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84：灭门血案即将发生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3年10期
文：孙沉
一、“私奔”少女捡得的线索
1950年6月28日。成都市。
成都市第二区迎福街有一家已经经营了三代的“祥福昌茶食店”，老板名叫崔滔。崔老板有个独生女儿，十六岁，名叫崔芝兰，这年在念初中二年级。崔芝兰刚考完试，这几天学校老师阅卷，让学生在家休息，到30日去学校领取成绩报告单，然后正式放暑假。崔芝兰休息到今天是第三天，吃过早饭也没跟家里说一声就溜出去了。这一去，到午后还没回来。
小崔姑娘平时也经常出去走走，不过就在附近转转，要么同学家，要么邻居家，从不走远，而且待的时间也不长，从来没有超过半天的。今天似乎有些反常，于是其母就去邻居、同学家寻找，却没找到。这下，崔家便紧张了，寻思女儿别是让人给拐走了？于是就奔辖区所在的总府街派出所报告。新中国成立初期，警方对于“失踪”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人们的思维还沿袭旧社会时不时走失人口的习惯，所以派出所也没当一回事，说你们自己去亲戚朋友那里找找吧，如果还没有再找我们。
这样，崔老板就立马停止营业，让店里的三个职工，加上他们夫妇以及几个有闲空儿的邻居，把亲戚朋友同学之类的住址都写出来，对人员作了分工，央求大伙儿赶紧分头寻找。正待出发，忽然传来一个消息，那是小崔的同桌小张姑娘透露的，说据她所知小崔是和一个名叫朱兴观的剃头匠到都江堰玩耍去了。
朱兴观那年二十岁，三年多前进了距崔老板的茶食店不过一箭之地的一家理发铺子学手艺，最近刚满师。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能说会道，手艺学得也好。那时的中学学业不紧张，小崔放学后闲着没事爱去理发店听大人摆龙门阵，一来二去，跟小朱就熟悉了。不过，谁也没发现这两人有过什么私下接触。去都江堰之事，小崔谁也没告诉，只对同桌小张透露了。
这种情况放在现在，属于我们时不时听闻的中学生早恋，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事儿。可是，在1950年的各地坊间，那就是一桩大事。崔老板闻听之下，不禁大惊：那还了得，这不是私奔吗？崔老板思维比较活络，转念一想，若说是“私奔”，那女儿也有一份责任，不管是否有后果，以后名声肯定有碍，应该称是被那姓朱的小子拐骗了。
主意打定，崔老板二上派出所，报案称女儿被剃头匠朱兴观拐骗去都江堰了。这下，派出所果然重视了，所长顾庆斋亲自询问崔老板，做了一份笔录后，正盘算着应该指派哪两个民警出这趟差，前往都江堰把朱兴观连同小崔姑娘带回来，有个群众忽然奔来，大惊小怪地叫嚷着说朱兴观回来了，崔老板的女儿也回来了！
小崔姑娘怎么回来了呢？原来，两人前往都江堰的途中吵架了。小崔是独生女，平时娇生惯养，家里人都让着她，她觉得朱兴观不肯让她，还冲她发火，于是就转身往回了。小朱没辙了，只好也跟在姑娘后面回来了。两人在迎福街刚一露面，立刻有人飞报崔家。茶食店那三个伙计正为寻找小崔姑娘热得周身冒汗，当下二话不说揪住小朱就奔派出所。半路上遇到刚报了案的崔老板，崔老板说你们先把这小子送派出所去，我回家把女儿带来，这是拐骗案，受害人得接受警察调查。
小崔随着老爸来到派出所时，顾所长已经问过小朱了。那主儿不知崔老板告了拐骗罪，。说了说情由，以为可以离开了，却被民警推进了一间小黑屋，当下一头雾水。
然后就轮到小崔陈述了。小崔说了去都江堰之事，顾所长发现并非如崔老板所说的“拐骗”。那二人为什么吵架呢？原来小崔捡到了一个钱包，要在原地等候失主找来还给人家；小朱的意思是先拿着去都江堰，回来后再交给派出所也不迟。两人意见不合，于是就发生了争吵。这个情节，小朱没细说，只是说“半路上吵架了”。小崔说到这里，就把那个钱包拿出来放在顾所长面前。
顾所长打开钱包，里面有七万元钞票（旧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七元。下同）、两把用红色纱线编织的细绳拴在一起的钥匙和一张条子。顾所长展开折着的条子，立刻—个激灵！
条子上是一幅手绘的院落和周边道路的平面草图，旁边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春熙路226号。
这么一幅平面图，为什么会使顾所长一个激灵呢？这话要从—个名叫刘梦行的人说起了。
1931年7月，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生滕一杰与其未婚妻陈启坤发起组织了“中国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以及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后者简称“复兴社”，又名“蓝衣社”），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1932年初，蒋介石自任“力行社”社长。“力行社”、“复兴社”最初只有六十余名成员，半年多后发展到三百多名，到抗战前，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已经多达五十余万。“复兴社”下设的宣传处负责主办该社机关报《中国革命》，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的刘梦行，就是《中国革命》报馆的一名编辑。刘梦行在编报的同时也为《中国革命》写一些评论员文章，这些文章都用“章克铭”的笔名。文章写得说不上怎么好，可是由于发表得多，所以给读者留下了一点儿印象。1933年春节，“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来到社总部机关，在编辑部看见有个青年在校稿。戴笠对这个青年顿生好感，当下就坐定聊了片刻，得知此人名叫刘梦行，就是经常在机关报上发表评论员文章的“章克铭”。戴笠又问刘梦行籍贯，得知其系浙江江山籍，与自己是同乡，于是就把刘梦行调至特务处。
刘梦行在特务处做内勤工作，参与整理情报。后来，“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刘梦行被授予上尉军衔，戴笠亲自任命其为档案室第二股股长。从那时到1946年3月戴笠空难殒命，刘梦行一直被戴视为亲信，先后出任“军统”人事处二科科长、情报处内务科科长、机要档案管理小组副组长（组长由戴笠兼任），军衔也由上尉晋升至上校。戴笠死后，“军统局”由毛人凤执掌，不久该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刘梦行作为戴笠的亲信，未受到毛人凤的排挤，但毛人凤为维持与另二特务头子郑介民的平衡，也未提拔他。不久，机要档案管理小组撤销，刘梦行调任“保密局”内部刊物《新使命》主编。
