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印反击与对越还击，我军为何在大胜之后，会单方面撤军？ 千里2022-02-23 21:51:34
1962年到1987年，中国边境和海上共发生过5次自卫反击战。
这5次作战分别是：1962年10月、11月对印，1969年3月珍宝岛，1974年1月西沙，1979年2月、3月对越，以及1987年3月南沙。
这5次作战，我军无一例外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结局还有所不同：
1969年捍卫了珍宝岛，西沙击沉越军护卫舰一艘并收回珊瑚、甘泉、金银三岛，南沙击沉击伤越军运输船各一艘重创登陆舰一艘。可以说，此三战基本完胜。
但是，两场规模更大、影响深远的对印和对越作战，我军作为胜利一方却在关键时刻都选择了单方面撤军，从而将胜利的果实“拱手相让”，多年以来让军迷意难平，这又是为何呢？
一、对印反击的两个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印还是对越作战，我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西方有一句谚语“上帝欲要其灭亡，一定先让其疯狂”，这话用在当年的“世界第三军事大国”印度和越南身上，也是恰如其分。我军在发起反击之前，都是大度隐忍多年，最终忍无可忍。
1962年10月20日晨，对印反击第一阶段在东西线全面打响。
按照整体部署，东线西藏军区张国华的任务，是以“藏字419”部队4个团为主，昌都、山南、林芝军分区配合，采取“两翼开刀、侧后迂回、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法发起克节朗战役。3天占领达旺，歼敌第7旅，收复达旺河以北部分领土。
在西线，新疆军区何家产指挥1个团，负责逐一拔除侵入我班公洛和加勒万河谷的据点，第一阶段的9天主要是加勒万河谷、红头山、班公湖、巴里加斯的印军37个非法据点。
11月16日，我边防部队为了教训主动进攻的印军，发起第二阶段的反击，54军军长丁盛亲率董占林的130师成立“丁指”配合东线张国华作战，对印军11旅取得“小刀切黄油”的瓦弄大捷。
印军节节败退，我军趁势追击，前锋已进至印度恒河大平原的北端边缘。
印军资料图
二、得胜之师单方面宣布撤军
1962年11月18日，志大才疏的尼赫鲁终于挺不住了。
在向美苏多方求助无果后，尼赫鲁无奈之下，通过第三国“发声”向中国示好，第一次低头，希望和平谈判解决两国边境争端。但是，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一致认为，此时完全占据优势的中国军队一定会乘虚而入，兵锋直指印度首都新德里。
但是，让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11月21日零点，北京发表声明，我边防部队主动停战，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我军精准准备了一年的反击战，仅仅33天就胜利结束。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中国自古以来爱好和平，但是在条件艰苦的雪域高原一路高奏凯歌，却单方面宣布撤军，而且沿实控线后退20公里，很多指战员思想上想不通。
失败的印军还没做出任何的承诺，得胜的解放军就单方面宣布撤军，这一举动震惊了世界，就连美军小跟班的英国当家媒体BBC也评论说：与其说让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不如说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印军俘虏
三、对越还击，历时28天
17年后，野心膨胀的越军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当时越南的黎笋在军队一把手文进勇的支持下，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摩擦，导致我边防部队和群众大量死伤。1978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有了一个强大的“保护伞”。
但是，邓公对“用兵越南”也做了精心准备，同时北部沈阳、北京、兰州、新疆四大军区也全部进入一级战备，开国少将李德生、上将韩先楚、上将陈锡联、中将吴克华在北疆严阵以待。
1979年2月17日，随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刊发，对越还击打响。这也是继1962年9月22日以后，第二次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越还击从爆发到结束，仅仅持续了28天，分三个阶段：
1979年2月17日到2月26日，我东西线部队在千里战线三路猛攻，许世友东线攻克高平、同登，歼敌第3师但346师逃脱。与此同时杨得志西线攻克老街、柑塘，东西线突进20~50公里。
2月27日～3月5日，我东线攻占谅山、广渊，歼灭越军308师大部。西线攻占沙巴、封土、铺楼。在柑塘一战歼灭越军345师、重创316A师。当初越军19天就占领了柬埔寨，而我军仅用17天就达成战略目的，用许世友上将的话说：“再给我2小时，拱一拱拿下河内。”
3月5日，越南进行全国总动员，而我军达到战术效果以后开始主动撤军。
万炮齐发
四、得胜之师主动撤军，是否有“难言之隐”？
从3月6日到16日的11天时间，进入对越还击的第三阶段：我军破坏越军基础设施、带走援建物资和武器，同时在后撤道路遍埋地雷阻敌追击，在远程火炮掩护下全部撤回国境以内。
与反击印度一样，我军在还击越南大获全胜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撤军！
对比对印反击，对越还击战我军主动回撤的节点选择，有颇多相似之处：
其一，无论在主席还是邓公，对这两场局部战争的定义都非常明确，那就是“自卫反击”。我军从战前准备、速战速决一直到胜利之后单方面宣布撤军，都没有逾越“自卫反击”这一底线。
其二，国内形势远比边境冲突更紧急：反击印度之前，困难三年刚刚过去，经济低迷，东南沿海还一直有人惦记着“反攻”；还击越南之前，我刚经历10年特殊时期，各项事业亟待重回正轨。
其三，印军和越军都有超级大国“撑腰”，印军虽然没能拉来苏美直接援助，但也争取了许多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而与越南有“盟约”的苏军在北方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其四，后勤保障问题。反击印度我军筹备了一年，战时有3万翻身农奴数万头牲畜支前，一个达旺就提供了500万斤物资，而11月就进入半年降雪期；对越还击战没有那么困难，但后勤保障也是问题。
最后，我军已实现了预定战略目标，如果长时间消耗战难免会陷入美军在越南、苏军在阿富汗的尴尬境地。而我军在打击敌人的同时逆转了国际舆论，同时也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有利环境。
当然，两次自卫反击战尤其是反击印度，也遗留下了领土争端问题。
但是任何事物都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在1962年和1979年，我军的整体实力受制于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阶段，还必须要实施“韬光养晦”的战略，还不能一味争强好胜、锋芒毕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