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092：冰城外籍美女命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4年06期
文：东方明
一、雪夜血案
1950年3月1日，哈尔滨。
再差几天就是要交惊蛰的节气了，倘若在江南，应该已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了，别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就是人，也都已经脱下臃肿的棉衣换上春装了。可是，在这座被称为“冰城”的东北名城，依旧是北风呼啸，冰天雪地。本文要说的这桩命案，就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那声凄厉的惨叫，是当晚九十点钟的时候发出的——之所以说得不是那么准确，是因为事后刑警调查时，走访了上百名群众，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说听见了外面传来过女人的喊叫声，可竟然没有一个人留意当时的时间。当然，这跟新中国成立初期老百姓生活水平低，家里没钟，腕上没表有关系。这声惨叫虽然夹杂在呼啸的寒风中，可它的穿透力还是足以把附近的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不过，在那个气温零下二十摄氏度的严寒之夜，是没有人会从被窝里爬起来，出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的。
直到第二天清晨六点，人们陆续从梦中醒来，才有人了解到，昨晚那声女人的惨叫，是一个年轻姑娘临死前发出的求救信号。事发的这条街，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名叫菜库街。这年春节来得特别晚，阳历3月1日才是农历的正月十三，北国清晨六点天还没亮，路灯却已经熄了，进城运货的大车上还挂着马灯。一个马车夫看见雪地里躺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惊愕不已，一边“啪啪”地急甩长鞭，一边大喊：”快来人哪！”
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接到报案，派出五名刑警赶到菜库街勘查现场。死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身材颀长，一头浓密的金发，虽然因死前受刀扎之痛而面部肌肉扭曲，但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美女，并且是一个带着东欧血统的洋美人。她穿着一件红色狐狸皮大衣，上面有因撕扯而破损的痕迹，头上扣着一顶与围脖相连的白色小羊羔皮的帽子，足蹬高筒皮靴。刑警检查了她的衣袋，里面空无一物。
死者的尸体被拉到道里分局，由市局派来的法医进行解剖尸检，结论是死者左胸中刀，直扎心脏，应该是当场毙命的。从创口的痕迹判断，凶手行凶用的是一把单刃短刀，死者身高一米六九，刀是从上而下刺入死者体内的，所以，凶手的身高应该不会低干一米八。
刑警勘查现场没有什么收获，连凶手的脚印也被大雪覆盖了。
刑警从尸体的外形判断，死者很有可能是一名外籍侨民，按照规定，这是需要立刻上报市局的。市局外事办接到报告后，派来了一名三十来岁的女同志，名叫邢开俪，是个股长，大家都称她邢股长。邢开俪来到道里分局察看了尸体，说死者有可能是带有东欧血统的混血儿。道里分局的刘局长跟邢开俪以前是战友，两人很熟，于是就说：“邢股长，要不就请你暂时留下，帮我们一起调查死者的身份吧。有你这样具有丰富经验的外事干部在，我们的活儿可以干得顺畅些。”
邢开俪请示领导后，就留了下来。道里分局这边，刘局长下令由刑侦队副队长南烈义带领三名刑警组建一个专案组，对该案进行调查。
首先要查明死者的身份。专案组决定先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了解最近的失踪人员情况。三个刑警去临近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组长南烈义则在办公室打电话了解较远的派出所的情况。一圈电话打完，南烈义问邢开俪：“这样查找死者的路子是否对头啊？”邢开俪说：“没错，你的电话打完了，该轮到我打了。”
邢开俪的电话打到了哈尔滨市苏联侨民协会（以下简称苏侨协会），之所以打到这里，是因为如果死者是苏联侨民，其家属发现亲人失踪后，可能不是先去派出所报案，而是先到苏侨协会报告。毕竟，由苏侨协会出面向派出所报告人员失踪比家属个人出面有效得多。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五个多月，南方一些城市的治安状况还不大稳定。不过，哈尔滨解放得早，治安管理工作做得不错，公安部已经总结了“哈尔滨经验”向全国推广。所以，哈尔演当时的治安情况在全国几十个省会城市中还是排在前面的。当天，专案组调查下来，没有哪个分局，派出所受理过与死者特征类似的失踪报告。而邢开俪跟苏侨协会联系，对方也说没有接到过来自侨民的失踪报告。
当晚，专案组开会对这—情况进行了讨论。人员失踪属于治安民警的受理范围，当时刑侦队虽然受治安部门领导，但除非是调查刑事案件的需要，他们通常是不接触失踪察的。所以，南烈义等刑警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侨民失踪的情况，还不如邢开俪熟悉。因此，大家提出想听听邢股长的意见。
邢开俪在市局外事办参加过数起外侨失踪案件的处理，经手协调的同类案件就更多了，因此她是能谈出些道道来的。据她分析，本案死者的身份有几种可能：一是外地人，来哈尔滨走亲访友的；二是孤身一人居住在哈尔滨的单独苏侨或者中国籍的混血儿；还有一种可能，是本市某个苏侨家庭中的一员，只是家人尚未发现她失踪了。
南烈义等刑警听着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商量下—步应该怎么办。议下来，决定连夜去菜库街的凶杀案现场挨家挨户走访，再次了解昨晚凶案发生时是否有人听见过什么，以及凶案发生之前，之后是否有群众看见过什么可疑迹象。
专案组的这个算盘打得没错，可是运气似乎不佳，一干刑警分头对附近住户逐家进行访问，最终什么情况也没有查摸到。
第二天上午九点，邢开俪先去市局转了转才到道里分局，她带来了一个消息：市局外事办接到苏侨协会的电话，说道里区有一户苏联侨民今天早晨向苏侨协会报告，其女儿安丽亚前天下午外出后，至今未归，下落不明。
南烈义闻之一振，说：“难道这个安丽亚就是被害人？邢股长，麻烦你再给苏侨协会打个电话，问问是否有新的消息，以及安家的住址。”
电话打过去，苏侨协会说没有新的消息，并告知了安家的住址——道里区棋盘街。
当时公安机关装备很差，专案组只配有自行车，好在刑侦队有一辆老式日本三轮摩托车，这会儿正好在家，于是，南烈义就派刑警罗鼎载了邢开俪去往安家。
邢开俪到了安家问明情况，便请那个苏侨妇女前往医院辨认尸体。一路上，这位苏侨妇女似乎已经感到情况不妙，坐在车斗里不住地往前方伸头探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到了医院太平间，工人刚把盛尸抽斗拉出一尺的距离，她就号啕大哭起来—一死者正是其女儿安丽亚！
