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83：上海丐帮盗窃古花瓶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3年09期
文：东方明
一、古花瓶不翼而飞
1961年3月8日，对于小学教员钟必鸣而言，这是一个多年后提起来还始终觉得烦心的日子。
钟必鸣一家四口居住在上海市卢湾区宁海西路，这条马路虽小，但在上海滩颇有点儿名气，旧时属于法租界范围，名唤“华格镍路”，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公馆(当时称为“杜家老宅”)就在这条马路上。而钟必鸣家跟杜公馆相隔不过数十米，算是杜月笙的邻居。跟杜月笙做邻居有点儿小好处：一是没有大盗小偷敢把这一带的住户作为作案对象；二是逢年过节杜公馆都会给每家送一份诸如时令食品之类的礼物。因此，旧时只要对人说起“我是住在华格镍路的”，人们就不敢小觑这人。据说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宁海西路的涉财案件发案率也是整个卢湾区最低的，而以前被杜月笙作为高邻对待的包括钟必鸣在内的那百来家住户，则一直没遭受过盗贼的光顾，可见黑道也是有一套潜规则的。
不过，3月8日这天，这个潜规则却被打破了。这天是星期三，当时上海滩的小学不知什么原因，经常无端放假，这个很被学生欢呼的举措同样也受到老师的欢迎。这天下午就是这样一个日子。钟必鸣于一点半回家，一切无异，大门上的“司必灵”锁完好无损，主卧室那口放着失窃古董的柜子上的永固牌铁挂锁也锁得好好的，如果不是因为钟必鸣见太阳很好想把柜子里的那十几册线装古籍拿出来晾一晾的话，还不会察觉家里已经被梁上君子光顾过了。
失窃的古董是一对北宋花瓶，高尺余，最大直径约四寸，精美绝伦，古朴高雅，即使不看瓶底明黄色的清官收藏标记，也知道不是俗物。这对老古董花瓶并非钟家的祖传之物，钟必鸣也并非对古玩收藏有特别的爱好，他与花瓶结缘，纯属偶然——
钟必鸣是上海本地人，出身平民家庭，老爸一生教书育人，先做私塾先生，后来又做了小学教师。老爸和钟必鸣都不曾有过子承父业的念头，所以钟必鸣在教会办的中学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渣打银行，从练习生做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已升为中级职员。渣打银行是英国开的，日本跟同盟国一宣战，英美法租界随即被日军占领，上海渣打银行无法正常营业，钟必鸣就改行到亲戚开的煤球厂做了几年会计。想当初钟必鸣也算是一介热血青年，对日寇侵略祖国奴役同胞深为痛恨，于是就和几个意气相投的青年相约悄然去了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正筹措组建远征军开赴东南亚打击日军，钟必鸣几个就去报名。人家一看他的履历——教会中学毕业、渣打银行职员，不禁大喜，这姓钟的小伙子英语肯定顶呱呱啊！一面试，果然！那就到远征军司令部做译员吧。
那对花瓶跟钟必鸣的这段经历有关。钟必鸣在远征军司令部做翻译工作，认识了一个名叫李新贵的上海浦东人。李比他大七八岁，名义上是远征军的少校参谋，其实是“军统”派往部队的特务。钟、李是同乡，脾气也相投，两人就成了朋友。后来战争结束，钟必鸣回上海成为中央银行的高级职员，全赖李新贵相帮。李新贵也回了上海，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担任侦缉大队督察官——自然也是“军统”派去的。之后，钟必鸣跟李新贵之间的来往就减少了。上海解放前一周的深夜，李新贵突然深夜造访钟家，拿来了这对花瓶，说他奉命要去南方，上峰命令下得仓促，手头没钱钞，来找老朋友打个饥荒，商借大洋二百，这对祖传的花瓶就作为抵押物。钟必鸣仗义，当即拿出大洋，却不肯收下抵押物。李新贵坚持留下了花瓶，临走时说他不久就会回来还钱取花瓶的。钟必鸣没有想到，他跟李新贵这一别就是永诀。
再次获得这个哥们儿的信息时，已是1949年底，那段时间上海滩的大街小巷时不时张贴市军管会的判决书，很多姓名都被朱笔涂拭，那意味着拥有这个名字的那位已经被处决了。有一天，钟必鸣在其供职的银行门口的墙上看见这么一张判决书，上面竟出现了李新贵的名字。开始还以为是同名同姓，可是待到一看籍贯、年龄以及曾任的伪职，果真是他认识的那个李新贵。再往卞看，才知道这家伙上海解放前夕压根儿没去南方，而是奉命潜伏，还担任了什么“国防部保密局江浙沪地下特别纵队”的副司令。这时，钟必鸣还没把李新贵用花瓶换大洋之事与其奉命潜伏联系起来想，当下看着这份布告微微摇头，感慨不已。
钟必鸣没有想到，他当初的“热血青年”不是白做的，上海解放后，因为曾在国民党远征军当过少尉译员，按照规定他也算是“反动军官”，被列入了内部控制人员的名单。当然，钟必鸣在远征军只是做翻译工作，政府也不难为他，公安局也好，供职的银行组织上也好，街道居委会也好，谁都没找过他。不过，人民银行是金融机构要地，钟必鸣这样的角色是不能久待的，所以在1953年就把他调到了区财政局。干吗呢？去食堂当会计吧。过了三年搞公私合营，又打发他到区饮食服务公司去干财务工作，再往后，越来越讲政治身份了，于是就把他调到区教育局去了。教育局给了他两个可供选择的岗位，一个是在局机关看大门，一个是去小学做数学老师。钟必鸣选择了后者，说我老爸也是教书的，子承父业也不错。
钟必鸣曾经是银行的高级职员，收入不菲，新中国成立后留在银行工作那几年，还是享受高级职员的工资待遇；后来，随着不断调动工作，工资待遇也每况愈下。“反右”时，老师队伍中清理出一些“右派”分子，钟必鸣夹着尾巴做人，幸免于难。不过，他看到那些“右派”分子的遭遇，不免胆战心惊，寻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瞧这势头，以后还不知又要搞什么运动，被弄成什么分子也难说啊，到那时经济状况势必一降再降，还是要未雨绸缪早做准备。想想家里也无甚值钱物件，只剩下李新贵抵押的那对花瓶(其时他还不知乃是北宋古董)，何不先估估价，以便心里有数，以后万一出事急需钱钞，也可以卖了应急。
钟必鸣不笨，没把一对花瓶都拿到文物商店去，只拿了一个。考虑到星期天人多眼杂，唯恐不测，特地选了个不排课的下午，佯称去医院看病，悄然去家里取了花瓶，前往文物商店估价。
接待钟必鸣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店员，看上去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估计已经出师起码六七个年头了。可是，钟必鸣把包裹打开后，他只看了一眼就撑不住场面了，马上从后面请出了一位年约六旬的“老法师”。“老法师”果然了得，竟然看出花瓶应该是一对，他开出的价格是：单个卖三千六百元，一对可卖八千元。
钟必鸣事先知道这花瓶可能值几个钱，却没想到竟然这么值钱。八千元是什么概念？当时上海滩一个青年艺徒的月薪只有十七元，一套老房子也不过两三千元就能买下！
花瓶原本是放在柜子里的，柜子里还放着十几册线装古籍，那是钟必鸣他老爸留下来的，钟必鸣把花瓶、古籍都没特别当回事儿，连锁也没挂一把。现在知道花瓶竟然这么值钱，那就不可大意了，回家后立刻去工会商店买了搭扣和铁锁，把柜子锁上。
