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08：追缉“六指魔”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5年第10期
文：东方明
一、“六指魔”其人
1950年3月18日上午，两个外形剽悍的汉子——中共太原市委社会部（对外是太原市公安局政保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侦查员阎盛昌、解家宝风尘仆仆地从山西省会太原市赶到成都（当时是川西行署驻地）。他们是来执行一桩特殊使命的。
这桩使命，说简单也简单——追缉一名逃犯。情报表明，该犯目前以牲口贩子的身份隔三差五，时不时地出现在成都的牛马市场，只要前往候得这厮现身，即可将其逮捕，然后押解回太原。不过，说复杂也复杂——也有可能运气不佳，该犯已经改行干起了其他营生，那就得重新查摸；或者，虽未改行，却察觉到警方已经盯上自己，来一个提前滑脚，让侦查员扑一个空；另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逃犯既没改行，也没察觉到警方盯上了自己，但是在警方抓捕时，却公然拒捕，而且还成功脱身。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逃犯具备这份能力。逃犯名叫查景道，这年四十挂零，可行凶作恶的历史已有三十多年。八岁的时候他手上就有人命，至于混黑道的时间那就更早了。后来这厮被捕接受讯问时，警察问他何时开始在黑道上混的，他回答说：“我出生在土匪窝里，你说我算是什么时候开始走黑道的？”
查景道的父母都是黑茶山的惯匪。他出生后就在土匪窝里生活，耳濡目染，两三岁就能说道上的切口，四五岁敢操刀宰杀猪羊，八岁生日时，匪首老爸赠其一支勃朗宁作为生日礼物，次日他就用这支手枪打死了一个小土匪。不久，他被送往五台山，投拜在其父的结拜老兄、闻名江湖的巨匪“一掌倒”杜伯兴门下习练武术。杜伯兴当年杀人如麻，作恶多端，后来忽一日宣布金盆洗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法名“思善”，这时已经是个五十出头的老者了。查景道跟着思善和尚学了九年武术，下山时不但精通多般武艺，而且练就了一手暗器本领。
回到黑茶山匪窝后，他凭着发射暗器的悟性，很快就成了一名指哪儿打哪儿的神枪手。然后，查景道就盘算自立门户了。他自立门户的做法也跟寻常土匪不同。寻常土匪自立门户，要么拉一帮人另立山头，要么干脆火并，他却是随便找了个借口就把父母开枪打死了。那借口简单得简直不能算是借口——他在午睡时被父母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的争吵惊醒，于是就行凶了。
不过，查景道并未能接掌门户。这个上百人的匪帮中，大部分土匪都跟他的父母有特殊关系，或是结拜弟兄，或是徒子徒孙，也有同乡亲友。这种情况查景道事先也考虑过，知道自己弑父诛母后会有一部分人离开，但他没有料到，最后的结果竟然是所有成员全部选择离开。幸亏这些人各有各的打算，才未抱成一团跟他算一算大逆不道之账。就这样，这股颇有些规模的匪帮自行解体了，倒是让官府松了一口气。
那么，查景道自此何以谋生呢？他仗着自己武艺高强、枪法精湛，以及那份弑父诛母的凶残狠毒，做起了黑道单干户，在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四省流窜作案，举凡杀人劫财、强奸妇女、纵火下毒之类的暴力型犯罪，一年少说也得干上二十来宗。这等残暴行径，连黑道上的同行都暗自心惊，自叹弗如，便给查景道起了个诨号叫作“六指魔”（这个诨号并非因为他长了六指，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下文还会说到——这个极易让人产生误解的诨号给后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
1937年抗战爆发，查景道发现像以往那样作案的可能性正在减少。因为战乱，有钱人家大多藏匿财物，结伴逃生，而他自认为属于成名大盗，不可能干那些拦路打劫之类的小*****勾当，于是就考虑改行。不久，他成功转型为一名职业杀手。1938年到1949年这十一年里，查景道受雇于多方，作下了数十起行刺暗杀案件，丧生于其手的对象不仅是因为私人恩怨，也有国共、日伪等各种势力的成员。查景道的最后一单生意，是暗杀十名国民党特务，而这些特务本身就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他之所以干这桩活儿，并非是眼看要解放了，想立一份大功，以便日后被新政权追究时可以因此抵消一部分罪恶，保住自己的小命。他信奉的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而雇佣他干这桩活儿的，正是那十名被杀特务的主管机构——国民党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宪队。
1949年4月24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一千三百门大炮向太原城同时开火，二十五万官兵分十二路攻上城头，付出伤亡四万五千余人的代价，歼灭阎锡山部十三万余人，解放了太原。这场持续了六个多月的残酷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4月26日，新创办的《山西日报》上刊登了中共太原市委的通告：“阎匪的罪恶统治永远结束了，太原将永为人民所有。中共亦将永远脱出了秘密状态，凡中共地下党员及一切地下的革命工作人员，自即日起，请速到新民中正街3排20号中共太原市委地下工作委员会报到处报到，以便分配参加新的建设工作。”
据史籍记载，战前与战时，我各根据地派遣进入太原城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大约有两千一百余人，可是，到太原解放后十多天的5月上旬，看到上述通告前往指定地点报到的仅有三百四十六人。其中一千余人是随部队开拔了，其余七百余人则是在太原做地下工作时英勇牺牲了。因此，中共太原市委社会部、太原市公安局随即着手追查残杀我地下工作者的凶手。不久，据被捕的国民党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特宪队副队长畅涛供述，其所领导的特宪队在太原解放前夕曾杀害数十名被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将遗体埋于坝陵桥18号特宪队队部的后院。我方随即对该处进行挖掘，共挖出五十三具尸骸。经辨认，其中有十人竟是特宪队的行动特工。
这是怎么回事呢？太原市委社会部进一步调查后方才弄明白——
