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26：“隐身大盗”奇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月刊《啄木鸟》2014年4期
文：佚 名
一、神秘盗案
这条位于苏州市区南侧的巷子显得有些另类。首先是名称，姑苏城里的园林，大街，寺庙、巷子通常都带着点儿古味或者书卷气，唯独这条巷子名唤“无毒巷”，什么古味，书卷气一概全无。其次是巷子的宽度。江南的巷子，在北方叫作胡同，不过二者有所区别：北方的胡同比较宽，比如北京的胡同，如果放到上海，绝对可以算是一条马路，叫“巷子”或者“弄堂”是委屈它了。可是这条无毒巷，却跟江南通常的巷子不同，整个儿就是一条北方胡同。
无毒巷不算长，不足百米，巷子内也跟苏州其他巷子有所不同。一般的苏州巷子里，有的是清一色居民住户，有的夹杂些小铺子，住户大多是平房或者二层小楼，式样简易，造得也粗糙，一家一户挤着排在一处，显得很是逼仄。而这无毒巷里有空地，有店铺，居民住户大多是中式庭院，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都有飞檐翘角，各自都有一个面积不大但很精致的花园。住在这种院落中的住户，一般都是有着一份体面工作的白领。
此时正是小满与芒种两个节令的中间阶段，黄梅雨在江南的上空酝酿，天气已经呈现出黄梅雨季时冷时热、时阴时晴的特征。这天是1950年5月31日，夜晚，气温虽不到三十摄氏度，但因为空气湿度高，所以使人觉得颇为闷热，无毒巷的家家户户都敞开着窗子过夜。此起彼伏的鼾声中，有三户人家正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一个使他们终生难忘的早晨。
这三户居民，其住所门牌分别是35号、36号和38号。我们先从35号说起。该户共有四人，两对夫妇。老郁原是经营煤炭生意的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后关了煤炭行与老伴儿汪翠兰一起在无毒巷家中过一份平安日子；他们的儿子郁炬是苏州火车站的工程师，儿媳赵慧君是医院的药剂师，小夫妻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最近披无锡的外公外婆领去住几天。郁家的房子是一幢二层小楼房，卧室在二楼，老两口住东头，郁炬、赵慧君住西头。昨晚，也就是5月31日晚，郁，赵夫妇熄灯前，把各自佩戴的项链、手表摘下后放在卧室内的梳妆台上。可是今天早上起床时，他们发现手表还在，项链却不翼而飞了！
小两口自是大吃一惊，寻思难道昨晚有窃贼光顾了？于是，一个去检查卧室房门，一个去察看窗台上是否有脚印。查看一圈下来，房门上的锁完好无损，窗台上也没有脚印。郁炬，赵慧君两人对此进行了分析：两条项链不见是事实，但是否是窃贼偷窃目前还不好下结论，因为他们卧室房门上的锁向来是不扣保险销的，而钥匙除了他们夫妇各掌管一把之外，公公婆婆手里还有一把。从理论上来说，公公婆婆也是有可能进来的。不过，夫妇俩都认为公公婆婆不会半夜三更潜入他们卧室，所以，应该是窃贼进来过了。
正说着，房门被敲响了。敲门的是婆婆汪翠兰，她神色慌张地告诉儿子儿媳，她昨晚睡前摘下放在床头柜上的项链不见了！正说着，老郁也来了，说他已经去楼下检查过了，院门，楼门都完好无损，底楼的窗户也都关得好好的，没有被人撬开过的痕迹。郁炬去父母房间检查了窗台，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一家四口正惊疑不定，忽然听见屋外人声喧哗，隐约听得有人在说“贼骨头”什么的，于是就出去察看。一看更加吃惊，竟然有两个警察推着自行车站在门外！
这就要说到郁家对门的36号住户了，那是一幢平房，但建造得十分精致，前后都有花园，而且还比较大。那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姓陈，是当时苏州城里颇有些名气的留德骨科医生；其妻姓张，家庭妇女，全职太太。两人生有一对龙凤胎，三岁时不幸染上脑膜炎，双双夭折，之后再未生育。这陈医生家昨晚也因觉得闷热而开了窗户过夜，不过，他们只把卧室的一扇窗户开了一半，用活动搭钩撑住了。今天早晨两人起床后发现，昨晚临睡前摘下的项链，戒指却不翼而飞了！他们也检查了院门、屋门和卧室房门，均没有损坏的痕迹。像陈医生这样的骨科专家，家里是装了电话的，于是他二话不说立刻往苏州市公安局南区分局拨打电话报案。
当时公安局还没到上班时间，南区分局值班室接到电话后，指派值班刑警项一琰，诸志仁前往无毒巷勘查。项、诸抵达无毒巷后，还没进36号，已被一居民当道拦住，说他家也遭了窃！
拦刑警的是38号的居民老苗，这是一个四十余岁的男子，无业，独居在38号内的一套小巧精致的花园洋房。老苗是无毒巷中经常被人议论，被人羡慕的对象，他的祖父、父亲全是当官的，祖父做过清朝的四品兵备道——这个职级相当于如今的省军区少将司令员，父亲也是武将，在军阀孙传芳的部队当过少将旅长。老苗是姨太太所生，一直和其母待在苏州。抗战时其母病故后，他就独自生活。他从来没有打过一天工，也没有当过一天老板，可是却过着比隔壁骨科专家还滋润的生活。其经济来源是什么呢？遗产。少将旅长分给他们母子的遗产有苏州城里的三套花园洋房、两家商店和半家工厂。因此，他不但住洋房，还有私家汽车。可是，他却一直是独身。据说他怕财产落到别人的口袋里，所以不考虑结婚，只结交上档次的女性，目前来往的林林总总有七八个之多。
这老苗昨晚遭受的损失是无毒巷三户遭窃居民中最为严重的：不翼而飞的项链是白金镶钻的，仅那颗钻石就有两克拉！
项一琰、诸志仁交换了意见，决定进行勘查。这二位警官，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出头。四十多岁的项一琰是个有着二十四年警龄的老刑警，虚岁二十一的诸志仁是刑警队伍中的新兵。那时候刑事勘查还很落后，分局一级还没有负责刑技的专门人员，都是出警的刑警自己勘查的，无非是寻觅脚印、指纹和包括案犯头发在内的现场遗留物，以及对作案手段的判断。针对这三起案件，就是寻找入室盗窃的途径和痕迹。项一琰带着诸志仁一边讲解一边勘查，所花的时间比较长。待到最后勘查完35号郁家时，已将近八点半了。
两个刑警头天值了一夜班，还没吃早饭，此时肚子已经“咕咕”作响了，活儿却还没干完—一勘查完现场，还得跟三户失主分别谈话，谈话内容既要作为案情分析时的参考，又要写入勘查报告中，所以半点儿马虎不得。待全部工作结束返回分局时，已经是九点多了。
他们幸好在返回途中吃了碗面条，因为一回到分局，他们就被主管治安的刘大忠副局长唤去，刑警队队长关秀杰也在那里。两位领导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说这是入室盗窃案，案值还不小，由于案情离奇，估计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社会反响，所以，这三起系列盗窃案必须抓紧时间破获，而且就由老项和小诸来负责。