专案组了解下来，这户苏侨的情况是这样的——安丽亚的父亲名叫秦初亮，是山东济南人，幼年随父亲闯关东来到黑龙江这边谋生。开荒、伐木、打猎的苦活儿都干过，还当过一阵子清朝的兵卒。后来，俄国那边闹起了“十月革命”。沙皇政府被推翻后，一些贵族逃窜到西伯利亚拉起了武装，企图复辟。贵族有钱，可是缺人，于是就派人到中国招募雇佣兵，又称为“华勇”。据说他们开出的薪饷比较高，不过用人条件也不低，比如必须是当过兵的，身体健壮，反应灵敏，勇敢善战，等等。前来招兵买马的俄国军官中有几个神枪手，专门负责测试报名者的胆量：把一个酒瓶放在被测者的头顶，命其站立于百步开外的地方，他们一边喝酒，一边随意用枪射击。每颗子弹都能击中酒瓶，却不会要人性命。这一关对于被测者来说是一场严峻的心理考验。秦初亮经受住了这次考验，经在场的沙俄医官测试，他的脉搏接近正常水平。这就是说，他的心理素质极好。于是，秦初亮不但立刻被聘用，还披任命为副分队长。
秦初亮以华勇的身份去了西伯利亚，头一仗就被俘了。苏联红军当时也是人员奇缺，把俘虏的华勇都留下分派到“国际纵队”去了。这样，秦初亮又摇身一变成了苏联红军战士，而且很快就升任排长。两年后，秦初亮“开小差儿”逃回了中国，途中竟然“捡”到了一个金发美女，那就是安丽亚的母亲安菲萨。安菲萨出身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随家人逃难来到黑龙江畔中苏边境的一个小县城。几年后，这个家庭遭到了土匪袭击，一家十几口死的死，抓的抓，逃的逃。安菲萨与家人失散，化装成乞丐，既不敢逃回苏联，又不敢深入中国，只能在边境地区四处流浪。而秦初亮在从苏联战场逃回家乡的途中与安菲萨相遇，两人虽然相差十五岁，却一见钟情。于是，安菲萨就跟着秦初亮到了哈尔滨。安菲萨此刻早已身无分文，秦初亮倒是拿得出些金银，于是两人就在哈尔滨成了家，开了一家“圣诞面包屋”，专卖饿式面包、奶酪和小甜点。两人相依为命，携手过了六七年，安菲萨的肚子始终不见动静。正当他们以为今生无后时，安菲萨的肚子却鼓了起来，于1931年深秋生下了个女儿，取名安丽亚。
不久，日本扶植溥仪复辟，弄了个伪“满洲国”。“满洲国”在日本关东军的支持下，也搞起军警武装，不知怎么看中了秦初亮，许诺只要他加入，就可以让他当个警察分局便衣队的小头头。秦初亮经不住诱惑，就去参加了面试。对秦初亮这样的“精英级对象”进行面试的，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军官。他跟老秦谈下来，觉得这家伙还真是个人才，于是当场拍板录用。他对秦初亮说，恭喜你，你不用到警察分局去了，直接跟着皇军干吧。于是，秦初亮就成了关东军特高课的一名中国特务，因为精通俄语并熟悉苏联人的生活，他专门负责关东军对苏联方面的情报工作。
秦初亮走马上任后没多久，竟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几天后，他的尸体在松花江里浮了上来。经关东军特高课检验，证实死于他杀。过了三天，有无头帖子张贴于大街小巷，宣称“处决汉奸，关东军特高课特务秦初亮”，落款是“国际锄奸特别行动组”。
秦初亮死后，留下安菲萨和十二岁的女儿安丽亚。本来，秦初亮替关东军效命，明的收入加上暗的敲诈所得，足够让全家人过上中上等的生活，所以安菲萨也把小面包铺关了。现在，丈夫死了，虽然关东军发了一笔抚恤金，也就不过秦初亮在世时一年的薪俸，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安菲萨只好重操旧业。
渐渐地，安丽亚长成了一个高个儿少女，小学毕业后没考上初中，辍学在家，帮着母亲打理店铺。小姑娘继承了母亲的美丽基因，长得漂亮，守着柜台出售面包，奶酪，甜点，生意甚好，人称“面包西施”。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红军对哈尔滨实行军事管制，随即成立了“苏联旅哈侨民协会”。军方张贴布告并开出宣传车广播宣传，号召具有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血统的居民，不管以前从事何种职业，也不管是因何原因离开苏联的，都欢迎加入苏侨协会。凡是加入苏侨协会的市民，均可取得苏联国籍，受到苏军的保护。这样，前往报名加入苏侨协会的人犹如过江之鲫，除了有苏联血统的人，那些本身没有苏联血统，但配偶为苏联血统的人也都
争先恐后地申请，基本都得以如愿。安菲萨，安丽亚母女自然积极加入，于是，她们都拥有了苏联国籍，成了居住于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
1950年时，安亚丽已是一个虚岁二十的大姑娘了。她有着俄罗斯民族能歌善舞、活泼奔放的特点，自然会结交不少朋友，其中有混血儿，也有其他外藉人士，还有一部分是中国人。这时的“圣诞面包屋”雇用了一个帮手，是位年近六旬的老爷子张有才，他的父亲和秦初亮的父亲是一起从山东过来的老乡，跟秦初亮算得上是世交。张有才的到来，使安丽亚有了更多外出活动的时间，从此她便经常外出访友，有时甚至夜不归宿。不过，安菲萨通过跟女儿的那些闺密接触，得知安丽亚是在她们那里过夜，并无不妥之举，也就放心了。
前天下午，安丽亚和平时一样，没跟母亲打招呼就出去了，当晚也没有回家。母亲习以为常，也没当回事。可是，一直到昨晚安亚丽仍未回家，安菲萨就有然沉不住气了。今天早上面包店开门时，她跟张有才说起此事，张说这可是让人不大放心呀，你还是去公安局报案吧。安菲萨因为加入苏侨协会时被告知“协会就是侨民的娘家，有什么事情随时可以来报告，协会会帮助解决”，于是就没去公安局，而是去了苏侨协会。
由于死者安丽亚是苏联国籍，所以，这是一起涉外凶杀案件，道里分局立即向市局报告。按照市局的规定，凡涉及被害人是苏联国籍的命案，市局必须派员参加案件的侦查工作。不过，当时市局人手比较紧张，领导研究下来，决定就汤下面，让外事办邢开俪股长留在道里分局参加专案侦查。
当天下午，专案组开会商议如何开展侦查工作，决定从死者生前的社交关系着手进行调查。
二、帅哥嫌疑人
专案组作出决定之后，立刻实施。连同邢开俪在内的五名成员，全体出动，有去安菲萨开的面包店的，有去派出所的，还有去苏侨协会的。下午五点，几位专案组成员完成了各自的调查，回到道里分局一碰头，发现安丽亚虽然交往面很广，但真正深交的朋友并不多，称得上“铁姐们儿”的也就是一个四人小圈子中的成员罢了。
那三个姐们儿，年龄都跟安丽亚差不多，住的地方也相隔不远，都在道里区，三人的情况如下——
金淑英，比安丽亚大一岁，朝鲜族，家里经营着一家打糕店，其父亲的一条腿有点儿瘸，因此附近人们就把这家没有招牌的店铺叫作“金瘸子打糕店”。金淑英跟安丽亚是小学同学，两人同学六年，同桌四年，好得如同一对亲姐妹。小学毕业后，金淑英也没考取初中，在家帮着母亲做人做了两三年的针线活儿。后来哈尔滨解放了，金淑英在母校谋到了一份打杂的工作，每月可以领取一份不多的薪水，也算是心满意足了。金淑英有着一副金嗓子，唱歌好似百灵鸟。学校的音乐老师，经常请假不来上课，校长就让金溆英代课。时间一长，金淑英的金嗓子出了名，一些歌咏比赛之类的活动就经常请她出马，因此，她在道里区的业余文艺圈子里也算是一个名人。安丽亚跟另外两位闺密的交往，就是经金淑英介绍认识开始的。