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仓惶逃离山西，对阎“忠诚不二”的“山西省代主席”梁化之向山西省特种警宪指挥处处长徐端下令，将抓捕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以及进步分子分批杀害。梁化之担心其罪行解放后被揭露，故又密令徐端另外安排专人把执行使命的那十名特务刽子手灭口。徐端在物色执行后一道使命的人选时，想到了以前曾有过合作的“六指魔”，便以十两黄金的价码雇请“六指魔”一次性干掉那十名行动特工。
1949年4月22日晚，徐端在特宪队食堂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款待完成屠杀任务的那十名特务。为防这些部属起疑心，他亲自出席。两个小时后，徐端发出了暗号，守在外面的勤务兵俞行仁便去前院通知查景道出场。使徐端感到吃惊的是，进来的竟有两人，之一自然是“六指魔”，另一位却是即便让他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的对象——被他金屋藏娇的太原名妓郭美娇！不过，徐端毕竟是特务头子，稍一愣怔，便马上明白了“六指魔”此举的用意。“六指魔”担心解决这十名特务后被他这个处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把郭美娇掳来当了人质。徐端当下招呼两人入席，也不向那些即将大祸临头的属下介绍“六指魔”，而是让郭美娇给他们敬酒。
十名已经丧失了防范意识的特务一齐起立，与郭美娇碰杯。枪声就是在这时候响起的。“六指魔”双枪齐出，十个目标只用了八发子弹——由于角度的原因，有两对儿是被一枪击倒的。然后，“六指魔”请徐端抱上已经吓瘫了的名妓把他“礼送”出门，一直到五十米开外方才握手道别。当然，两人不可能后会有期了。四十小时后，太原城破，徐端及“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尹遵党等四百余人逃入省府大楼集体自杀，并以汽油焚烧尸体，与大楼一起化为灰烬。
像“六指魔”这样的巨匪，原本就是新政权惩处的对象。1949年5月中旬，当社会部从俞行仁、郭美娇口中得知查景道参与“灭口事件”后，为彻底调查原特种警宪指挥处的情况，决定把逮捕查景道作为当务之急，侦查员阎盛昌、解家宝受命承办该案。可是，阎、解两人从5月下旬一直忙碌到9月初，奔波了三个多月，光鞋子就跑穿了两双，却查不到有关“六指魔”的任何线索。太原解放伊始，案子繁多，警力紧张，领导见两人劳而无果，寻思没准儿查景道已经逃离山西，甚至有可能偷渡出境了，就决定暂时把这个案子放一放。
一晃又是半年过去了，1950年3月上旬，太原社会部忽然接到山西省公安厅转来的一封检举信，信中说“六指魔”在成都露面了。
这是一封实名检举信，检举人名叫王宝贵，三十九岁，系太原“博安堂中药店”的老板。太原市委社会部收到省厅转来的那封检举信后，决定重新启动对“六指魔”的调查，还是交给阎盛昌、解家宝两人承办。两人接受使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博安堂”拜访王老板。
王宝贵有两个哥哥，都在成都经营中药，一个开中药店，一个是药材商。王宝贵每年秋末冬初都会去一趟成都，一是三兄弟聚会，二是从二哥的中药批发行批些中药。去年因太原刚刚解放，这边事情多了些，未能成行，直到今年2月才得以赴川。王宝贵每年去成都都要待上半个月甚至二十来天，又喜欢四处乱逛，多年转下来，对成都各处颇为熟悉。这次，他去了一处以前没去过的场所——北门牲口市场。经营中药的老板去牲口市场干吗呢？那是因为太原这边的老朋友、牲口经纪人谢富昀托他到成都后抽空去牲口市场看看行情。王宝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先后三次前往牲口市场，第三次去时，在市场里遇到了已经成为牲口贩子的“六指魔”。
王宝贵和“六指魔”曾有过一面之缘。那还是二十年前，王宝贵还不到二十岁，在其父执掌的“博安堂”学艺三年刚刚满师。“博安堂”是太原城里的一家老字号药店，传到王宝贵父亲手里已经是第四代。一日清晨，“博安堂”刚刚开门营业，来了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厮，开口求见王老板。王宝贵他爹从内堂出来，问有什么事儿。小厮却不吭声，双手奉上一封密札便返身而去。王老板拆开信封，从中取出一纸药方，只一看，神色顿变，稍一愣怔，随即亲自按方抓药，一一称妥，扎成四角方方的一个包包。然后唤过王宝贵，命他立刻送到南门车郎中府上，途中不得耽搁。
当时的中药业老字号都与当地有点儿名望的中医有业务合作，除了请合作中医隔三差五来店铺坐堂问诊，对患者全免诊金，还对该中医所开的药方实行打折赎药。那位车郎中便是“博安堂”的合作中医，而且是太原中医外科的名家，人称“血见愁”。只不过这一次，“血见愁”也是满面愁容。见王宝贵登门，车郎中露出惨淡的笑容，让王宝贵随其入内。进到里面客厅，王宝贵顿时一个激灵！只见客厅正中原本只有车郎中本人才可落座的那张铺着虎皮的红木太师椅上，端端地坐着一条大汉，脸色惨白，正闭目养神。大汉面前，车家大大小小三代十七口统统席地而坐，个个噤声，甚至车郎中那年方三岁的小孙儿都吓得一声不敢出。
那大汉自然就是“六指魔”了。听见脚步声，他睁开眼睛，说声“药来了”，把手一招，王宝贵便身不由己地趋前把药递过去。对方却不接，只是问他姓甚名谁，做什么营生，听明乃是“博安堂”少东家，就示意他与车家老少坐在一起。那中药已由车郎中接过，亲自去厨房煎熬了。“六指魔”喝下汤药后感觉并无异样，这才放王宝贵回去。
事后王老板才听车郎中说起，那天凌晨，“六指魔”在北门一个相好家被警察局捕探包围，双方交火，死了数名警察，但“六指魔”也受了伤，一路奔逃到南门车郎中寓所，胁迫车郎中全家作为人质，让“血见愁”为其抓药疗伤，这才有了王宝贵到车郎中府上送药一节。临走时，“六指魔”留下黄金十两，言明让车郎中和王老板二八相分。车、王皆是良民，哪敢收贼赃，但也不敢举报，只好在每年同业公会举办的义诊义卖活动中捐出，以安良心。有过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王宝贵的脑海里也就烙下了“六指魔”的那副尊容。
因此，当王宝贵在成都北门牲口市场看见有个男子酷似“六指魔”查景道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太原解放以来，军管会张贴的每一批重大案犯的通缉令中，都有查景道的名字，却一直没听说这厮落网了。坊间百姓茶余饭后议及“六指魔”时，有的说肯定已经远走高飞逃往境外，有的说这家伙多年来结下了不计其数的冤家仇敌，没准儿是让人家瞅个机会一声不吭地悄悄干掉了，哪知这厮竟然逃到成都做起了牲口贩子。
不过，王宝贵还是不太有把握，他寻思哪有这样的巧事，别是认错人了吧？想着，就把头上的那顶黑羊皮罗宋帽住下拉了拉，悄然靠上前去。走到离对方五六米处时，听见那人正向一个主顾介绍他牵来的三头牲口的特点。那声音，虽然时隔二十年，还是那么熟悉。再走近两步，从那人身边经过时迅速扫视一眼——没错，正是“六指魔”！
看清对方后，王宝贵竟然止不住地浑身颤抖，随即转身往牲口市场深处走去，从另一个出口溜了。出门没多远，正好有辆三轮车迎面过来，向来惜财如命的他不假思索上了车，一路上还不时回头张望，担心“六指魔”觉察到其行踪已被发现，追上来灭口。要知道，这对于“六指魔”来说，简直是易如反掌。