这口柜子就变成了钟家的保险箱，被从客堂移到了钟必鸣夫妇的卧室，每年也就打开几次，‘除了主人不懂装懂地鉴赏花瓶，就是把那些古籍拿到外面去通风透气，以防生霉。今年以来，由于气候原因，钟必鸣还没进行过这一例行工作，今天打开柜子，才发现花瓶已经不翼而飞了。
钟必鸣大惊之下，立马奔龙门路派出所报案。本来，他是不想把花瓶的价值透露出去的，可是，那年头的居民谁家都拿得出个把老式花瓶，他怕光说“老花瓶”民警不予重视，于是就说了1958年曾把花瓶拿到文物商店去估价之事。民警一听那对花瓶竟然值八千元，相当于他二十几年的工资，立马报告所长蒋巍。蒋所长一听就瞪眼了，须知按那时的刑事立案标准，案值超过千元的就是大案了，钟家八千元的花瓶没了，这还了得？于是，蒋巍当即叫上户籍警和另外两个民警，风风火火直奔钟必鸣家。
一干人到了钟家，先听钟必鸣现场解说了情况，得知他回家时大门锁得好好的，主卧室的柜子也完好无损，于是怀疑主人或者妻子把花瓶放在家里的哪个旮旯忘记了，就让钟必鸣自己动手把卧室、客堂、厨房凡是放得下花瓶的家具都一一检查了一遍，可是，依然没见那对花瓶。蒋巍是个性格稳重、细致的老民警，当下还不敢确信花瓶是失窃的，又让户籍警小梁陪同钟必鸣去附近的一家里弄工厂借用电话，打给儿子、女儿就读的技校和初中，请对方把正在上课的那二位叫来接听电话，向子女分别问下来，都说没有动过花瓶。钟必鸣的妻子胡金萍是南市区沪剧团的演员，前天(星期一)到郊区青浦去演出了，这会儿无法联系上，按常理她是不会动花瓶的，后来了解下来果然如此。至此，蒋所长方才确信自己的管段内真的发生了一起盗窃大案，于是就向卢湾分局上报。
不多久，卢湾分局派出的刑警由刑警队队长洪初秋率领着赶来了。刑警勘查了现场，发现钟家大门上的司必灵锁和放花瓶的柜子上的挂锁均完好无损，可以进入室内的几个窗户也都关得严严实实，地面和天花板无破损痕迹，而柜子的铁挂锁和柜门上，也只有主人钟必鸣的指纹。本来，这些迹象会使刑警倾向于怀疑这可能是钟必鸣自己在作祟，不过，细心的洪初秋在主卧室的门槛上提取到小半个鞋印，与钟家四人所有的鞋子比对都不相符，于是，就认为不能排除有外人潜入钟家作案的可能。临末，洪初秋想想不放心，又让刑警把那口沉重的实木柜子从墙边拖到房间正中，翻过来检查底部，也未见撬过的痕迹。
二、排除内盗
当时，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是老红军出身的黄赤波，他给全市各分局的局长立了一个规矩：每天下午四点必须到市局参加由其亲自主持的碰头会，汇报当天各区的治安、民情等情况；市局如有上级文件、党委会议指示传达，也在会上进行。这样，这天的碰头会上卢湾分局局长自然要汇报这起案件。黄赤波一听，当即作出指示，让市局刑侦处派员参与侦查这起盗窃案。
当晚七时，以卢湾分局刑警队队长洪初秋为组长，由一名市局刑警、三名分局刑警组建的专案侦查组成立。专案组五人根据勘查现场时所获情况对案情进行了分析一
钟家现场门锁、柜锁、柜子以及所有窗户都完好无损，这说明案犯是使用钥匙打开大门潜入室内，再用钥匙打开柜锁盗窃了那对花瓶逃离现场的。如果案犯是用这种方式作的案，那么，其获取钥匙的途径只有通过钟必鸣。因为据钟必鸣陈述，柜子的钥匙只有他掌握，连他的妻子胡金萍都没有，至于十八岁的技校生儿子和十五岁的初二学生女儿，那更是甭想摸一摸的。钟必鸣告诉刑警，他因是外国银行职员出身，所以对于钥匙的保管具有一种职业性的谨慎，不管白天黑夜，都是牢牢地拴在腰间或脖颈上的，即使使用时也从不取下来，因此，很难想象案犯怎么能获取钥匙的印模。当然，刑警考虑这个问题时更客观更现实些，他们想到了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妻子、儿女，这三人中如果有人想获取柜锁钥匙(大门钥匙三人都有)印模的话，不管钟必鸣防范得多么严密，总还是找得到机会的。
还有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钟必鸣出于某种原因，自己处置了花瓶，然后佯称花瓶失窃。这种可能性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据钟必鸣陈述，上周六晚上妻子在房间里做针线活儿时把一个线团掉落到柜子底下去了，他让妻子、儿子搭一把手把柜子挪开，放下时儿子的动作重了一点儿，他担心花瓶受损，曾打开柜门查看，花瓶还完好无损地放在里面。这就是说，花瓶失窃的时间应是上周六(3月4日)晚上七点到3月8日下午两点之间。这为调查划定了一个时间框框。
刑警在勘查现场时在主卧室的门槛上发现的那小半枚鞋印，已被刑技人员用化学方法予以显示后拍摄了照片。此刻，专案组几位轮流观察了这张还算清晰的照片。钟家所有的鞋子跟这个痕迹都不相符，有可能是案犯潜入现场作案时留下的；钟家的地板上之所以没有发现鞋印，估计是被案犯擦掉了。毕竟这是大白天在市中心地段作案，能够想到并实施销毁痕迹，这一点足以说明案犯并非新手上路。只不过案犯的心理素质似乎还欠一把火，慌乱中把门槛上那小半枚鞋印给遗漏了。这小半枚鞋印，此刻还看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只能说案犯潜入现场时脚上所穿的是一双鞋底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的旧布鞋，勉强看清手工纳鞋底的纹路。
刑警还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据钟必鸣所说，那对花瓶每个高约尺许，直径四寸左右，案犯得手后把这样一对花瓶带离现场时，不管使用什么外包装，拿在手里都应该是比较引人注目的。钟家所在的这个地段，马路上应该日夜有人的，况且还有邻居以及商店，不远处就是居委会，不时有人进进出出，因此一般说来十有八九应该是有人看到过那一幕的。
根据以上分析的情况，专案组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案进行调查：一、指派专人前往距市区四十公里外的青浦县城，向钟必鸣的妻子胡金萍调查与花瓶相关的所有情况，以判断钟必鸣在这个问题上的陈述内容是否属实；二、向钟必鸣供职的学校进行调查，内容是钟必鸣平时的嗜好、经济有否异常情况，等等；三、去钟家子女就读的技校、中学，通过校方悄然了解相关情况；四、走访钟家所在的宁海西路上的住户、商家，调查3月4日晚上七点到3月8日下午两点这段时间里是否有人看到过可疑人物出现。
次日，五名刑警分头对上述四个方向进行了调查。下午四点多，专案组在卢湾分局驻地碰头，汇总调查结果如下——
刑警诸葛力独赴青浦，向正在县城演出的卢湾区沪剧团演员胡金萍作了调查。胡听说家里遭窃，而且失窃的是那对花瓶，震惊之下，愣怔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泪如雨下，喃喃道： “这是……我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啊！”诸葛力问大概值多少钱，她答称三年前老钟曾去文物商店估过价，听说可卖八千元哩！诸葛力等她稍稍平静后，询问了关于钥匙以及周六晚上到周一上午出门赴青浦的时段里她身处何地、干了些什么事儿等问题，她的回答与钟必鸣所说的相符。诸葛力又向剧团副团长了解了胡金萍自周一上午随团离沪赴青浦至今的过程，以及她平时在剧团的表现，最终排除了胡涉案的可能性。