那时候治安形势严峻，刑事案件频发，其中不乏凶杀、纵火、爆炸、投毒、持枪抢劫这样的恶性案件，而警力却是十分有限，因此，这么一起案件也就只派了两个刑警去侦查。项一琰、诸志仁对此也理解，自无二话，还觉得有点儿自豪，任务重，说明领导认为咱不弱嘛！
项一琰，诸志仁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当然也不好意思像平时那样值完夜班就回家睡觉了。不过，他们还是悄悄找个角落眯了一个多钟头，因为要等市局技术科的现场痕迹鉴定结论。打过盹后，二人去食堂吃了午饭，此时去市局取文件的机要员捎回了鉴定报告。项、诸两人看了看，开始琢磨案情，但就勘查现场所获取的情况，这三起案子还真不大好琢磨—一
第一，无毒巷35，36、38号三户失主的失窃现场均在卧室，但除主人以外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脚印，指纹，以及任何遗留物。
第二，失窃现场的所有门都关闭着，门锁的钥匙都掌握在主人手中，没有一把曾经外流过。
第三，这三户失主的住宅虽然临衔，但都有院墙，有的墙头上有爬山虎，有的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不管哪种墙头，勘查后均未发现有人攀爬留下的痕迹。而项、诸二人现场测试，即使使用长长的梯子，也无法做到攀爬后不留任何痕迹。
第四，三户人家共有四个卧室失窃，每个失窃卧室的窗户部打开着，若说案犯是从打开的窗子潜入室内的，可36号陈、张夫妇卧室的窗户仅仅开了一条半尺多宽的缝隙，技术鉴定表明活动插销上的指纹是女主人昨晚临睡前打开窗户时所留，这就是说案犯没有动过插销便打开窗户。可是，这条不过半尺宽的缝隙显然是无法过人的，而且窗台上没有脚印，窗外墙壁上亦无攀爬痕迹，所以，案犯应该不是从窗户进入的。
这样，对于案犯是如何进入现场的就不人好下定论。项一琰。诸志仁对着现场勘查时画的草图，以及三户失主的谈话记录，一家家对照着分析，最后发现这三户人家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晚上卧室门锁没有扣上保险销的习惯。据此，项一琰、诸志仁就有理由认为案犯是利用失主熟睡的机会，用某种与钥匙有相同功能的工具打开这三户人家的锁具后，潜入室内行窃，作案后离开现场时，又消除了入室的痕迹。
于是，两位刑警就定下了侦查措施：一是对赃物进行布控。二是围绕开锁技艺进行调查。
当时苏州市区的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不过也有东、南。西、北、中五个区，这已经相当于有些省的省会城市了。况且，以苏州的商业繁荣程度来说，商家店铺肯定很多，光是与布控本案赃物有关的金店银楼，旧货商行和银行就有百来家之多。项一琰。诸志仁采取的布控方式是：凡是有电话的商行店铺一律通过电话通知布控，反正所有失窃的赃物都是有制造商家的铭记的，电话里可以交代清楚。没有电话的，就只好一家家跑了。
这时，关于无毒巷三户人家蹊跷失窃首饰的传闻已经在苏州城里不胫而走，苏州市公安局领导打电话给南区分局要求重视该案的侦破工作。分局领导知道项一琰是有摩托车驾照的，就批准他和诸志仁动用摩托车，这样，他们的工作进度就加快了不少。可是，纵然如此，还是晚了一步。当天下午四点多，当他们驾驶摩托车来到北寺塔附近的“盛德昌银楼”时，老板金某听了布控要求，拿出了一条项链蜕：“这条项链是半小时前人家来卖给敝号的，跟你们所说的一件赃物很像，是上海‘裘天宝’的产品，重量也是一模一样的——三钱七分五。”
二刑警暗吃一惊：“是吗？！”
二、发现赃物
这条黄金项链经无毒巷36号失主辨认，确认是其被窃赃物。那么，这条项链是何人前来出售的呢？
“盛德昌银楼”金老板让店员拿出登记册，只见上面写着：出售凭证，户口簿；地址，阊门织娘巷39号；户主俞清亮。那个经手店员说，前来出售这条项链的是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穿一阵白衬衫，剪着一个平头。
摩托车急驶阊门，到织娘巷那里一闻，确实有这么一户人家。不过，据户主俞清亮说，他家去年9月下旬遭窃，家中一应贵重细软全部被偷，连户口簿也被偷掉了，现在家里的这本户口簿还是事后补领的。刑警翻了翻，户口簿的首页上确实盖着“补领”的印章。于是问户主这个案子后来破了没有。户主说我们发现后立刻向派出所报案了，可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破呀。
二刑警又前往派出所，得知情况属实，那个盗窃案因为案值比较大，派出所当时就上报了西区分局，分局刑警队指派刑警侦查过，未能破获。项一琰、诸志仁问明当时负责承办该案的刑警名叫郑思之，便打电话到西区分局，巧得很，老郑正好值班。了解下来得知，他接手这个案子后，与同事小丁花费了许多心思，包括赃物布控、线人，蹲守等手段都使用过，可是一点儿蛛丝马迹也没有查到。一个月后，由于有其他案子要查，领导就让把这个案子先挂起来。
这就是说，当时那个案犯并未向布控范围内的那些店家销赃，可能把赃物销给私人，或者销往外地了。而那本户口簿案犯却留了下来，用于这次销赃时使用。项一琰、诸志仁对于这个结果很是失望，却也无可奈何，看看天色已黑，又饿又累，只好下班，待明天再作计议。
当晚，年轻刑警诸志仁未能睡好，尽管这两天他只睡了两个小时，可是躺下后只睡了片刻就醒了。他知道这是兴奋所致，他的这份兴奋来自一种责任感。之前，诸志仁也参加过七八起案件的侦查工作，有一起还是凶杀案件，可是，他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因为以往他都是跑龙套，虽然每次案情分析会都参加，可是，像他这种新人只有拿着本子听着，记着的份儿，也没有人问他有何见解。这次不同了，一共才两人，老项也对他比较客气，时时处处征求他的意见，从而使他有一种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感觉，于是他一直在考虑应该怎样破案。如此一折腾，这天晚上他也就只睡了三四个小时，次日一大早就醒了，觉得家里待不住似的，就去分局上班了。
诸志仁到分局时六点半。刑警队值班的老王见之大喜，说哎呀小诸你来得正好，快帮个忙，昨晚南园派出所抓了一窝赌徒，好家伙，跳窗逃掉的不算就有十八个。他们审了半夜，刚才打电话来说其中十个是初犯，教育释放，其余八个都是老赌棍，一律拘留，回头审理后再决定是否要逮捕判刑。派出所说一下子押八个人他们人手不够，要求分局刑警队派人过去。这会儿还没上班，分局人手也缺呢，你和老宁他们一起去吧，多一个人总是好的。
那时公安局装备甚差，分局是没有汽车的，一般辖区派出所抓捕的人，都是由警察徒步押解到分局来的。一下子押八个人，那确实需要足够人手。诸志仁当下自无二话，立刻和治安科老宁他们一起去了南园派出所。那时候也真是寒碜，汽车没有倒也罢了。手铐也缺，一下子还凑不齐八副，于是干脆全部用麻绳绑了押解。诸志仁给一个老家伙上绑时，忽然听见旁边有个人叫着“轻点儿轻点儿”，他下意识转脸去看，发现那是一个理着平头的小伙子，心里不禁一动：难道这小子就是昨天下午去“盛德昌银楼”销赃的主儿？也是个平头，不过衣服不对，那人是白衬衫，这家伙穿的是玄色无领衫。脑子灵活乃是当刑警的基本素质，诸志仁当下不管三七二十—懵了再说，冲小伙子微微一笑，点点头：“哎！你怎么不穿白衬衫了？”
