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特工刘人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情报专家潘汉年一手培养出来的红色特工。

他机智无畏，精通无线电报技术，曾在二战期间准确发出了德军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以及在淮海战役前期顺利发出了国民党徐州“剿总”的军事部署情报。

刘人寿

1955年因潘汉年案被审查入狱，两次入狱长达18年之久。刘人寿长期潜伏在上海、被潘汉年称为“全能特工”。

刘人寿就是在延安结识潘汉年的。那时，他还只有18岁，是个热血爱国的小青年。

刘人寿1920年3月20日生于上海。1932年，父亲去世，一家人只能靠一点积蓄和姐姐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一天，母亲得知上海英租界有一所格致公学，打听到这学校可以为优秀毕业生提供工作，母亲让决定让儿子报考。刘人寿不负母亲众望，不仅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而且有幸成为该校首位奖学金获得者。

但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他加入了上海文化界的救国活动。

在此期间，刘人寿结识了比他小一岁的黄承珍（1921年6月出生于福州）。

刘人寿（后排左三）、黄承珍（后排右一）与潘汉年（前左五）

1937年，日军大规模侵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而就在国民党军队抗战节节败退之际，传来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刘人寿的内心就更倾向于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共产党了。

一天，刘人寿在刊物《抗战》上，看到了陕北公学的招生通知，于是下定决心与女友黄承珍等八位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悄悄地离开上海，朝延安出发。

到延安后，刘人寿和黄承珍进入陕北公学。在求学期间，刘人寿深受陕北公学党员的影响。

1938年1月，年仅18岁的刘人寿带着女友黄承珍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了组织的手中。

毕业后，刘人寿等人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康生（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亲自接见了刘人寿、黄承珍等优秀毕业生，要求他们开始从事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燕京报》驻延安通讯社的记者。

不久，康生将刘人寿等人介绍给了潘汉年（资深红色特工，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并由潘汉年亲自培养和领导。

潘汉年

从此，刘人寿与黄承珍跟随潘汉年前往龙潭虎穴，开始了舍生忘死、历尽艰辛的特工生涯。

1939年初，身在延安的刘人寿收到姐姐的来信，说她和母亲已经逃往重庆。老母亲此时非常想念儿子，希望刘人寿来重庆看望她，不然母亲就去延安看望儿子了。

刘人寿立即将这封家信交给了潘汉年。

此时，潘汉年正为如何在日伪严控下的上海建立特工情报网而烦恼，经中央社会部批准，潘汉年同意了刘人寿、黄承珍去重庆看望母亲，并嘱咐一定要利用这个探亲的机会，潜伏在重庆一段时间，然后等待机会返回上海建立情报网。

刘人寿听从潘汉年的嘱咐，到重庆后特别注意，不能暴露自己中共特工的身份，也不能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等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之后只能与潘汉年单线接触。

潘汉年还要求他们学习开车、拍照和收发电报等技术。

这一年（1939年），刘人寿19岁，黄承珍18岁。

“为了你们工作的方便，你们就假扮成夫妻吧。”潘汉年说道。

刘人寿等人登前往西安，先是在位于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落脚，几天后乘军车前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刘人寿到了重庆后，换上了便装，住在了亲戚家。

在亲戚的介绍下，刘人寿被中央储蓄会录取为见习生。

这段时间，黄承珍得知表哥陈震在国民党海军做电报员。

这时，潘汉年又刚好由延安奔赴香港，途径重庆。于是刘人寿联系到潘汉年，将自己想要通过女友黄承珍表哥这层关系，去学习收发电报技术。潘汉年同意了。

于是，黄承珍出面找到了表哥，说男友刘人寿初到重庆，想学习收发电报技术谋个出路，表哥同意帮助刘人寿学习无线电电报技术。

国民党民权号军舰

表哥陈震所在的“民权号”军舰，停靠在重庆以东30英里的唐家泡。

1939年5月3日，日军敌机连续轰炸重庆，重庆市民纷纷逃亡。刘人寿当即以避弹为由，请求陈震带他住在“民权号”军舰上去学习无线电技术。

本来，外人要上舰入住，需要舰长同意。但是舰长不在，而副舰长和陈震是同学，就同意刘人寿上舰。

两个多月的学习后，刘人寿每分钟可以发送120个代码，超过了每分钟80个代码的标准。在这艘国民党军舰上，他曾多次尝试发过电报，结果都令人满意。

就这样，刘人寿潜伏敌舰学成了电报技术。

潘汉年得知刘人寿已经学成电报首发技术，于是委托了同志给刘人寿送去100港币，命令刘人寿，黄承珍离开重庆去香港。

当时，100港币只够一个人赴港的路钱，剩下的费用都是刘人寿、黄承珍自己出的。

刘人寿说：

“当年中共的地下特工，不仅没有任何差旅补贴，为了少用组织经费，大部分是自己出生活费的。我在国民党军舰上学会了电报收发技术，这期间，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我姐姐出的。”