一个叫崔海绿的姑娘，比安丽亚小一岁，也是朝鲜族。崔海绿是初中毕业生，她的父母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崔友贵是中共地下交通员．1942年去牡丹江跑交通时撞上叛徒，被捕后为保住组织机密，自杀身亡，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其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进公安局工作，去年奉调前往南京市公安局。崔海绿初中毕业后被安排进了道里区政府文化馆，在工作中结识了金淑英，经金介绍，跟安丽亚也成了好朋友。
另一个叫史森美，跟安丽亚同岁，汉族，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史森美家里是开布店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接受一个哥们儿的委托，把布店提供给抗联作为地下交通站，安置了两名地下交通员作为店员，而他自己却是当地反动帮会组织“齐天门”的骨干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原本是要被人民政府捉去吃官司的，因为曾为中共地下斗争作出过贡献，本人也没有直接做过欺男霸女的罪行，政府也就网开一面给予他宽大处理了。
当天晚上，安丽亚的这三个姐们儿被请进了道里公安分局，由专案组给她们开了个座谈会，不谈别的，专聊安丽亚其人其行。
谈下来，专案组获得了以下四条信息——
其一，四人中，安丽亚，金淑英，史森美都在谈恋爱，金、史都是第一次恋爱，而安丽亚之前有过五次恋爱经历，现在的男友名叫莫嘉昉，是铁路局机务段工人。根据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所反映的情况，她们的这位姐们儿什么部好，就是在恋爱方面似乎有点儿“那个”—一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水性杨花”，其特点是很容易跟男性一见钟情，碰撞出火花，如胶似漆地交往一段时间后，就感到乏味了，然后就另找对象。反正她长得漂亮，身材也好，根本不用担心没有帅哥追着献殷勤。
其二，她们四个人中，从外表观察，可能一般人都会认为性格外向的安丽哑胆子最大，她平时总是一副大大咧咧，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不然。金、崔、史都认为安丽亚的胆子最小，遇到事儿心思也最重。
其三，2月28日——就是安丽亚被害的前一天，她们四人相约聚会。这天是崔海绿的二十岁生日，她父亲已牺牲，母亲远在南京，因此金淑英两天前就跟安丽亚，史森美商定，那天晚上去给崔海绿庆贺生日。金、崔、史每人烧了两道菜，安丽亚则负责制作甜点。那天，安丽亚还带去了一瓶七百五十毫升的伏特加，四个姑娘竞把这瓶烈性酒喝了个底儿朝天。喝得很爽快，后果也很严重，四人都醉了。于是她们就在崔家过了一夜。
其四，次日，即3月1日，星期三，金淑英、史森美都要上班，崔海绿调休，安丽亚没有上下班的限制，于是，后两位姑娘继续蒙头大睡。据崔海绿回忆，两人醒来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草草弄了点儿东西吃后，安丽亚便告辞离去。这一走，就再也没人见到这位混血美女了。
这位美女从崔海绿家出来后，去了哪里呢？当晚又为什么会冒着风雪去了菜库街？刑警问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你们认为安丽亚离开崔海绿家后，会去哪里？”
金、崔，史三人认为，和她们这个小圈子交往的其他几个女孩儿都是有工作的，白天忙着上班，所以安丽亚应该不会去找那儿位小姐妹聊天逛街什么的，最有可能的是去会她的男朋友莫嘉昉了。
送走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后，专案组对案情进行了分析，决定次日对莫嘉畴进行调查。另外，专案组认为应该扩大对案发现场调查的范围，以期获得相关线索。菜库衡是一条大街，尽管案发时已是晚上九十点钟，可是不能排除事前事后街上还有路人，他们是否看到过一个身穿红色狐皮大衣的高鼻粱美女呢？
3月4日，专案组兵分两路出动调查，组长南烈义与邢开俪一起前往铁路局机务段，刑警罗鼎、张耀秋、祝亚平则前往菜库街。
南烈义、邢开俪两人去了铁路局机务段，那里还是保持着战争时期的规矩，门禁甚严，公安局的证明并没给他们带来任何特殊待遇，门卫拦住他们后给人事处打了个电话，出来一名干部把他们带了进去。那名干部听说两人是来了解奠嘉昉的情况的，笑着一指路边玻璃橱窗里张贴着的“1949年度先进工作（生产）者表彰材料”说：“喏，就是这位！”
南烈义、邢歼俪驻步橱窗前观看，受表彰人的材料、照片占一大块玻璃的位置，主办方把展览布置得很隆重，几张照片部是放大后特地着色的彩色照片。照片上的莫嘉昉是个身材魁梧的帅小伙，材料显示他是机务段钳工工段的一个班长，中共党员，技术精湛，工作积极，加班加点，不计报酬，还带头搞技术革新，为国家节省了价值多少多少的金属材料。
人事处问明刑警的来意后，通知两个保卫科的干部前来，在一间没人的办公室里接待南、邢二人。南烈义没指望能够从这二位嘴里打听到什么东西，因为以他的经验，专案组所要了解的内容是几时发生的，保卫科不可能知晓，这个调查对象又不是昼夜受到监控的特殊角色。果然，对方听他说要了解莫嘉昉3月1日是否正常出勤时，马上说这要问问钳工班的考勤员，说着就要给钳工班打电话。南烈义说眼下最好不要惊动奠嘉昉，不如你们去一趟钳工班，把考勤记录拿来吧。
考勤记录显示．2月28日，3月1日，3月2日三天奠嘉昉均未上班，都是调休。保卫干部解释说，机务段钳工经常加班搞突击维修，所以经常有调休。那么，莫嘉昉这三天都在干些什么呢？保卫干部给钳工工段打了电话，把工段长老李请了过来。李段长一听说安丽亚大前天晚上拨人杀害在菜库街，大吃一惊，连连摇头，低声嘀咕道：“怎么会这样？”
南烈义盯着对方问：“什么叫‘怎么会这样’，李段长此言是否有针对性？”
老李说：“这我可就不敢说了，这么大的案子，谁都不敢乱说。”
南烈义说：“那你就说说莫嘉昉平时的情况吧。”
三十六岁的老李是莫嘉昉的师兄，比他大八岁，两人在工作中是上下级关系，生活中是哥们儿，感情甚好，可以称得上是情同手足。他介绍了莫嘉昉的情况——
莫嘉昉是十年前进的铁路机务段，那时还是“伪满”统治时期。他人很聪明，也很本分，几年手艺学下来，不仅获得师傅的好评，连日本监工也找不出他的毛病。后来到了苏联人手里，他又受到了苏联军代表的赞扬。这跟莫嘉昉后来被组织上发展为中共党员有密切的关系。莫嘉昉的家庭景况一度很惨淡，他是独子，父亲早已病亡，母子俩相依为命。等到他好不容易在铁路上谋得一份职业，三年刚刚满师，母亲又中风瘫痪了，他要边上班边照料母亲，生活艰难，一直说不成亲事。直到半年前，莫嘉昉作为优秀工人代表去市总工会参加庆祝建国联欢活动时，与前去参加文艺演出的安丽亚相识，被对方一眼看中并盯着不放，这才开始了恋爱。没几天，莫嘉昉的母亲遭遇车祸，当场身亡。所有人都认为这对于莫嘉昉是一个解脱，再看安丽亚对小伙子那副痴情的样子，都认为这对美女帅哥的婚事是板上钉钉了。而莫嘉昉更是信心十足，他拿出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买了手表，衣服、布料等礼品赠送给安丽哑。可是，春节前他却接到安丽亚的通知，说两人的关系到此为止，感谢他赠送的礼物。