小伙子以为诸志仁认识他，当下也来不及想什么，下意识接口道：“昨晚洗澡后换下了。”
诸志仁心里便有了数，不过当时他没说什么，生怕押解途中弄点儿事儿出来就麻烦了。
到了分局，项一琰已经来上班了。听诸志仁一说，甚喜，说那我们去提审这小子。讯问下来，这个名叫管正衷的主儿果然是去年9月下旬参与盗窃阊门俞家的三个案犯中的一个，也正是他昨天下午去“盛德昌银楼”出售了那条黄金项链。不过，管正衷说那条项链并非是从无毒巷入室盗窃的，而是他在“松鹤楼”吃饭时从一个食客那里扒窃所得。
昨天中午，管正衷携女友蒋美萍前往观前街“松鹤楼”吃饭，吃完饭下楼时，看见走在前头的一个男子脖颈上戴着这条项链，不禁一怔：这么租，真货假货？看那男子似是喝多了酒，下楼梯脚步明显不稳。管正衷是拜过师的扒手出身，参与入室盗窃俞宅不过是受人之邀，临时客串，他平时的经济来源都是靠扒窃所得。当下，他是心痒手也痒，几乎是不假思索就伸手了。借着“关心”那男子，嘴里说着“这位先生小心”，就在伸出左手搀扶一把的同时，右手已经摘下了那条项链。
女友蒋美萍知道管正衷是扒手，见之不恼不惊反倒窃喜，出了门就伸手索要那根项链。管正衷说这种项链是男人戴的，你一个姑娘家戴着像什么样子，传出去。说是我管某相赠，只怕还会惹人哂笑。这样吧，我把这条项链卖了，用那钱再另外给你买一条新的。蒋美萍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催着他立马行动。管正衷说卖首饰要凭户口簿，我得回家去拿。于是就叫了辆三轮车回家，把俞家的那本户口簿拿了，去银楼把项链卖掉了。他之所以有这份底气，是因为上次盗窃俞家的赃物，他们是拿到上海卖掉的，这本户口簿没用上，他料定还会有用，就留下了。
项一琰。诸志仁讯问过管正衷后，随即去把蒋美萍抓来，一问，跟管正衷说的一模一样。拘留蒋美萍后，项，诸又去管家搜查，没有发现其他赃物。于是，可以认定管正衷跟无毒巷盗窃案没有关系。
项一琰、诸志仁意外破获了织娘巷俞宅盗案、“松鹤楼”扒窃案（那个醉酒男子未报案）。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可是，无毒巷盗案却断了线头。管正衷行窃时只盯着项链，根本没看清那男子长得什么模样，连年龄也说不上来。蒋美萍说她记得那人的左眉上方有一颗绿豆大的红痣，也就仅此而已，于进一步的追查并无太大帮助。当天下午，项、诸二人去了“松鹤楼”，可是这家名菜馆的生意实在太好了，来来往往的顾客甚多，问遍了所有店员，都对那个独自前来饮酒的男子没有印象。
6月2日中午，项一琰获得线报称吴县葑塘有一个绰号“一眨眼”的家伙是个开锁高手，新中国成立前曾在上海滩作过案子，而且还不止一起，最近返回吴县老家定居，没有种田，但日子过得蛮滋润。项一琰跟诸志仁一通气，决定前往了解一下。
当时的葑塘，是吴县下面的一个乡。项一琰、诸志仁去乡政府找了公安特派员小洪，一说“一眨眼”，对方说有这个人。这人名叫印坤，三十岁，葑塘人，十六岁去上海学生意，学的是“外国铜匠”（旧时上海滩对钳工的称谓）。印坤比较聪明，几年手艺学下来据说颇有长进，满师后在闸北一家私营工厂谋得了一份保全工饭碗。后来，那家工厂关闭了，印坤为谋生计，就在马路旁摆了个修锁配钥匙兼带修理打火机。手电筒、拉链等的小摊儿，不想一下子竟然就出了名。他受人邀请上门开锁的速度极快，快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有一户住在公寓大楼三楼的居民把钥匙忘在家里了，请他上门开锁。他骑着自行车前往，到了楼门口问明对方房间号，迈步上楼。主人想看看这个锁匠是怎么开锁的，尾随其后。但等到主人赶到三楼自己家门口时，房门已经打开了！
上海滩黑道中人听说印坤这等了得，于是就登门拜访，给他送礼，请他喝洒。他的孩子过周岁，还来了一群人，二话不说送红包，送完红包就走，生日面也不吃——免得给主人添麻烦。如此，这种朋友不交也得交了。当然，印坤交上这种朋友后，等于一只脚迈进了监狱大门。人家量材录用，看中的是他那份开锁技艺。印坤初时不肯出山，于是人家再送礼，不收也得收。收了礼还不肯出山，那就对不起了，人家笑吟吟地丢下一句话，“六小时内必须去某某地方，否则动你儿子没商量”，说罢扬长而去！印坤知道对方说得出就做得出，只好去指定的地方见面。然后，就跟着人家开锁作案去了。
几起盗窃案一犯，道上就给印坤起了个绰号叫作“一眨眼”——意思就是他在一眨眼的工夫里就可以把锁打开。这当然是言过其实的，但他开锁的神速是肯定的。
印坤就这样跟着黑道朋友混了两三年，最后终于失风落网，进了监袱。国民党法院判了他五年徒刑，大牢坐到第四年，上海解放了。人民政府甄别在押犯人时，给他减掉了半年徒刑。1950年春节后，印坤刑满释放。释放前，监狱方面告诉他，你的妻子在你入狱后不久就带着孩子改嫁别人了，对方是国民党海军部队的一个工匠，去年5月全家跟着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了。所以，你出狱后不能留在上海了，得回江苏吴县葑塘老家去，我们给你发路费。
印坤就这样回到了老家。像他这样在上海滩都被黑道赐予浑号的角色，回乡后当然不必种田。他在老家那三间草房里还没坐稳，已经有人来请他去干机修匠了。之后，苏州城里来的人络绎不绝，铁路，内河航运，汽车站，各种工厂。医院，反正只要需要钳工修理活儿的都来请他去工作，一律称他“上海师傅”。印坤后来几经比较，去了离葑塘比较近的一家轧米厂当了一名机修工，人家给他开了行业内最高的薪水。
那么，印坤是否重蹈覆辙作过案子呢？这个，公安特派员小洪就不清楚了。不过，两位刑警跟他交换了意见，认为可以好好查一查。于是他们就去了印坤供职的那家轧米厂，了解他前天晚上是否在上班。厂方的回答是：印坤上的是机动班，就是说平时机器正常运转的话，他是不必去厂里的，一旦机器出了故障普通工匠没法儿修复时，就请他这个高级技工出马了。5月31日晚上，印坤没上班，也没跟厂里说他是否外出，按照惯例，这就说明他在家。
三位刑警就去向印坤的邻居调查，几个邻居说法不一，有说他那天晚上在家的，也有说不在家的。如此，就只好找其本人询问了。印坤说他前天晚上不在家，而在厂里。原来，印坤是在跟几个住在厂里的车问工人赌博。刑警随即又返回轧米厂找那几个工人核实，无误！
印坤没有作案时间，这条原以为大有搞头的线索，就这样变成了一个肥皂泡。
三、“隐身大盗”
无毒巷盗案发生的第四天——6月3日，项一琰、诸志仁又去了一趟现场，走访了整整一天，想从巷内居民那里查摸到些许蛛丝马迹。可是，他们白辛苦了一场，什么线索也没摸着。
当天晚上，苏州市北区齐门路发生了与5月31日晚上无毒巷如出一辙的奇怪盗窃案，也是三起，失主当晚也是开着窗户休息的，并将项链放在了床头柜或者梳妆台上。
【信笔由墨】齐门路，南起“跨塘桥”，北至姑苏八门之一的齐门，因以得名。据《吴门表隐》卷十一，齐门路故称“古七井里”，因路旁有古井七口而名。
