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ufang2021-11-24 04:12:11

历史终将善待他们

几天前，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题为《他们是最可敬的人》的文章，文章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就是战争中的战俘问题。第二天，我的一位几十年未见的战友冯毅（1976年入伍，81年提干，原成都军区后政直政处干事，88年转业到省委宣传部外宣处，93年离职下海）与我联系上了。他给我讲了，我写的448团的200多名战俘，交换回国后，先期全部统一集中关押在成都崇州怀远炮兵靶场，集中学习与甄别。他们团组织股的一干事与军工作组一道，参与了从边境接手到怀远集中。在怀远那里基本处理大致是：战士，没有投敌叛变言行的，就处理复员回原藉，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有不当言行的战士和全部干部一个都不剩的，关进了成都华阳姐儿偃军区看守所（隶属成都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等待审判。老冯说他的战友就是看管这批战俘的军人管理员。他告诉我，这批战俘，归国后，一般战士审核清楚后，如不满服役年限，就回原部队继续服役；满年限就都处理复原回原籍老家，因为是被俘人员，几乎都受到当地的歧视和不公待遇；班长及部分老兵有不当言行的，审查时间较长，有的还判了刑；排长以上干部，几乎都判了刑，有二、四、六、八年的不等......
有一位关押看管这批战俘的战友，有一个爱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就记了厚厚一笔记本。那时没有电脑和打印机，现在才将笔记本翻出来打印，还取了一个名字叫《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分归国战俘》。我在想，这个标题写得很客观嘛，没有歧视的意思。在看管这批战俘期间，看管人员与关押人员的关系都处得非常好，毕竟这批战俘是经历过战争，经历过生与死考验的，所以，他们都将这批战俘区别于其他劳改人员，称为“关押人员”。他们在看管期间，这些战俘还送给他们一些在越军监狱时，由越军的一些看管士兵照的照片，有时与那些看管士兵关系搞好了，他们照的相片就会送给解放军战俘一些，还有就是交换战俘时的照片......看着这些照片，我在想，很稀罕啊（我没敢用“珍贵”一词，感觉有点不妥），我们福春工作室将他们发出来，不仅让更多的战友或热爱军人热爱军队的人看到，还有一个保存价值。我们相信，这批为国参战的士兵们，历史终将善待他们的......
笔记全文抄录，未作修改：

一天，看守所大门外来了七八辆车组成的车队，押送来的是我军部分归囯战俘,大概有十余人。他们原是50军150师448团的军官，他们之中有营级军官，给我印象深的有两个连长、两个指导员和两个排长以及一个副参谋长......

几个营长关进来后很快被判刑送走了。看守所里面的监狱是个四合院，东面一方是墙在墙的上面建有岗楼一个。岗楼上的哨兵负责监视监狱院坝,被关押人员在监室外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监室内的情况则由内勤战士从门洞中窥视)。它是全所的制高点位置十分重要,如发现异常情况他可制止或鸣枪、拉预警电玲。值班室工作由正副班长负责，具体是通知各岗哨的替换工作、负责对外接待、联系和开关监狱门等。

有人来探监，值班室人员负责监听。他们坐在探监者和被探监者之间，抽着探监者送的香烟、吃着探监者送的糖，残忍地看着双方掉泪，他们就象一道不识风情的墙，阻隔了人间的亲情和爱情。其实他们的内心也倍受煎熬，我常见我们的班长边给我们讲述经过边不停地摇头叹气，深感不安和愧疚。

监狱有作息时间，一日三餐的生活费标准与我们战士一样。全所除军官在家中吃饭外,其余战士、劳改班人员和被关押人员都是吃一个炊事房做的相同的饭菜,只是就餐地点不同而已,管饱。被关押人员早上起床后先在坝子中间跑操,然后是个人卫生和早餐时间,一般是吃馒头稀饭(稀饭多是头天干饭煮的粥)。内勤战士要轮换开关监室,当前一个监室人员进门后才开下一个监室门,8至12时是在监室看报和活动时间,多数情况是与劳改班人员在监狱内做些手面劳动,如晒选辣椒、纺麻蝇等,午饭后有午休,下午或继续劳动或在室内活动看报,然后在院坝内跑步,再后是晚餐和在监室活动时间,睡觉。但自从那些归国军官来了后就停止了跑操,可能是为防止他们串供的原因,这些归国军官每人被关在一个监室内,除能见到值勤战士外就难见到别人了。因此,他们总希望与值勤战士攀谈,而内勤战士有纪律不能与他们摆谈。监狱从不体罚也不许体罚,更防止被关押人员间的欺压,当然还要防止自杀和逃跑,内勤战士要在监室外24小时不停的巡视。监狱内没有休息室,也不许休息,连坐和靠墙站立都不许。