《新使命》属于机密刊物，相当于“工作动态简报”，每旬出版一期，只印五百份，内容很杂，举凡近期工作重点、工作成就、表彰、批评、制裁、各地工作站的情况、人事调动、校级以上特务的伤亡消息、福利待遇变更、特务器材研制、美援器材（武器）与特工技术情况等等，无所不包。因此，作为该刊物负责人的刘梦行接触到的情况甚多。正是这种接触，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刘梦行这个只知埋头为“团体”效力的特务书生开始关心政治形势和社会动态，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收听中共方面的广播，还阅读了情报处提供的一些中共读物。
使刘梦行感到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变化竟然会被中共方面所掌握。1948年9月，中共南京地下党给他寄来了密信，希望他认清形势，立功折罪。刘梦行虽然从来没有直接干过一天特务工作，可是他在特务机关待了多年，而且接触的都是只有最上层头目才能接触到的“军统局”、“保密局”的核心机密，对这一行非常熟悉。他断定“保密局”内部隐藏着中共情报人员，自己的行为已经受到了关注。而这时国民党的败势也确实是一天比一天明显，因此他就不得不替自己的下半辈子作打算。经过两个多月的考虑，刘梦行决定弃暗投明。
三天后，他收到第二封密信，约其去夫子庙见面。刘梦行应约而往，跟中共地下人员密晤，并接受了任务：提供他所知晓的“保密局”内部情况。
1949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上午八点，刘梦行正驾驶轿车出门准备去“保密局”的时候，忽然被一报童拦住了推销《中央日报》。刘梦行买下报纸一看，心里吃惊不小：末版下方的印刷厂地址下面有一道指甲划痕！这是他和中共地下人员约定的紧急暗号，表明他已被敌人发现，必须立即携家眷撤离，前往指定的地点，在中共接应人员的保护下迅速离开南京。当下，刘梦行返回住所，让老母亲、妻子和三个未成年子女上车，什么东西也没来得及取就弃家而走。
就这样，刘梦行全家六口在中共地下人员的保护下，先去了上海，又搭乘英轮去了香港。在香港，他们隐居了四个多月，又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去了大连，再转赴北平。
刘梦行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的行为被中共确认为“重大立功表现”，因此，刘梦行抵达北平后受到了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接见。李部长问刘梦行目前有何困难，中共可以帮其解决。熟知“保密局”对付“叛逃附逆人员”密裁手段的刘梦行说没有其他要求，唯求对其全家提供安全保护。李克农说，刘先生，“保密局”确实对你下了追杀令，不过请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提供切实到位的安全保护措施。
之后，刘梦行全家被安排在北平市崇文门附近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生活，开国大典后，他们全家又被转移到上海。今年3月中旬，根据北京的指令，他们全家又分三拨先后前往成都，居住于春熙路226号，此处被当地百姓称为“薛公馆”。不管在北京，还是上海、成都，当地公安部门都接到指令，要求对已被组织上改名为郭汝椿的刘梦行本人及其家眷提供严密保护。早在郭汝椿尚未来成都时，西南公安部长周兴就接到北京通知，指令要求成都市公安局担负起对郭汝椿全家的保护职责。成都市公安局为此特地召集郭汝椿住所地的总府街派出所、第二公安分局的领导交代使命，严令务须落实，不得有误。
这一使命的具体执行者是总府街派出所，从那时起，派出所所长顾庆斋就多了一份心事。尽管上级交代这一任务时没说明郭汝椿的真实身份，但顾所长知道这是由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直接下达的任务，这个郭先生肯定是重要保护对象。顾所长对这个任务当然非常重视，每天上班后的第一句话、下班前的最后一句话都会是关于这位郭先生的，平时还时不时打个电话给郭汝椿，分局领导每周下来过问对郭汝椿的警卫情况时，他总是陪同前往226号去转一趟。
现在，顾庆斋在小崔姑娘捡到的那个钱包里发现了一幅郭汝椿居住地的草图，怎不使他警惕之心顿生？
二、杀手赴川
半个月前，即1950年6月13日下午四时许，一架从台北飞往香港的民航班机在启德机场降落。这趟航班载着一名身份有点儿特殊的乘客，此公名叫叶子清，系“国防部保密局”上校特派员。此行由台飞港，是要向“保密局”香港站副站长陆卯才交代一项由“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拍板的特别使命。叶子清抵达香港后的当晚，即在由香港站安排的—个隐秘住处单独召见了陆卯才。
陆卯才那年三十五岁，江苏省松江县（1958年改由上海市管辖）人氏，出身于船民家庭。陆家祖上有一个名叫陆谓德的，是朱元璋的死对头张士诚手下的一员将领，后来张士诚死了，其手下作鸟兽散，陆谓德逃到了松江，隐居寺庙整十年，待洪武皇帝的追逃之心松懈后方才还俗，置办了一条船，跑起了运输，积蓄了一些银子，遂娶妻生子。那年头不太平，江南水陆都有强盗土匪，跑运输风险很大。不过陆谓德是军人出身，实战经验丰富，所以遭遇盗匪时很少吃亏。他在跟盗匪的战斗中总结经验，自创了一套适合在漂泊于水面上的船只上使用的功夫——船拳，自此代代相传。陆家有个规矩，生下来不论男女，都得掌握“陆氏三宝”——船拳、游泳和行船，以此作为谋生手段和防身本事。到了陆卯才这一代，陆家早己发迹，他的老爸拥有一支由数十条船只组成的运输船队，还在松江城里建房盖楼，进入了富翁行列，但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没改。陆卯才的童年就是在船上度过的，十二岁那年经老爸考核，认定已经掌握了“陆氏三宝”，这才上岸居住，入学读书。
陆卯才读书不笨，一口气读了十二年，于1937年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然后，就听到了“七七事变”中日开战的消息，没过一个月，上海这边也跟日本人开打了。陆卯才当时也算是个热血青年，积极参加松江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折腾一阵后，觉得应该玩实的，参军上前线跟日本人面对面打才过瘾，于是就去上海市区的国民党军队招兵处报名参军。人家一看他填写的简历，又是高中毕业又是“陆氏三宝”的，便说这位兄弟你是块好料，当个大兵有点儿可惜了，还是去干特殊工作吧。陆卯才问什么是“特殊工作”，对方答称原先的“复兴社”特务处已经扩编为“军事调查统计局”，戴老板正在招兵买马，你去报名，肯定会受到重用！陆卯才不由心动，马上去“军统青浦特训班”报名，立刻被招生者视为宝贝，据说当天就把他的简历报到了戴笠的案头。
“军统青浦特训班”是“军统”组建后举办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招收标准比较讲究，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这在文盲遍地的当时是比较苛刻的；还有其他多种条件，身体健康、五官端正、身高适中之类是无须说的，反正够条件的人如果考其他职业或者学校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戴笠对“青训班”甚为重视，亲自担任该期训练班主任，还曾两次从上海市区赴青浦讲课。第一次赴青时他单独召见了陆卯才，与其谈了半个小时，内容涉及中学学业、家庭、国术、志向抱负以及对特工工作的看法。这次谈话对于陆卯才的命运有极大影响，因为戴笠从谈话中得知陆卯才在所有功课中英语成绩最好且最喜欢英语，所以后来就将其分派去了香港。