6月4日上午，苏州市公安局北区分局接到报案后，派出刑警许健南、耿淡前往现场勘查。这两名刑警都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山东人，原是“三野”军人，许健南是侦察排长，耿淡是班长，随着部队渡江后一路东进，解放苏州时负伤住院，伤好后正好地方上扩充公安队伍，而他们原先所在的部队这时已经开拔去了福建，于是就进了公安局，披分派往北区分局当了刑謦。分局刑警队领导派他们出警时，先问二位是否看过6月2日市局发下来的《敌情通报》。见他们点头，又问：“那天的《敌情通报》上刊登的南区无毒巷一晚上发生三起蹊跷盗窃案的内容你们还记得吧？昨晚，本区齐门路也发生了类似的盗窃案，现派你们二位前往勘查，回来后马上报告勘查情况。这个案件不管案值多少，都得迅速上报市局。”
许健南、耿淡勘查现场的结果，跟无毒巷现场情况如出一辙，只有一点不同，这个不同点对于这起盗窃系列案的最后成功侦破具有重要意义：三户居民中有两户没有安装门锁，而是老式的木头门闩，每天晚上临睡前都是上闩的，而且门闩上都装着插销，上了闩就推上插销，外面的人根本没法儿打开。另一户是安装了门锁的，同时也有插销，每天临睡前必把锁具的保险扣上，插销推上。所以，窃贼也是没法儿从门户进入他家的。
许健南，耿淡回到分局时已是中午，把勘查现场的情况向刑警队领导作了简单汇报，领导通知他们：“这个案子已经报告市局，市局认为跟南区5月31日发生的那三起盗窃案是由一个或同一伙案犯所为，所以决定串案并侦，由两个区的分局各指派两名刑警组成一个联合专案组。我区决定派你们两个参加专案组。刚才报告市局了，市局决定由许健南同志担任专案组组长，专案组驻地设在南区分局，他们已经准备了一间办公室，你们这就过去吧。”
许健南、耿淡随即去南区分局跟项一琰、诸志仁会合。四人见面后立刻坐下来分析案情，鉴于北区发生的那三起案件的门锁情况，一致认为可以排除案犯采用开锁手段潜入现场的可能。这样，大家就觉得难以推测了。案犯从门户潜入现场的可能已经排除，那么就是利用开启着的窗户进行作案的。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作案方式可以是案犯进入现场盗窃，也可以是不进入现场就在窗外进行作案。未进入现场作案的方式就是在窗外用前端系拴某种特制钩子的竹竿伸入室内钩窃赃物，这种作案手法在黑道上称为“钓鱼”。
刑警于是就从卷宗中拿出现场草图，对案犯是否采用“钓鱼”方式作案进行分析，发现这六起案件中有四起并不具备“钓鱼”作案的条件——失主所放被窃项链的位置与窗口外面可供案犯实施“钓照”的位置明显不对称，所以，“钓照”作案的可能性也被排除。
那么，剩下的就是案犯入室作案了。可是，无毒巷36号失主卧室的窗子只开了半尺多宽的一条缝，才这么点儿距离，案犯是如何通过的呢？
刑警还注意到这六起案件现场的一个共同点：不管案犯是否进入现场作案，有一点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案犯在窗户外面必有攀爬的痕迹。可是，这六起案件现场的窗户外根本没有攀爬过的痕迹。
专案组组长许健南说：“这个案子我怎么越分析越觉得迷糊了，案犯不从门也不从窗进入卧室，那么他是什么人呢？难道是会隐身术的妖怪？或者是能以肉身穿过墙壁的茅山道士？我就不信邪，非得把这个案子破了，把案犯揪到光天化日之下让大家看看是一个什么货色！”
四位刑警讨论下来，决定前往南，北两区的现场去走访群众，指望能够获得哪怕微乎其微的线索。
6月5日，前往北区现场走访的许健南、耿淡获得了两个信息。
一个信息是与一户失主相邻的朱姓居民反映的。6月3日晚上，他在睡梦中似乎听见自己卧房的隔壁传出几下轻微的异响，但他没有在意，因为这儿天他为了给儿子准备婚房，正在重新粉刷隔壁房间，室内所有的东西部腾空了，所以他根本不必担心有窃贼光顾，只要不进入他睡觉的这个房问就是了。
另一个信息是，齐门路有个姓田的小伙子，在东吴大学烧锅炉，三班倒。6月3日那天，小田轮到上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中班。下班后他和工友在外面大排档喝酒，回家已是凌晨两点左右。他在离失窃现场大约二三十米远的空地上，看到一株大银杏树下停着一辆自行车，有个人正在整理什么东西。当时，小田有些醉意，但神志还算清醒，寻思深更半夜这主儿征鼓捣些啥，别是偷东西的。于是，就想走过去看看。他刚挪步，那人就骑上车离开了。借着路灯，他看见那辆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没装东西，车把上倒是桂着一个蓝布包袱，看上去分量挺轻的，因为那个包袱随着自行车行进而晃动。小田判断肯定是不值钱的东西，所以他也就没了查问的兴趣。
刑警让小田画一画那物件的形状，小田不擅画画，划拉了好几张白纸才勉强画成形。刑警对着草图结合着询问，弄清楚那是一个圆锥形的包袱，高约一尺二三，直径也在尺余，从底部往上尺余处形成一个尖顶状。
刑警又问小田：“那人是怎么一副模样？”小田说：“这我可说不上来，因为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在树下，那里没有灯光，我看过去只是一个人影。后来他骑车离开时，我又只盯着那挂在车把上的物件看，根本没注意看他人长什么样儿。反正就是一个中高个子的男子，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衣，裤于好像是黑色的。”
许健南、耿淡回到专案组驻地跟项一琰、诸志仁一说，项一琰一拍大腿恍然大悟道：“明白啦，那是个鸟笼！看来，偷东西的是鸟，是一只驯化过、会偷窃的鸟！”
项一琰这么一说，其余三人皆以为然。这情况跟居民老朱听见的隔壁房间的异响也相吻合——那只贼鸟曾飞进过那个空房间，结果无功而返。而案情分析时大家感到迷惑的情形也就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这天晚上，南区棋盘街上一户居民家出现的情况，对白天刑警的发现有了一个确凿的印证。棋盘街91号户主老张在区税务局工作，这天凌晨两时许，多年来一直进入不了深度睡眠状态的老张在逃迷糊糊中听见房间里似有鸟儿扑崩翅膀的声音，他以为乃是在做梦，没有在意，稍后又听见了一声，于是就醒了。他一动，把妻子也惊醒了，问“什么事”，老张二话不说伸手就扳下了床头的电灯开关，灯亮的同时，他看见一只鸟儿从敞开的窗口飞了出去。夫妻俩自是吃惊，起身走到窗口察看，可哪里还看得见鸟儿的影子。老张家每年夏天都是开着窗户睡觉的，从未有过鸟儿入室之事，所以就更加感到奇怪。夫妻俩正议论时，忽然听见外面传来口哨声，于是就怀疑这只鸟儿并非无主野鸟，而是有主人的家鸟，那口哨声就是主人召唤的信号。那么，一只家养的鸟儿，深更半夜被放飞到人家屋里来，这是想干什么呢？老张联想起附近无毒巷离奇的失窃案，心里便有了几分明白，寻思着估计就是这只鸟儿所做的勾当了，好一只贼鸟！
