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28 1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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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个仅有少许医学知识的18岁女孩,被要求去为产妇接生;一个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培训的青年人,竟然做了上百台外科手术;一个初中毕业生,却做了22年的职业医生……这一切,都发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被称之为“赤脚医生。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区,对于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来说,更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
本文给读者呈现出来的,是一个中文不太流利的美国ABC,一个在美国名校学医的二十岁女孩,不远万里走入中国,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纵横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他们的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历史做出感人的记录……
张雪珍访谈
张雪珍访谈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时时叮嘱我在上海的吃穿住行,象典型的中国长辈一样,关怀备至。她没有上海女人常展现出来的那种娇柔和吴侬软语,风风火火的干脆和利落,真有些东北大妈的那种劲头,热情,率真,做事说话干净利索,没有一丝的犹豫。你很难想象当年一个只有16岁的上海女孩,甚至还处于情窦未开的花季,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卷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吉林延边插队落户,而且一待就是几十年……
安娜:您好,想跟您谈一下您做赤脚医生的经验。因为我在美国是学医的,所以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到中国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觉得很感兴趣。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西方人没有太多的资料,文章也很少,他们不太明白,不太懂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所以我很想从赤脚医生口中,了解你们当时在农村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贡献。
张雪珍:我很高兴,你会选中我,专门对我进行一个访谈。我简单的说一说我的经历,1969年我16岁,什么事情也不懂的年龄,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高潮,史无前例的。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那时每个人一定要下乡的,你不下乡不行,一定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16岁之前我连上海都没有出去过,要我选择到吉林、黑龙江、江西、贵州、云南,那么多地方,老师让你选择。当时我想选择到黑龙江去,16岁什么也不懂,黑龙江是农场,农场里面能挣工资,我闭着眼睛说,老师我要到黑龙江。老师说不行,你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你一定要去插队落户。当时有一首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全国广泛的流传,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就说那就到延边去好了。就是这么一个歌,把我唱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从此拉开了我不同的人生旅程。
在延边,一开始去真不习惯,45年前的中国也是比较落后的,不像现在改革开放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农村还是比较苦,没有上海好。一去的时候每天哭,实际上在火车上就开始哭了,因为上火车后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上海了,从今以后户口什么都到农村去了,原先我是上海人,现在到农村去了,而且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坐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火车,脚都肿了,那也没有办法,只知道哭。
到了那里,哭完了之后,想想我还得好好干,看到贫下中农战天斗地,那么艰苦,他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所以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干,跟着贫下中农干。刚到农村,我负责卖豆腐,做豆腐,在上海每个月每个人有一块豆腐,那是计划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计划经济,那时候不知道豆腐怎么做,到了农村一看,豆腐原来是黄豆磨出来的,然后加点卤水,觉得贫下中农真伟大。
下乡一后,他们推荐我当赤脚医生,我做赤脚医生是1968年开始的,那时候是有部队巡回医疗队下到农村,队里让我到延边军分区医疗队,学医学针灸,教我怎么样给贫下中农治病。后来又到县卫生院学习怎么做赤脚医生,我都很认真的学,在公社卫生院实习后,就开始帮贫下中农看病。开始很简单,你感冒了给你吃镇痛片,咳嗽了给你吃甘草片,那时候只有这些药,主要的是针灸。针灸是我们中国医学上的一大隗宝,我现在针灸盒子和针灸的书都留着呢,留在村里的家里,延边永远是我眷恋的故乡,我农村的房子没有卖,我经常回去。。
那边得肺结核的特别多,因为没有吃的,天冷,很难治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种病会传染的,我不知道,也不害怕,天天背着药箱,去给他们打针送药,天天晚上去,因为白天要上山种地,还要做豆腐,还要卖豆腐。当时生产队在牛棚边上,为我这个赤脚医生,搭了一个小屋子,大炕,东北冷,都是炕,里面放上草,算是卫生室了。当时只有一些甘草片啊,镇痛片啊,感冒药啊,那时候胶囊还没有,好的药都没有,还有一些针。针消毒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集体户的灶坑里面做的,集体户做饭时,然后把我自己的饭盒,针头放在里面,再放到锅里,就这样消毒的。消完毒以后,晚上又去打针,给社员看病我很热心的,你有病了,随叫随到,背个药箱马上就过去了。
当时有个老人家,朝鲜族叫阿巴依,我们那里是朝鲜族地区,他得了面神经麻痹,我就开始给他针灸,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因为有几个这样的穴位很危险,部队的医生跟我们说像这样的针穴很危险,说你要慎重点扎,所以我先在自己身上试验,试验完了,看看我没事了,我就跟阿巴依开始治疗了。三个月,一共扎了三个月,阿巴依本来很难看的,嘴和眼睛歪斜,后来给我针灸过来了,三个月,就这样经过了三个月,阿巴依的病好了,脸也正过来了,他们非常感谢我,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到礼拜天就送好吃的东西给我。朝鲜族都头顶着大盆,阿玛尼就把各种各样的菜,咸菜啊,都给我送过来。我当时也是很感动,我没想到我只是个赤脚医生,我做的都是赤脚医生应该做的。
安娜:您觉得当时赤脚医生对当地的影响是什么?
张雪珍:方便,救死扶伤。赤脚医生好在哪儿?不像医院,早晨八点开门,晚上五点就关门了,赤脚医生不是的,随叫随到,背着药箱。我在那儿虽然不是真正的大夫,但他们叫我张大夫,就是张医生,人家老百姓就这样叫我。
安娜:您当时去延边的时候,还有别的人从上海跟你一起去的吗?