刑警张小勋分工前往钟必鸣供职的学校了解相关情况，他向校长、教导主任以及几位跟钟必鸣接触比较多的老师分别了解下来，得知钟必鸣因自己的“历史问题”，在学校一直很识相——不谈政治，不议时事，不与其他老师建立超出同事范围的关系，更别说玩什么婚外恋、一夜情了，始终夹着尾巴保持低调。钟必鸣的经济状况在同事当中算是中等偏上，因为他们夫妻俩都有工作，收入尚可且只有两个孩子，没听说过他有超常消费、炫富摆阔之举。至于说个人嗜好，只听说他有时喜欢喝点儿酒。至于是否对收藏有兴趣以及家里藏有一对花瓶’的问题，校长特地逐个询问了全校老师，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关于3月4日到8日他在干些什么，学校方面只能确定周一、周二全天和周三至下午一点多的这段时间钟必鸣是待在学校，其他时间就不清楚了。
第三路——对钟家子女的调查，由刑警姜天明负责。钟必鸣的儿子钟良这年十八岁，就读于江南造船厂技校；女儿钟敏十五岁，在卢湾区第二初级中学读书。姜天明分别去了这两所学校，走访了两人的老师、部分同学以及钟良、钟敏本人，了解到他们知道家里有那么一对古代花瓶，但是，父母可能出于安全的考虑故意对子女隐瞒花瓶的价值，所以兄妹俩只知道花瓶失窃，并不清楚花瓶价值八千元人民币。姜天明还了解到，他们的父亲确实对柜锁钥匙控制得很严，一如钟必鸣自己所说的，连睡觉、洗澡都是不肯离身的。至于兄妹俩日常的“轧淘”(沪语，意即交友)情况，老师和同学都反映一切正常，交往的都是校内班内的同学。那么，3月4日到8日这段时间呢？青少年记性好，两人不但把自己这个时段里的情况都一五一十说得清清楚楚，甚至说了父母的情况。钟良还说到周六晚上母亲唤他去主卧室帮爸爸抬那口柜子以拾取线团的情节，他证实父亲确实埋怨过他“手脚太重”，担心震碎了花瓶，因此当时就打开柜子拿出花瓶检查了一番。
专案组组长洪初秋和市局刑警伍博两人负责对钟家邻居以及宁海西路上的商家住户进行走访，旨在了解3月4日到8日这段时间内是否有群众看见有人携带符合赃物体积的物件出现在宁海西路上。两人整整折腾了一天，接触的受访人足有一百几十个，可是，竟然没有任何人看到过可疑迹象。
晚饭后，专案组继续开会讨论如何开展下一步的侦查工作。白天的调查虽然未能查摸到什么线索，可是却排除了之前对钟家内部涉案的怀疑。现在，就可以从外部情况予以考虑了。目前的外部情况切入点有两个：一是鞋印，二是钥匙。大家议下来，认为鞋印虽然看得见，可是作为线索来说却有些难度，因此还是先从钥匙着手比较靠谱。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既然排除了钟必鸣自己涉案的可能性，那他所说的关于柜子钥匙的说法也应该是没问题的。而从钟必鸣平时一以贯之的那份似已融入血液中的细心来看，案犯得到钥匙的途径可能有两个：利用某种机会从花瓶主人钟必鸣那里拓取了钥匙印模，或是根本未从钟必鸣处下手，而是使用了类似万能钥匙之类的开锁工具。
刑警认为，不论案犯的行为属于上述两种可能中的哪一种，他都躲不过一道坎儿——锁匠！
拓取了印模得配钥匙，得去找锁匠解决。哪怕这厮自己是“外国铜匠”(沪上当时沿用旧时对钳工的称谓)出身，想自己躲在家里解决，工具容易获得，去商店买一套什锦锉就是了，可钥匙坯却是属于特种行业专用材料受到控制的，只有持有特种行业经营许可证的职业锁匠才可以凭证去购买，但也得登记。
至于用万能钥匙开锁，那也只有锁匠或者曾经做过锁匠的人才具备实现的条件，刑警只要走访全市各区的锁匠，相信他们中会有人知道些许蛛丝马迹的——比如哪个以前曾做过锁匠的师傅改行了，其他锁匠也肯定知晓。而且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也有登记，从事特种行业的人员在公安局都有一份类似档案的材料，如果谁改行了，就得向公安局申请注销，由经办民警在材料上注明此人何时改行，改的是什么行业，供职于哪个单位，等等。
因此，专案组决定直接把侦查触角伸向锁匠行业。这是一项工作量比较大的调查，因为全市十区的每个区都有至少五十个修锁配钥匙的小店铺和摊头，加起来就有五百处以上，专案组五个刑警分头走访，算下来，这项工作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
三、又现盗案
这样，从次日开始，专案组就做起了走访锁匠的工作，一天下来，到晚上九点钟返回卢湾分局专案组驻地碰头，大家已是疲惫不堪。那当儿正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伙食方面别说营养了，连基本的粮食定量都保证不了。因此，众人只能饿着肚子汇总当天的调查情况。五个人都未获得任何线索，洪初秋说，那就明天接着干，眼前只有这条路还有希望走得通。
可是，次日这项活儿却没做成，因为当晚卢湾区又发生了一起针对民间收藏的盗窃案。这起盗案和钟宅花瓶失窃案相比，就更悬了——竟然是趁主人晚上在家睡觉时悄然潜入屋里，把卧室内的橱柜箱子一一打开，将值钱的古董给窃走了！
1960年4月，上海市人委（即市政府）批准对卢湾区各街道的调整方案，其中有一个嵩山合肥街道，管辖范围有淡水路、金陵中路、金陵西路、嵩山路、太仓路、顺昌路、自忠路、黄陂南路、合肥路。该街道下辖的合肥路上有一处独门独户的小院落，住着一户居民，男主人名叫曾国昌，四十岁，是南京路上的老字号“盛锡福帽店”的店员，近期因患肝炎病休在家，其妻王秀珍是妇产医院的药剂师。两人结婚多年，未曾生育，领养了一个儿子，是小学五年级学生。同住的还有曾国昌年近七旬的老母亲。曾家祖上有人做过四品官，想来当年也是书香门第，只是后来家道败落，到曾国昌老爸去世时留给儿子的，也就是这个旧宅子和两幅古画。这两幅古画的作者分别是元代书画大师赵子昂、明代著名画家唐寅。曾家没像钟必鸣那样拿到文物商店去估价，但曾国昌听老爸说起过，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抗战前曾有人欲以三千大洋收购其中的一幅，遭到拒绝。因此，想来价值不菲。昨晚曾家被窃的就是这两幅古画。
曾家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走进院门，是一个被上海人唤作“天井”的小院子，往里就是一幢上下各两间的小楼，楼下一是客堂，一是厨房，楼上则分别是曾国昌夫妇和曾母的卧室。那年代基本没有什么夜生活，有条件的人家晚上也不过打开收音机听一档喜爱的节目就是了，所以睡得都比较早。昨晚，曾家四口八点不到就睡了。睡得早，醒得也早，今天早晨曾国昌起来时天色不过微明。他在院子里打了一会儿太极拳，生了煤炉，烧开一壶水沏了茶正要喝时，母亲起床下楼了。曾家规矩大，曾国昌立刻起身向老妈请安问候。母亲跟儿子聊了几句，说到昨晚睡着睡着好像听见房间前面的通道上有轻微的脚步声，问儿子晚上是否出过房间。曾国昌说没有嘛，我睡得好好的，秀珍也睡得蛮好，应该没有出过房间。正说着，王秀珍也下楼来了，曾国昌一说这事，她摇头说自己没有出过房间。王秀珍是药剂师，由于职业原因，行事一向细心谨慎，当下就说别真有小偷溜进来过，我去楼上看看，言毕转身上楼。
也就不过一分钟，楼上房间里传出王秀珍的惊叫声。曾国昌连忙三步并作两步奔上楼去，王秀珍已经在房间门口跳脚了，说放在大橱里的那两幅画被偷走了！
