藏今天社会生活的主体并主宰西藏的未来。因为只有他们具有足够的精神和物质资源，来引导和影响其他特别是社会下层的人们。而达赖喇嘛和流亡者们无法争取和控制的就是青年，因为这一代人与那些在外面几十年的流亡者由于隔绝而没有了理解、亲近与同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