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资本家
·朱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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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蓬莱阁以西，离那“依山抱海的古城”还有四十多里路，是一个两面临海的小渔村。所谓故乡，只是长辈的出生的地方。我生在天津，长在北京，早把他乡作故乡，从没去过有美丽传说的蓬莱仙山，故乡只是长辈们的故乡。
我父亲兄弟四个，他行三，他们青壮年的年纪就闯了关东，在沈阳立业，老大、老二主营布匹批发生意，老人说生意大的时候进货要整火车皮的拉。我父亲另开了一家建材店。
出于躲避战乱，父辈兄弟几个陆续迁到天津，又迁到北京，迁徙动乱之中积攒下的资产越来越少，沈阳那些产业随着政局更迭就风吹云散了。
蓬莱，没听父亲说回去过，但是，１９６６年，他被强迫回去了，后来自己找了根绳子吊死在房梁上，没人记得是哪一天。
刚解放那几年，父亲在天津开的是一个鞋楦子厂，配套橡胶厂生产“解放鞋”供应志愿军，说起来，他还挺骄傲。
１９５３年，我们全家迁来北京，和大大爷、二大爷抱团取暖。几位长辈先期到北京，开了一家丙寅牌酱油厂，使用日本发酵技术，产量比较大，我家、我表哥家在厂里都有股份，后来公私合营成了西城区酿造厂。
我爸爸和我表哥在德胜门城跟底下开了家农药化工厂，买了二十几间房做厂房。我爸爸具体经营，在旧鼓楼大街还有家建材门市部。这些买卖都是在当局鼓励下合法经营的，以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正常秩序。
自１９５３年起，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第一步社会主义改造，就是民营企业所得利润，企业主只允许获得全部利润的四分之一，使资本家的个人所得受到限制。如果企业没利润，亏本了，那是你自己的事。还要调查你是不是故意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１９５６年，实现了全北京市的所有行业公私合营，标志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国家按企业资本的股份额，每年拨付给原资本家５％的定息，开始决定付息７年，后来又延长３年，共计１０年。就是说，那５％定息对你的发家致富影响不大。１０年后，企业也完全不是你的了。要搁到现在这么干，这不是明抢吗？可那时候，我爸爸还挺高兴，说自愿搞公私合营，政府还给挂了一朵大红花，后来，加入了工商联，还受到了政府表扬，说的时候，一脸自豪。
合营之后，父亲是厂里的副经理，作为资方代表参与生产管理，决策权由官方派遣的厂长掌握。
我去过厂里两次，每次他都是被从车间里叫回办公室，中山装上一层车间里的白粉尘。办公室里有他的经理桌，上面摆着算盘、账本和电话机。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他这样的资本家已经服服帖帖的成了一个生产建设者。我真的要跟他划清阶级界线吗？
一个人，在外面，可以伪装的天衣无缝，可是在家里，那些年我从没有发现父亲有对政治的不满，他只是努力的活着，为自己，为这个家。
到了１９６０年代，社会上大讲阶级斗争，父亲调动了工作单位，由副经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工人劳动者。
１９６６年，文革来了，８月２９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发布第四号通令，命令：对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分子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十多万罪人被驱赶出城。
以往的政治运动，被踩在脚下的是“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既然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右派分子也要被再一次套上枷锁。而资本家，所谓党的团结对象，第一次被红卫兵归入“横扫”行列。而且所有的资本家都成了反动资本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０日《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社论，赞颂：“红卫兵充当了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
我父亲被厂里两个红卫兵押解去山东蓬莱老家。