曾家立刻向嵩山路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已经知道3月8日宁海西路钟必鸣失窃一对古花瓶的案子，当下便怀疑这是同一伙案犯作的案。于是，立刻派员前往曾家保护现场，然后急往卢湾分局打电话报告。分局这边接报后也认为该案跟前天发生的钟宅失窃案可能有关，遂通报专案组。专案组长洪初秋担任着分局刑警队队长之职，原就有调派刑警前往勘查现场之责，当下一听，便率领全组刑警前往合肥路勘查。
一干刑警勘查下来，发现曾家的失窃现场竞跟钟家如出一辙。案犯也是用钥匙或者类似万能钥匙之类的开锁工具打开了曾家的院门、屋门和卧室门这三道锁，脱下鞋子赤脚进入卧室——地板上留下了清晰的脚印，此举估计是为保证走路不发出响动，以免曾国昌夫妇被惊醒。然后，案犯先打开了五斗橱一侧的橱门，稍作翻检，未见藏有财物，没动其他物品，把橱门掩上后又打开了一人多高的大橱橱门。在大橱中，案犯发现了那两幅古域，于是下手行窃，又把橱门掩上。可能这时隔壁房间的曾母在似醒非醒的蒙陇状态中听到动静，下意识地发出了梦呓声或咳嗽声，案犯担心惊醒了这边床上正熟睡着的曾国昌夫妇，于是赶紧逃离现场，这样，就没能如在钟家作案那样来得及把自己留在现场的脚印擦拭掉。
案犯留下的光脚脚印，其尺寸换算成鞋码应是三十九号，这与钟宅现场主卧室门槛上留下的那小半枚布鞋鞋印的局部尺寸是一致的。刑警根据上述迹象，初步认定钟、曾两家的盗窃大案系同一案犯所作。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接到卢湾区再次发生盗窃大案的报告后，立刻对市局刑侦处副处长孔同钧下达指令： “你去卢湾，担任专案组组长，给你十天时间，把这两起案子拿下！”
当时，上海全市公安系统都知道黄赤波是个极为严厉的领导，所以背后唤其“黄老虎”。现在，孔同钧面对着“黄老虎”声色俱厉的严令，自无二活，出了局长室连自己办公室都没去，立刻就奔卢湾分局。
孔同钧是个老公安。他是1940年参加新四军的，之前做过小学老师，参加革命后从事敌工工作。和黄赤波一样，他也是一个丁作起来不要命的干部。这时他肝炎刚愈，医生叮嘱还得注意不要劳累，但领受这个使命后也就顾不上了，一到分局先去局长室，那里已经接到市局通知，几个领导见他过去，脸上都显出一副如释重负的神情，说老孔你来就好了，这两个案子就拜托你了，需要什么只管吭声，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孔同钧立刻召集专案组宣布黄赤波的指令。
这样，专案组原组长洪初秋就退到了副组长位置，其余四名刑警不动。洪初秋向孔同钧汇报了两起案件的情况，还对从上午勘查曾宅现场后到此刻(下午一点)开展的工作作了说明一
他们访查了合肥路上曾宅附近的群众，有一个在杨浦区国棉十二厂工作的保全工小许因抢修机器下班晚了些，骑着自行车回到合肥路家门前时，正好传来了外滩海关大钟的三下钟声，正是凌晨三时。就在他拿出钥匙开门时，马路上自东向西来了一辆自行车，速度奇快，一闪而过，他只来得及看清那骑车人头戴蓝色长舌工作帽、身穿黑色衣服，连脸容也没看清，自行车的三角架上绑着一卷圆柱状东西，好像是用报纸包卷着的。刑警随即去问失主曾国昌，得知他家是订阅《解放日报》的，让他检查一下阅读过留下的报纸，发现果然少了这两天的。由此，刑警就有理由认为小许遇见的那个把自行车骑得飞快的家伙就是案犯。转回去再向小许了解，想将其无意间留在脑海中但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其余印象启发出来，比如那个家伙的脸容、年龄等，最好是那辆自行车的牌照号码，哪怕仅仅是末尾的几个数字也行。可是，无论怎么启发，小许也没能再回忆起什么内容来。
孔同钧听后想了想，说咱们把这些情况议议后再说吧，先分析，后讨论，看下一步应该从什么方向进行侦查。一干刑警议来议去，最后还是认为应该把调查重点放在案犯的开锁方式上，这个之前洪初秋等人已经研究过了，并且定出了调查方向，还对人员进行了分工安排，只是由于今天上午合肥路这边又发生了盗案而临时搁置了。于是，专案组就决定继续此项调查。
前面说过，对全市锁匠逐个询问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分析下来，主要原因是时间花费在交通上，刑警调查时，路程近的骑车，路程远的就乘坐公交车。上海滩这么大，每个刑警分工跑两个区，所耗时间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孔同钧就向市局、分局各借了一辆摩托车。专案组诸刑警谁也不会驾驶摩托，所以他要求随车还得配备一个驾驶员。于是重新作了分工，把几个较远的区分给了乘摩托车的刑警去调查。
即便如此，这项调查工作也颇费时，从3月10日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3月12日下午五点才结束。结果怎样呢？很遗憾，刑警走访了全市三百七十九名锁匠，包括已经不再进行修锁配钥匙营业的，一个个了解下来，谁也没有擅自出售过钥匙坯子，也没有向他人传授过开锁技艺、出售或者借出过具有万能钥匙功能的锁匠专用开锁工具。
这下，专案组长孔同钧傻眼了。黄赤波局长给的十天期限，已经两天多过去了，眼下却是八字还没一撇！往下该怎么办？这个，孔同钧说不清楚，专案组其他刑警更没底了。
专案组刑警不知道的是，此刻，有一个老百姓却隐隐约约觉得自己对于这两起案件的作案人大致是有个数的。
四、小锁匠的奇遇
这位兄弟是供职于十六铺蔬菜果品批发公司的一个青工，名叫彭唯富。
彭唯富的老爸旧时原是英国人开的锁厂里的技工师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的英美法租界全给日军占领了，锁厂老板也就把厂给关了。老彭领到了一笔遣散费，自己开了一家修锁配钥匙的小铺子，比摊头大不了多少，是一个老彭自己设计制作的只有四五平方米大的铁皮棚子。当时，彭唯富不过两三岁。上海解放后，老彭的状况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在1950年把铁皮棚子搬了个地方，从中央商场搬到了十六铺。
老彭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那时大儿子、二女儿在读小学，因为穷，十岁的小儿子彭唯富和六岁的小女儿虽已到了上学年龄，但因交不起学费没去上学。女儿跟着妈妈在家里拆纱头(即替废品商把针织厂的边角纱料拆成棉纱，称为回丝，出售给工厂用于擦拭机器油污)，彭唯富呢，就给老爸跑腿，专给客户送配好的钥匙，兼给老爸买烟买点心去老虎灶打开水什么的，空闲时老彭也教他一些修锁配钥匙的技术。过了两年，劳动人民的生活有所好转，彭唯富和妹妹都能上学了。但他对老爸那一行比较感兴趣，每天放学后以及星期天都必去老爸那里，暑假寒假更是整天泡在铁皮棚子里。渐渐，彭唯富不但能够独立修锁配钥匙，甚至还能上门给客户开锁，当然，那必须是有老彭跟着的，否则就是违规营业(那时政府已经把锁匠行业列入特种行业，经营者必须经审查合格方能发给许可证)，是要被吊销执照的。因此，彭唯富到1957年小学毕业时，已是一个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锁匠了，只不过因为政府对于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发放卡得很严，所以没法获取执照独立营业。