可以想象，这对于小伙子来说是相当严重的精神打击。老李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莫嘉昉垂头丧气地去他家，哭丧着脸诉说了以上的情况。老李一听自然感到非常意外，他定定神说：“事情既然发生了，你也别着急，先缓一口气，过了年再说。年后，如果需要单位出面做做女方思想工作，我会跟机务段工会联系，请他们出面。万一那姑娘真的不想跟你处下去的话，那也得把礼物退还。”当时，莫嘉昉阴着脸，没有吭声。莫嘉昉离开时说，咐咐师兄，不过这事儿也不必麻烦组织了，我自己会处理。
转眼过了春节，节日期间老李和莫嘉昉都在加班，他看着小伙子一切都很正常。节后，钳工工段安排节日加班的同志调休，莫嘉昉休息四天。2月26日，莫嘉昉休完四天后来机务段上班，老李询问他跟安丽亚的事儿。当时，莫嘉昉气呼呼地说他已经打听清楚了，安丽亚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男朋友。老李还是关切地问，是否需要单他出面去做做安丽亚的工作，莫嘉昉态度坚决地拒绝了，还强调：“这种女人，我不稀罕！”
然后，过了一天，莫嘉昉忽然要调休三天。他是钳工工段的七个班长之一，根据规定，班长若是提出调休或者请事假，需要向工段长申请，即使是病休，也必须向工段备案。莫嘉昉按照规定把调休单送到了老李面前，老李马上签批了。然后，老李问莫嘉昉这三天准备怎么过，对方答因为觉得十分疲乏，想好好睡一觉。
就这样，莫嘉昉从2月28日调休到3月2日，昨天，也就是3月3日上午，他准时上了班。这天上午，老李召集七个班长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春季列车故障多发问题。平时开这类会议时，莫嘉昉发言总是很积极，而且从不说空话，而是实打实的有效建议。可是，这次开会他一直坐在那里光听不吭声。会议结束后，老李听见另外两个班长把莫嘉昉吩扯到一旁去嘀咕，好像是在问莫嘉昉要刮刀、油石什么的。当时，因为老李急着要签发一份加班费清单，所以没有在意他们的对话内容。这会儿，听说安丽亚在3月1日晚上被人杀了，他不免把这件事和莫嘉昉扯到一块儿去了。尽管他声称“不敢乱说”，可是上述情况都是事实，他也就向刑警和盘托出了。
3月3日下午，莫嘉昉的副手汪虎根拿着班里上个月的出差补贴申请单来请老李签字。这事儿平时都是莫嘉昉做的，老李就问小莫自己怎么不来啊？汪虎根说，李工您还不知道呢，奠嘉昉要离开机务段啦，上午他把工具都送人了。老李暗吃一惊，寻思怪不得上午开会时他一言不发，会后还有人向他讨刮刀、油石什么的。不过，莫嘉昉要离开机务段，不管去哪个部门，都必须经过他这一关啊，否则，人事处也不会给他开调令。老李便问汪虎根，奠嘉昉准备去铁路局的哪个部门？汪虎根说他听说莫嘉昉不想待在铁路局了，也不想待在哈尔滨，要去外地了。
南烈义跟邢开俪听老李这么一说，嘀咕了几句，决定立刻把莫嘉昉找来谈话。
莫嘉防被保卫干部叫来后，由南烈义、邢开俪跟他单独谈话。南烈义先问他是否听说安丽亚出了事儿。莫嘉昉的回答是：“安丽亚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南烈义说：“可是安丽亚现在让人杀了，我们正在调查这个案件，凭你和她以前的恋爱关系，我们难道不该找你聊聊吗？”
莫嘉昉神情冷漠，淡淡地说道：“那是你们的事儿，我没啥要跟二位聊的。”
南烈义厉声喝道：“听着，我们这是在执行公务，不管你是否有兴趣，都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南烈义要了解的问题有：你调休这三天去了哪里？是去干什么事儿了？3月1日中午到晚上这十来个小时里，你在哪里？在干什么？有何人可以为你证明？你为什么要离开铁路局？离开后准备到哪里去？
莫嘉昉听着，摇摇头，什么也没回答。
对于刑警来说，办案过程中自然碰到过形形色色的对象，所以，也有各种各样应对的办法。像眼前这个莫嘉昉，就只能让机务段派辆小吉普车，把他带回道里分局去了。
可是，莫嘉昉到了分局还是一声不吭。任凭刑警跟他说什么，政策攻心，软硬兼施，教育感化，一直折腾到晚上，什么用部没有。不过，正是他这种反常表现，激发了刑警们的斗志。当晚．专案组开会，商量了一整套攻克这座顽固堡垒的办法。
三、名医之子
可是，专案组的这套办法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次日一上班，分局就来了一个人，他替专案组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铁路局机务段钳工段段长老李。昨天，刑警把莫嘉昉带走后，老李立刻跟保卫科商量，说这事儿咋弄啊，我这个师弟可是个好人啊！保卫科当然是站在警方一边的，他们给老李作了些法律知识的普及。老李说你们这套说法听上去振振有词，但是说服不了我，我找领导说去。于是，他就去找党委书记反映了情况。党委书记倒没有说什么“要相信公安机关”之类的大道理，而是问老李你认为莫嘉昉不是杀人凶手，你有证据吗？老李说：“如果我证明小莫与杀人案没有关系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帮他洗脱嫌疑了？”书记说：“对呀，你如果找到了证据，公安机关还应该感谢你呢。”老李说：“那我想办法去调查，不知道调查过程中我是否可以说您知道并且同意我的调查呢？”书记说：“当然，我还可以给你写个条子，不过最好不要张扬，否则，事情还没有查清楚，反而引人议论。”
于是，老李立刻着手调查，他虽然没有干过一天保卫干部的活儿，可是，他熟悉师弟的朋友。不管是莫嘉昉在铁路局还是在社会上的朋友，老李都认识，他驾着一辆老式摩托车全城跑了一通，直到晚上九点，竟然打听到了莫嘉昉2月28日、3月1日．3月2日三天的活动情况：他去了哈尔滨西郊三十里外的四圣寺。这小伙子去四圣寺干吗呢？原来，他因失恋受了刺激，决定出家为僧了。
当晚机务段是党委书记值班，老李随即回到单位向书记报告。书记说：“你等明天专案组上班时过去把情况向他们说明就是，可以出示我写给你的条子。”
专案组长南烈义听老李这么一说，立刻指派刑警张耀秋、祝亚平前往四圣寺调查情况是否属实。
中午前，张耀秋、祝弧亚平从四圣寺返回，向南烈义报告：老李反映的情况属实，莫嘉昉自2月28日中午至3月2日下午一直在四圣寺。据四圣寺方丈明清法师介绍，这个小伙子去过四圣寺，要求削发为僧。当时，国家对宗教的管理基本还是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那套规矩，只要跟政治无关，不触犯法律，各个寺庙接纳弟子等事宜都由方丈说了算，不必报送宗教管理部门审查，甚至也不必备案，只要每年年底向管理部门上报新收弟子的姓名，原住址、职业等基本资料即可。所以，明清法师跟莫嘉昉作了一番交谈后，决定收下这个小伙子。不过方丈有点儿担心莫嘉昉不习惯寺院清苦、枯燥的生活，就对他说要不你先来寺院随同众憎人一起过几天吧，看看能否适应。如果能适应，我就正式为你剃度；若不适应，就以后再说。
莫嘉昉接受了明清法师的建议，干2月28日住进了四圣寺，跟僧人一起过了两天多。他向明清法师表示．自己能够适应寺院生活，出家意愿不变。明清法师说，那你就回去处理一下俗事后再来寺院，本寺将择日为你剃度。