老家村里承认这个人是年轻的时候从这个村里出去的，但是再没有回来过，我们村里没有义务接收他为他提供房子和生活用品，除非你们拿钱来。
红卫兵无奈，只好把我父亲带回北京。
１９６６年９月９日，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发布第七号通令，显然是受到了上级中央领导的约束，对于限期驱赶离京政策发出调整：
第二条：关于资本家
资本家不必离开京城，可以继续留在原单位接受改造。一般……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是一个原则，我们不要离开这个原则。
但是，我父亲厂里的红卫兵革命态度坚决，一定要我父亲再走一趟，“做个样子”。
被押解出京之前，我父亲在一个约好的街口上见到了我和我大姐。他被剃了阴阳头，参差不齐，胸前缝着一块白布，用黑墨写着“反动资本家”。
父亲先问我：你说我该不该走？我已经承受了很深的下等人出身的屈辱，现在要强迫自己和父亲划清阶级界线。我咬咬牙，冷冷的说：让你走你就走吧。父亲嘴唇在颤抖，眼泪充盈在眼窝里。
父亲转过头再问我大姐，姐姐当时是医学院的学生，因为出身问题也是岌岌可危，只能原则性的说：要相信党的政策。父亲说，是啊，我们不是五星红旗里的一颗星吗？
父亲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厂里给村里带去了安家费，人家收了钱，父亲走不了了。
父亲和村里其他被监督的人单独在一起劳动，活一天算一天。批斗地主富农的时候，他也会被打。打谁都是个打，打了就打了。１９６７年底，天气寒冷，一个民兵干部命令我父亲脱下身上的的毛衣毛裤，穿走了。
没有了这身毛衣毛裤，很难熬过海边的冬天。生活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他上吊自尽了。
这个消息传到北京，我们决定不去收尸。我们对那里任何情况都不了解，不知道去了能不能活着回来。
文革结束以后，落实了政策，父亲给补偿了活着时候欠发的工资，还有丧葬费。结论说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我第一次踏上这块“故乡”的土地。
朱家庄里基本都姓朱。我们这辈人排“金”字辈，在村里算长辈，没剩几个人了。一个同辈老汉带着我们寻找父亲的墓地，没有找到。死的时候是用苇席一裹，埋海边了，这么多年，也许被海水冲走了。尸骨无存。
村里有人给我们续了家谱，都知道我们这一支脉去了大城市，发了财。家谱跟朱元璋攀上了亲戚。据说，蓬莱朱家源自安徽凤阳，与朱元璋家同宗，所谓同宗就不知道是七大姑八大姨什么关系了。朱家既穷也没什么文化，只因造反得了江山，朱姓成了国姓，姓朱的都往皇上家套近乎。
朱元璋的第四子燕王朱棣从北京起兵，攻占南京，夺下朱元璋长孙建文帝的皇位，并大杀群臣、皇族，其中当然有不少姓朱的。
我们的先祖朱五第可能就被杀了，府内教书的扈先生携年幼的朱广贵一路逃到了蓬莱（旧称登州）落脚。
所以，如今蓬莱镇东关、西关朱家人也不少。
后代有一支迁到了如今的朱家庄，打渔种地为生，繁衍至今。
别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朱字，同姓，也许更是被诛杀的原因。
２０２１年，我们又去了一次朱家庄，开着大奔S４５０去的，带着一种情绪。弟弟事先通知了村里一个熟人，安排宴请村长书记村干部。我不同意。我认为不必和村干部有什么纠葛，来去是我们自己的事。到了村里，书记兼村长已经放话请我们吃饭。
书记兼村长朱济和比我们小一辈，已经连任了三届，是村里首富，承包了海边的养殖场，据老乡说年入千万，雇着村里百十号人给他打工，也算是资本家了。村里人是又嫉妒又敬畏，因为他们承认朱济和讲义气，长得也仪表堂堂，一般求到他，只要能办的事就真给办。
宴席间喝了不少好酒，都是村长掏个人的腰包。可是我还是憋着闷气，借着酒劲就冲着村干部们直说了。我说我父亲你们也不认识，怎么自己老朱家人就把他折腾死了！
村长顺着话茬儿就说了，说这朱家庄人有这个毛病，看不得别人在外边发家有钱。他们还拿我当资本家呢。你们来了，就是自家的客人，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算是双方下了个台阶。
确实，我父亲只是一粒尘土，风吹过，散了就散了。
不过如此。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几年前建议我写父亲的经历，她认为文革受害者中有大量的名人，也有大量的平民，他们本来都有生的权利。
我拒绝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对于资本家仍然充满鄙视和不屑，我没必要诉说。
今日，我写出来父亲，一个资本家的私人史。并不知道有无益处。
（２０２１·１０·２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