“军统青浦特训班”属于“烂尾”工程，由于战事的发展跟国民党当局之前的期望正相反，到这年深秋时，原先被当局认为“固若金汤”的上海防线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已经与纸壁蒿墙无异。戴笠于是决定把已经开办了一个多月的“青训班”转移到湖南省继续办下去。对于几乎全是上海以及周边县籍贯的学员来说，很难与戴笠的思路合拍，于是大多数学员跟戴老板玩了不辞而别，最后编队上路的只有不到三成，途中又有部分人开了小差儿。“军统局”团体纪律中“一入军统，终身不离”的规定就是因此而订立的。
陆卯才属于死心塌地的那部分学员，他在去湖南后，因为“军统”急需向海外派出特务开展情报和行动工作，戴笠想起陆卯才的英语水平，于是就点名让其提前结业，去了香港。
陆卯才在香港干得还不错，除了收集情报，还参与了包括行刺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干儿子、南华日报社社长林柏生在内的几次暗杀行动，受到了表彰。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已经是少校军衔了。不过此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陆卯才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香港居民，经营着一家海产干货批发行。日军占领香港后，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即遭逮捕，自是吃了若干苦头，一直关押到抗战胜利方才出狱。按照“军统”的规矩，像陆卯才这种情况是需要接受审查后方才可以重新安排工作的，但那时“军统”的那些家伙正在大搞“劫收”，就把这桩活儿往旁边搁一搁再说。这一搁，可就苦了陆卯才。待人家上手审查他时，戴老板飞机失事殒命南京牛头山，然后就是改组“保密局”，一直到1947年初才审查结束。审查结论对陆卯才并无不利的内容，可是由于戴笠死了，他难以得到重用，1941年被日军逮捕时是少校军衔，审查结束还是少校军衔；工作岗位呢，仍去香港，原先是“军统”香港站，如今是“保密局”香港站。1949年春天，毛人凤去香港，香港站请其吃饭时，跟陆卯才这位“军统老同志”聊起往事，这才知道陆的遭遇。毛人凤觉得“这太过了”，一个月后才由“保密局”人事处下达命令宣布陆卯才晋升中校，担任香港站副站长。
也正是因此，陆卯才在局座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保密局”制订对“叛逆分子”刘梦行的密裁方案时，毛人凤的脑子里马上就冒出一个合适的刺客，这就是陆卯才了。
现在，当“保密局”特派员叶子清奉命飞港向陆卯才当面下达这一行动指令时，陆卯才立刻傻眼了。他在香港，对内地的情况比来自台北的叶特派员了解得详细，知道此时去内地执行这等任务所冒风险有多大，当下脸色就变了，愣了愣道：“怪不得半个多月前，有人以老兄的名义给我送来了一把美制无声手枪，原来就是为这事儿啊！”
叶子清是陆卯才的同乡兼老相识，两人都是1937年“军统青浦特训班”出身，又是一起去的湖南，关系不错，只不过后来交往少了。叶子清理解陆卯才的心情，当下便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然后交代这桩使命的具体内容：根据“保密局”总部要求，为使这项行动在党国内部产生最大威慑效应，你这次去成都要干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刘梦行，而是刘的全家——其母、其妻以及三个子女，这是一次灭门行动。
陆卯才对此倒并无心理障碍，说老兄我们都是干这一行的，同样是杀人，杀一个和杀全家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只是在技术上有难度——一般说来，那就必须登门下手。而中共方面对于刘梦行这样的角色肯定是有保护措施的。行动人员之前的观察、踩点什么的无疑会成为易被对方发现的高危动作，而一旦被对方发现蛛丝马迹，难免会成为对方守株待兔的成果。
叶子清告诉陆卯才说，“保密局”总部事先已经对目标的住所进行了侦察，兄台抵达成都后，有安全的住处，安顿下来后，只要发出暗号，就会有人提供配合，给你送去目标住所的草图。
陆卯才知道“保密局”的规矩，对于此类特别使命，是无法拒绝的，否则即会有密裁等着你。陆卯才此刻只有一个选择：接受使命。
叶子清脸色凝重道：“陆兄，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请你也理解我的处境，此去内地，还望处处珍重，好去好归，完成使命后上峰自是会有表彰奖赏跟进的。这次去内地是以你在香港经营字号的名义，使用执照上的姓名，内地目前尚未对这方面的人员有什么严格的控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具体路线是：香港——广州——上海。在广州、上海可以稍待数日，佯作商业考察，然后去成都。抵达目的地后，即往成都南郊万竹寺，找住持铁真法师，他会给予妥善安排，行动时需要的武器弹药、毒药、定时炸弹等等，也由法师提供。请注意，铁真法师并不知道你具体执行什么使命，他不会向你打听，你当然也不能向他透露任何口风。但是，如果你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要求他提供协助，他绝对不会拒绝。关于目标住所周边地形以及住所内部结构的情报，你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去一趟杜甫草堂，那里有一棵歪脖子树，你只需在树上刻一个圆圈中间带十字的暗号就行了。三天后，你再去草堂，在那棵树下坐着吹风纳凉，会有人前来跟你接头。”
然后，叶子清又向陆卯才委托了一件私事：请他在上海逗留期间，前往其北站附近的父母家门口，看看他们是否还住在那里。
两天后，陆卯才离开香港前往内地。1950年6月25日，陆卯才风尘仆仆地赶到成都。他从未到过四川，但已经从材料上熟悉了成都的基本情况，在未曾向任何人打听的情况下顺利地去了万竹寺。这是一座建造于民国前期的中等规模的寺庙，之所以叫万竹寺，是因为该寺不但建造于竹林中，四周皆被竹海包围，只有一条小道与外界相通，而且整个庙宇的建筑材料都以竹子为主。住持铁真法师是个四十五六岁虎背熊腰的汉子，破案后查明，此人出身行伍，在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营长，是戴笠的好友，当年“复兴社”开张时招收的第一批成员中的一个，也是“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科（稍后改为特务处）的第一批特务之一。不过，他于抗战前两年就退出“复兴社”出家了。当时戴笠尚未制订“团体纪律”，也就管不了他。由于私交不错，戴笠来成都时还去万竹寺看望过铁真。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找上了铁真，要求他回归团体，遭到拒绝，于是退而求其次，要求其为“保密局”提供“工作上的方便”，铁真同意了。这次，“保密局”为实施灭门行动，事先指派特务从重庆赶到成都向铁真交代毛人凤的口信，铁真同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接受了窝藏并掩护、协助陆卯才的任务。