回到二哥的中药材批发行，王宝贵没敢对二哥提起这事，两天后三兄弟寒夜喝通宵酒时，同样没敢对大哥吐露半点儿口风。返回太原后，正好在部队当营长的大女婿出差路过太原，顺路来看望老丈人。王宝贵寻思这女婿是解放军军官，应该说得清形势政策，就在闲谈间提到“六指魔”其人。女婿是察哈尔那边的人，没听说过“六指魔”，不过，当他听岳丈说到“六指魔”的滔天罪恶时，不禁拍案而起，说这种恶棍如若不铲除，那还要我们闹革命干什么？王宝贵小心翼翼地向女婿请教，像“六指魔”这样本领了得的惯匪，人民政府对付得了吗？这位解放军营长哈哈大笑，说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歼灭了，还解决不了这样一个土匪？
王宝贵就向女婿说了在成都牲口市场看见“六指魔”之事。女婿鼓励岳丈向政府检举，老丈人却还有些顾虑，说如果政府派人去成都没抓到“六指魔”，会不会说我谎报案情，反倒把我抓进去坐大牢？女婿说：这个您尽管放心，共产党办事，一是一，二是二，决不会像旧政权那样胡来。
于是，就有了那封检举信，也有了太原市委社会部侦查员阎盛昌、解家宝奉命赴成都追缉“六指魔”之事。
二、抓错对象
阎盛昌、解家宝两人受命追缉“六指魔”，但他们从未跟目标见过面，手头也没有“六指魔”的照片。“六指魔”既然干的是江洋大盗的营生，自然不会轻易留下照片。日军占据山西期间，规定中国人都须领“良民证”，他使用的假证（他是各方缉拿对象，又是流窜作案分子，没有户口，无法领证，只好弄了个假证）上用的也是一个与其相似者的照片。因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警察局接收的日伪档案中的“良民证”底卡上并没有此人的照片。找曾经见过“六指魔”的人打听其相貌体态，也是十人说十个样，百人说百个样，不知听谁的是好。这次走访王宝贵，自然也要问及，但王老板的描述却让侦查员有一种越听越糊涂的感觉。
综合众多说法，“六指魔”给侦查员留下的印象是：年龄在四十二三岁上下，身高一米七出头，不胖不瘦，肤色不黑不白，脸形时长时圆（这是因为目击者看到他时的年代不同，胖瘦也不同），脸上没有明显的疤痕或胎记之类。这种毫无特征的目标，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把这样的印象作为寻找“六指魔”的依据，胜算不高。
两个侦查员来到成都，在北门牲口市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然后开始打听“六指魔”的下落。成都地区的牲口交易不如北方那样兴旺，当时全市也就只有北门这个市场，规模不算大，参加交易的人也没有太原多。阎盛昌、解家宝两人化装成牲口买家，一连逛了三天，终于发现了一个疑似目标。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汉子，其身高、体态与传说中的“六指魔”相符，脸面偏瘦，两颊布满络腮胡子。当然，光凭这并不能断定此人就是“六指魔”，侦查员还有一个依据，那就是此人的口音是山西、河北、河南的大杂烩，而“六指魔”以前就经常在这些地区活动。
阎盛昌、解家宝商量下来，没有马上动手。因为“六指魔”这厮实在太厉害了。试想，他的武术能练到可以用暗器伤人的程度，那水平该是何等了得，别说十八般兵器，只怕随便拿起件家什就超过常人手里的勃朗宁真家伙了，更何况“六指魔”还有一手极为了得的枪法。两个侦查员之所以被领导指定为追缉“六指魔”的执行人，身手自然也不可小觑，可面对眼前这个罕见的追捕对象，阎、解有点儿缺乏信心。而且领导下令尽量捉活的，那难度就更高了。
那么，为什么不跟当地公安局联系请求调人支援呢？新中国成立初，各大城市的公安机关都组建了专门配合外地同行执行追逃使命的抓捕组，成都市公安局也有这样的职能部门。太原的两位侦查员并非不想上门寻求帮助，只是眼下时机未到。阎盛昌、解家宝的想法是，先摸清目标的落脚点，然后再相机行事。
可是，次日两人到牲口市场转悠了一阵，却没发现“六指魔”的影子。阎盛昌、解家宝顿时紧张起来，莫非已被这厮察觉，让他滑脚开溜了？两人等了一会儿，没见目标露面，就去向距昨天“六指魔”拴牲口的地方不过十多米的一个卖烧饼的老汉打听。老汉说倒是有印象，还说那人姓关，听口音是山西人。侦查员又问那人是几时开始来市场上交易牲口的，答称大约是去年九、十月间，因为他喜欢吃烧饼，常来买，有时一买就是十几个，所以印象比较深。
阎盛昌平时总觉得自己运气差，外出调查时经常碰到一问三不知的对象，今天却是例外，前两个问题都得到了很详细的回答，于是他又怀着希望问了第三个：“大爷，您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老汉没让阎盛昌失望：“听说他住在关帝庙后面的那条巷子里，叫什么巷来着？我想想……哦，好像叫柳条巷。”
两个侦查员喜出望外，掉头直奔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公安局有一个专门协助全国各地来成都外调或者追捕人犯的临时机构，叫协查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姓尚，也是山西人，跟侦查员颇有一份老乡情缘，而且，竟是听说过“六指魔”的。尚副主任自是表示愿意提供帮助，说为家乡人民除掉这个大祸害也是他的一份责任，太原同行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出来就是。
阎、解两位侦查员提了两点要求：一是立刻指派专人对“六指魔”是否藏匿于柳条巷进行秘密查摸；二是如果证实“六指魔”确实藏匿于该处，那就须在今晚行动，要求成都方面出动武装力量支援。
秘密查摸的结果证实，柳条巷确实有那样一个家伙，借住于该巷79号于姓人家的一处空宅院里，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与其同居，那女人说一口下江话（当时四川人把湖北、江西、江苏等长江中下游省份一律称为“下江”，这些地区的方言称为“下江话”），至于是临时姘居还是原本就是夫妻，那就说不清了。尚副主任随即唤来协查办下面的抓捕组组长范德福，与阎盛昌、解家宝一起研究抓捕方案。
当晚，成都警方出动了十八名警察，连同阎盛昌、解家宝共二十人。整个抓捕过程并非之前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警方让邻居叩门后，那个说一口下江话的湖北女子刚取下门栓，外面的人就一拥而入。屋里，“六指魔”倚在床上，借着油灯的微光在看一本线装书，被阎盛昌、解家宝等人扑上去死死压住，竟把床都压塌了。
“六指魔”被押解到市局看守所后，随即进行讯问。问其姓名，答称“史金国”，河北邯郸人，回族，今年四十八岁。问到这里，侦查员就有点儿含糊了。因为抓捕时对方未作任何反抗，也没搜出武器或金银等赃物，家里除了菜刀，甚至连可以称得上凶器的刀具也没发现，当时侦查员就隐隐感到可能抓错人了，继续讯问下去，果然如此。