次日，老张照常去税务局上班。待到中午休息时，他悄然去了趟棋盘街派出所报告了昨晚的见闻。5月31日发生盗窃案的无毒巷就在棋盘街派出所的管辖范围，当下，派出所自是重视，随即向分局打电话报告了此事。然后，这一消息就反馈到了专案组。
出于慎重，许健南立刻让项一琰驾车前往派出所，把老张接到分局，当面听其陈述情况。听完后，又跟老张去他家里察看了内外现场。
许健南在老张家卧室里待着，和主人一起听耿淡、项一琰、诸志仁三人征外面移动着位置吹口哨，最后确定了昨晚那个疑似案犯所在的位置。随后又对与该位置相邻的两户居民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位六十多岁的王老头儿说他昨晚听到过屋前有人吹口哨，不过没有在意，未爬起来察看。口哨响过后片刻，有金属碰撞的声响。王老头儿是摆了二十年修车摊的修车工。一听那声音就知是自行车链条和链板相碰撞的声响，于是断定那个吹口哨的人是骑着自行车来的。
老张和王老头儿所提供的情况跟前—天刑警了解到的信息显然完全匹配。因此，专案组认定所谓的“隐身大盗”，就是那个指使一只受过驯化的鸟儿作案的人。
分局领导听专案组长许健南汇报了侦查工作进展情况后，自是高兴，奖励了他们两条香烟。领导走后，专案组刑警抽着香烟，对接下来的侦查方向进行研究，认为那只行窃的贼鸟肯定是那个吹口哨的家伙驯化出来的，所以，在查贼鸟还是查贼人这两个选择上，决定还是先从查贼人着手。
驯化野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说不定还有什么“祖传技艺”之说。驯化后的鸟儿，即使不唆使其行窃，也可以作为生财工具，不说如古代那样进皇宫大内给皇亲国戚搞汇报演出那样大出风头之举，就是加入杂耍班子表演鸟技也可以混一口饭吃，或者单独走江湖，在街头叼叼扑克牌，算算命也会有进项。再不行，也可以带着鸟儿去公园、城头免费表演，然后办班向养鸟人传授驯鸟技术也可以混个肚儿圆。上述的几条驯鸟人的生财之道，其实也是刑警查摸案犯的几个口子。专案组决定分头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调查。
之后三天，四个刑警马不停蹄从早到晚分头走访公园、城头，茶馆的养鸟人，以及在苏州演出的杂耍班子、街头艺人，不管人家是否有驯鸟节目，都去打听，因为这些走江湖的艺人互相之间消息比较灵通，没准儿熟识的人就是驯鸟高手呢！可是，三天跑下来，好运没有撞上。
6月10日，无毒巷盗案发生的第十一天，是个下雨天，许健南说上午就不出去了，大家开个会，再聊聊案情。四人刚刚在办公室坐下，就接到分局门卫室的电话，说有人求见负责无毒巷盗案的同志。许健南于是就去门口，一看来人，不禁感到意外，吃惊地问：“你怎么……回来啦？”
之所以要在“怎么”后面打个嗝顿，是有原因的：来人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这个姑娘的名字我们已经听说过了——蒋美萍！
蒋美萍不是与其抓千男友管正衷一起被拿下了吗？怎么放出来了？又怎么跑到分局来求见专案组长呢？这话得从蒋美萍的父母说起。蒋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教师，母亲在银行工作。蒋美萍被公安局拿下后，家里接到通知让给她送生活用品。其母当时就哭了，正哭着，老公下班回家，问是怎么回事，蒋母只知道女儿被抓了，但因那时抓人是不通知家属的，公安局只是让家属给蒋美萍送生活用品，所以蒋母也说不上来女儿为何披抓。于是，其父就去派出所问女儿被捕的原因。派出所也不清楚，往分局刑警队打电话问了才知道。蒋父回去跟妻子一说，这位银行职员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记起好像听说过怀孕妇女是可以保释的，就跟丈夫说她知道女儿已经跟人家好上了，可能还怀孕了。蒋父便动用他的学生关系，又是医院又是公安好一番周旋。分局领导指派一名女警去看守所问了蒋美萍本人，得知其确实有怀孕迹象，又让看守员押着蒋美萍去医院作了检查，果然已经怀孕。因此，分局就允许家属把蒋美萍保释回家了。
蒋美萍回家后，心里觉得似乎有些冤，就去找律师咨询。律师说按照法律规定，你也好，你那男友也好，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公安局并未错抓你。蒋美萍又问那现在公安局把我放了，以后还会来抓我吗？律师说你迭是保释，案子还没处理，到处理案子时如果认为你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是要你承担的，除非你有立功表现。
二十岁的蒋美萍阅世尚浅，就异想天开想把那天在“松鹤楼”遇到的食客找到，以求立功赎罪。这个念头想想是可以的，真要实施的话其难度可能不比攀登喜马拉雅山低。可是，蒋美萍却要尝试一下。于是，她就天天跑“松鹤楼”，午市夜市一趟不落下，去了就先楼上楼下转一圈，然后守在门口，盯着每一个入内用餐的男子辨认。前面说过，蒋美萍和其男友当时并未留意到那人的面容，蒋只记得那人眉上有一颗红痣。可是，她坚信只要那人出现，她就可以认出来。
就在昨天傍晚，她发现了那个男子，这回她看清了其面容。那是个三十多岁的白净脸，很好认，右眉上方有一颗绿豆大的红痣。他进了松鹤楼，就在底楼店堂坐下要了一碗面，吃完后起身离开了。蒋美萍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悄然尾随，一直跟到三条横街外的卧仙巷，看他悠悠走入巷予，在巷口还跟人点头打招呼，驻步说了两句话。于是断定这人是住在这条巷子里的居民。回家后，蒋美萍跟父母说了这事，父母让她今天上午来分局报告。
四位刑警闻报皆大喜，决定立刻去卧仙巷查访此人。卧仙巷属于苏州市公安局中区分局观前街派出所管辖，刑警便先去派出所。户籍警李振刚听刑警一说卧仙巷的红痣男子，马上说这个人我知道，叫柳国华，是个单身汉，做木材生意，跟几个朋友开了家木材行，听说经营得还不错。刑警问这个柳国华养不养鸟，李振刚说好像养吧。刑警说“好像”不算数，我们要的是”肯定”，于是让小李去叫来两个居委会干部，他们应该知道。
居委会主任、治保委员双双来到派出所。面对着刑警的询问，那个姓丁的主任最有发言权，因为他跟柳国华是邻居。丁主任说柳国华喜欢养鸟，也养了几笼鸟，每天早上都用自行车带着乌笼去公园遛鸟。
刑警接着询问：“5月31日、6月3日两个晚上，柳国华是否在家？”
丁主任说：“这个倒不清楚，因为柳国华做生意，晚上有时回来得比较晚，甚至通宵不归。”
刑警决定传讯柳国华。丁主任说他上午遛过鸟后出去了，去了哪里不知道。刑警只好去丁主任家里喝茶等候，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方才见他回家，就将其带到派出所。
许健南出面跟柳国华聊下来，得知对方已经有二十年养鸟历史，在这一带养鸟爱好者里颇有点儿名气，目前饲养的四笼鸟有两种：太阳鸟和相思鸟。此时，专案组刑警根本还弄不清楚什么鸟最适合驯化成夜间行窃的贼鸟，只以为所有鸟都能驯化，就想当然地认为这人身上有疑点。刑警问他5月31日。6月3日晚上他在干什么，还有，6月1日的午饭他是在哪里吃的？上述情况，是否有人证明？