陆卯才被铁真法师安顿在万竹寺。次日，万竹寺增加了一名僧人，法名“善宝”。铁真法师虽然已经脱离了“团体”，但他是“复兴社”时期的老特工，干这一类活儿还是很得心应手。他连夜亲自动手，重新制作了全寺僧人名录，为的是添上“善宝”。这个善宝的剃度时间被提前了一年，籍贯也改为江苏省昆山县，年龄减了三岁。铁真此举并非徒劳，没过几天，成都警方根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户籍管理经验，开始对成都市的居民户口进行清理、登记，按照规定，寺庙、道观等的和尚、道士、尼姑都登记为集体户口。这样，陆卯才就以善宝的法名顺利通过了户口登记。
陆卯才摇身一变成为和尚后，在万竹寺熟悉了几天，心里惦着那桩灭门使命，决定去杜甫草堂走一趟，发出接头暗号。到杜甫草堂那里一看，果然有一株硕大的歪脖子老树，看那树身粗细，少说也有七八十年了。陆卯才在树身上刻下了暗号，在杜甫草堂转了一圈，出来后又在周边转悠了一番，还在一家小饭馆吃了碗素面。
三天后，陆卯才又去了杜甫草堂。这回要跟那位化名“李思凡”的“保密局”潜伏特务接头，他不能以僧人面貌出现，所以化装成一名外码头来成都跑生意的掮客，玄色短衫，黑竹布长裤，头上扣一顶白色粗麻草帽。午后，陆卯才在杜甫草堂一侧的茶摊儿顺利与李思凡接上了头。两人对上暗语后，李思凡未作停留，立刻离开。过了五分钟，陆卯才唤跑堂结账，也走了。两人在距杜甫草堂一箭之遥的路边再次见面，假装挑选西瓜，悄然对了话。对话内容很简单，陆卯才问“图画”是否准备好了，对方点头。陆卯才说他近日要拿到，对方说28日上午九点，他会派入把“图画”送到西门秀才巷口，届时让陆卯才还是这身打扮，来人自会递交。
两人简短接触后，李思凡买了一个西瓜离开了。他走了没多远，从路边闪出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和尚，悄然尾随而去。这和尚法名乾灵，是万竹寺住持铁真法师的心腹，此刻应陆卯才之需指派其对这个前来接头的李思凡实施跟踪。陆卯才此举是为了弄清楚这个李思凡究竟是什么角色，以防万一。
6月28日上午，陆卯才前往约定地点去取刘梦行住所的内部结构和周边地形图。可是，他一直等到十点钟，也没人向其递交。于是，他就怀疑发生了意外，当即返回万竹寺。
三、查找钱包主人
陆卯才的估计是准确的，前往递交草图的那个“地下交通员”确实发生了意外。确切地说，是其所携带的那个装着草图的钱包发生了意外，从其口袋里转到了小崔姑娘的手里。
派出所所长顾庆斋从小崔姑娘捡到的那个钱包里发现那张草图的时候，警惕之心顿生。再稍稍一想，就不仅仅是警惕，而是震惊了。试想，这份草图的作者想干什么呢？答案不言而喻，其目的看来就是要对那位西南公安部严令成都警方保护的郭先生图谋不轨了！
顾所长来自“二野”，当过侦察连长，进川前已经被指定作为接管人员改行做公安工作，所以参加过三个月的公安业务培训。成都解放至今半年多时间内，他办理了一些政治、刑事、治安案件，积累了若干实践经验。当下，他就让民警把小朱带到隔壁屋里歇着，留下小崔接受调查，让姑娘说说这个钱包是怎么捡到的。
小崔告诉顾所长，今早她应约和小朱悄然在距家一个街口的石牌坊下会合后，就直奔西门长途汽车站，准备坐车前往都江堰。到了汽车站，一问，去都江堰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班要过两个小时。那时的汽车站设施简陋，候车室只有少量长板凳，早已给候车的旅客占领了。人多，候车室里又没有电风扇，闷热难熬，于是两人就到外面透气，顺便找个地方吃点儿东西。汽车站这边有小吃摊头，可是两人问了问价格，觉得太贵了，小朱说我们朝东边去，我记得附近有条巷子好像叫“留福巷”，巷口有个摊子卖的面条很不错，也便宜，我们到那里吧。
两人在留福巷口的那个面摊儿上吃过面条后，正要往汽车站走，忽然看见马路对面的空地上聚着一群人，正高嗓大调地叫嚷着什么，于是就穿过马路去看热闹。原来是两男两女正在吵架，吵着吵着就扭打起来。围观者中有些人只想不出钞票看白戏，纷纷起哄为双方助阵。可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正好有公安部队巡逻组经过，过来还没开口，那两对儿就停手了。巡逻组也不问为何事闹腾，只是让人群立刻散开，大家该干吗干吗。人群散开后，朱、崔看见来了个老婆婆提着个竹篮子在叫卖煮熟的玉米棒，就买了两个，站在原地啃得津津有味。
那个女式钱包，就是这当儿发现的。这块空地上杂草丛生，钱包就躺在杂草之中，因其颜色与青草相似，所以看不真切。小崔姑娘眼尖，竟然无意间一转脸就让她给看见了。往下，两人就为是否要在原地等候失主发生了争执。小崔姑娘一气之下拔腿就走，径直回家。她的这一决定，对于小朱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好梦的终结，可是对于警方而言，却意味着终止了一桩即将发生的政治性灭门血案。
当然，当时顾庆斋还不可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已经断定钱包里的这张草图对于隐居于春熙路226号薛公馆的那位郭汝椿先生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利好消息。于是，顾庆斋就坐不住了，立刻奔二分局。根据上级指令，此事是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第二分局分局长罗秀忠亲自负责的。罗秀忠闻听之下，亦是大吃一惊，说这事儿得立即上报市局和市委。所谓的上报市局和市委，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中共成都市委社会部和成都市公安局社会处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最高长官也是同一人—一杜贵宝。当下，杜贵宝听了汇报，看了顾庆斋带去的那张草图，点点头道：“这图画得倒还蛮准确的。”——他在拍板定下把薛公馆作为郭汝椿的住所前，曾亲自前往现场查看，对那里的情况记得很清楚。
杜贵宝的观点跟顾庆斋、罗秀忠一致，显然对方是冲那个重点保护对象郭汝椿来的。那么，往下该怎么办呢？老红军出身的资深保卫工作者杜贵宝当场下达了两点指示：一是由分局、派出所加强对郭汝椿住所的保卫工作；二是组建专案组进行调查，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以当天日期为代号的“6·28”专案组随即组建。专案组直接由市委社会部、市局社会处负责，驻地设于二分局内，共有五名成员，组长由市局社会处二科科长詹子兴担任，二分局和总府街派出所抽调四名侦查员作为该组成员，其中分局侦讯股长文材生担任副组长。