这个史金国原在邯郸那边经营大车店，去年夏天大车店失火，全家六口人，除他以外无人幸免。这件事对他打击过大，他觉得再也没法儿在邯郸待下去了，就来成都投奔朋友张某。朋友借给他一笔钱钞，让他做起了相对来说还算比较熟悉的牲口生意。那个湖北女子是其在成都落脚后认识的一个流浪寡妇，同是天涯沦落人，就住到了一起。
次日，阎盛昌、解家宝和协查办指派的一个便衣走访了史金国所说的那个朋友张某，证实史所言不谬。接下来，就是向邯郸方面了解情况。阎盛昌、解家宝两人去邮电局拍发了一份电报，请求由太原市公安局或者社会部出面，跟邯郸专区（1952年12月22日改为邯郸市）公安处联系，请对方调查史金国其人的历史情况。
一周后，侦查员收到了邯郸专区公安处寄到成都市公安局代转的挂号函件，内有调查材料并附有史金国的照片，最终证明史金国所言属实，照片也和史金国对上了号。
三、又一封检举函
这一个星期，阎盛昌、解家宝并不是在干等着邯郸方面的调查结果。其实，抓捕行动当晚他们就已经知道肯定是抓错人了，之所以请求邯郸方面协查，只是为了在程序上有个依据。发出电报后，他们立刻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检举人中药店老板王宝贵是否认错了人？这件事眼下似乎有些麻烦，因为王老板远在太原，交通不便，办案经费也紧张，侦查员回太原找王老板了解情况不太现实。再说，即使当面向王宝贵了解，他也不可能有新的说法。可是，除了王老板提供的这条线索，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六指魔”藏匿在成都。那么，侦查员继续留在成都还有无必要？阎、解两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想出什么可行的办法。
正在这时候，好运气来了。协查办的尚副主任派人开了一辆三轮军用摩托把他们接到市公安局，路上，开摩托的同行告诉他们，协查办查到了有关“六指魔”的一点儿信息。阎、解两人真有一种喜从天降的感觉，尽管只有“一点儿信息”，但总比没有强，至少可以解决王宝贵的举报是否属实的难题。
这条信息的获得纯属偶然。成都解放伊始，协查办每天都会收到大量本地及外埠的信件，一部分是兄弟省市公安机关要求协查相关信息的协查函，一部分是来自社会各界的检举信。为此，协查办安排专人阅信，每天写成简报，简报必须经尚副主任签字后方可归档。如果发现简报中有特别需要引起重视的内容，还须向市局领导报告。尚副主任这几天比较忙碌，已经有三天没看简报了，这天正好有空，便把三份简报拿过来仔细阅读，结果发现其中竟有关于太原巨匪“六指魔”在成都露面的内容。
这是一封匿名信，竖式信封，里面的信笺也是用竖式写的，一手漂亮的行楷，看得出写信人接受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写信人自称姓谭，未透露籍贯、身份，但估计他应该是山西人，因为他不但知晓“六指魔”其人，而且对其所犯罪恶了解颇多。他当然不可能知道太原方面早已接到中药店老板王宝贵的举报，而且已经派员入川追缉“六指魔”了，所以在信中首先对“六指魔”的累累罪恶作了简述，之后才说到正题。3月15日中午，他曾在东门“北方菜馆”看见“六指魔”在里面喝酒，一副座头上坐着四个人，“六指魔”坐在席首，脸面朝外，因此被他看个正着。当时他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人，驻步仔细观看，确认此人正是“六指魔”。回家后他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向政府反映这个情况，希望人民政府能够为老百姓除掉这个恶魔。
尚副主任对太原侦查员说，像“六指魔”这样的巨匪，走到哪里都会为害当地。既然他在成都落脚，估计不久就会发生恶性案件。即使你二位不来成都追捕此人，市局领导得知这个情况，也会做出安排，尽快将其抓获。现在你们来了，那就由你们行动，需要成都公安方面提供什么帮助，请尽管开口。
这封检举信的出现使阎盛昌、解家宝打消了原先的顾虑。王宝贵和这个写检举信的谭某都在成都市内发现了“六指魔”的踪迹，那基本可以肯定“六指魔”这厮确实是在成都，至于他为什么不再去牲口市场了，可能另有原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那个写信的谭某，但光凭手头这么一封匿名检举信，显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北方菜馆”打听八天前曾光顾过这家馆子的用餐者的情况，指望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北方菜馆”的谢老板是个山东大汉，五十来岁，看人时两眼目光炯炯，说话声音洪亮。侦查员向他说明来意，谢老板摇头说侦查员要调查的那个对象肯定不是饭馆的常客，他没有印象。不过，也不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因为他的馆子对每笔生意都要记账，核对日期后可以让跑堂的伙计相帮回忆一下，说不定他们记得什么细节。
账目显示，3月15日中午在“北方菜馆”底楼大堂四人一起用餐的一共有三桌，其中点菜时让上酒的只有一拨食客。谢老板唤来跑堂，问他们对八天前的这么一笔生意是否有印象。两个侦查员，甚至包括老板、账房先生在内，原以为跑堂的伙计每天要接待那么多食客，又是八天前的事儿了，回忆起来的可能性很小。哪知谢老板话音甫落，三个跑堂竟然异口同声连说“记得”。为什么能记得那么清楚呢？
原来，那天中午有主顾预先向“北方菜馆”预订了三桌寿席，寿星是一位七旬开外的老翁，这在六十多年前已算高寿，旧时尚无“晚婚”之说，人活到这个年岁通常都已四世同堂了。这个大家庭中，十岁以下的小辈清一色都是男丁，有七八个之多。酒席进行到一半时，菜还在上，但这些男孩儿都已吃饱了，便离席在店堂内外吆五喝六地戏耍。跑堂丁老三给“六指魔”那桌上一大海碗猪肉炖粉条时，正好有两个小孩儿追逐打闹，其中一个一头撞到丁老三身上。丁老三猝不及防，身子一歪，手中盛着菜肴的托盘眼看就要翻倒。众人见状，莫不惊叫。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席上一人闪电似的伸手一个“海底捞月”，竟把托盘稳稳地抄在手里！
丁老三站稳后，朝对方连连作揖道谢。回头跟另外两个跑堂一说，三人议论此人必定练过武功，转而又议论这一桌四个食客的身份职业。因为好奇，就时不时借上菜收碗盘的机会，凑过去听他们说些什么。玩“海底捞月”的那位言语很少，只是喝酒吃菜，另外三人说一口河南话，谈论的都是牲口买卖一类的话题。
侦查员向跑堂了解当时那四位主顾所占的座头，与谭某检举信中所说的相符；又问了各人所坐的位置，那个玩“海底捞月”的正是谭某所说的“六指魔”。阎盛昌、解家宝认为，既然王宝贵和“北方菜馆”跑堂提供的情况都表明“六指魔”的确是在成都这边从事牲口交易，那么，就有必要再次去牲口市场进行调查。
这步棋走得似乎是对头的，牲口市场至少有九个人都说曾见过那个疑似“六指魔”的主儿在做牲口买卖，至于姓甚名谁，那就不清楚了，他们建议侦查员去问问市场税务员。