下午，南烈义去看守所跟莫嘉昉见面，问他是否考虑愿意把那三天的去向说清楚，莫嘉昉还是那副淡然处之、不作反应的路数。于是，南烈义就把他们去四圣寺调查的情况提了提，莫嘉昉并不吃惊，只是微微点头。南烈义说：“根据规定，现在解除对你的拘留，立即释放。”莫嘉昉听了脸上神情依旧，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南烈义让他在释放证上签了字，说：“我用摩托车送你回单位吧，顺便把情况跟你们单位的保卫科作个说明。”莫嘉昉摇头拒绝。南烈义说：“我们还想向你了解一个情况，你曾经向李段长透露说知道安丽亚的新男友是谁，请你把这个人的情况告诉我们。”
这个要求遭到了莫嘉昉的拒绝。南烈义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打消了跟他讲大道理的念头。对于刑警来说，要查明这点儿情况属于小菜一碟，于是南烈义就把莫嘉昉放了。莫嘉昉已经铁了心地要出家，拒绝了铁路局的再三挽留，也没听师兄李段长的苦苦劝阻，毅然去了四圣寺。
专案组正要派人去面包店走访被害人之母安菲萨，安菲萨却来道里分局求见南烈义，她是来打听女儿被害案的侦查情况的。负责按待的邢开俪把针对莫嘉昉的调查情况简述了一番，还没说完，安菲萨就说：”你们怎么怀疑到小莫身上去了？这小伙子可是个好人啊！”然后就说她春节前知道女儿跟小莫分手后，曾数次劝说女儿改变主意，可安丽亚就是不听。安菲萨还说女儿是跟一个名叫马天龙的男青年好上了。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南烈义及时从隔壁屋里过来，问安菲萨：“马天龙是怎样一个人？”
这个，安菲萨可就说不清楚了。她只听女儿说过自己新交了一个男友，名叫马天龙，好像还听安丽亚嘀咕过一句，说那小伙子家境甚好，其父亲是哈尔滨的一个很有名气的医生。
这对于专案组来说，是一条极其有利的线索。尽管那时还没有全国联网的户籍信息管理系统，不能指望敲击几下键盘就把马天龙找到，可是，专案组的刑警们已是胸有成竹了。这棵“成竹”就是马天龙的父亲是哈尔滨名医这一点，那只要查到老子，儿子也就随之浮出水面了。
可是，到市卫生局一查，全市名医中却无姓马的。难道这个名医之子不是随父姓，而是跟了母亲的姓？专案组几位刑警思来想去好像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走，只好循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再次来到市卫生局查阅本市名医资料，看登记资料巾名医的配偶是否有姓马的。
查阅下来，倒是发现有两位名医的配偶姓马，一命是外科名医丁程忠的妻子马星云．一个是中医内科名医徐济量的妻子马竹萍。于是，刑警分头去了丁、徐户籍所地的派出所查阅户籍登记资料，却大失所望：丁程忠有二子一女，两个儿子没有一个叫马天龙，而且年龄也并非如安菲萨所说的“二十多岁”，而是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岁，都还是中学生．徐济量有四个孩子，不过都是女儿。
3月6日，刑警罗鼎，祝亚平和邢开俪去了面包屋，再次向安菲萨核实关于马天龙的情况，安菲萨说来说去还是之前说过的话。三人失望之下正要告辞，店员张有才开口提供了一个情况：春节前三天，他去给“胜利电影院”旁边的咖啡馆送订制的面包，甜点时，看见安丽亚坐着一辆摩托车在电影院前停下。那个开车的男青年是个个头高大、金发高鼻的洋小子，他把摩托车停好后，和安丽亚手挽手进了电影院。张有才记得那辆摩托车是紫红色的，牌照末尾的两位数好像是86。
这就好办了，专案组当即去市公安局翻查摩托车牌照材料，把所有符合“紫红色”、“牌照尾数是86”的摩托车登记资料全部理了出来，再查车主姓名，不禁一喜，其中“00286”的车主就是马天龙！
刑警随即去马天龙住所所在地派出所调查情况，发现安菲萨说得真还没错：这个马天龙的父亲真是一名骨科名医，可是并不姓马，而是姓井，名叫博源。而张有才在胜利电影院门前看到的马天龙的样貌也没错，他是一名中饿混血儿。
马天龙的亲生父亲名叫马特洛也夫，苏联共产党员，是苏联红军派往中国东北的情报人员。马特洛也夫于1920年抵达哈尔滨，供职于俄罗斯富商开的一家银行。两年后，娶了一个名叫郝慧丽的中国姑娘为妻，当年秋天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马夭龙。
1929年，马天龙六岁的时候，马特洛也夫突然失踪。郝慧丽及其娘家成员四处奔波寻找，还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均无音信。郝慧丽出身哈尔滨富家，其父亲是东北地区有名的木材商人，丈夫失踪后，她的生活不成问题，于是就带着儿子回了娘家。两年后，马天龙上学，郝慧丽在父亲的朋友开的私立学校谋了一份教职。
1932年，郝慧丽经人介绍与井博源相识。井博源比郝慧丽大十岁，是留学德国的海归人士，他在德国学的是骨科，回国后在哈尔滨开了一家私人骨科诊所，由于医术精湛，口碑甚佳。井博源原本是有妻室的，其妻子是个日本女人，“九一八”事变后，井博士对日本侵占中国恨之入骨，却又胆小怕事，不敢参加地下抗日活动，就决定把日本妻子休了。一年后，井博源跟都慧丽结婚。郝慧丽向男方提了一个条件：她与前夫所生儿子的姓名由其生父所取，不能改名，但井博源作为继父，必须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善待马天龙．井博源一口答应，真如待亲生儿子那样对待马天龙。
马天龙这个混血儿，完完全全继承了其生父的基因，一般人见了，都会以为他是血统纯正的饿罗斯男孩儿。他生性顽劣，又身体健壮，因此自读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是同年级男生中的首领。进入初中后，马天龙喜欢上了西洋拳击，由继父井博源出钱请了个教练，每天登门施教。那个教练很看好马天龙，预言其如果肯刻苦训练，以后可以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可是，马天龙也就是一时兴起，练了一阵子就不练了，不过，这也为他日后从事的职业打下了基础。他初中毕业后，在家当了六年纨绔子弟，之后去了一家私立中学谋得一份体育老师的工作。
去年十月上旬的一个星期天，马天龙正在学校为秋季运动会训练忙碌的时候，忽然来了一辆小车，下来了两个跟他一样金发高鼻的东欧男子，他们先去了校长室，然后校长急召马天龙过去。原来，这二位是来自苏联的军方代表，他们通知马天龙：你的生父马特洛也夫同志系苏联红军早期的秘密情报军官，奉命前往中国从事秘密工作，不幸于1929年执行任务时被日本特工暗杀。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政府追认马特洛也夫为烈士，其在国内的亲属享受烈属待遇。1949年5月，苏联红军总司令部下达文件，要求寻找烈士遣属，给予规定的烈属待遇，马特洛也夫的名字也在总部下达的名单之中。苏联红军总部致函哈尔滨苏侨协会，要求寻找马特洛也夫烈士在哈尔滨的遗属。苏侨协会于八月中旬查访到了马天龙母子的情况。这次，苏联红军总部派员来中国，参与苏联政府筹建驻华大使馆的工作，途经哈尔滨，特地前来会见马天龙。