专案组对案情进行分析后认为，首先是要找到被小崔姑娘捡到的那个钱包的主人。这是一个女式钱包，从其式样以及内盛的东西看来，其主人应该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把草图很草率地塞进钱包（从纸张上的折痕可以看出），和钞票、钥匙放在一起，似乎可以表明她并没有意识到这张纸条的重要性，多半是受人之托，委托人让她把纸条送到某处交给某人。所以，钱包的主人应该不是受命对郭汝椿采取密裁措施的敌特组织的正式成员。
这样，对于这个女人来说，遗失钱包所造成的损失就不是这张草图可能会暴露敌特方面的意图，而是里面那七万元钞票。在1950年时的成都，七万元钞票意味着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个在私营工厂或者商家学手艺的徒工，食宿是由东家负责提供的，每个月所获得的“月规钱”（即零花钱）只有两万元。因此，遗失七万元钞票对于那个女人而言应该是个较大的损失。当她凭空遭受这个损失后最初的反应会是什么？向派出所报失。不论她是认为自己遭到扒窃还是不慎丢失，都会向人民警察求援，这是解放半年以来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民政府为人民”在老百姓心目中所产生的效应。
因此，专案组认为有必要跟小崔姑娘捡到那个钱包所在地的派出所联系一下，看今天上午是否有人报失。如果有这么一个报失对象，那就是专案组的运气了，派出所按照规定是应当把报失人的姓名、住址登记下来的。
于是，专案组长詹子兴就让侦查员史溢向西门派出所去电了解。西门派出所的答复是：今天全天没有人来报失。
这样，专案组就觉得这问题似乎不那么简单了。不过，这五位都是有比较丰富的侦查经验的，这还难不倒他们。桃树上不长果子，就到李树下去撞运气吧，于是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那张薛公馆的草图上。这张草图的纸张一眼就可以判定是从学生做作业的练习本或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有竖印的条行。草图是用当时广泛流行的蘸水笔使用蓝色墨水画的，画得比较认真，不过从整体绘制情况来看，制图者肯定不是搞建筑出身，于美术显然也是外行。
侦查员用放大镜对草图进行仔细观察，本意是既然这是一张从练习本或者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那么其上一张纸上写过的字是否会在这张纸上留下印痕呢？几个人轮流看下来，却什么也没有发现。
这条路没走通，于是就指望从绘图人所使用的笔和墨水上找到蛛丝马迹了。绘图者笔法生疏，可是草图上的线条比较流畅，这可能是借助于其所使用的那支蘸水笔。蘸水笔的价格低廉，其笔尖有两种，一种是金属的，一种是玻璃的，不管是哪种笔尖，通常一买都是一小盒，因为其使用寿命较短，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调换。绘制这张草图所使用的，应该是玻璃笔尖。
专案组讨论到这儿，侦查员康保法接到分局大门警卫室的电话说有个老工人来找你，说是你父亲。康保法猛然想起今天是母亲的五十大寿，他已经给老人买了件衣服作为礼物，原先说好要回家给母亲祝寿吃寿面，后来领导通知让参加专案侦查，料想今晚回不去了，就往父亲供职的单位打了电话说了这事，让父亲下班时往分局拐一下，把给老妈的礼物带回去。他一说，正要回自己的办公室取那件衣服，他的顶头上司侦讯股长文材生唤住了他，转脸对詹子兴说，我记得小康的父亲是印刷厂老工人，是否可以把他请进来给我们看看这张纸从印刷方面来说是否有什么讲究？詹子兴闻之连连点头。于是老康师傅就被请进来了。
老康干了将近四十年的印刷活儿，从木版、石版一直干到铅印，是个成都印刷行业中有点儿名气的技术人才。当下，他一看就断言，这张纸是从成都“东升印刷社”印制的黑色硬纸封面的一百页笔记本上撕下的一页。这种笔记本生产数量不多，因为市场上需求量不大，通常被报馆、医院、公司作为工作记录本下发使用，也有少数私人作为日记本、账本使用。
根据上述情况，侦查员就作出了以下判断—一这种本子配合蘸水笔一起使用的形式，应该排除私人，私人作为家用的话很少用蘸水笔，因为蘸水笔蘸墨水时容易发生滴落，在家具上留下污渍。这样，就只有老康所说的报馆、医院和公司了。而这三种使用群体中，报馆的记者、编辑和公司的职员不大喜欢用玻璃笔尖的蘸水笔，因为玻璃笔尖书写时虽然流畅，可由于墨水只能存储于那弯弯曲曲的笔尖的缝隙间，书写量太小，没写多少字就得重新蘸墨水，这于他们的工作习惯不符合。通常只有医院的医务人员才乐于使用玻璃笔尖，因为玻璃笔尖外形美观，书写流畅，写出的字干净隽秀，较金属笔尖来说，不易弄脏纸张，而且医务人员的书写量相对较小，不是做文章，也就不在乎多蘸几次墨水的麻烦。因此，专案组认为应该先把全市的医院作为重点进行调查。
次日，6月29日，专案组五名侦查员穿便衣、持印刷公会介绍信，分头前往各医院、诊所了解使用老康所说的那种黑色硬纸封面笔记本的情况。调查一连进行了两天，查遍了全市九十三家医院、诊所，果然如老康所说，大部分都是使用这种笔记本作为工作手册记载医疗情况以及交接班留言的，可是，并未发现哪家用的本子上有缺页现象。
6月30日晚上，专案组开会汇总调查情况。大家意识到这两天时间似是白费了，心里难免不爽，但还是得打起精神商讨下一步如何进行。侦查员华逸峰提出—个调查方向：调查锁匠！
前面说过，被小崔姑娘捡到的那个女式钱包里有三样东西：钞票、草图和两把钥匙。如果说失主丢了那七万元钞票可以忽略不计，不去派出所报失，那么，她丢失了钥匙总得解决吧？怎么解决？要么重新买锁，要么找锁匠配钥匙。一般说来，失主会选择配钥匙。因此，华逸峰提议通过锁匠查找失主下落。这个提议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决定第二天分头出去走街串巷访查锁匠。
这一步棋，竟然只走了半天就有了效果！
四、发现目标
7月1日上午，专案组五名侦查员全体出动，分头访查锁匠。侦查员史溢在访查到第一区和顺街上的老锁匠吴天聪时，对方看了看他出示的那两把钥匙的图样，马上说有人在三天前的下午找他配过这两把钥匙。
配钥匙的是住在附近的—个被人们唤作“金宝嫂”的女人，这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家庭妇女，平时买菜什么的经常从老吴的摊头前经过，总是笑嘻嘻地朝锁匠点点头打个招呼。时间稍长，老吴跟金宝嫂也熟悉了。金宝嫂可能比较空闲，在家里时不时整点儿小吃，有时还会带点儿过来让老锁匠尝尝。老吴呢，有时也就帮对方免费处理一些跟其手艺相关的零星活儿，铝锅磕出了瘪坑给敲敲平、晾晒衣服时用的叉子断了给钻几个洞眼用螺栓和铝皮加固一下之类，有一次还应邀去她家里把几块松动的地板砸了几个钉子。老吴记得，金宝嫂家里收拾得很干净，她那六十多岁的婆婆和十一岁的女儿对他也很客气，不过没见到她丈夫。从挂在客堂迎门墙上的那张全家福上看，金宝嫂的丈夫是个斯文人，从事什么职业就不知道了。大前天金宝嫂拿着两把钥匙让各配一把，老吴放下手头的活儿，立刻给她配了，当场交给她拿走的。金宝嫂照市价付钱，老吴客气不受，她执意要付，把钱放下后就走了。
史溢听着心里窃喜，但有些不放心，追问说老人家您没记错吧，那个金宝嫂配的是跟这图样一模一样的钥匙？老吴笑道，我干了四十年锁匠活儿了，怎么会弄错呢？她拿来的两把钥匙，一把是开大门的司必灵锁的，一把是开箱子上的挂锁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史溢于是向老锁匠道谢，并请他不要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然后，小伙子就去了派出所，直接找了那位姓张的所长，要求了解金宝嫂及其家庭成员的情况。