在送来的归囯战俘中军阶最高的是付某某,他是448团的副参谋长,皮肤黑、精瘦像个老头。何排长对我说付参谋长在被俘时称自己是部队的伙夫,但很快就被越军识破被单独关了监狱。他在战场表现不错,哪里出现险情他就被派到哪里,被俘后先坐越南人的监狱,回国后又坐祖国的监狱,他有百个不服。他认为吃败仗是团指挥者的错,自己投降是不得己。他认为自己的投降行为依法不构成“率部投降罪”。因此他在监室里一直不停地写申诉材料，反映448团在越南的作战详情和自己被俘的经过以在越南战俘营的表现情况等。

与副参谋长监室相邻的靳某排长,他的身高可能有1.9米以上，他先是师部的篮球队员，后下到连队任排长赶上了战争,他运气不好被俘入狱。他有个同胞弟弟运气比他好,参战时也是个排长,在打越南代乃阻击中战立了功,火线升为连长，两兄弟不同之处是一个在50军一个在13军。靳排长常在狱中叹息说“弟弟做了英雄，哥哥做了狗熊”。我想如果当初兄弟俩换个位置,我不能保证哥哥也会在13军立功,但我保证弟弟也会在50军150师448团做俘虏,因为小小排长是扭转不了战局的。

李某某一连连长,他身材高大声音也大,脾气有点躁,有1.85米左右。记得有一天八连那个刘连长站在监室门洞旁给我讲述他们在战场被俘的经过时,或许是我的一些提问刺激了他,李连长在隔壁监室内大声地说:两三天没吃没喝谁还能打仗?不信到战场上去试试？这话显是说给我听的。刘连长也是乎也听见了他的呵责,便冲着我笑了笑停止了讲述。刘某某是八连的连长,警卫员出身,比我稍矮,可能有1.66米左右高,皮肤白、身材匀称、五官端正，长有一张喜人的脸,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四五岁,他被俘时说自已是战士在连里兼任理发员,越南人相信了安排他在战俘营负责送饭工作。冯某某是一连的指导员,他严然就像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有点相信迷信。何排长曾在监狱里给我讲了他的一个笑话,说他在被越南军人围困后跑到旁边伤伤心心地哭起来了,还边哭边说:“李某某(团政委)把我们丢了!不管我们了。我算八字今年都有个陷头啊（冯指导员后来被判有期徒刑在成都军区北教场北门外淀粉厂劳动改造）。

何某某排长,是个知青兵,他1975年入的伍,有1.75左右高也曾在团部蓝球队打球,他行的军礼做得很标准,还会做其它几种敬礼的动作,其中包括旧时妇女双手触右腰下踯礼。他与我交谈就是从敬礼开始的,按说是不许被关押人员向自已敬军礼的,因为我们已不是战友了,但对于归国军人我也就没有刻意制止了,他在监室内见我默许了他的敬礼就进一步对我说,他还会其它形式的敬礼,然后就一一做了一遍,我觉得他有趣就交谈起来,后来发展为无话不说有点像朋友一般。我曾问他婚姻情况他无奈地说:“如果被判五年以内的刑期他妻子可能会等他,如果超过五年刑期就很难说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如果被判五年以上我也劝她不要等了。”后来我打听说他被判了八年刑,不知嫂子等他否?