柳国华扳着手指头回忆下来，说5月31日、6月3日晚上他都在自己家里睡觉，他是单身汉，也没有相好，所以没有人可以为其作证！至于6月1日午饭，那倒是有人作证的，是他的几个生意上的朋友，那天他们在相门新开的“荣昌酒馆”吃的午饭。“荣昌酒馆”是他朋友万金连的连襟开的，按照规矩，万金连要去吃顿饭捧捧场，于是就叫上了包括柳国华在内的七八个朋友。
刑警先把柳国华留在观前衡派出所，然后按照柳提供的万金连等一起吃饭的人的姓名地址，分头前往调查，还顺带要去一趟“荣昌酒馆”问一下老板。
调查进行到傍晚，各方情况了解下来，表明柳国华所言不虚，于是认定那个蒋美萍是认错了对象。
专案组研究下来，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柳国华的作案疑点，决定放其回去，但是，关照他如若要离开苏州去外地的话，必须向派出所报告并获准。
四、两条线索
这天晚上，苏州市内又发生了四起明显是“隐身大盗”所为的盗窃案，两起发生在中区，两起发生在东区。这样，专案组就扩大到了八名刑警，组长仍由许健南担任。
次日，专案组闻知苏州全市各区都有群众在议论。“隐身大盗”，一时搞得人心惶惶，都说晚上睡觉不敢开窗了。这时，已经进入6月中旬，江南6月的晚上紧闭窗户睡觉，这会是什么滋味？这下，尽管领导没有说什么，专案组各位警官的心理压力还是成倍地加大了。
专案组开了一天会，对案情重新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目前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还是以查驯化贼鸟的人作为本系列案件的侦查突破口为宜。大家把侦查工作细化，认为有必要弄清楚那只被案犯用来盗窃的贼鸟是哪一类鸟。向苏南行署一打听，得知正好有来自北京的几位动物学家在苏州考察太湖鸟类生存状态，目前在东山。于是，许健南、项一琰两人便前往拜访。
动物学家林教授听他们介绍了情况后，说这很容易作出梳理，因为你们所说的那些盗窃案都是在夜间发生的，所以只有鸟类中具有夜视能力并擅长进行夜间活动的鸟类适合被驯化成作案的贼鸟。另外，贼鸟是通过飞行潜入有人睡觉的卧室进行作案的，所以，这就不是寻常的具有夜视能力的鸟类，只有一种鸟符合被驯化成贼鸟的条件，那就是——猫头鹰。
许健南，项一琰一听，瞠目结舌，稍停，许健南倒抽一口冷气，吐出三个字来：“夜猫子！”
林教授听许健南说话是北方口音，点头道：“对！就是北方通常称为‘夜猫子’的那种鸟类。”
项一琰提出了质疑：“猫头鹰那么大，可是据我们调查时获得的线索，有人目睹案犯带到现场的那个鸟笼也就不过尺余高，那装得下一只猫头鹰吗？”
林教授就给二人进行了这方面的科学普及。猫头鹰是对所有鸮形目鸟类的一种俗称，属于鸮形目的鸟全世界一其有一百三十余种，体形大小不一，大者如雕鸮的体长可达九十厘米，小者如东方角鸮的体长不过二十厘米，也就鸽子那么大。鸮形目鸟类特别适合夜间活动，—是因为它们的瞳孔很大，从而使光线易于入眼，视网膜中的视杆细胞非常丰富，却不含视锥细胞，以至眼内不像一般鸟类那样呈圆球状，而是呈圆柱状，这种特殊结构使它们对弱光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在漆黑的夜晚能见度要比人高出一百倍以上；二是猫头鹰的暗色羽毛非常柔软，翅膀羽毛上有天鹅绒般密生的羽绒，因而飞行时所产生的声波频率小于一千赫，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一般哺乳动物来说，耳朵的听觉是无法感觉到那么低的频率的。三是猫头鹰的听觉神经出奇地发达，比如体重只有三百克的仓鸮就有九万五千个听觉神经细胞，而寻常鸟类比如乌鸦，体重超过仓鸮一倍以上的也不过两万七千个听觉神经细胞。因此，猫头鹰是所有鸟类中最适合夜间活动的一种，而且，猫头鹰聪明，易于驯化，完全可以被身怀驯鸟技艺，而心怀邪念之徒驯化成贼鸟。
林教授的这番科普，使许健南，项一琰两人大开眼界。巧的是，当天午夜，北区寺塔街又发生了一起贼鸟入室行窃案件，不过未遂，而且，那只贼鸟肯定被吓了一跳，因为它在企图飞进二楼一户居民的窗子时，翅膀无意间触动了窗台上的捕鼠夹，虽然它闪避得快，还是被夹下了一片羽毛。
次日，专案组刑警再次赶到东山，拿着这片羽毛请林教授鉴定。林教授一眼就认出就是他所说的体长不过二十厘米的东方角鸮身上的羽毛。
至此，专案组终于确定了贼鸟的种类。林教授主动提出随刑警一起去苏州市图书馆找出东方角鸮的图片，刑警翻拍下来后，冲印了二十张，专案组刑警每人都放了一张在身上，以便随时查访。
接下来，就是查摸身怀驯鸟技艺的对象了。刑謦打听下来，得知这类人属于“稀有品种”，存在于杂技班子或者走江湖的街头艺人中。苏州当地没有杂技班，都是外地江湖班子偶尔来演出一段时间，今年上半年还没来过。街头江湖艺人倒是时不时有人跑码头抵达，全市各区随处游走演出，那时没有城管干涉，国家对此也没有“演出证”一说，所以是不管的。具有驯鸟技艺的人应该来自于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应该是外来案犯。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苏州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因为作案者有可能以前曾在杂技班子待过或者跟江湖艺人混过，学会了驯鸟技艺，返回苏州后驯出贼鸟作案。
此时，项一琰提出了一个调查建议：根据专家的鉴定结论，行窃的贼鸟应是猫头鹰中体型最小的东方角鹦，从图片看来，其形状跟寻常老百姓见到的猫头鹰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特征。那么，驯化这种东方角鹦的家伙，在其驯化过程中肯定会被其他驯鸟爱好者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盯着这个方向去调查，可以将调查范围大大缩小，只要能打听到有谁驯过猫头鹰就行了。大家认为项一琰的这个建议靠谱，于是决定次日一早就分头去各公园，寺庙和街心绿化地查访。
6月12日，大家分头行动，刑警小盛征拙政园向一位遛鸟的中年男子打听到一个相关信息：苏州以前曾有人驯过猫头鹰，是应与其熟识的杂耍班子的班主朋友之求驯的，那只猫头鹰就被驯得能够飞到观众席中叼取放在帽子顶上的指定物品，还能把表演者给它的文字道具粘贴到墙壁上，形成一幅替人祝寿的文字，令人喷喷称奇。那个能驯化猫头鹰的人，听说是住在木渎镇上的，姓丁，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应该将近八十高龄了。
