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959-1961，农村基层以及县一级领导， 是个人就看得出形势的好坏，但凡有点良心和人性的， 都感觉到不采取点措施任随形势继续好下去， 人会饿死得更多。
瞒产私分就是基层干部的对策，生产队瞒大队， 大队瞒公社， 公社假装没看见， 县里耳朵打了折扣， 高征收被含含糊糊地修正了， 生产队不浮报而是尽可能往低了报，或者将那些可算可不算的， 前两年统统算了的比如红薯等， 现在都不报了，分给了社员，度过了饥荒。
同时， 政策上不一定允许， 实际上是在实行的， 让社员在房前屋后山坡路边开小片荒，中国农民的惊人毅力，立刻爆发出来了，我下乡的地方， 老乡们说起谁谁谁， 那段时候大清早起得贼早贼早， 先跑自留地或小片荒务弄自家的庄稼，到了正式出工的时候， 听着队里的钟声挣工分， 下工之后又是自家的活，还能抽空砍柴挑到县城卖， 时令合适烧炭，采草药打个野兔子，喂鸡养鸭，等等，统统主动地被动员起来各显神通，甚至会跳大仙做巫婆神汉，除了自家消费， 也拿到城里去卖， 这就是为什么那一阵， 城里人虽有吃不饱饿不死的定量，感觉上不如农民过得活泛。
到底那时有没有把生产队的地分给农民自己种， 我不知道， 但听老农民说起来， 似乎把自留地分得很多， 名义上还是集体经济，可是自留地一多， 自己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 收获也归自己处理了啊！
于是， 城里的有些工人， 觉得吃亏了，尤其是那些一头沉的家庭， 男人正当年二三十岁，进城当工人也没几年， 想想这三十几块四十浪荡的工资，回农村多种几垄大葱啥的就能挣到，于是就回了乡。
我插队的地方，有个农民，50年参军， 后去了朝鲜，入了党， 回国被安排在省城的工厂了，这老俵没给自己留后路， 自说自话跑回来家， 连党籍也不要了，他很会折腾， 什么都会干， 很快挣到了比当工人多的钱， 盖了幢很好的房子，但是， 政治上彻底完蛋了， 文革时被整了一通， 估计改开后， 又该是他的天下了。
我后来所在的黄泛区农场，也允许职工开小片荒，就有人把小片荒经营得有声有色， 除了自家享用， 还有剩余拿出去卖卖的， 所以， 既享受到国家职工的工资和粮食定量标准， 同时也能得到农民开小片荒的好处， 当然小片荒大概比农民的小些， 因此， 跑回家的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