张雪珍:有很多,一万八千,去延边的上海知青有一万八千多。
安娜:您当时去那个地方是跟其他知青一起住?
张雪珍:对,我们都是一个火车去的。
安娜:您刚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适应当地的习惯?
张雪珍:说心里话,当时去很不习惯。在上海不管怎么样,还有定量的米饭可以吃,但那里没有大米饭,都是吃高粱米、小米、苞米,真吃不习惯。尤其是小米,越吃越多,像沙子一样。现在的小米是好东西,玉米也是,营养食品,但当时你是天天吃,顿顿吃,当时真不习惯。但是不习惯你也得慢慢适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在学校里面表现也挺好,很积极,到了那儿全崩溃了,确实一开始受不了,一开始哭啊,没办法。
安娜:那里没有温饱问题吗?据说当时知青温饱问题比较严重?
张雪珍: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政策有照顾,吃的倒是都能吃饱。但是像菜当时是极少的,贫下中农家里面都没有别的,只有冬天储存的大白菜和土豆,就是吃这个。肉也是,杀一个猪,当当当敲钟了,来领肉,好多人分,就是这样。
安娜:您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您当赤脚医生?
张雪珍:因为我比较好强吧,他们看中我了,就选我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不光是上海知青要去当赤脚医生,生产队长的妹妹她也想当,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当赤脚医生,是领导和贫下中农共同推荐才能当的,为什么点到我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像今天你点到张阿姨了,中国那么多做过赤脚医生的,你选中了我做访谈,好像天体运行,到这儿,就是我了。
我去了,也干出成绩来了,你看这张奖状,我得的奖状就是我当赤脚医生的成果,我不说别的。又是帮阿巴依治病,又跟阿玛尼关系那么好,我这两天得出一个结论,我帮阿巴依治病,帮朝鲜族治病、看病、送药,但是他们同时也教会我怎样去做人。
安娜:您去培训的时候,培训了多长时间?
张雪珍:那时候部队要下乡巡回医疗,尤其是延边军分区的大夫,好像有这个任务,文化大革命,当时卫生部有这样的指示,开办赤脚医生训练班,所以部队特别积极。到部队培训我大概记得是一个礼拜,后来又到县医院里面培训,一、二个星期,县里面培训完了又到公社实习,到队里就开始干了,就是贫下中农来了,我给他打针,给他吃药。
安娜:您总共培训了多长时间?培训加实习?
张雪珍:总共培训一个月吧。后来就边学边干了。贫下中农来看病,有的不要钱,有的要五分钱,没药了,有时候要去公社卫生院去拿点药,我记得挺清楚的,有个大夫就是延边军分区的,他是被下放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下放干部也很多,他们很耐心地教我,学了很多,学完之后就实践。
安娜:您不需要去采草药吗?
张雪珍:要,有时候我跟阿玛尼去采蒲蒲丁,那是凉性的,还有桔梗,那时候山上东西很多的,都去采那些草药,我采回来给病人吃。蒲蒲丁也可以当凉菜吃,朝鲜族很会做凉菜的。
安娜:您做过手术吗?还有接生?
张雪珍:还没到那个程度,我主要是针灸。
安娜:您当赤脚医生是挣工分还是工资?
张雪珍:那时候是挣工分,还得去干活,白天得干活,赤脚医生是义务的。冬天地冻上了,不能干地里的活了,上山铲地也不行了,你就得做豆腐,做完豆腐推着车,卖豆腐。我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卖豆腐了,卖豆腐了,用朝鲜族话喊,用汉族话喊,根本不好意思,大城市下去的,但那时候只能这样挣工分,算你出工了。
安娜: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干活?
张雪珍:对,大部分时间和普通农民一样,有病我去看,没药了我去拿药,赤脚医生就是这样。
安娜:最多看的是什么样的病?
张雪珍:对我来说,在农村看的最多的就是感冒发烧,打个针,给点儿药,甘草片啊,退烧片啊,那时确实没有什么药,要买也是很困难的。那时候最多也就是甘草片,去痛片,镇痛片,那时候在农村就是这些药,关键是打针,打安痛定,特别多,现在可能都淘汰了,当时我们那儿连青霉素,链霉素都很少的。
安娜:当地人相信您的医术吗?
张雪珍:大队说你就是赤脚医生,他们就信你。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很落后的,40多年前的中国都是很落后的,都是草屋顶,连瓦都没有,房子都是土坯的,我也帮着和泥盖过房子。那时候也没有相信不相信的,但是你的热情他们承认,他们相信。
安娜:您觉得当时在农村最困难的是什么?
张雪珍:当时最困难的,说心里话当时还是想家。我虽然做的很好,我还是想妈妈的感觉,难以忍受,还是想家。只是到了最后,我年龄大了,我干的那么好了,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到延边来看,阿玛尼他们家对她像招待自己最珍贵的客人,把我妈妈打扮的像朝鲜族阿玛尼一样,而且市长都到我家来看。到最后我妈妈、哥哥、姐姐看见你那么好,比上海还好,你说我能回来吗,我不想回来,我是掉着眼泪回来的,最后没办法了,为了孩子,我回上海了。
安娜:谢谢您张阿姨,非常感谢这些天您对我的关照,也谢谢您与我分享您的人生经历。我们之间的谈话录音,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论文中,也许会出版成书籍,您需要在这张《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如果您同意的话。
张雪珍:我同意,我签字。阿姨非常喜欢你,一定陪你的爸爸妈妈再来上海,阿姨会带你们好好看看上海,上海这些年变化特别大,他们一定会喜欢。
安娜:一定。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6日、2014年6月7日
访谈地点:上海黄浦区老西门古玩茶城、上海市贵州路铁道宾馆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