彭唯富原打算就这样跟着老爸}昆下去了，混到哪天可以领取执照后自己独立门户摆一个锁匠摊头，或者哪天老爸不干了把执照留给他干下去。可是，第二年国家搞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上海滩掀起了一股大办工业商业之风，大幅度招工。于是彭唯富就有了一份正式工作，进了十六铺蔬菜果品批发公司当了一名徒工。
本案发生时，彭唯富再过四个月学徒期就满了，满师后他的月薪可以从二十二元涨到三十六元，这是他期盼许久的事儿。这时的彭家，情况不容乐观。首先是老彭于一年前突发脑溢血，虽然保住了性命，可是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老彭的职业身份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个体户，不享受劳保，所以医药赞什么的都得自己掏，为此，彭家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了。老彭瘫痪后，没法儿出摊了，等于失业，而这时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三面红旗”也不谈了，许多项目都下马了，老彭的妻子周婶干了多年的拆纱头营生也没了，全家的生活靠在铁路局工作的列车员儿子和在长航客轮上当服务员的二女儿以及彭唯富三人的工资支撑。三人的收入加起来也不过百来元，要负担一家六口的开销，以及老彭的医药费，其窘况是可想而知的。
老彭手艺高超，心眼也称得上玲珑剔透，可是他的妻子周婶的智力却平平，而且性格上颇有些大大咧咧，所以早在组建家庭伊始，老彭就不让她过问家庭财务，免得越过问越糟糕。待到老彭中风瘫痪后，按说财务工作应该由大儿子或者二女儿掌管，可是这二位一月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火车、轮船上过的，想管也管不周全，于是哥哥姐姐商量下来，决定让彭唯富掌管财务，兼管家政。彭唯富乐意挑起这副担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百业萧条，几无娱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为家里做点儿事儿也好。
不料，两个多月前，即1960年12月30日那天，彭唯富却因为挑这副担子闯了个大祸——他被扒手扒窃了钱包。钱包里的东西，如今晒出来，根本不值一提，可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却可以要人性命！什么东西呢？人民币二十元—一接近彭唯富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这倒还不至于要人性命，钞票短缺，可以向别人商借，问题是那些票券。前面说过，彭家的大儿子、二女儿是列车员和客轮服务员，.一个月中至少有二十天时间是在外面过的，因此，这二位每次上班时都得带上钞票、粮票，以购买火车、轮船员工食堂里使用的饭票、菜票。所以，每个月的月底，彭唯富要负责去粮店把哥哥姐姐下个月上班时用的粮票取出来放在家里，以便两人随时可以取用。那天是星期五，正是彭唯富的休息日，于是，他先去了粮站，用购粮证领了四十五斤粮票，然后，他又去了街道，用户口本、购粮证领了彭家六口1961年全年的布票六丈、针织品券六十张、棉花券、专用券(用于购买国家配给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煤球炉、火油炉、拖把、热水瓶、杯子等物)以及副食品券(用以购买配给猪肉、鱼、蛋的凭证)、食盐券、糖券、蔬菜券、糖果券、糕点券、肥皂券、毛巾券、火柴券等多种票券，反正那年头基本上只要是商品，就得凭票凭证凭券加上钞票方可购买。
彭唯富领了这些票券回家的路上经过菜场时，看见排着长长的队，一问，是在卖比手指头稍粗的山芋，倒是不用凭票券的，不过每人只可购买两斤。彭唯富一听，立刻排进了队伍。排了将近两个小时后，终于轮到他了，谢天谢地山芋还没卖完！可是，当营业员给他称了两斤，他伸手往衣袋里掏钱的时候，却摸了个空，左侧口袋里的钱包不翼而飞，右侧口袋里的户口本、购粮证倒还在。
失窃的东西中，最紧要的是那四十五斤粮票和六个人一年的副食品券。其他票券包括布票在内，咬咬牙都还能豁得出去大不了一年不用，即使没了食盐票，还可以跟左邻右舍商量，东讨一小勺，西求一丁点儿，自家再少吃些，差不多也可以过去了。粮票和副食品券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天必须吃饭，以及摄入少量的蛋白质，这是赖以活命的根本，而政府的配额已经是最少的限量了，人人都吃不饱，别人既没法儿给你省一点儿出来，你自己也没法儿向人家开口要求施舍。当时上海滩每月都有人因丢失或者被窃了粮票、油票、副食品券无法生活下去而自杀的。
当下，彭唯富站在菜场里，傻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急得六神无主，欲哭无泪。有人劝他去派出所报案，他连派出所该往哪个方向走都弄不清楚了。终于到了派出所，接待民警很同情他，不过，民警坦率地对彭唯富说，像你这样的情况，作为—个案子来调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你失窃的钞票金额还没达到立案标准，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这损失十有八九是没法儿追回的。其实，别说没达到立案标准，就是达到了，除非当场抓获扒手，立刻搜出赃物，否则事后破获的话，钞票、粮票等肯定已经给处理掉了，那么紧俏的东西，哪个扒手会留过夜呢？
彭唯富走出派出所大门时，虽然太阳高照明晃晃地耀人眼目，他却觉得天像是阴沉得要塌下来似的。他不知往下应该怎么办，意识中只有一点很明确——不想回家。于是信步往外滩方向慢慢走去。走过三条横马路，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彭唯富以为遇上了熟人，回头~看，却是一张陌生脸孔。那是一个跟他年岁差不多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手里还提着一根打狗棍。彭唯富以为对方要行乞，便不耐烦地说：“没有！去！去！”
那乞丐却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纸裹着的烧饼，递过来说： “这位小哥您还没吃午饭吧，已经十二点多了，把这个烧饼吃了吧。”
彭唯富闻到烧饼的香味，肚子顿时“咕咕”作响。他接过烧饼，狼吞虎咽地送进肚子后，方才想起应该谢谢对方。两人站在路边人行道上聊了起来，彭唯富愁眉苦脸地把自己失窃的遭遇说了，说过后又有些后悔，寻思跟一个叫花子说这有什么用呢？连派出所民警都说追回赃物的希望不大。
可是，好运竟然让彭唯富碰上了。那个自称“小曹”的乞丐听了他的遭遇后，一脸同情地说： “这件事，老吴可以帮你一把。”