侦查员一听，顿觉有了希望。税务员那里肯定有登记材料，最基本的姓名、住址都应该写得明明白白，姓名当然不可能是“六指魔”的真名查景道，但住址应该是真的，只要有了住址，那就好办了，即便他已经搬走，房东、邻居也能提供些许情况。
可惜，这只不过是侦查员一厢情愿的念头。税务员那里并没有如工商部门那样的正式登记材料，只有买卖双方的交易合约。按规定，每做成一笔买卖，上下家就要签署一份买卖合约，签署后买方才交税。合约通常一式三份，买卖双方和税务员各执一份。税务员说，你们要调查的那个对象是去年10月开始在这边市场做买卖的，至今做成过十来笔交易，都签了合约交了税款。说着，他在柜子里翻了一阵，找出一沓合约，数了数，一共十二份。
令侦查员失望的是，合约上虽有姓名——宋玉扇，可地址却是“成都市北门牲口市场”。为什么不写卖家的住址呢？税务员一脸歉意地解释说，我是今年元旦刚来这里上班的，前任税务员就是这样交代的，你们看，他不也是这样填的吗？侦查员哭笑不得，说那是解放前，现在解放了，你也这样填写？税务员很委屈，说从来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填写呀，那我就只好照旧了。
阎盛昌、解家宝带着一脸的失望悻悻离去。回到下榻的旅馆，还得继续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两人分析，从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将近半年时间，“六指魔”做了十二笔牲口交易，这说明他是打算长期以此为业的。既然如此，为了交易方便，他在北门牲口市场附近应该有一个落脚点。这个落脚点不会是旅馆，因为他在自己住宿的同时还要安顿牲口，所以，只有两种可能——要么租房居住，要么长住大车店。只要循着这个思路耐心查下去，总会查到线索的。
此后三天，阎盛昌、解家宝走访了北门牲口市场周边的大车店和居民区，终于在4月1日获得了一条线索：和合街的一家大车店住着一个叫诸葛仁的河南人，此人替牲口贩子“宋玉扇”代为照管着两匹马。侦查员一听“宋玉扇”三个字，顿时来了劲儿，那不正是“六指魔”在牲口市场使用的化名吗？于是，诸葛仁就被请到了派出所。
诸葛仁是河南滑县人氏，1948年秋为躲避抓壮丁来到成都，投奔开大车店的姑夫郁老板。姑夫让他在大车店打杂，除了供给食宿，每月还给几个零花钱。诸葛仁在这儿住了一年，听说河南解放了，就打点行装准备返乡。可是，郁老板却不肯放行，因为他发现诸葛仁是一个很好使唤的主儿，有诸葛仁在，他管理大车店能省不少心。郁老板吩咐妻子（也就是诸葛仁的嫡亲姑妈）备了一桌酒菜宴请诸葛仁，席间，他提出要诸葛仁留下，当然，不再当帮工了，而是像正式的店员那样，每个月有一份薪水。诸葛仁考虑一番后同意留下，但有条件：除了支付一份薪水，还得允许他在大车店为客户有偿寄养牲口，全部收入归他。
诸葛仁很聪明，他在大车店打了一年工，发现了一条赚外快的途径。有些牲口贩子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不愿意住大车店，宁愿在牲口市场附近租借民房作为落脚点。可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不是所有出租的民房都有院子或者屋前房后有空地，即使找到这样的房子，房主也会以房客寄养牲口为由借机涨房租。诸葛仁以局外人的身份旁观了一年，琢磨出一个解决方案：允许牲口贩子有偿将牲口寄养于大车店，由大车店伙计代为照料，牲口贩子只需支付正常的饲料费（或者留下饲料）和少量的寄养费即可。这样一来，牲口贩子就可在附近租住寻常的民房，这样的民房既容易租得，房租也不贵；而大车店方面也会有一定的盈利，双方都有好处。郁老板为了把诸葛仁留下来，答应了他的条件。
“宋玉扇”就是在大车店寄养牲口的贩子中的一位。诸葛仁告诉侦查员，“宋玉扇”是去年10月下旬自己找上门来的，跟他谈妥按天计费，每头牲口三千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从那时起至今，“宋玉扇”一共寄养过四批牲口，合计十四头，牛马骡驴都有。最后一批是3月初来寄养的，牵来了两匹川马，可是，这次寄养后“宋玉扇”却没像往常那样过个两三天就牵走，到现在为止他连个面都没露过。这样算下来，他已经欠了一个月的寄养费。
侦查员听诸葛仁说到这里，不禁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人心中的疑问是相同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诸葛仁接过阎盛昌递去的香烟，继续往下说：“这种事儿，别说我这个新入行的了，就是俺姑夫那样的老手也没遇到过，哪有把牲口扔在大车店自己一走了之不闻不问的？俺姑夫说这个姓宋的主儿可能不是好鸟，没准儿那两匹川马是偷来的也难说，让我以后不要再跟他打交道了。这不，真让俺姑夫说着了，今儿个您二位公家同志就把俺提溜到派出所来了。”
解家宝问：“‘宋玉扇’这些日子没露面，你也没上牲口市场找过他？”
“怎么没去呢？我去过三次，没见到他。前天又去了他的住处，也锁着门。”
侦查员大喜：“你知道他的住处？”
“是啊，他头一回来就告诉我他住在北门外草鞋巷，没说门牌号，不过我过去一打听就知道了。”
于是，阎盛昌、解家宝直奔草鞋巷调查，很快了解到一些情况。
“宋玉扇”是去年10月初向房东姚老根租的房。姚是开棺材铺子的，草鞋巷这边的小宅院原是他用来囤积木材和存放成品棺材的库房。成都解放后，战乱不再，死亡率大大降低，他的棺材生意不像以往那么好做了，草鞋巷这边的库房也就用不着了。姚老根就在巷口贴出一纸启事：本巷有房出租，有意者可至寻宝街“老根棺材铺”面洽。
三天后，“宋玉扇”登门。姚老根带着他去草鞋巷看了房子，“宋玉扇”比较满意。谈价钱的时候，姚老根对租金卡得很紧，每月六万元分文不让。“宋玉扇”还价不成，也就认了。哪知姚老根还有条件，说住人可以，但院子里不能进牲口，因为这宅院日后估计还要存放成品棺材，按行业说法，棺材库房不能饲养牲口，否则逝者下辈子只能做牛做马——那就难免影响他的生意。“宋玉扇”有点儿为难，说其他条件都好办，可你不让我寄养牲口，那我的牲口放哪儿？姚老根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和合街有家大车店可以寄养牲口，你可以去问问。
“宋玉扇”当场支付了一年的房租，当天入住。事后，姚老根生怕对方违约把牲口牵到宅院里，曾悄悄前往看过数次，发现对方信守承诺，也就放心了，进入今年后就没再去看过。因此，姚老根并不知道“宋玉扇”已有多日没在那里居住了。
“宋玉扇”入住草鞋巷时，离成都解放尚有将近三个月。不过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中共中央发出了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四川的解放指日可待。成都当地国民党政权底层的那些小喽啰都在盘算后路，清查户口之类的常规“勘乱治盗”手段无从落实，因此，“宋玉扇”在草鞋巷住下后，根本无人过问。直到去年底成都解放，新政权利用旧政权留下的保甲制度查摸常住和临时居住人口信息（当时，除罪大恶极已经逃循或被人民政府逮捕的，其他旧政权的保长、甲长一律暂时留任替新政权办事），草鞋巷的李甲长才登门查询“宋玉扇”的情况并作了以下登记——