1939年8月，刘人寿、黄承珍抵达香港，在香港六国饭店向潘汉年汇报工作。

当时，日军大肆轰炸重庆，交通十分不便。从重庆逃难至香港，途径昆明的公路，都要排到6个月之后了。

中共中央社会部已派出潘汉年妻子董慧等十余名同志从延安经重庆前往香港，嘱咐潘汉年尽快要建设新的情报网络。

他们由八路军办事处安排行程，没想到，刘人寿、黄承珍竟然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先到了重庆，这件事得到了潘汉年的称赞。

潘汉年还称赞刘人寿是难得的“全能特工”。

当时，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为及时掌握形势大势，加强情报工作，责成潘汉年主管成立华南情报局，该情报局同时掌管港澳、南洋和上海的情报系统。

组织还要求潘汉年充分利用各种人脉，试图渗透日伪组织，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

1939年9月下旬，潘汉年率领刘人寿从香港到上海，进入秘密斗争的前线，活跃在各种政治舞台上。

后来，刘人寿了解到，上级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收集日军的战略情报，了解日军战略意图和动向，供党中央参考。

所以，这就需要长期潜伏在敌营，并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渗透敌方的决策和情报部门。

于是，潘汉年和中共中央社会部商讨后，把刘人寿派遣到他控制的日伪机关，去做电报收发员。

潘汉年亲自将电台的波段和暗号告知刘人寿。

到上海后，刘人寿潜伏的这个日伪情报机构，就是“岩井公馆”，这所公馆是岩井英一（日军驻上海领事）的情报机构，该情报机构直属日本外务省。

岩井公馆

岩井公馆不同于其他军事情报机构，它不从事暗杀等行动，而是专门收集有关中国的战略情报。

潘汉年化名为“胡越照”，以和平人士的身份作掩护，成功联系了岩井英一，双方建立情报交流关系。

经廖承志等人同意，我方提供的“情报”由潘汉年负责，张唯一（华南情报局领导之一）负责“情报”起草。

刘人寿曾说：

“我亲自听廖承志同志说，潘汉年用假情报换日本情报，潘汉年对假情报比较谨慎，每次交换前都会和我一起审查。”

红色特工廖承志

刘人寿进入“岩井公馆”，化名为“杨静远”，担任情报收发员，与潘汉年直接联络。

刘人寿进了岩井公馆，掌管着顶楼的电台。他每天抄写延安新华社发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然后选取部分内容给日本人。

在刘人寿隔壁，有一个日本特务的翻译队伍。这些日本翻译遇到无法翻译的汉字，就向刘人寿咨询，刘人寿就顺便借机获取日军的一些信息。

一天，刘人寿被日本特务翻译叫来帮忙解决汉字翻译问题，突然，日本领事岩井英一来了，刘人寿刚走，岩井英一就问日本部下：“这个中国人常来吗？”

幸好日本特务这样回答：“这个人不叫不来。”

一日晚上，刘人寿正在顶楼搞情报，突然闯入一群日本海军特务，抄下了刘人寿电台的波长和呼号。

刘人寿这才明白，虽然自己潜伏已久，原来日本海军也在监视自己，此后，刘人寿收发电报越来越小心翼翼。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

潘汉年考虑到刘人寿的生命安全，决定命令他退出岩井公馆。

刘人寿开始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分别设在今天的复兴中路西襄阳路和黄陂南路，由国际友人德国记者希普（曾赴新四军前线采访，后在日军扫荡中牺牲）的夫人作为掩护。

刘人寿就是在这里通过一个秘密电台接收和发送德苏战争即将爆发的绝密情报。当时潘汉年在香港。

1941年6月20日12时许，这是潘汉年同刘人寿早先约定的联络时间点。

就在这时，刘人寿却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紧急用暗语，约刘人寿马上前往潘汉年在游乐场设立的联络点，去取秘密白色信件。

来电者的声音很奇怪，但说出的暗语是正确的。按照约定，刘人寿立即秘密联络点去取白色信件。

苏德战争

当打开信封时，信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到，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将定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凌晨。”

信件的署名是一个刘人寿从未见过的代号，心想估计潘汉年直到。于是就将信内容发给了香港的潘汉年。

潘汉年接到电报后，立即用签名“小K”寄到延安，周恩来立即用俄文翻译出情报内容，又紧急寄到莫斯科斯大林处。

果然，在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德国如期向苏军发动了闪电袭击。

刘人寿和潘汉年发出的这一重要情报为苏联人赢得了一天的紧急准备时间。

苏德战争第二天，延安收到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回信：“由于中方的及时情报，使得苏联红军提前24小时做出了紧急备战，功不可没。”

当时在上海，街边上的日本宪兵队伍每时每刻都在搜查中共地下电台。刘人寿平时工作中，为了防止暴露电台，有时电台波长不当，会造成电台灯闪，所以门窗要加厚密封。

1942年夏，上海贝勒路地下电台被日军宪兵发现，但无法确定是哪个房间。日本宪兵多次进屋检查，幸好机器藏在墙内，没有被发现。

潘汉年考虑到如果相关人员立即撤离，这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反而暴露了电台，于是决定让操作员张志申原地坚持几天。