金宝嫂三十三岁，户籍登记使用的姓名叫叶金宝，成都当地人，娘家住在东门外麒麟巷。她是抗战爆发前一年出嫁到夫家的，三年后生下一个女儿。叶金宝是文盲，跟当时大多数妇女一样，无论是在出嫁前的娘家还是嫁到夫家，始终无业。
叶金宝的丈夫名叫严德颐，今年三十七岁，成都人氏，出身商人家庭，二十一岁从医专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担任见习军医，一年后晋升为中尉医官，一直在军队待到1945年初才回到成都。严德颐离开军队不是退伍——当时抗战尚未胜利，军医不可能退伍，而是开小差儿。据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到公安局登记时所写的个人历史材料称，他是“因看不惯国民党军队内部的腐败，自己又不愿混迹其中遭受污染，于是决定自行离开”。严德颐开小差儿回到成都后，担心遭到国民党方面的追缉，在乡下亲戚处躲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到成都市内的家中。然后，严德颐发挥其一技之长，自己开了一家诊所，专治外伤。去年，一位海外归来的华侨富商创办了一家“私立华光医院”，得知他是有过多年战地救护经验的军医，登门求贤，高薪聘用，任命他为外科主任。严德颐于是就关了自己的诊所去了华光医院，一直干到现在。
史溢离开派出所后，立刻返回二分局专案组驻地。这时已是中午时分，包括组长詹子兴在内的其他四个外出访查的侦查员很快也回来了。大家听他一说调查到的情况，甚是兴奋，把午饭从食堂打到办公室来，一边吃着一边讨论。午饭结束，往下的工作方案也形成了：停止对锁匠的访查，下午由文材生、史溢两人去华光医院调查那张草图所使用的硬面笔记本的事儿。另外，还得核实一下钱包里那两把钥匙中的司必灵锁钥匙能否打开叶金宝家的大门。
之前专案组对全市医院、报馆、公司等进行调查的时候，副组长文材生分工的调查范围中就有华光医院，可是，他在该院未能查到关于硬面笔记本的任何线索。医院方面接待他的是负责行政的一个小老头儿，一看就是旧时账房先生那种人，问了问，之前果然在西药房做过多年账房先生，文材生因此对小老头儿就比较放心。当时小老头儿翻了账本，说这种硬面笔记本是院方发给各个科室的主任和护士长作为工作笔记本使用的，抗战胜利后医院刚开张时购买了一批，两年后用光了，他认为买了放在库房里是一种浪费，就改为让主任、护士长用光后自己去购买，然后凭发票报销。小老头儿根据文材生的要求，请主管医务的副院长以业务检查为名，把各科室正在使用的笔记本全部收上来。文材生把这些笔记本逐页点数一一检查下来，十六个本子每本一百页一页也不缺。
现在，文材生二上华光医院，心里已经大体上有点儿数了：那个军医出身的外科严主任，显然是买了两本硬面笔记本，正在使用的是一本，而撕下一页用来画草图的则是另一本。
文材生、史溢抵达华光医院后，这回不找管行政的小老头儿了，而是直接找了那个据说是留英博士的傅院长。当然不能说贵院的严主任现在被公安局给盯上了，而是说正在调查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儿，需要对每家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笔记本进行面上的查摸，前两天已经查过一次，现在还要查一下。知道傅院长您很忙，咱们也不多打扰，只要求您配合我们做一桩事儿，让财务上立刻通知全院医务人员，凡是手头有需要向院里报销的发票，请立刻送到财务室报销，这样可以列入上半年账目；否则，就只好到明年元旦后报销了。
傅院长自无二话，立刻照办。这样，也就不过—个小时，侦查员就拿到了严德颐送到财务室报销的那张购买硬面笔记本的发票。一看，果然是买了两本，是今年3月间购买的。
往下，文材生、史溢就没有再查下去，两人寻思，如果要把另一本没有使用过的笔记本逐页数一遍以确认是否少了一张的话，只怕马上会惊动了严德颐。而且，那个没有使用过的本子究竟是放在医院还是家里也还是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侦查员华逸峰则奉命去了叶金宝家所在的派出所，请派出所安排一个试一试那把钥匙能否打开叶金宝家大门的机会。在当时，这种机会是很容易安排的，只要指派户籍警前往居委会，叫上几名居民小组长之类的积极分子去叶金宝以及毗邻的那些邻居家进行一次卫生检查就可以了。这种卫生检查，在全国各大城市每个月都会搞上两三次，不会引起叶金宝的怀疑。
户籍警小黄前往居委会一说，居委会主任说正好，我们今天下午确实安排卫生检查了。小黄说这把钥匙给你拿着，到时候让人把叶金宝和她婆婆的注意力吸引住，你瞅个机会试一下能否转动大门上的司必灵锁，注意不能让叶家人发现。
不一会儿，小黄返回派出所向华逸峰复命，说这把钥匙能够打开叶金宝家的大门。
这样，专案组就确认严德颐、叶金宝夫妇有重大涉案嫌疑。按照侦查工作的惯例，这时就可以对严、叶夫妇采取拘捕措施了。专案组也是这么考虑的，把人一抓，一讯问，案犯交代出相关情况，然后顺藤摸瓜把相关案犯一一拿下，这个案子也就结束了。确实，许多案子都是按照这个模式办的，所以专案组这样考虑也并无不妥。如果是一般的案件，专案组就有权拍板逮人了。可是，这个案件涉及的被保护对象是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交办下来的，来不得半点儿疏忽，所以，专案组长詹子兴就向中共成都市委社会部长兼成都市公安局社会处长杜贵宝请示。
杜贵宝指示，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内容是对严德颐、叶金宝夫妇予以严密监视，执行该项使命时务必做到三点：第一是不能让被监视对象察觉；第二是要把严、叶两人去了何处、跟谁接触以及有什么人主动找他们都一一查摸清楚；第三是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跑了。
杜贵宝对詹子兴说，这个案子我压力很大，不但我压力大，西南公安部周兴部长的压力也很大。这项工作，我们只能做好，不能搞砸了。专案组有什么困难吗？詹子兴说对严德颐、叶金宝夫妇实施秘密监视，专案组五个人是不够的，另外，还缺交通工具。杜贵宝说，人手肯定紧缺，这就给你们调派过去，还可以给你们两辆自行车、一辆民用摩托车，汽车是没法儿派的，再说你们也不一定用得上，摩托车也是能不用就不用，不是舍不得汽油，而是用摩托车跟踪容易被目标察觉。
这样，专案组在增加了六名侦查员以及自行车、摩托车后，当天就开始了对严德颐、叶金宝夫妇的秘密监视。原以为监视一两个星期必有收获.哪知一连监视了整整一个月，却什么情况也没发现！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五、侦查员眼皮下的接头
话题还要回到在万竹寺假出家真潜伏的特务陆卯才身上——
6月28日，陆卯才前往西门秀才巷口去取暗杀目标住所的草图，由于未曾等到李思凡派来的人，他就返回万竹寺了。陆卯才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老特务，他对于李思凡方面的失约通常只有一种判断：李思凡出事了。不过，可能是刚出事，也可能是李思凡出事后未曾透露与陆卯才接头的机密，所以他去取草图时虽然未能遂愿，但也未曾发现公安便衣蹲守埋伏，因此，他得以安全返回万竹寺。