宋玉扇，河北广平人氏，四十四岁，车把式出身，三年前改行做牲口买卖。1947年6月间来成都，租住于西门外二郎神庙后，其住所属于庙产。成都解放前，国民党守城部队为了修筑防御工事，将二郎神庙连同周边的庙产一并焚毁，只得搬到草鞋巷这边。
李甲长告诉阎盛昌、解家宝，他觉得“宋玉扇”这个人是个老实人，不会耍奸。那么，邻居对“宋玉扇”又是怎么一个印象呢？据草鞋巷“宋玉扇”的左邻右舍反映，“老宋”性格豪爽，出手大方，对人也很客气，总是未语先笑，路上遇见二话不说先递上香烟，如果对方带着小孩儿，他还能变魔术似的拿出糖果。不过，他从来不欢迎邻居去他那里串门，总是门户紧闭。刚开始邻居不知道，中午、傍晚没事路过时就去叩门，“老宋”门是开的，不过别人却进不去，因为他每次都说自己马上就要出门，对方也就不好意思进屋了。时间稍长，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不欢迎别人串门，也就不再上门了。
但有一次却是例外，“宋玉扇”主动请邻居周伯去他家。周伯是泥水匠，其特长是砌各种炉灶，从炼铁厂、砖窑的工业专用炉，茶馆、饭店烧水做饭的七星灶，打铁匠、小炉匠的中小型炉灶一直到家用的厨房小灶，只要经他的手，准保经久耐用、省煤省柴而且不漏烟。因此，草鞋巷这一带的居民家凡有砌炉灶的，必定请周伯出马。这个信息不知怎么被“宋玉扇”知晓了，元月上旬的一天，他在巷口遇见周伯，递烟之后便请周伯去他家指导制作一个小土炉。
“宋玉扇”对周伯说，他以前曾经学过打铁，能够打造牲口用的蹄掌，就是不会制作那种能耐高温的小火炉，想请周伯帮个忙。周伯自无二话，当下随“宋玉扇”进了院。“宋玉扇”已经准备好了一应坯料，周伯脱衣挽袖立马动手，很快就制作了一个小火炉，嘱咐“宋玉扇”等其阴干后以小火烘透，再用中火煮几锅开水，晾一个昼夜，然后就能生大火化铁烧钢了。周伯告辞时，“宋玉扇”给了他两包“大重九”香烟。
“宋玉扇”的住处依然铁将军把门，据邻居们说，已经有些日子没见“老宋”露面了。对此，大家倒也不觉得奇怪，既然是牲口贩子，时不时出个远门，从外地赶牲口到成都来卖，那是很正常的事。阎盛昌、解家宝在北门派出所民警老黄的配合下，翻墙进入了“宋玉扇”租住的小院，里面的屋门也上着锁。侦查员绕着那两间平房走了一圈，发现后面的一扇窗户留着一条巴掌宽的缝隙，可是里面的窗钩都扣住了。这难不倒侦查员，小施手段就打开了。老黄攀窗进屋，打开房门，阎、解两人随即进行了搜查。但搜查结果却让人失望，并未发现什么违禁物品，也没藏着金银财宝，甚至连钞票都没见一张。
另一间当厨房使用的屋子里，周伯制作的那个小火炉就放在门边，看得出已经使用过了，因为旁边放着一个铁匠铺子打铁用的铁砧，还有锤子、铁钳和磨刀石，周边地面上散放着十几件已经完成锻打但还未曾打磨的牲口蹄掌。三人拿起来察看，手工还不错，这个“老宋”看来真学过打铁。厨房的碗橱里还留有一些饭菜，都已经异味扑鼻，显然是多日前留下的。
两个侦查员心下疑惑，看屋里的情况，虽说不是十分整洁，但每样东西都摆放有序，并无匆忙离开的迹象，那么，这个“宋玉扇”为何连日不归呢？
四、意外被捕
之前，阎盛昌、解家宝对“六指魔”不再出现在北门牲口市场的情况进行过分析，排除了“六指魔”察觉到自己的行踪被王宝贵发现因而出逃的可能性，因为王宝贵回到太原后，他仍然和以往一样在牲口市场做买卖。那么，“六指魔”的突然失踪会不会跟那个向成都市公安局写检举信的谭某在“北方菜馆”看见他有关呢？从其失踪的时间节点来推算，正好是谭某发现他在馆子露面之后，这就不得不使侦查员的思路往这上面靠。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像“六指魔”这样的巨匪兼职业杀手，江湖上的仇家多不胜举，或许这厮最近走背字，与某个或者某一帮冤家仇敌撞个正着，人家就设计要了他的性命。杀人之后，将其尸体随便往哪个旮旯一藏，世界上就永远没有查景道这样一个人了。顺着这个思路往下分析，阎盛昌、解家宝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谭某那封检举信中提及的“六指魔”和三个河南口音的汉子喝酒之事。说不定那三个汉子正是受“六指魔”仇家的指派，伪装成牲口贩子找查景道谈买卖，然后将其干掉了。
于是，侦查员二访“北方菜馆”，指望能获得意外收获。可是，菜馆的老板、伙计对此并无新的内容可以提供。两人不甘心，又去了“北方菜馆”所在地区的管段派出所，跟出面接待他们的甘副所长说了此事，请求协助。甘副所长一口答应，记下了阎、解下榻的旅馆地址，说一旦发现什么线索，马上通报他们。
出了派出所，侦查员又奔牲口市场。据“北方菜馆”伙计所说，那天和“六指魔”一起喝酒的三个河南口音的汉子，跟“六指魔”谈的都是有关牲口买卖的内容，因此阎、解有理由相信他们也是牲口贩子。既然是做牲口买卖的，那三人应该在牲口市场露过面，甚至做过交易，至少牲口市场应该有人见过他们。当天，侦查员在牲口市场作了调查，未有结果。次日，即4月3日，也就是侦查员到达成都的第十七天，他们又去市场查摸了大半天，还是没有什么线索。
下午三点多，阎盛昌、解家宝疲惫不堪地返回下榻的小旅馆。老板说中午来了个小警察找他们，听说他们出去了，便让老板转告，说甘副所长请他们回来之后即刻去所里。侦查员闻听之下，重又燃起了希望，莫非甘副所长那里有好消息？
甘副所长确实获得了那三个河南汉子的消息。昨晚，成都市公安局根据川西行署公安处的命令，进行全市性的户口大清查，由市局、各分局、各派出所民警以及民兵和治安积极分子混组的一个个清查小组，在各街道、居委会的配合下，访查了全市所有的居民住户和旅馆、澡堂等公共场所，当场拘留了数以千计的可疑分子。按规定，谁家逮的人谁家负责讯问。甘副所长从昨天下半夜到今天中午就一直在干这事儿，忙到十二点多，总算审完了最后一个。
这时的老甘，脑子里已经像是打翻了糨糊，几乎不知道天在上地在下了，迷迷糊糊只想躺下美美地睡一觉。可就在这当儿，老甘在部队时的战友、现任分局治安股指导员老刘打来电话，说他们昨晚在清查一家旅馆时，拘留了三名可疑分子。讯问到现在，没发现有啥问题，可凭直觉，这三个家伙应该不是善类，就把三人分开，让他们说说来成都半个多月里都去了哪些地方、干了啥事儿。三人的交代中说到曾去“北方菜馆”吃过一顿饭，老刘知道“北方菜馆”属于甘副所长的管段，就打来电话，想请甘副所长协助调查一下，看有没有这回事。
听到“北方菜馆”这几个字，甘副所长本是一团糨糊的脑袋突然一个激灵，太原同行要了解的那三个人，不也是在“北方菜馆”喝酒的吗？他马上说：“老刘，那三个货你可先别放，我这边一会儿派人过去找他们问话。”接着，他就派人去小旅馆找阎盛昌、解家宝。
阎盛昌、解家宝匆忙赶到派出所，见到了甘副所长，却没说上话。此时，甘副所长在派出所堆放杂物的那间屋子里卷着条脏兮兮的被子睡得正酣，估计这会儿即便在他旁边放鞭炮也惊不醒他。好在老甘已有准备，临睡前留下了一纸条子，说明了情况，让阎、解两人拿着条子去分局找治安股指导员老刘就是。