马天龙听明了情况，说这件事还应该通知我母亲啊。对方告诉他，我们已经查明，你的母亲郝慧丽已经改嫁，根据苏联政府的规定，烈士的遗孀一旦改嫁，就视为自动放弃了烈属资格。当然，我们会通过苏侨协会向她表示慰问的。然后，这两他军方代表就跟马天龙说了享受烈属待遇之事，前提条件是必须加入苏联国籍，并参加苏侨协会，然后，每月可以领取十五卢布的抚恤金，一直领到去世为止。
当时苏联在中国所设的苏侨协会，既是对苏联旅华侨民的一种保护，也是苏联执政阶层掌握苏侨动态，并对其进行控制的一种有效措施，同时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收集中国情报的一条渠道。马天龙社会交际广泛，朋友中不乏苏侨协会会员，甚至还有人在协会中担任一定职务。他们一起喝酒时难免要谈到这方面的情况，因此，马天龙知道苏侨协会的各种作用。对于马天龙这种纨绔子弟来说，最大的向往就是自由，自己不去干犯法之事即可，至于他那些混乱的男女关系，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等行为，最好不要受到任何管束。所以，马天龙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最少地受到管教，就不要跟哪个组织沾边，什么共产党、共青团、工会，他一律不参加。而如果成为苏侨协会会员，听说为了维护苏侨的形像，更为了便于苏联利用苏侨开展对中国的情报收集，会受到协会的纪律约束。更重要的是，如果你不愿接受协会的指令，就有可能会被强行遣送回国，送进劳改营去受折磨。
因此，马天龙当场就拒绝了那两个苏联军官关于加入苏联国籍并成为苏侨协会成员的建议。这使对方有点儿吃惊，他们问马天龙，你当体育老师每月可以领取多少薪水？马天龙说不多，也就五十万人民币吧（旧版人民币，相当于现在的五十元，下同）。对方说你如果加入苏联国籍，每月可以领取十五卢布的烈属津贴，差不多相当于你每月的薪水了，你难道愿意放弃吗？马天龙寻思，我又不缺钱用，何必为这十五卢布弄得多一个机构来管我呢？况且还得冒着不听话就被遣送去苏联吃官司的风险，于是就点头称愿意放弃。
对方拿出一张印有俄文的纸让马天龙签名，马天龙说我不识饿文，不签！对方说这是关于你愿意放弃领取烈属抚恤金的声明，我们翻译成汉语读给你听。马天龙说我信不过你们，读也白读，我不会签字的。
当时正对中苏友好大吹法螺，像马天龙这样的行为，如果他是干部，被开除也是有可能的。再处置得严重一点儿，说不定还会吃上几年官司。幸亏马天龙只是个私立学校的老师，哪一方对他都管不了那么多，况且，他老爸是苏联红军烈士，中方也就懒得找他麻烦了。
不过，苏侨协会方面对马天龙肯定是很不满，这从他的一些苏侨协会的朋友跟他疏远或者干脆断交中可以看出。不过马天龙也不在乎，他的朋友多着呢。1950年元旦前夕，他受几个朋友之邀参加了一个晚会。就是在这次晚会上，马天龙结识了美女安丽亚。
刑警找到马天龙，跟他谈话。这个二十八岁，有着一副俄罗斯男子外貌的中学体育老师对着刑警出示的证件看了又看，嘟哝道：“我还是第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呢！”说着，掏出香烟请刑警抽，他自己也叼了一根，点燃后问刑警，“你们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聊？”
刑警说：“有一个姑娘，名叫安丽亚，你知道吧？”
马天龙点头：“知道，她还是我女朋友呢！”
刑警说：“那你们两人最近的关系肯定不咋样啊！”
马天龙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刑警，说：“你们怎么知道的？”
刑警说：“要不你怎么能不知道安丽亚出事了，出大事了——她死了！”
马天龙大吃一惊，蜕：“安丽亚死了，这是真的吗？”
刑警点头并告知说安丽亚是彼人杀死的。马天龙却忽然平静下来了，说：“死了也罢，免得我为她的表现而烦恼不已了。”
马天龙告诉刑警，他在去年12月31日迎接新年的晚会上认识安丽亚后，安丽亚对他迅速亲热起来。她每天都会来一趟他所供职的私立中学，给他送去自制的面包或者点心。没两个星期，不但学校的同事都知道了安丽亚，连学生也都纷纷议论说马老师新交了一个金发的女友。之所以称为“新交”，是因为马天龙在这方面跟安丽亚的情况差不多，也是隔三差五地换对象。要不，那会儿像他这么大的小伙子，孩子差不多都该上学了，而他还未婚。马天龙呢，无论新交了什么女朋友，只要别人问起，他都会告诉人家，除了他性格坦率以外，更多的是一种炫耀，因为他结交的女朋友都是美女，而他自己也是一个无论相貌，还是家境、职业都上得了台面的“高富帅”。
不过，可能是安丽亚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这次马天龙的恋爱史上开创了新的一页：他和安丽亚结识后，直接把关系甚好的女友小王给甩了。小王是个护士，自然也是个美女，性格属于多愁善感的那种，她受不了马天龙移情别恋，跑到松花江边上准备投江自杀。到了江边她发现，江面上冻得可以开汽车了，这才意识到自己气得忘记这是三九严寒的季节了。她站在冰面上想了一阵，寻思着为了这个绝情的家伙搭上自己如花似玉的性命犯不着，就回家了。不过，据说小王从此就喝上了白酒。马天龙坦率地把这个情况向安丽哑透露了，还直截了当地对她说：”小王的离去，是我的一大损失，但因为得到了你，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安丽亚你可不能变心，你如果变心，没准儿我就把你沉到松花江里去，让你去龙王爷那里做美女。”这话，马天龙也告诉了刑警。
那么，安丽亚又是怎么个表现呢？马天龙一说，刑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安丽亚自1月2日开始，每天给马天龙送面包、甜点、奶酪，坚持了整整一个月。1月31日，学校放寒假了，两人仍是每天相见，下馆子、看电影，或是骑马、溜冰、滑雪，再不就是一起去他的某位纨绔子弟朋友的家中守着暖气喝酒、喝咖啡，唱歌跳舞。总之，过的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这样到了农历腊月二十四，安丽亚突然对马天龙冷了下来。马天龙想约她看场苏联新影片，需要三番五次地发出邀请，不给她送礼物她还不肯答应。而安丽亚要的礼物都不是小价钱。马天龙虽然家中有钱，但毕竟得向父母开口要，他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而在之前他的恋爱经历中，只有他对女方发发脾气摆摆谱，哪个姑娘敢像安丽亚这样对待他，肯定立马就被他甩了。所以，马天龙很不适应安丽亚突然改变的态度。正好春节期间马天龙的父母带全家一起去北京的朋友那里过年，于是他就暂时跟安丽亚分开了，希望双方都冷静一下。大年初四，马天龙从北京回到哈尔滨后，约见安丽亚，安丽亚倒是出来了，可马天龙总觉得她没了以往的那份热情，谈话也常常出现冷场，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约会。
马天龙凭着他丰富的恋爱经验，知道这妞儿多半是另有新欢了。马天龙觉得安丽亚是这么多年来唯一令他真正动心的姑娘，所以，他还是比较珍惜这份感情的。本来，他想一拍两散，转念想想还是再等等，看看她是否会回心转意。