那么，陆卯才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他在接受老同学叶子清下达的使命时，已经提出过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叶子清的回答是，“保密局”在成都另有同志，如果发生意外，你回万竹寺待命就行，不管是取消此次计划还是另行安排，“保密局”都会通过其他联络渠道向你发出指令。因此，陆卯才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就待在万竹寺静候消息。
等了半个月，没有等到消息，于是他就断定李思凡并未出事。但是，生性多疑的陆卯才还是考虑到了另外一点，叶子清所说的成都潜伏特工万一因为某种原因（比如说他自己也落网了）已经中断了与“保密局”总部的联系，这样，总部就不清楚成都这边的情况了。那往下叫他怎么办？一直在万竹寺当和尚？这份苦头铁真法师受得了，他姓陆的可是受不了的。于是，陆卯才就决定请铁真设法对李思凡的安危作一番访查。
其实，这时陆卯才已经知道李思凡是华光医院外科主任严德颐的化名了，那个小和尚乾灵那天一路跟踪李思凡到其供职的医院，发现这人是该院的外科主任。陆卯才跟铁真一说，铁真说这没问题，也无须另外派人了，老僧我亲自去走一遭就是了。
于是，铁真就在7月10日上午进城去了一趟华光医院。他是以僧人装束去的，就在医院外科门诊转了转，尽管从未和外科主任严德颐见过面，也从未见过严主任的照片，更没向任何人打听过一言半语，还是准确无误地辨认出了严德颐其人。破案后核实一应人犯的口供时，那个时段在华光医院轮值的侦查员小杨才依稀想起这天好像是有一个和尚在走廊里转悠过。
陆卯才得知严德颐还在医院正常上班，未曾有什么意外，还是不大放心。他决定暂时先去外码头转几日，待回来后再作计议。这时的陆卯才已经正式成为成都万竹寺的僧人，甚至获得了一个由公安局审核过的成都市集体户口，因此，他外出前，请铁真法师亲自前往派出所出具了一纸“万竹寺僧人善宝外出云游”的证明。陆卯才临走前跟铁真约定，他大约在8月初回成都，为安全计，回来后先在城内盐道街“大群旅社”下榻，请铁真在8月2日、3日、4日三天中的每天中午十二时去一趟该旅社，确认无事，他再返回万竹寺进行下一步的活动。
这样，就在专案组诸侦查员耐着性子满怀希望轮流蹲守于华光医院盯着外科主任严德颐的时候，陆卯才却在重庆、武汉、开封、西安以云游为名游览。一直到8月1日下午，他才从西安返回成都，凭着那份派出所的证明，在城内盐道街“大群旅社”下榻，次日候得铁真法师前往，这才返回万竹寺。8月3日，陆卯才在确认6月28日接头取草图失利纯属意外之后，决定次日亲自出面去跟严德颐再次接头。
8月4日，陆卯才前往华光医院。专案组侦查员已经辛辛苦苦蹲守了一月有余，这下陆卯才主动前往，应该是自投罗网了？一般情况下应该是这样的，可陆卯才智商不凡，再加上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以及之后在频繁的特工活动中积累的经验，他竟然能在事先并不知晓严德颐已经受到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无惊无险地顺利与其再次接头，并获取了暗杀目标刘梦行住所的草图。他是怎样避过侦查员的秘密监视跟严德颐接上头的呢？
这天上午九时许，陆卯才穿着僧衣出现在华光医院。他没去外科门诊区域，而是去了后面那幢二层楼，那里是手术室和病房。在门厅里，他在医院每周对外公布的“本周手术室安排”栏目里看到，当天下午严德颐将为三位患者进行手术。陆卯才丁解到这一点后，随即离开华光医院。
中午时分，成都一家赫赫有名的公立医院——民国时期称为“中央大学医学院附属公立医院”，195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发生了一起小小的盗窃案，内科门诊一位医生和往常一样，脱下白大褂顺手把无檐帽摘下塞在白大褂口袋里后去食堂用餐，等他吃完饭重新走进门诊室准备穿衣戴帽时，那套行头已经不翼而飞了。
然后，正戏开场了。陆卯才随即返身叫了一辆三轮车去了华光医院，医务人员正在午休，他就进了卫生间，用从公立医院窃得的那套白大褂换下了身上的僧衣，把僧衣卷拢用细绳扎紧了藏于天花板内。之后，戴上白色无檐帽，冒充公立医院来华光医院指导工作的专家，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下午严德颐要做手术的那座二层楼，进入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取下报架上的报纸从容阅读。
这时，离医院下午上班还有大约十五分钟，严德颐还在门诊楼那边的外科主任办公室里打盹儿，化装监视的侦查员则在门厅通往外科主任办公室的通道口忠实地执行任务，根本没有想到老牌特务陆卯才为防止严德颐可能受到监视，已经想出了一个对付的法子。严德颐看看上班时间快到了，离开办公室前往手术室，正在对其执行监视使命的女侦查员小王自然没想到陆卯才还有这一手，尾随严德颐前往手术楼，然后假装病人家属坐在手术楼的门厅里等候。而穿着左胸印有“公立医院”红字白大褂的陆卯才已经先一步混进了手术窒，正在手术准备间等候严德颐。
这次突兀的接头使严德颐大吃一惊。他虽然已被侦查员监视了一个余月，但从未察觉，对于这方面倒不担心，担心的是6月28日他让妻子叶金宝给眼前这位先生送草图时丢失了钱包，最后连接头地点也没去就回家了。这种情形是可以作为“临阵畏缩”来对待的，处罚手段最严厉的可以一枪崩掉。因此，他非常担心对方当场下手，对于陆卯才这样的特务来说，当场杀了人是完全有本领逃脱的。幸亏陆卯才对此并未深究，脸上还是笑容可掬：“严医生下午有三台手术，我也不耽搁你了。如果抽得出一两分钟时间，就请你把草图再画一份给我。”
严德颐连连点头，当下就把陆卯才让进了对面那间医生办公室，匆匆把上次画的那份草图重新划拉了一遍。陆卯才收起草图，.随即告辞。
至此，陆卯才已经达到了目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离开手术楼往外走时，竟然受到了一双眼睛的关注。关注他的人并非女侦查员小王，而是手术室这边的护士长刘君娜。
事后刘君娜回忆说，她没有留意过那个穿公立医院白大褂的男子是何时混入手术室的。他进来后就待在手术准备室里，看着两个小护士消毒手术器械，嘴里一声不吭。而护士呢，以为这是外院的专家，吃不准是什么路数，多半是卫生局组织各医院巡回互检来本院检查工作的，哪敢问长问短？刘君娜最初看到陆卯才时，脑子里冒出的也是相同的念头。如果陆卯才不是马上离开，而是再待上一刻钟半小时再开溜，刘君娜也就不当回事儿了。可是，陆卯才尽管是老特务，但毕竟做贼心虚，寻思事儿办完了还待在这儿干吗，多待一会儿就多一分危险啊。他不知道，这一走，反倒引起了刘君娜的注意。
不过，刘君娜不是小王，虽然注意到了，也没当一回事儿，因为她还是把陆卯才作为外院互检专家来看的。当天下班后，她在饭桌上和丈夫闲聊时甚至已经把这件事忘记了。倒是丈夫的一句话提醒了她。刘君娜的丈夫是公立医院的药剂师，他告诉妻子说他们医院中午发生了一桩事儿，一位医生的白大褂给人偷走了。事儿虽然小，但医院还是很重视，保卫科已经贴出了一纸告示，要求各科室今后必须严加防范云云。