当天下午，小盛，老章受派前徒苏州西郊二十余喂太湖之滨的木渎古镇访查丁老头儿。两人去镇派出所一打听，得知镇上确实有一丁姓老头儿，今年虚岁八十挂零，身体状况还行，至于他是否会驯鸟，那就不清楚了。刑警在派出所民警小张的陪同下前往丁宅拜访老爷子。问起东方角鸮，他摇头说没听说过，又说猫头鹰——最小的那种，只有半尺多长的，他马上说知道，然后就说起他的驯鸟经历。原来，丁老头儿是北方人，老家直隶保定府，祖上三代都是清宫特定的驯鸟专业户，由内务府指定驯什么鸟并按月发给薪饷。到了他父亲那里，驯的一只鸟在给大内表演时误啄了一位格格。在宫里当太监的同乡当即捎出话来报信儿。丁老头儿的父亲知道那是要掉脑袋的事儿，立马收拾东西带着全家往江南逃，逃到苏州落下脚，靠驯鸟卖艺为生。到了丁老头儿这里，他学了木匠，开了家家具铺子。当然，祖传的驯鸟技艺并没有丢，只不过肯定不如父亲。而他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根据祖宗的规矩，这门技艺到他手里就该结束了，这是天意。丁老头儿说他能驯几十种鸟，大到金雕，小至麻雀，至于猫头鹰他只驯过一只。父亲没有传下过驯猫头鹰的技艺，估计祖上也没人驯过，因为他家这门技艺是为皇家服务的，猫头鹰属于不吉利的鸟类，肯定是会受到排斥的。不过，他曾应一位经营杂耍班子的好友要求，驯过一只最小号的猫头鹰，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刑警问丁老头儿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丁老头儿说此人名叫粟振峰，原先是住在上海虹口密勒路培德里的，已经多年没来往了，那人比他小十来岁，现在还在不在世就不清楚了。
刑警又向老爷予请教：“猫头鹰的寿命通常是多少年？”
老爷子说：“这个我可不清楚，因为祖上没有驯过猫头鹰，也就没传下来关于猫头鹰寿限的说法。”
不过，这个问题专案组可以向林教授请教。林教授说根据书本上的说法，猫头鹰的寿命是在二十年至七十年之间，但也曾听说过有活到八十年以上的。这就是说，不能排除丁老头儿替粟振峰驯的那只东方角鹦还活得好好的而且能够入室行窃的可能。
专案组于是决定派员去上海调粟振峰驯和那只会表演的猫头鹰的下落。
刑警项一琰、老袁、小韩三人奉命赴沪调查。密勒路原属公共租界，后来收回租界后改为峨眉路。刑警到培德里一打听，确有粟振峰其人，不过已经中风卧床六七个年头了。刑警登门一看，老人虽然卧床，不过思维还算可以，也能正常说话，就是听力有些问题，不过把说话音量加大些也就能对付下来了。
据粟振峰说，他确实请苏州木渎镇上的丁老爷子帮忙驯过一只猫头鹰。当时他带着一个二十多人的杂耍班子，在江南地区跑码头演出。那只猫头鹰为这个草台班子增色不少，可惜后来在浙江嘉兴演出时，有天晚上那只猫头鹰给野猫吃了。本来，他还想去苏州请丁老爷子再给他驯一只的，可是这当儿抗战胜利了，班子里的艺人都要返回家乡另谋出路了，也就作罢。
粟振峰的这条线索就这样断了。
专案组只好另觅侦查方向，大家议来议去，认为还是得把寻找那只贼鸟作为侦破系列盗案的突破口。组长许健南下令，从明天开始，大家分头跑派出所，收集所有跟鸟儿有关的线索。
这样，从6月15日歼始，全组刑警马不停蹄分头跑了三天，下到派出所甚至居委会了解跟鸟儿相关的线索。到了第三天下午，刑警诸志仁获得的一条线索引起了大家的重视一一
据西区金阊派出所户籍警小郑说，其管辖区内的珍珠坊最近发生了一桩挺有趣的事儿。珍珠坊是一条狭长的弄堂，住着百十户居民，其中一家是军人。这家的男主人老杨是解放军营长，山东人。老杨是1940年在山东老家参加八路军的，当时他已经娶妻成家，有一个两岁的儿子。他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了十余年，奇迹般地没死也没负过什么大伤，战功倒是立了几次，堪称“福将”。苏州解放后，他所在的部队驻留苏州，他的妻子马翠娟接到丈夫的信后，带着儿子来了苏州。按照当时的规定，老杨及其家属可以享受供给制，部队就出面给他在驻地附近的珍珠坊租了房子，一家人在分离十年多后，终于团聚了。
老杨的儿子杨小山虚岁十二，在读小学三年级。这个年龄段正是男孩儿最调皮的时候，他喜欢玩弹弓，一天到晚从不离身，上学下学路上拎在手里，吃饭睡觉放在碗旁枕边，只有上课时不敢拿出来，藏在书包里。可想而知，这种年龄段的弹弓爱好者肯定闯了不少祸，他家有一个月光赔偿人家的玻璃就有二十多块。杨小山击碎的玻璃当然以误射居多，他更多的是打鸟，由于人小劲儿还不大，所以也就只能打打麻雀之类的小鸟儿。五天前，杨小山有了进步，他用弹弓打中了一只大鸟，用的是尖角石块，所以有点儿杀伤力，击中了目标的翅膀
根。遗憾的是，那只大鸟并未掉落下来，只是在空中斜斜地挣扎了几下，就奋力扑扇着翅膀飞走了。杨小山带着遗憾回家后，铺开作业本子一边做一边还在总结经验，寻思当时如果马上再补射一颗“子弹”，兴许就能把那只大鸟打下来了。
杨小山正这么想着的时候，门外就像骤然开启了一只高音喇叭一样地响起了一个尖锐的女人嗓音，吼叫般地喊着小山母亲的名字问：“你家儿子在家吗？”
杨小山在母亲作出反应之前已经蹿出门口：“找我有什么事？”
站在杨小山面前的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肥胖女子，个头足有一米六八，堪称人高马大。杨小山觉得这女人有点儿面熟，转念一想，有时上学下学路上经常看见她在马路上转来转去，要么跟人高嗓大调拉家常，要么和摊贩拉拉扯扯吵架。那么，她现在来找杨小山干吗呢？杨小山等着她开口，哪知胖女人抬手就朝他脸上横扫过来！幸亏杨小山天生机灵，来苏州后又跟着侦察兵出身的老爸练武，身子一闪就避让过了。这时，小山的妈妈马翠娟挡住了还想动手的胖女人，问她：“你有什么事，怎么二话不说动手就打孩子？”
对方这才气势汹汹说明原委。原来杨小山刚才放学路上用弹弓打伤的那只大鸟是她养的家鸟，现在她是来兴师问罪的。马翠娟便问儿子是否有此事，杨小山承认他用弹弓射了一只大鸟，可是那只大鸟是在空中飞的，又不是待在人家窗口门前的，他根本不知道那是家鸟。马翠娟说：“不管怎么说是你打伤了人家养的鸟儿，你得认错。”杨小山无奈，向胖女人道了歉。然后，马翠娟对胖女人说：“我家孩子调皮，打伤了你家的鸟儿，是我们家长教育得不够，我们愿意赔偿。”说着，掏出一张一万元的纸币（旧版人民币，折合新版人民币一元）递给胖女人。对方收下了，却不依不饶地让杨小山把弹弓交出来，免得以后再闯祸。弹弓对于杨小山来说，相当于战士的枪，他宁愿交出书包也不愿意交出弹弓。可是，马翠娟也逼着他交出来。杨小山只好交出弹弓，胖女人刚离开，他就心痛得哇哇大哭起来。
一会儿，杨营长下班回家，见儿子没像平时那祥迎上来跟他亲热，便知道必有情由，问下来是这么一回事，不禁笑了，说没关系，明天我让炊事班小王叔叔再给你做一个就是了，不过，以后你不能再鲁莽，别动不动就乱打了。你喜欢打野鸟，以后我带你上太湖边上打个够。
这件事如果就这样过去了，可能还不一定会给户籍警小郑知道。
问题在于第二天此事又上演了续集。次日，杨小山放学回家，一路上还在想着他昨天那把被胖阿姨没收去的弹弓。他走到珍珠坊口时，却见那胖阿姨竟站在那里等他！杨小山吓了一跳，那胖女人看见杨小山。却露出一脸的笑容，满脸的肥肉都笑得打了摺儿，声音也像浸过蜜似的，她说：“小朋友啊，昨天阿姨不该发那么大的火，阿姨不知道你家是军属，你爸爸是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是为老百姓出生入死淌汗流血的英雄啊！这种英雄，阿姨敬佩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计较你那点儿小事呢？”