转眼就开学了，可是，马天龙并没有等到安丽亚送来面包、甜点。于是他的情绪大坏，正好赶上班里有个男生站队时调皮，他喝令男生出列，男生不肯，他上去一把将男生拎出，打了一记耳光。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现在，家长肯定不依，互联网上一传，没准儿就砸了老师的饭碗。可在当时根本不算什么，那学生的家长听说后还特地到学校找马天龙赔礼道歉，自责对儿子管教不严。那个家长是火车站扛大包的，五大三粗，面相凶狠，因不善言辞，就想借助肢体语言表达。谁知他刚对马天龙一抬手，后者以为这位工人老大哥想跟他“以武会友”，便使出一招儿蒙古摔跤的招式，把对方摔了出去。学生家长的额头撞在柱子上，弄出了一个青紫色的大疙瘩。这下，即使这位家长不上访，学校也没法儿为马老师掩饰了，于是就让他停了职。这对于马天龙来说倒成了好事，他正好有空约见安丽亚，两人约定3月1日下午三点半在“甜爱咖啡馆”见面。马天龙的想法是：谈谈清楚，肯跟他马老师，就结婚；不肯，那就拜拜。
可是，马天龙在咖啡馆从三点钟一直等到五点钟，连安丽亚的影子都没见着。马天龙一怒之下，决定从此再不跟安丽亚见面了。他随即去了一位哥们儿家里，又叫了另外两个朋友，四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动弹不得，只好就地留宿，直到次日上午才离开。
刑警听马天龙如此这般说了一番，寻思如果他说的是真实内容，那安丽亚之死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可是，马天龙说的是真话吗？
四、失约之谜
专案组随即对马天龙的陈述进行了查证．3月1日跟马天龙一起喝酒的那几个哥们儿都是像他那样的富家子，他们证明了3月1日晚上，马天龙确实在钱永远家喝酒过夜，在场的每个人都记得，在菜库街发生凶案的那个时段，马天龙正和他们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跟着无线电台里播出的“学唱苏联新歌”节目一句一句地学唱一首电影插曲。
南烈义不敢大意，当即给省广播电台打电话，核实3月1日晚上九点前后，电台是否在播“学唱苏联新歌”节目，得到了电台的证实。这样，就可以得出结论：马天龙没有作案时间。
有刑警提出，马天龙社交那么广泛，是否会雇凶作案？
专案组对此观点进行了讨论，最后一致认为：雇凶杀人并非两人争执时的一种激情行为，而是经过充分考虑后的谋杀行为，对于策划者来说，事前必是把后果反反复复盘算清楚才作出犯罪的决定。所以，谋杀者一定是对被害者有着无法消弭的仇恨。而从马天龙跟安丽亚短短两个月的交往情况来看，即使马天龙后来对安丽亚产生了猜疑和怨恨，可对于多年驰骋情场的老手马天龙来说，还达不到要夺去对方性命的程度。所以，可以排除马天龙席凶杀人的嫌疑。
3月7日，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对安丽亚在3月1日下午离开崔家到晚上被害这段时间的行踪进行讨论：那天的这个时段，安丽亚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导致她没去“甜爱咖啡馆”与马天龙约会呢？
刑警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安丽亚没去赴马天龙之约，原因可能是她临时决定去跟其他人见面了。之所以说是“临时”，是因为根据2月28日与安丽亚聚会的崔海绿所说，3月1日她和安丽亚一直睡到中午，她醒来后，安丽亚还睡得很沉，是她把安丽哑唤醒的。而之前刑警在跟安丽亚的母亲安菲萨谈话中曾了解到，安丽亚哪怕是丁点儿大的小事儿，都会挂在心上，影响睡眠。所以，安丽亚如果事先跟其他人有约会的话，她应该不会睡得那么沉。而她跟马天龙的约会在她那里应该不算“事儿”，因为她已经准备跟他分手了。所以，基本可以判断，当天安丽亚只有跟马天龙的一场约会。
那么，除了约会，是否还有其他情况可以算得上”临时的事儿”呢？刑警翻阅了安菲萨前去辨认尸体后在道里分局做的谈话笔录，发现里面的一段话似乎跟其女儿3月1日下午的活动有关：面包店3月1日下午有桩事儿是安丽亚必得出面的，就是去给教堂送定制的面包和甜点。那天教堂有活动，负责对外交际的拉亚若夫神父是安丽亚四个月时接受洗礼的主礼神父，他因此也就跟这个家庭相识。按照规矩，他们平时是没有来往的，只有在教堂每次搞活动需要定制面包、甜点、奶酪时，他才来一趟安菲萨的面包店，跟母女俩见个面，喝一杯咖啡，聊上片刻。而面包店每次完成教堂的订货后，都是安菲萨和安丽亚一同送去的，这次也不例外。所以安菲萨之前特地交代女儿说：3月1日下午要去教堂送货。可安丽亚一直到3月1日下午一点也没露面。无奈之下，安菲萨只好雇了辆人力车，独自去教堂送货。神父以为安丽亚肯定会像往常那样来教堂，还给她留了一件小礼物，一只白铜制作的小鸽子。安菲萨代女儿收下了礼物，反复表达谢意后告辞离去。
这桩事儿，算得上“临时的事儿”吗？刑警觉得光凭安菲萨的这番陈述，是难以下结论的，得重新对此进行调查。
于是，刑警罗鼎、张耀秋和邢开俪三人一起前往面包屋访问安菲萨，向女老板了解3月1日向教堂送货之事在安丽亚生活中的重要性。据安菲萨所说，安丽亚因为追求她的人很多，一向认为自己日后可以靠有钱的丈夫养一辈子，所以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从事一份工作。对于自己家开的面包店，她更是没当回事儿。尽管安丽亚学会了制作面包、甜点，她的技术足以独立经营一家面包店了，可是，因为有上述想法，她从来没有把做面包当作一份职业。虽然有时她可以一连数日不出门，帮着母亲打理店铺，可是，有时她也会十天半个月什么都不干，要么外出会友，要么蒙头大睡。所以，安菲萨认为女儿在面包店干活儿纯粹是一种消遣。这情形，跟如今的年轻女性花钱捏泥巴做陶器差不多。
专案组根据安非萨提供的情况，对安丽亚被害前六七个小时内的行踪进行了猜测，认为可能是这样的：安丽亚确实没把和母亲一起去教堂送货当作一桩重要的事情，可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事儿，她就决定去一趟教堂。这当然得先回面包店，于是她离开崔家后就往面包店方向走。两处相隔不远，正常步行速度走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可是，她最终没有走到目的地，她的母亲一直等到三点二十分也没有等到她，只好一人去教堂送货了。
如果上述推断是正确的，那么造成安丽亚对母亲和马天龙失约的原因，应该是安丽亚在从崔海绿家返回面包屋的途中遇到了某个熟人，该人用一个使她特别感兴趣的理由将其引去了某个地方，最后又在菜库街将其杀害。
南烈义将崔海绿家到“圣诞面包屋”之间的路程步行了一个来回。一路上，南烈义望着沿途的一家家商店、住户，想象着安丽亚3月1日行走在这条路上时究竟遇到了什么。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她遇到了某个熟人，然后，那个熟人邀请她去了另外一处地方。晚上，当她离开那个地方时，这个熟人送行，然后，在菜库街上将其杀害。从菜库街到“圣诞面包屋”所在的棋盘街，步行需要半个多小时，以当时风雪漫天的情况，安丽亚应该不可能选择步行，她可能是叫了一辆马车。离安丽亚遇害位置不过一里地处，就有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载客马车行，附近的电线杆上都挂着广告灯箱，安丽哑不会看不见，她也不会禽不得花钱。可是，安丽亚没有叫马车送她回家，所以，一定是那个熟人送她回家的。而安丽亚肯放弃坐马车，冒着风雪步行，显然是有一股力量支撑着她的。这股力量，似乎只有跟爱情联系上才能解释得通。那个熟人，可能跟安丽亚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结合安丽亚平时在这方面的一贯表现，很有可能是她新结交的男朋友。