接待彭唯富的那个派出所民警正是姓吴，彭唯富以为这乞丐说的是他，就摇头说派出所吴同志对我说过，追回赃物的希望不大。小曹说我说的不是警察，是我认识的一个大哥，他也是叫花子，不过是叫花子头儿，这一带的几十个叫花子都听他的。要不要我带你去问问老吴，请他帮你打听打听是哪个扒手冲你下的手？彭唯富一听，眼前豁然一亮。以他的年龄，小时候是在旧社会过的，记忆中还留下了些许国民党警察有时破案要找叫花子提供线索的一些传闻，眼前这乞丐所说的老吴难道也有这份神通？不是说新社会人民警察破案靠人民群众吗？怎么叫花子会知道谁扒了他的钱包？转念一想也就豁然了——叫花子不也是群众吗？于是就向小曹表示感谢，请其引见。
民国时，上海是全国乞丐最多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曾把二十万乞丐和游民(指没有上海户籍，以打短工谋生的人)及其家属遣返苏北、安徽等地，由当地政府分配土地参加生产。不过，此举并未根除行乞，一些上海本地的乞丐继续存在，上述被遣返的乞丐也有一些人重回上海继续行乞。到了1953年，国家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后，那些外地乞丐由于没有粮食配给，政府又不断予以收容教养，遂作鸟兽散。但到了1958年“大跃进”特别是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后，外地乞丐卷土重来，而政府由于财力、粮食、副食品供应的限制，无法开展有效的收容、遣返和教养措施，上海滩街头的乞丐再次泛滥。这些以江苏北部和安徽籍为主的乞丐，成伙结帮，占据地盘。老吴（后来知道其真名叫冯挺栓)则是卢湾区一带安徽帮乞丐的头领。
彭唯富乍见老吴，不由得暗吃一惊。这人四十来岁，竟是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白净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穿一件六七成新的蓝卡其布中山装，说一口带淮北口音的普通话。这样的乞丐，彭唯富还真没看到过哩。后来，他听说老吴原来是家乡那边的乡村小学老师，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把村民给饿死了不少，人们纷纷逃荒，小学也就办不下去了，稍后，老师也都背井离乡要饭去了，老吴就来到了上海。别看老吴文质彬彬，却是会拳术的，到了上海滩看中了十六铺这块宝地，纠集了若干同乡，三下五除二就把原先称王称霸的苏北帮赶跑了，自己坐上了丐帮帮主的位置。
当下，小曹向老吴说了彭唯富的情况，彭唯富这时对这伙乞丐还无信心，权且死马当活马医，于是待小曹说完就带着哭腔向老吴求告“帮忙”。老吴稍一沉吟，轻声道： “听说宁海西路那一带原是杜月笙的老家所在地，旧社会时就没人敢在那里作案，如今哪里冒出如此胆大妄为之徒，竟敢破道上公认的规矩？这位兄弟你贵姓……哦，彭老弟，这件事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龙门街道一带的乞丐以安徽人为主，我也认识几个，可以去问问究竟是哪个扒手下的手，回头有消息我让小曹告诉你就是了。你住哪里？跟小曹说一下。’
彭唯富虽然没在道儿上混过，可是他从小跟着老爸在街头出摊儿，耳濡目染，在同龄人里还算是有点儿社会经验的。当下他就表示，如果老吴大哥能相帮把东西找回来，我愿意分一些给您。老吴笑道，这倒没有必要，不过我看你老弟这副脸相，是个实在人，以后我们交个朋友吧。
彭唯富回家后，本也没抱多大希望。哪知老吴竟是靠谱的。次日中午，小曹和老吴到彭唯富供职的单位来了，老吴还是昨天那副知识分子装束，小曹换上了虽然打着补丁但还算干净的衣衫。小曹把彭唯富叫到单位门口，老吴把一件东西送过来： “老弟，是这个钱包吗？”见彭唯富只顾激动地点头，又让他点一下看短缺了什么没有。彭唯富匆匆检点，竟然一样不少，遂把那四十五斤粮票和副食品券拿出来，其余的钞票、票券全部送给对方。可是，老吴坚决不受，说老弟我们交个朋友就是，其他完全没有必要。
之后，双方没有联系过。彭唯富原以为事情就到此结束了，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月，大年初四那天下午，老吴不知怎么知道他在单位值班，忽然出现在他面前，拿来了一篮子花生、十斤黄豆，说是家乡的土产，给他父母拜年，不成敬意。这两件礼物如今算不得什么，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就异常珍贵了，彭唯富向对方谢了又谢。
可是，也正因为老吴送来的这份礼物，让虽然年轻但毕竟具备些社会经验的彭唯富产生了怀疑，他回顾自己从失窃到遇到小曹，再到老吴找回钱包又给他送礼的整个过程，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寻思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可是，想来想去又觉得自己并无什么值得利用的价值，最后也就不去想了。不过，他没敢把老吴送的礼物向家人道明真相(之前失窃钱包他也没说)，那些礼物他分了一半给当天一起值班的同事，另一半拿回家说是同事送的。
次日下午，小曹来了，说老吴生病了，有点儿发烧，问彭唯富是否可以搞点儿退烧药。彭唯富立刻向会计室拿了张特约单(当时沪上职工去医院看病的凭证，持单者看病、取药、手术、住院都不掏分文，连挂号费也不必支付)，拉着小曹直奔十六铺医院，按照老吴的病症配了一些药，然后和小曹一起去看望老吴。
这是彭唯富第二次去老吴他们的住所，那是位于距十六铺不远的董家渡偏僻处的一座破庙，“大跃进”时曾被改造为一个街道工厂的车间，后来工厂关门，场所空置，就给乞丐占据了。破庙的所有权尚未明确，所以街道和房管所都不管。彭唯富过去一看，老吴确实在发烧，脸面绯红，手也发烫，不过精神看上去还好。
老吴跟彭唯富聊着，说有件事儿想请他帮忙。彭唯富报恩心切，也不问老吴要办什么事儿，不假思索立刻一口答应。老吴要彭唯富帮什么忙呢？他说小曹是他的嫡亲外甥，另外还有一个外侄小郑也跟着他。眼下是饥荒日子，行乞乃万般无奈迫不得已之举，国家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到时候他自然仍回家乡教书，小曹、小郑呢，原本是种地的，现在来大上海开了眼界，再回去背朝青天脸向黄土只怕就没了那份兴趣，所以他想让他们学一点儿手艺。上次听老弟说你出身锁匠家庭，自小就跟着你家老爷子出摊儿修锁配钥匙，不知是否可以收小曹、小郑为徒，传授一点儿技艺给他们，不久他们回乡后就能混口饭吃了。
老吴一脸真诚，彭唯富不由得不信，再说事先已经一口答应肯帮忙的，当下自是点头。乡下人规矩大，老吴立刻唤过小曹、小郑磕头拜师。
这天是2月18日，双方约定从次日起由彭唯富利用业余时间去庙里向两个徒弟传授锁匠基本技术。彭唯富在蔬果公司上三班，有比较多的业余时间。每次他去庙里时，如果那里还有其他乞丐在场，老吴只消使个眼色一歪嘴，那些乞丐不论是老是少，都会立刻悄然离开，即使晚上也不例外。老吴自己有时也出去溜达，只留下小曹、小郑两个听彭唯富讲解、演示锁匠技艺。彭唯富不论哪个时段过去，都能获得一顿招待餐，或是生煎馒头、大饼、油条，或是馄饨、汤圆，也有炒面、炒年糕，都是老吴派人去附近点心店铺或者饭馆排队买回来的，其花费的钞票、粮票则是他手下的乞丐行乞所得。这种待遇只有彭唯富一个人享有，他的两个徒弟是不能享受的。