当晚，阎盛昌、解家宝提审了那三个河南汉子。三人来自新乡，其中两个姓金的系嫡亲兄弟，另一个姓林的则是“二金”的姑夫，他们来成都是为看看当地的牲口市场，准备日后贩运骡马入川。在北门牲口市场，他们与“宋玉扇”搭上了话，聊得投机，就请“老宋”去“北方菜馆”喝酒，想看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之所以舍近求远不在北门那边找家饭馆而要去东门的“北方菜馆”，是因为他们住的旅馆离“北方菜馆”近些，昨晚他们去光顾过，发现菜馆的酒菜价格比北门的便宜，无非是想节省几个钱而已。跟“老宋”聊下来，他们觉得买卖合作应该没问题，可由于对方露了那手“海底捞月”，他们三个对其来历有所怀疑，担心对方曾经干过土匪之类的营生。别说现在已经解放了，就是在旧时，跟这类角色打交道也得担一份风险，所以喝过酒后他们就各奔东西，再也没联系过。
如此，这条线索也断了。不过，老刘的直觉没错。侦查员走后，老刘不放心，把他们移送市局继续审。后来听说，三个家伙终于吐口，果然不是善类，乃是平原省（1949年8月，华北人民政府通令成立平原省，包括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的部分地区。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省会新乡市那边逃来的还乡团恶棍。
阎盛昌、解家宝只好继续耗费脑细胞，当晚已经躺在小旅馆的床上了，两人还在嘀咕。忽然，解家宝想到了一个可能：“六指魔”这厮会不会临时犯事，突然折进局子了，这会儿正关押在成都市的哪家看守所里？
次日，侦查员便去市局协查办向尚副主任求助。尚副主任认为他们的推测有道理，马上向局党委打报告，请求以市局名义印发协查通报，让市局、分局所属各看守所协助调查。市局党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份报告，阎盛昌、解家宝立刻着手起草协查通报。因为没有“六指魔”的照片，只好用文字介绍这个追查对象的一应情况，不过，这对于印刷来说倒是比较方便。当晚，印好的协查通报就交市局秘书处（相当于后来的办公室）以机要密件的形式下发到全市各看守所。从这时起，阎盛昌、解家宝为便于跟协查办沟通，以便一有情况可以迅速作出反应，经尚副主任批准，吃住都在市局协查办，成了该部门的两名临时工作人员。
协查通报下发后的次日，即4月5日，有两条消息传来，第三分局看守所和“临看”（即临时看守所）都报称他们那里有疑似“六指魔”的人犯，其年龄、体态、口音都与协查通报中的“六指魔”相似，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六指。阎盛昌、解家宝刚开始还挺激动，但一听疑犯有六指，顿时就蔫儿了。“六指魔”之所以得了这么个诨号，并非因为他有六指，这一点阎、谢两人是清楚的，他们起草的协查通报里也没有提及嫌疑对象有六指的特征，估计是看守所方面一看“六指魔”三个字，就想当然了。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两位侦查员还是应看守所方面的建议去转了一圈，说是辨认，其实不过是为了对看守所有个交代——人家辛辛苦苦帮你找了，你连见都不见一面，多少有点儿说不过去。
到了看守所，侦查员先看卷宗，卷宗里有嫌疑对象被捕伊始拍摄的照片。两个嫌疑对象，其中一个的一双眼睛一大一小，另一个脸上则有一道四寸长的刀疤，这显然跟传说中的“六指魔”大相径庭。另外，这二位的被捕时间也不对，“六指魔”是3月20日前后失踪的，而这两人一个是去年12月31日因抢劫落网的，另一个是今年1月下旬因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的。辨认匆匆结束，两位侦查员心中自是懊恼，看来这个判断是不靠谱的，还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其实，侦查员的这个判断并没有错，“六指魔”确实已经落网，而且就关押在“临看”。
所谓“临看”——临时看守所，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许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公安机关都曾设置过。当时被捕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反动会道门头目、恶霸，以及江洋大盗、惯匪、现行刑事犯罪分子等，其数量之多，已经超出了当地羁押场所的容量，只能设置临时关押点，称为临时看守所，简称“临看”。这种情况，在1983年“严打”时也曾有过，由于落网的犯罪嫌疑人数量骤然增加，超出了一些城市看守所能容纳的最高限度，就把防空洞等设施稍加改造作为临时关押点，不过其时已经不再称“临看”，通常以地名、路名或门牌号作为称谓。
成都是国民党统治的诸多省会城市中最晚获得解放的一个，因此被称为“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最后一块盘踞地”，那些被其他已解放地区的新政权列为缉拿对象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反动会道门、还乡团、恶霸、江洋大盗等，都把成都作为逃往境外前的最后一个栖身点。因此，成都解放伊始需要清查的对象之多可以想见，原有的关押场所已经难以容纳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犯，设置临时看守所也就势在必行了。
本文说到的这个“临看”，是成都初解放时设置的第一个临时羁押点，原是一处祠堂，抗战时被国民党政府征用作为粮库，抗战胜利后粮库撤销，改为国民党部队的后勤仓库。成都解放后，该仓库储存的物资已经被败逃的国民党军队连搬带偷全部清空，空库房被新政权接管后没多久，就被改造成了“临看”。
那么，“六指魔”查景道是怎么被关进“临看”的呢？这里面自有一番话头——
3月15日，“六指魔”在“北方菜馆”与“二金”及林某喝过酒后，返回其草鞋巷的下榻处。凭着丰富的江湖阅历，他已经察觉出“二金”和林某应该不是善主儿，估摸以前也是地痞流氓一类，半路出家做了贩卖牲口的买卖。跟“二金”和林某相反，“六指魔”知道对方不是善类后，不但不紧张，反而感到欣慰。这是为什么呢？自从入川以来，“六指魔”就发现自己在北方积累的江湖经验、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到了遍地袍哥的四川似乎水土不服，想在四川继续混下去，必须拉帮结伙有自己的弟兄。发展当地人当然是不可能的，他就把主意打到旅川的北方人身上，为此，他才会跟“二金”、林某搭识。
在匪类中，“六指魔”自忖算得上是一员“福将”。出道以来，他杀人如麻，作案无数，虽多次经历凶险，甚至有丧生之虞，可竟然一次也未曾被捕过。因此，自负的心理也就随之产生。次日，他前往“二金”和林某居住的旅店，想找对方继续聊聊，不料店伙计告诉他，那三位天没亮就结账离开了。这明摆着是故意躲避自己，“六指魔”不禁十分恼火。返回草鞋巷住处后，他草草吃了中饭，寻思自己这个老江湖竟然被三个没出道的家伙耍了，总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干脆再次出门，去牲口市场附近寻找那三人的踪迹。