南烈义在返回道里分局的途中继续思考着：如果上述猜测是正确的话，有一个重要因素又无法解释了，那就是杀人动机。新结交的另朋友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对他柔情蜜意的美女干掉？
南烈义在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把考虑的内容说了说，请大家谈谈接下来应该怎么走。老刑警罗鼎提出了一个观点：尸检报告中法医提到从死者胃中的残留物判断，她的最后一顿晚餐中有罗宋汤的成分，因此可以推断安丽亚被害前喝过罗宋汤。是不是可以以罗宋汤为线索来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罗鼎的这个说法引起了大家的兴趣，于是循着这个观点进行了讨论：安丽亚是在哪里吃了有罗宋汤的晚餐？根据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居民构成，罗宋汤不但所有西餐馆和一些本地餐馆有所供应，苏联侨民甚至是一些中国市民家中也会时不时煮上一大锅。所以，安丽亚有可能是在餐馆，也有可能是在别人家里吃的晚餐。这两种可能相比之下，似乎前者的可能性大一些。因为，根据之前对莫嘉昉和马天龙的调查，他们都说安丽亚喜欢下馆子，而且喜欢去比较上档次的馆子，一般路边的小馆子她是不屑一顾的，对路边大排档更是嗤之以鼻！
这样，专案组就决定对全市菜谱中有罗宋汤的中西餐馆逐一进行走访，希望能够查着点儿蛛丝马迹。
这项工作，专案组分头跑了一天半才完成，没有任何收获。3月9日下午，哈尔滨苏侨协会的代表在市外事办干都的陪同下，来到道里分局探询安丽亚被害案的侦查进度。邢开俪简略介绍了目前的侦查情况。
苏侨协会的代表离开后，专案组开会研究侦查工作，罗朱汤的线索看来是查不下去了，因为全市三十七家相关餐馆都查访到了，没有哪一家餐馆有人记得一周前有过一个身穿红色狐狸皮大衣的漂亮洋妞儿去他们餐馆吃过晚餐。这样，就只有后一种可能了，即安丽亚是在一个熟人家里吃的晚饭，这个牵涉面就广了，总不能全市上百万的居民逐家走访吧。
至此，专案组面临着线索全部断掉的局面。往下，只能重新寻找突破口进行调查了。大家讨论下来，认为调查方向还是应该往已经接触过的安丽亚的那三个小姐妹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那里靠。
3月10日，专案组把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请到分局。这次，改变了上次开座谈会的形式，而是分别跟她们单独交谈。这种交谈是聊天式的，很像同事朋友之间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对于金、崔、电三个姑娘来说，这样谈话使她们感到很放松，因此思维也自然而然地开阔起来。结果，专案组终于获得了一条可能成为线索的信息。
这条信息是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自己回想起来的。2月28日晚上，四人为崔海绿庆祝生日时，不知是谁说到了经挤状况。四个姑娘中，要说个人经济条件，应该是安丽亚最差，因为她没有一份正当的工作。其次是崔海绿，她虽然是在区文化馆工作的国家干部，可是那时的干部是不领薪水的，国家实行供给制，她可以免费吃穿，每月领取一丁点儿零花钱；而另两位金淑英、史森美一个是学校职工，一个是幼教老师，都可以按月领取一份薪水，而且教师的薪水标准比其他行业还稍稍高些。当时，四个人摆出了各自的收入情况，安丽亚当然最低，母亲的面包店是不给她发薪水的，她需要钱时就伸手向母亲要。安丽亚的开销比较大，母亲常常难以满足。幸亏她有另外的收入来源——男朋友，所以尽管时不时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但还不至于没钱花、没馆子下，没时装穿。
崔海绿是国家干部，思想观念比较进步，当时听了安丽亚摆出的经济状况后，就劝她去找一份工作做，有一份稳定收入，也有一个稳定的依靠。金淑英、史森美两人也深以为然，先后附和。
安丽亚说：“我自由自在惯了，心也野了，让我干什么工作我都会觉得不习惯。再说，我平时花钱比较自由，找份工作拿的薪水对我来说花不了几天就没了。所以，我只能先这样混着，以后找个财大气粗的男人嫁了，就靠他养我一辈子了。”她说着，喝了一口酒，忽然咯咯笑起来，向三姐妹提出了一个问题，“哎！你们说，如果现在谁突然手里有了一千万元的钞票，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又该怎样去花这笔钱呢？”
几个年轻姑娘正是对世界和前途充满憧憬的年龄，加上此刻又喝了些烈酒，就顺着安丽亚的话题纷纷开口，七嘴八舌地说了一阵。崔海绿临来说道：”哈哈，咱们这四位谁也没这个福分，我建议到此打住！”
大家正要转换一个话题时，安丽亚忽然语出惊人道：“不一定！小妹我可能就有这样一个机会。”
金淑英，崔海绿，史森美三人以为安丽亚在开玩笑，一齐把目光盯向她，却见她一脸正经，不像平时开玩笑的神态，而且，正经中似乎还夹杂着一份神秘。三个女孩儿看着她，静候下文，可是，下文没了，安丽亚把这份神秘变成了一个悬念。所以，金、崔、史三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将此看作安丽亚醉酒后的胡言乱语了。
五、两封检举信
金淑英三人当时没把安丽亚的话语当回事儿，可是对于此刻“走投无路”的专案组来说，宁愿将其作为一条线索来分析一番。送走了三人，刑警们随即对此进行了讨论：会不会安丽亚为那一千万元钞票卷入了什么纠纷，因此被人弄了个血溅当街一命呜呼？
1950年时的一千万元，在当今已经算不上什么多大的钱财了，可是，在六十多年前的哈尔滨，这笔钱绝对是一笔财富。比如在哈尔滨市的黄金地段买一套两层带花园的楼房，把一千万元的支票递给卖家，他还要找回二三百万元呢！因此，刑警既然没把安丽亚的那番话视为酒后胡言，那就要考虑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安丽亚说她可能面临着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一千万元钞票她能靠什么途径来获得呢？刑警分析认为应该是以下三种情况：一、她遇上一个富家子弟，被其美貌所吸引，愿意以一千万元为彩礼迎娶她；二、她参与某桩大买卖，当然不会起到什么重要作用，不过是混迹其中打打杂，而那个起主要作用的大老板则将其作为临时夫人，言明待买卖成交后，可以分给她一千万元；三、她参与了某桩犯罪活动。除上述三种情况之外，其他生财之道都不可能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