寻常的修锁配钥匙其实并不难，一般有正常智商和动手能力的人都能在几天内学会，当然运用得是否熟练，那就要看各人的实践了。那么，这~行的难度在哪里呢？在开锁工具。别说当时了，就是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一说到开锁工具，只怕人们还是一头雾水。而开锁工具的制作有三个难度：一是不知道式样，二是很难获得相应的材料，三是缺乏制作该工具的专用设备。而这对于彭唯富来说，并不构成困难，因为他老爸是老锁匠，不但自己有这套工具，当初准备让小儿子接班时还未雨绸缪给彭唯富备下了一套。之所以说他未雨绸缪，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老彭见政府把锁匠一行列入特种行业，就意识到今后会对开锁工具进行严格控制，于是趁这种控制尚未开始时，立刻增配了一套。
现在，彭唯富把这套工具拿出来作为教学器具使用，至于各类锁具，他家里有的是，每样拿一两件出来就行了。小曹、小郑这哥儿俩心眼倒还剔透，动手能力也强，学得很快，不过半个月时间就学得了一些本领。彭唯富说凭你们眼下这点儿本领，回老家去摆个摊头，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估计你们安徽老家那里的人使用的锁具中不可能有高档东西，那些中低档的各类锁具，你俩都已经会开也会修了，高档的锁具如保险箱什么的，没我老爸发话我还不敢教，你们学了回去也没用，所以就到此为止吧。这套工具专门用于打开普通锁具，你们如果看得中，就送给你俩了。两人用一套是不够的，另一位可以在申请到执照后，凭公安局证明去省城合肥的指定商店购买，合肥如果没有，那就得到南京或者上海了。
说这话时，老吴正好在旁边，就说彭老弟我们出钱买吧，我给你一百元，说着就掏钱。彭唯富拦住了，说大哥要说到钞票那就不仗义了，我这是报恩，所以咱们不说钞票。
这天是3月5日，次日彭唯富就感冒了，去医院诊疗，医生给他开了三天病假。他在家里躺了三天，第四天再去医院，医生又给开了三天病假。回家又休息了两天，第三天，觉得在家里待着有点儿闷，就去外面溜达。于是，他就听说了本区接连发生两起蹊跷的人室盗窃案的消息，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五、一个可疑分子
按说，卢湾区接连发生两起盗窃大案的消息是不可能同时被彭唯富这样身份的人知晓的，尤其是“蹊跷”的作案手法只有警方内部人才清楚。可是，彭唯富却知晓了。他是怎么知晓的呢？原来，专案组刑警分头向那些锁匠调查时，尽管没有明说案犯的作案手法，可是这些锁匠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旧时跟巡捕房、警察局、侦缉队隔三差五打交道，这方面都是察言观色的行家——宁海西路、合肥路前脚发生盗案，这些刑警后脚就跟着登门了解情况，那还不是表明作案那主儿采用的是锁匠的技术？
彭唯富是从每周都登门来看望其瘫痪老爸的那几个锁匠那里得知的。甫一闻听，马上就想到了小曹、小郑，暗忖别是这二位下的手。按说，彭唯富应该立马奔公安局反映情况，但彭唯富没去。为什么没去？事后他的解释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于是，专案组就得继续摸索打开迷宫之门的钥匙。
3月13日，钟宅古花瓶失窃案的第六天，专案组从中央商场请来两位当时上海滩颇有名气的锁匠薛师傅、窦师傅，对钟宅、曾宅两处现场的锁具进行鉴定。薛、窦二位的鉴定结论是，从锁芯和弹子上遗留下来的细微痕迹判断，这两起盗案的案犯都是使用锁匠专用工具打开的锁具。不过，案犯的开锁技术还不大熟练，好像是学艺不久的新手所为。
刑警根据二位锁匠的鉴定结果，认为可以通过查摸锁匠的专用工具来寻找破案线索。他们把这个思路提出来跟薛、窦二位探讨，那二位认为可以这样调查，他们还告诉刑警，天下锁匠的开锁技术如出一辙，都是根据锁具的制作原理逆向思维进行破解；但是，开锁工具是有差异的，简单分类就有“海派”和“京派”。“海派”源于上海滩，是一百多年前上海开埠以来一代代锁匠向租界的洋锁匠学得的，所以也称“洋派”，该派工具流行区域多在南方沿海地区。“京派”工具原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后来因为锁具的发展，舶来品越来越多乃至占据整个市场，旧时的工具对付不了现代锁具，于是被迫改革，融人了 “海派”工具的许多优势，其流行区域在北方。而南京、武汉、天津等曾有过租界的城市，锁匠所用的工具有“海派”也有“京派”。至于眼前这些锁具上留下的痕迹表明，案犯使用的是“海派”工具。
既然这样，调查开锁工具的范围基本圈定在上海本市就行了，专案组决定立刻进行调查。这时，黄赤波局长惦记破案情况，亲自打电话来询问，听组长孔同钧简略汇报后，为提高专案组的工作效率，决定给专案组增派一辆摩托车。
由于之前已经把全市锁匠一一调查过，所以再次调查时就便捷多了。三辆摩托车、四辆自行车分头出动，当天就完成了调查。可是，所有接受调查的锁匠都说自己从未把开锁工具赠送或者出借给他人，一个个都把工具拿给刑警查看了，不由得刑警不信。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孔同钧想了想，吩咐两个民警连夜拜访薛师傅、窦师傅，向他们请教。
刑警诸葛力、姜天明乘摩托车前往虹口区、长宁区夜访薛、窦，所获得的结果是：你们调查的是目前都在干活儿的锁匠，而对已经死亡(应是留下工具的)、因年老或者伤病不能干活儿的那部分锁匠没有调查。
于是，专案组决定补课。由于时间紧迫，只好连夜把市局管特种行业档案的同志从家里接到单位义务加班。好在锁匠属于特种行业登记材料中人数最少的，所以也就半个小时就把名单搞定了，一共有四十七人，其中就包括彭唯富的老爸。
3月14日上午，刑警分别访问了上述名单上的人员或者已死亡锁匠的家属，查得的情况是：开锁工具均有着落，并未流失，也未出借过。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老彭，他让老伴把自己的那套开锁工具拿给刑警看，对当初未雨绸缪给儿子准备的那套却压根儿没提。这样，专案组又失去了一个原本可以获得线索的机会。
当天中午，专案组在饭桌上一边用餐一边议了个新方案：盯着失窃花瓶、古画的信息源调查。也就是说，调查案犯是如何获取钟、曾二失主家里藏有花瓶、古画信息的。饭后，专案组刑警兵分两路，立即开始调查。
洪初秋、伍博、诸葛力三人负责调查钟必鸣那边。之前，钟必鸣已经说过，他从来没向外界透露过家有古花瓶的信息，但是，洪初秋认为，即便他没对别人说过，至少他曾经去估价的文物商店是知道的。于是三人直奔上海市文物商店了解情况。那边因为钟必鸣登门估价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所以初时接待刑警的那位副经理还说不清楚，向几个老店员问下来，方知当初接待钟必鸣的是“老法师”级别的店员老郝。