张志申联系同志说：“坚决服从决定，宁可牺牲自己，也不破坏组织。”

那时候，潘汉年部下的情报人员和张志申一样，都不会为个人生死考虑。

直到张志申等人撤离上海后，潘汉年在上海的下属中，只有刘人寿一个人懂得收发电报，但是呢，刘人寿他并不了解如何装配电台。

于是，潘汉年给刘人寿介绍了一位资深电台装配员涂作潮。但没学多久，涂作潮赶到刘人寿那里后，说有关的地下电台都被日本人毁了，刘人寿向潘汉年汇报，试图将暴露的报务员送到解放区。

后来，刘人寿才知道，涂作潮口中所说的被毁坏的电台，就是中共特工李白的电台，李白是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男主原型）。

中共特工李白被日军逮捕后，遭受了严刑拷打，没有吐出实情。之后，被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华克之保释出狱。

红色特工李白（1910年5月7日—1949年5月7日）

抗战胜利后，李白回到上海，在潘汉年情报系统工作。当被问到是去解放区还是留在上海工作时，当年被捕差点丢了性命的李白毫不畏惧地说：“组织让我去哪我就去哪！”

从此，李白在张唯一和刘人寿的带领下，继续在上海地下电台工作。

1946年6月，潘汉年回到上海，利用影星唐纳的住所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情报工作。

潘汉年要求刘人寿他们继续长期埋伏以执行新的任务。

很快，国共和谈因蒋介石的破坏而破裂，两党的决战在所难免。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政府会粉碎解放区，同时狂暴地进攻解放区，因此决定撤回任何暴露或不适合长期潜伏的地下同志。

1946年10月30日，潘汉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张唯一也于1947年3月被命令赶赴香港。

张唯一走后，刘人寿（此时化名李清风）接替了张唯一的工作，成为了潘汉年上海情报局的负责人。这一年，刘人寿才27岁。

“我原先即潘汉年情报系统的学生，又是助手，经常受到领导的指点。从1947年3月开始担任上海情报局负责人，很多事情只能自己独立思考和处理。

我还曾受到周恩来总理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培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在张唯一撤离上海后，我情报部还是收集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的。”

1948年，潘汉年和刘人寿在淮海战役中获取的徐州战场敌情，也是潘汉年、吴仲禧和刘人寿的得意之作。

中共特工吴仲禧：淮海战役前截取国民党徐州战场部署绝密情报

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潜伏国民党高层的中共特工）被派往徐州“剿总”，担任国民党国防部成员。

吴仲禧抵达徐州后，受到李树正（国民党徐州“剿总”参谋长）的热情接待，并亲自带他到司令部密室观看战事地图。作战地图上，详细标明了双方部队的驻地、人数、指挥官和兵种。

东至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的整个战线情况，都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当时吴仲禧只是记住了一部分。

第二天，他又找了个借口进了总部机要室，记下了地图。然后他假装生病说要回南京就医，李树正欣然应允，并同意他回到后方休养。

到达南京后，吴仲禧立即前往上海，将作战地图情况口头和书面报告给潘汉年。

汇报完后吴仲禧马上离开上海回南京，潘汉年立即赶到医院，找到了在医院当文秘的黄承珍，让她务必将情报交由刘人寿发给党中央。

这份由吴仲禧截取、刘人寿发出的国民党绝密情报，就是后来被称为《徐州剿总情报》的密电，最终于由刘人寿通过电台秘密发往延安。

但是，当时刘人寿并不知道他发出的情报对于淮海战役如此重要。

李克农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刘人寿偶然间翻阅李克农的传记时，在传记中才突然发现，首份关于淮海战役敌军情报的密电，就是他发出的！

李克农的传记证实了刘人寿发出了淮海战役第一份敌军情报密电。

这是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获得的关于国民党作战部署的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解放军的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今，这份73年前发出的原始密电，已成为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中心展出的重要历史文物。

1949年7月，刘人寿与黄承珍从香港返回上海。刘人寿曾任华东统战部副处长。

1952年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不久，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主任。

1955年4月，一场灾难从天而降。刘人寿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被捕入狱。

1965年8月，因“潘汉年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9月获假释返回上海，在工厂劳动。

1967年5月30日又被逮捕，移送公安部入狱。

这两次入狱，共坐牢18年。

1979年3月，刘人寿改判无罪。

1982年8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为潘汉年平反（潘汉年1977年逝世）。

1983年，刘人寿夫妇获得平反。

红色特工合影：（从左到右）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

但时光流逝，此时的刘人寿夫妇已是身心疲惫、历尽艰辛的60多岁的老人了。妻子黄承珍患有慢性抑郁症，病倒了，最后以局级待遇离休。他于 2006年 5月27日去世，享年85岁。

刘人寿于2009年3月12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

刘人寿是一位追求真理的党员，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历尽艰辛，然而，他并没有放弃，他是一位正直高尚的共产主义者。

谨以此文向战斗在隐蔽战线的红色特工刘人寿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