“六指魔”估计，那三人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成都，而且他们是为了打探成都的牲口行情来的，即便换了旅店，也不会离牲口市场太远。于是，“六指魔”就在那一带逐家旅馆寻找。他是职业杀手，干此类活儿颇有经验。可是，一连跑了七家旅馆却没打听到那三人的下落，心下不由得更是烦躁。结果，在去第八家旅馆的途中，被一辆自行车蹭了一下，对方可能瞧他是个外地人，非但不道歉，反而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六指魔”不愿惹不必要的麻烦，强忍下这口气转身欲走，不料对方却是不肯罢休，骑车的汉子把车撑住，和坐在后面书包架上的男子一起把他拦住，一言不合，挥拳便打。
这一出手，“六指魔”便知对方是练家子，不过在他面前，那简直连花拳绣腿都算不上。旁人还没看清是怎么回事，那二位就已当街躺倒，口鼻淌红，一个折腿，一个断臂。见对方这么不经打，“六指魔”后悔下手重了些，正准备滑脚开溜，恰巧军方的一支武装巡逻小队经过，当场将其拿下，送往附近的分局。
分局治安股进行例行讯问后，就把这个其时已易名“叶黎明”的家伙拘留了。原本要送分局看守所，但那里已是人满为患，就把他送往了“临看”。
五、袭警越狱
成都市的第一家“临看”，由于上马仓促，条件简陋，再加上公安机关的经验也不足，本身是有不少缺陷的。按照最初的构想，这个临时看守所由市局直接领导，但并不归口市局，因为它是临时性质的，没有编制，其功能相当于“人犯储运”。也就是说，市局和各分局的看守所人满为患后，各单位再拘捕的人犯就可以送“临看”关押，先有个地方待下再说。各级公安机关的看守所也并非天天人满为患，每天都会处理若干在押人犯，罪行轻微的释放，判刑的送监狱，判死刑的执行，等等。根据市局规定，只要有空额，该单位就得去“临看”把本单位关押的人犯移押本局看守所，有几个空额就押回几个。所以，“临看”相当于一个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共同使用的“转运仓库”。
组建“临看”时，规定看守员须从市局及各分局临时抽调。当时市局、各分局警力都特别紧张，领导听说要从本单位抽调人手，真有一种从自己身上割肉的感觉，所以，都把老弱病残送去充数。可想而知，“临看”警员的综合素质不会很高，而且，由于互相之间不熟悉，工作上不易配合，领导也难以协调。因此，“临看”的管理工作搞得不是很到位，继而就发生了袭警越狱事件。袭警越狱的那位，正是阎盛昌、解家宝追缉多日还未拿下的“六指魔”查景道。
“六指魔”被警方以故意伤害的罪名拘捕后，因分局看守所人满为患，就被押送到“临看”。按说不管进了哪家看守所，承办员都会在二十四小时内提审。可是，当时案子实在太多，警员不够用，像“六指魔”这类罪行不算严重的人犯（尽管把人打得重伤，但对方动手在先，也不占理，顶多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通常就会被承办员往旁边搁一搁。搁多久？没有定规。据资料记载，本文所说的成都第一家“临看”到1951年10月撤销时，被关押的比“六指魔”早被捕的人犯中一次也没有提审过的竟然还剩十六名。
“六指魔”倒是在被捕后第三天就被提审了，承办员是个年轻民警，姓丁，是从“二野”转业下来的年轻班长，同事们都唤其“小丁”，人犯则叫他“丁承办”。小丁首先询问了“六指魔”的基本情况。“六指魔”自称“叶黎明”，河北井陉南门外七里庄人，从事铁器买卖。小丁也是河北人，听出“叶黎明”的河北话中夹杂着山西口音。对此他倒并不奇怪，因为他自己说话时也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山西人。再说，小丁根本不知道太原社会部派侦查员来成都追缉巨匪“六指魔”之事，当时他连“六指魔”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小丁感兴趣的是“叶黎明”三拳两脚把两个大汉打翻在地的那手功夫。问下来，“叶黎明”说他以前曾拜师学过点儿国术，他们老家那一带有习武的传统，基本上人人都会两手。
由于“叶黎明”回答得过于轻描淡写，似有刻意回避之嫌，小丁怀疑“叶黎明”可能另有罪行，说不定是老家解放后潜逃来川的恶徒之类。于是，小丁决定先把“叶黎明”晾在一旁。当然，这个“晾”并非对其不管不问，而是根据他所交代的姓名地址发函至河北井陉核查。这是当时各地公安机关对嫌疑人犯进行初步核查的主要手段，由于来回都是挂号信函，并且对方公安局收到信函后需要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调查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所以一个圈子转下来，一两个月算是快的；如果往新疆、青海等地函调，三五个月后获得回音也正常。
然后，小丁就奉命出差，去川东调查另一个案子了。而“六指魔”呢，就蹲在“临看”的监房里，盘算着自己应该怎样才能逃脱这次灭顶之灾。“六指魔”脑子里没有法律这个概念，但他知道如果其真实身份和罪行被人民政府掌握的话，决无保命之说；他吃不准的是，如果政府弄不清楚其真实身份和罪行，仅凭打伤那两个四川汉子的事儿会不会吃官司？要吃几年官司？
好在那段时期看守所关押的人犯中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有，从教授学者到贩夫走卒，三百六十行行行齐全。他就向同监房的一个因历史反革命罪名被拘捕的律师请教。那个律师问了问犯案细节，说不一定判刑，因为对方先动手，也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另外，警方肯定要对那两人的一应情况进行调查，如果查出他们以前参加过反动组织，那就会像我这样被提溜进来接受审查，你这案子多半也就不了了之了，而且那时你肯定也已经被关了三五个月了，运气好的话，说不定就把你直接开释了。
“六指魔”心里就有了底。对于逃过真实身份的调查，他倒还有一点儿把握。在报出自己的“家乡”时，他心里有过盘算，报给承办员的那个地名确实存在，但那里在抗战时已被日本鬼子夷为平地，当地百姓死的死逃的逃，早就不知去向了，警察即使有天大的本领，只怕也难以调查清楚那里究竟是否有过“叶黎明”这么一个人。
“临看”关押的人犯通常没有其他看守所多，因为各级公安机关抓捕的人犯只有在本单位的看守所关不下的情况下才送“临看”羁押；而“临看”这边流动量大，鲜有人满为患的状况。“六指魔”被捕后，关押在一个小监房里。这个小监房的位置在全国所有看守所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在哪里呢？监区的院子里；院子的什么位置呢？正中位置，岗楼的下面。
“临看”的监区是一个端正的四方形，朝南的那一面留下大约两米宽的空当安装与办公区域分隔的铁门，其余三面都是监房。监房是砖墙瓦顶的平房，前面是带牢门的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