一说北宋花瓶，老郝马上记起了，说有这事儿，怎么了？那花瓶出事儿啦？刑警说那花瓶还真如您老当初估料的那样，是有一对，可是，七天前一对花瓶都给人盗走了。现在我们来找您，是想了解一下文物商店这边是否在日常谈业务时跟人聊起过那花瓶。老郝听罢叹了口气： “唉！这小赤佬，还是没听我的话呀！看，不就出事儿啦！”
被老郝称为“小赤佬”的，是他的徒弟朱培一。小伙子今年二十四岁，中专毕业，已在文物商店工作四个年头了。最初是店里的出纳，可他却对文物颇感兴趣，常常盯着店里的老师傅追根究底地了解相关知识。没多久，文物商店要增加店员，作为老郝那一辈“老法师”的接班人来培养，于是朱培一就被安排给老郝当徒弟。
朱培一跟老郝学得很认真，只要逮到机会，就缠着师傅了解关于文物和文物收购的各种情况。这样，钟必鸣拿着一个北宋花瓶去文物商店估价的事儿也落入了他的耳朵。老郝健谈，对那个花瓶赞不绝口，说那是他从事古玩行业四十年来很少见到的。朱培一就把这件事牢牢地记在心里。巧的是，没几天经理安排小伙子把上半年的登记本装订起来，他想起了师傅所说的花瓶的事儿，装订时就顺便翻阅了钟必鸣拿花瓶来估价时所作的登记。这小伙子记性好，只扫了一眼，竟然就在无意识间把钟必鸣的住址记在脑子里了。
朱培一记下钟必鸣的家庭住址后，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因为那是他无目的的顺便之举。转眼一年多过去了，由于朱培一聪明好学，一般业务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去年12月中旬，文物商店来了一个港客装束的中年男子，说一口粤语。这种对象乃是当时文物商店比较欢迎的顾客，因为他们识货，往往挑选中高档商品购买。而当时国家对于古玩商品出境的标准订得比较宽，只要是文物商店出售的商品，不管买方是华人洋人中国籍外国籍，凭发票海关一律放行，不像后来，有些古玩商品虽然是文物商店正式标价出售而且有正规发票的，可是却被规定不得携带出境，否则就视作走私行为。
朱培一健谈且善交际，语言能力又强，普通话、粤语、英语、日语都来得，因此，店里来了这类客人，经理往往都让他去接待。这次也不例外，那中年男子一进店门，朱培一就已经迎上去，先用英语试探，对方一开口，英语里透着粤语口音，小伙子于是就改用粤语对话。
老郝被誉为“老法师”是有道理的，他不但业务了得，一双眼睛也很“毒”，跟人打交道，往往只消扫上一眼，就能把对方的底数估个八九不离十。此刻，他虽然没跟来人交谈过片言只语，就远远地看了看，心里已经对那人有了评价，觉得这人可能心术不正，于是就在朱培一返身进店堂拿茶杯给来人沏茶时悄声关照了一句： “不要跟他哕嗦题外话！”意思就是与本店买卖无关的内容不必言及。
老郝四十年买卖做下来，一直是奉行这个原则的，平时也跟朱培一再三交代。可是这次，朱培一竟然没把他的话听进去，跟那港客聊得很是投机。当然，小伙子做生意是有一套的，也就跟对方聊了十来分钟，竟然把一件搁置已久正准备降价的商品推销出去了。
这件事，如果不是今天刑警登门调查，老郝早就忘到脑后了。现在，刑警一说起钟必鸣曾拿来估过价的北宋花瓶， “老法师”一个激灵，马上断定“小赤佬”没听自己的话，向那疑似港客的顾客泄露了此事。文物商店有店规，店员是不能向外泄露这方面的内容的。而眼前是刑警登门，看来已经发生了因泄露信息而导致的刑事案件啊！老郝当下就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一五一十向刑警说了。
刑警找朱培一谈话，了解下来，他果然向疑似港客透露了钟必鸣那个北宋花瓶之事。朱培一当时也没意识到店规的约束，只因对方夸赞他英语、粤语讲得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在往下的交谈中对于古玩又聊得很投缘，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北宋花瓶的情况。为了显露他对信息了解得透彻到位，他甚至还顺口说了钟必鸣的姓名住址。
洪初秋、伍博、诸葛力三刑警对这个情况很是重视，当场制作了一份笔录，回去向孔同钧汇报。这天可能是专案组的黄道吉日，紧接着，前一路刑警刚汇报完，另一路刑警张小勋、姜天明、于本奇也报告了另一条可能成为线索的信息——
张小勋三人受命调查另一受害人曾国昌被窃的那两幅古画的信息是否向外界泄露过。他们去了曾家，跟曾国昌聊下来，得知他家藏有古画之事邻居应该是知道的。因为曾国昌生怕古画在江南这种潮湿的环境中会发生霉蛀，所以一年至少有两三次要在有太阳的晴好天气里拿到天井晾晒，通常是五月中旬一次，黄梅天过后一次，以及中秋后一次。这种晾晒是有讲究的，要求外面有太阳，但画又不能直接晒到太阳；要求有风，但风又不可对着画吹。因此，老曾就想了个法子，把两幅画用纳鞋底的线拴在画轴上，在屋檐下挂大约两个小时。这段时间，曾国昌必定在屋檐下守着，生怕不时飞来飞去的麻雀往画上啄一下，或者蹿上跳下的野猫蹭一下什么的。每当这时，老曾就会搬一把藤制椅子和茶几，沏一壶好茶，气温高时还会手执鹅毛扇，品茗摇扇欣赏古画。他家的院墙是竹篱笆编织的，这一幕当然会被邻居看到。不过，这么些年来，还没有哪个邻居当面跟他说起过他家有古画的话头。五十多年前，社会上对于书画古玩的热情远不似如今，上海市民家藏书画的有的是，是真迹还是赝品谁也说不清楚，后来“文革”伊始“破四旧”时，街头天天有烧字画的。因此，估计邻居对曾家有那么两幅古画也不一定在意。
谷老爷子据说出身清朝三品官员家庭，祖上具体担任过什么职务人们不清楚，可是人家至今还在居住着的一座齐齐整整带花园的三层小楼就足以说明家底不薄；之所以说他识货，是因为1946年的一件事。那时，国民党政府正在惩办汉奸，抄没家产。所抄家产中有古玩字画，法院需要对此作出真迹还是赝品、价值几何的鉴定，于是就成立了一个九人鉴定小组。这位谷老爷子就是九人鉴定小组的一名成员。你说牛不牛？
另一位颜先生，就没谷老爷子那么显赫了。他是上海本地人，在老城隍庙摆地摊买卖假古董，有时也会蒙着一件真货，就拿到古玩店铺去出售。颜先生是个聪明人，时间稍长，他对真假古董就有了一些鉴别能力。新中国成立后，颜先生不干这一行了，改行当了一家私营染布厂的账房先生。1956年国家搞公私合营，颜先生所在的染布厂合并为国营印染厂，他还是干原来的活儿，不过称谓由账房先生变成了会计。颜先生虽然跟古董营生脱了钩，但其对真真假假古玩字画的兴趣丝毫不减，自己也有收藏，估计假多真少。他喜欢星期天把那些玩意儿搬到家门口像摆摊头那样摆出来，津津有味地鼓捣。所以，这一带都知道合肥路有一个喜好古玩的颜先生。
洪初秋、伍博、诸葛力三人决定去跟谷、颜两人聊聊。当下，便由李忠明引路，先去谷老爷子那里。谷老爷子已经七十四岁，身体仍健，鹤发童颜。谷家平时跟邻居不来往，经常宅门紧闭，自成天地，因此，此刻说起曾国昌家的古画被窃，老爷子竟然毫不知情。还为自己失去了鉴赏曾氏藏画的机会而感到惋惜。他对刑警说，哪天破案后，最好能给我一个开开眼界的机会。刑警说没问题，届时是需要请您老出马对赃物作一个鉴定的。刑警们估计老爷子所言不虚，否则，只怕他会跟曾国昌联系要求“开开眼界”的。
颜先生的大名比较女性化——叫蕴芝，却是一条身高一米八的大汉。他家跟曾家不过相隔四五十米，因此，他不但知晓曾宅遭窃的消息，还主动告诉刑警早在多年前他就知道曾国昌手头有两幅画，就是在曾国昌每年三次晾晒古画时无意间看见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