胖女人一边说着，一边把弹弓拿出来还给杨小山，另外还给了他两本全新的连环画和一把糖果。杨小山把东西拿回家去，交给母亲。马翠娟一看，连环画里夹着昨天她给胖女人的那张一万元纸币。
杨营长回家听妻子说了此事，马上说：“东西不能收，赔偿是应该的，你去把连环画，糖果和钞票都还给人家。跟对方说明，‘损坏东西要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是解放军的纪律，我不能违反纪律。”
马翠娟不知道那胖女人住在哪里，更不清楚她姓什么叫什么，说要么明天我去巷子口转悠转悠，如果撞到她上街买菜什么的就还给她。杨营长说：“不行，这种事儿必须立刻去办！要不，你去找居委会干部代为办理也可以。”
马翠娟就去找居委会主任，把前后情况说了说，留下了东西和钞票。居委会主任立刻去了胖女人家，交还了东西和钱。第二天，正好小郑下去捡查“三防”（当时大力提倡的“防火防盗防特”的简称）。闲聊时听说了此事，觉得这件事似乎有点儿异样，不过具体又说不出异样征哪里。因为派出所还不清楚是贼鸟作案，所以跟鸟儿也联系不起来。直到今天专案组专门来了解跟鸟儿相关的线索，小郑就说了这件事。
诸志仁当时听了没有说什么，但他心里对此是有警觉的，于是就在当晚的专案组碰头会上把这件事说了，这使专案组全体成员都眼前一亮。
片刻，专案组长许缝南问：“你说那小孩儿用弹弓打伤了秋伯瑛（那个胖女人的名字）的一只什么大鸟？”
诸志仁说：“什么鸟没有说，当事人杨小山和他妈妈，还有户籍警小郑都不清楚。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杨小山之前打的鸟儿都是麻雀，这次打的鸟儿比麻雀大了许多，所以他就有了‘大鸟’的说法。”
许健南说：“杨小山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儿，他的弹弓也好，力量也好，肯定都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对老鹰之类的真正的大鸟构成威胁，所以，估计被他打伤的那只鸟儿不会很大，这似乎跟林教授所说的东方角鸮的大小相符。加上第二天秋伯瑛对杨小山的反常之举，我们一定得好好查一查。明天上班后，诸志仁、老章和我一起去珍珠坊跑一趟，把情况查查清楚。”
五、灰斑鸠之疑
6月18曰，“隐身大盗”系列案首起盗窃案发生的第十九天，许健南，诸志仁，老章三刑警前往珍珠坊居委会调查胖女人秋伯瑛的情况。
秋伯瑛，三十一岁，昆山人氏，据说娘家是在昆山县城玉山镇开箍桶店的，十七岁时从昆山嫁至苏州珍珠坊关家。其丈夫关满堂是家中独子，比秋伯瑛大七岁，初中毕业后在太湖水关工作。关满堂是个比较有心计的人，1937年11月苏州披日军占领后，经甄别，他被准予留在水关为日伪政权效力，于是他怀着对侵略者的一份感激之情，开始刻苦学习日语。两年多学下来，关满堂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日语对话和书写材料了。然后，他就在1940年元旦用日文给日军驻苏州部队的最高长官熊本少将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是如何对皇军怀着一腔感激之情刻苦学习日语的。熊本少将很欣赏关满堂的这种态度，不但亲自接见了他，而且下令将其从太湖水关调至“清乡指挥部”担任翻译官，授予“皇协军”上尉军衔。
当时的日伪媒体对关满堂进行了宣传。日本国内还准备在赴华拍摄反映“中日亲善”内容的纪录片时特地为其拍摄一部专题片。这个消息在日伪报纸上公布后，国民党方面意识到不能让日本利用关满堂这个典型进行宣传。于是，关满堂的厄运就来了。1940年9月16日中秋节。关满堂携父母和幼子前往太湖游览时，遭到“军统”锄奸行动员的狙杀，一家四口全部丧生，秋伯瑛那天因患病未去，侥幸逃得一劫。男方一家悉数去西天后，苏州这边只留下秋伯瑛一人了。秋的娘家人闻讯赶来，协助其办理了丧事，还对秋伯瑛日后的生活提出了建议——把苏州的房子卖掉后携款回昆山娘家过日子，回头另觅一门亲事再嫁就是。秋伯瑛正要采纳这个建议时，男方家人登门了。说房子可以住，不可以卖，如果一定要卖，把命留下，魂归娘家！那几个大伯小叔不是帮会中人就是“皇协军”，秋伯瑛不敢得罪，自知拗不过他们，就不敢卖了。然后，换上几个妯娌上场了，说住房于是有条件的，只能守孝，不能再嫁。秋伯瑛已经有了前面的妥协，后面的放弃抵抗也是必然的了。
这样，秋伯瑛就未回娘家，也未再婚。不过，抗战胜利后，她那当伪军中队长的大伯被国民政府判刑十年，两个小叔也不像以往那样嚣张了，她也就开始放纵，暗暗结交异性，引至家中留宿，就这样一直混到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秋伯瑛开了一个只有半间门面的鞋店，专售男式布鞋，一面赚钱，一面轧姘头。那时，社会风气虽然已经好转，政府已经对生活作风有问题的男女采取告诚加制裁的措施，但对像秋伯瑛这样的单身女人跟异性的交往还是网开一面的，所以派出所也好，居委会也好，也就对她的这种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不去干涉。
关于秋伯瑛这次跟杨家的纠纷，据居委会主任说，那天她受托前往秋伯瑛家还其连环画，糖果和那一万元钞票时，秋曾对她解释说她之前并不知杨家是军属，后来听说杨小山的父亲是解放军营长，就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所以决定还小孩儿的弹弓和那一万元钞票，还自己掏钱买了。两本连环画和一些糖果作为补偿，也是向人家道歉的意思。
不过，据另一位居委会干部反映，有群众曾亲耳听见秋伯瑛头天骂骂咧咧去杨家兴师问罪时曾叫嚣过“军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说明，秋伯瑛次日对居委会主任的说法是有问题的。
刑警对于这个问题并不打算深究，他们最想知晓的是，杨小山所说的被他用弹弓打伤的那只大鸟是一只什么鸟。
这个问题，居委会这边是说不上来的，杨小山也说不上来，只有靠刑警自己登门去查看了。可是，又怕打草惊蛇，不便贸然登门。许健南想了想，问居委会主任：“秋伯瑛养鸟是怎么回事？”对方告诉他，秋伯瑛那汉奸丈夫关满堂家是满族旗人，有养鸟传统，她记得自己小时候就看见关满堂的爷爷大清早肩上架着鹰，手里提着鸟笼子，嘴里吹着口哨去公园遛鸟，有时后面还跟着关满堂他爸。那时，每到傍晚，关家人站在家门口吹着口哨或者发出奇怪的啸声呼唤岛儿归巢乃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当然也影响到关满堂，他也喜欢养鸟。
秋伯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