他们到战俘营才知道我军被俘了200多人,其中还有448团的副政委和其它营连排长等人。他们在里面进行了许多斗争也受了许多屈辱......有个受伤的士兵屁股被打了个洞,伤口都长qu了也得不到医治,整天扒在地上没有人给予帮助也不组织抗议,最后活活疼死了。

50军150师448团是1979年3月6日出国参战的,也就是在军委主席华国锋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从越南全部撤军的第二天才从广西进入越南的,他们的任务是站领公路两侧掩护作战部队沿公路撒退回国。3月8日448团4连和7连在那豫地区遇小股敌人,9日在付培德指挥下获胜并占据了山头,12日1连和8连按团指要求阻击越军,先是在一道水坝处遭伏击伤亡惨重,后刘连长带领的八连在一个山凹再遭阻击,部队被打散,二排随一连去了，一排遇敌后不知去向，付参谋长、刘连长、李指导员与剩下的士兵共三十余人被困在旁边一山头上,他们几次突围不成又遭毁灭性打击后,经过七天七夜的断食断水的折磨主动下山做了俘虏;在八连被困的同时,李连长带的一连先是冲过一村庄(用机枪向村庄两边射击,冲出村庄后山上枪声大作,李连长望见前面有一山云雾缭绕不知高低便下令上山,庆幸山上无敌,到顶后清点人数竞无一人伤亡,仅步话机遗失而已,急令抢修工事布防。第二天,云雾散去发现四周的山都比自已的山高,山上全是敌人,才知中计。我方修的工事作用不大,人员全暴露在敌人枪口下,山下传来自己被包围和劝降的声音(可记得三国时街亭失守的故事?)。一连在打不胜、冲不出、无援兵和断食断水三天后召开了党支部会议,通过了派人下山与越军谈判回国的决议。几个下山与敌谈判的人不久从山下返回,他们边走边喊大家把枪放下不要开枪,正当大家不知所措探头张望时,背后山上突然冲上来许多越军就把大家俘虏了,这天是1979年3月19日,是150师448团走出国门的第14天。

八连刘连长承认自己在越南的监狱里一直负责送饭没吃多大苦,他对我说战俘每天都有饨大米饭吃,而越南看守人员饨饨都吃木薯。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不习惯吃木著因此每天只吃一饨,越南人吃得惯些因此他们饨饨吃木著。接着他叹气说:越南太穷了。我问他吃得到肉不?他答三五天吃一次肉,每次每人只能吃到一砣肉,他比划了一下可能有一两多,他说每次都放在那碗米饭的上面。他说,他常常暗地里在李指导员和付参谋长等军官的饭里面多藏一砣肉。我问他:为什么不多藏一砣肉给那个伤兵吃呢?他沉默不。接着我又问他为什么不抗议?不照顾那个受伤的士兵?他答没有办法。我说你在厨房偷点盐巴常给他洗洗总该做的到吧?如果是那样说不定他能等到活着回国的这一天。可能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士兵的原因吧,当时有些义愤填膺。刘连长对不向国际红十字官员反映越南人虐囚的解释说,是大家以为来的是苏联人所以都不敢说。有一次我与刘连长讨论起了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他说越南人一直都在战争中,而我军30多年没打仗了,部队几乎都没搞军事训练,文革期间主要是两支三左和挖防空洞防苏,现在又主要是修营房和种菜喂猪等建设工作。我曾问何排长,两个连应该不只你们俩个排长,其他排长为何不上军事法庭?他说:开支部会讨论是否要与越军谈判,其它的排长都不发言,我却积极表态同意,就说我犯有积极煽动投降罪。我又问:那些没表态的排长后来投降没?他答:都投降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苦笑着说:哎!都怪我这张嘴。这个故事对我的启迪是:关键时刻还是做第三种人比较好。我决定要把这个教训记在心上,用以指导今后人生。可是几十年下来,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每到关键时刻我表态比谁都积极。看来能否做第三种人是人的性格决定的,像我这种人想做也做不到。说起来这些军人的命运也的确有些悲催,由于上司的无能和军队长期不练武落得如此下场,他们先是在越南做俘虏受尽了屈辱,现回祖国又做监下囚，给人生蒙上阴影。参战仅14天命运就如此巨变,可见战争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它不仅会给人带来荣耀、升官和发财的可能,它还会给人带来屈辱、伤亡和贫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