当下，刘君娜马上想起了下午看到的那个外院医生，那人穿的正是公立医院的白大褂呀！她对丈夫一说，丈夫也觉奇怪。两人上周刚一起去看过成都市解放后上映的第一部苏联反特黑白故事片《危险弥漫》，又受人民政府日益加强的全社会“四防”宣传的影响，于是就把这一情况跟“反特”之类联系起来了。夫妻俩一顿饭吃完，已经有了主意——立刻向公立医院保卫科报告。
公立医院保卫科值班的许副科长闻报，立刻跟医务科值班人员联系，得知最近并无医院互检活动，本院没有派出医生到外院去做过任何事情。许副科长觉得蹊跷，当下就往华光医院值班室去电反映此事，请他们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次日，华光医院保卫股工作人员上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严德颐约去谈话。这个时段轮到监视严德颐的是侦查员张俊图，他不知道昨天下午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保卫股的约谈，只知道目标去哪里他就跟踪到哪里。而严德颐呢，其实根本不是一块做特务的料，他接到保卫股的电话时，已是心惊肉跳，马上和昨天陆卯才的来访联系起来。走进保卫股刚坐下，对方第一句话就使他胆战心惊：“严医生啊，昨天下午你在手术室会见的那个穿白大褂的是什么人啊？”
严德颐顿时大惊失色，嗫嚅着说不出连贯话来：“这……这……”
这下，保卫股的人就警惕了。华光医院虽是私立医院，可是按照当时公安局的规定，保卫股的三名成员是由公家代为物色的，都是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严德颐的这个反应，人家不疑也得疑了。那三位曾参加过公安局组织的保卫工作培训，学得一丁点儿皮毛，当下就拍桌子瞪眼对严德颐施加压力。严德颐误以为对方已经掌握了他的真实情况，竟吓得跪地求饶，大叫“我坦白”。
那三位培训时曾被告知，遇上这种角色，你们这类弟兄就不适宜问下去了，得立刻报公安局。三人正商量应该往派出所还是分局打电话时，忽见窗外似有人影一闪，顿生疑心，立刻开门查看，把那个“形迹可疑”的家伙一把揪住了盘问。这个“形迹可疑”者，就是侦查员张俊图。他从外科门诊跟踪到保卫股，已经觉得奇怪，寻思保卫股找陆卯才谈话干吗？别打草惊蛇坏了专案组的事儿啊！越想越觉得不放心，就靠近了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儿，哪知让人家给逮住了。张俊图暗道“倒霉”，被对方扯进另一间屋子盘诘。监视严德颐是严格保密的，不能透露，于是只好亮出证件佯称自己是市局刑警，来华光医院访查案子。对方闻言大喜，正好向这位同志请教严德颐之事应该向哪个公安机关打电话。
张俊图一听，差点儿跺脚，顿时生出一股想抽对方的冲动。无奈之下，只得把专案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告诉对方。保卫股这边把电话打到专案组，一说严德颐又是“饶命”又是“我坦白”，接听电话的文材生就是一个激灵，捂住话筒跟詹子兴一通情况，寻思只好先把严德颐弄进来再说了。
严德颐到案后，作了以下交代——
1945年，严德颐开小差儿从前线逃回老家成都，躲藏于乡下亲戚处。可是，他的躲藏没有成功，因为他低估了“军统”的能力。很快，戴笠就把严德颐开小差儿的情况列入每天都要报送蒋介石侍从室的《军中情况简报》。蒋介石侍从室对“军统”下令：迅即查明严德颐开小差儿的原因！
“军统”调查下来，发现严德颐开小差儿时竟然带走了一箱价格昂贵的盘尼西林（青霉素）和其他一些紧俏西药及外科手术器械。戴笠震怒，下令“严缉该犯”。于是，“军统”总部向全国多个区站拍发电令要求查缉严德颐其人。不到半个月，躲藏在成都乡下的严德颐就被特务查到了线索。又过了两天，严德颐和往常一样前往附近小镇茶馆去喝茶的途中被人拦住，请至镇上的旅社谈话。
找到严德颐的那个“军统”特务名叫庞书贵，当时是“军统”成都站的一名少尉。庞发现严德颐之后，为什么不拿人而要谈话呢？那是因为他从“军统”总部的查缉电令中得知严德颐“逃离部队时盗窃盘尼西林等西药、器材”，当时盘尼西林是紧俏药品，基本专供军队使用。而在用磺胺一统天下对付所有病菌的医药界，由于病菌对磺胺产生抗药性，已经处于对病菌无能为力的临界点。盘尼西林作为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对于治疗外科创伤，对付肺结核、白喉等传染病有着巨大作用。因此，在当时的中国，黑市上八十万单位的盘尼西林针剂，已经卖到了一两黄金（十六两老秤）一瓶的天价。庞书贵的脑筋，就动在严德颐的那箱盘尼西林针剂上。
这箱盘尼西林其实并非严德颐盗取的军用药品，而是他花了二十两黄金通过运输团的弟兄搞到的走私货。他开小差儿就是为了这箱盘尼西林。他事先已经作好准备，一旦盘尼西林拿到手，他就逃回成都去躲藏一阵儿，然后开家诊所，那就能赚大钱了。别说二十两投资，就是一百两也很快就能收回来。而庞书贵呢，也惦记着这箱盘尼西林。两人谈判的结果是：庞书贵负责保证严德颐的安全，严德颐把那箱盘尼西林分一半给庞。
庞书贵说话算数，他不但使严德颐逃过了“军统”的追查，而且还帮助严德颐办理了一应手续开了诊所，还给什么卫生局、警察局、社会局之类都打了招呼，使严德颐的诊所得以顺利运作。这样，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最后还拜了把子。
1949年秋，已经是“保密局”少校的庞书贵来找已经当上私立华光医院外科主任的严德颐，说他奉命撤往台湾，没几天就要动身。不过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届时他必随国军光复大陆。现在有桩小小的为难事儿，想请严德颐帮个忙。严德颐以为是要借银元，可是，庞书贵却非借款，而是说他奉命在撤退前发展可靠特工作为国民党撤退后的地下同志，上峰是给他们每人下达了指标的。以前在“沦陷地区”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保密局”临撤退前胡乱发展特工，最后却落了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结果。接受以往的教训，这次成都地区发展的特工上峰将派人一个个当面谈话验收。所以，举凡假名单、拉个把亲戚做替身什么的把戏都没法儿玩了，只好来真的。无奈之下，庞书贵为凑名额，就跟严德颐商量将其也算上，先来打个招呼。严德颐听着也没觉得特别意外，说我原本就是国民党员，还做过国军的军医，这次再当一回冒牌特工也行啊。
哪知，这个承诺的后果非常严重。严德颐接受了庞书贵上峰的面谈、填写过加入“保密局”的表格、领取了津贴后，庞书贵就不辞而别了。然后，严德颐就得到通知：潜伏待命，届时必须严格执行命令，否则，全家性命难保！严德颐胆小，想想也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认了。
成都解放后，严德颐向公安局登记了自己以前的军医历史，却隐瞒了“保密局”潜伏特工的事实。他一直安慰自己，那是假的，我是上当受骗，不作数的。可是，“保密局”却惦记着他。4月间，他接到了一封密信，命其迅速探明春熙路226号原薛公馆的内部建筑结构，连同周边地形一并熟记于心，做到随时随地都能画出草图。严德颐不知道那个地址现在住着的是什么人，更不认识“保密局”的“附逆&r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