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故事必须要从我的生母与她的家庭讲起，不了解她的家庭，就不会理解这个故事。

后海北岸、银锭桥西二三百米的地方，有一幢英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二楼有着宽敞的阳台，站在楼上凭栏远眺，不但后海景色尽收眼底，天气晴朗时，连远处的西山也遥遥在望，是名副其实的“银锭观山”。院子不太大，约两亩二分多，但很整齐。院子有前后两个门，一个门在后海北岸的海边，汽车可以从这里出入北面的另一个门斜对着铸钟厂胡同，向北一直走出去，就到了旧鼓楼大街，往东则是有名的烟袋斜街。

这就是我外公在北京的家，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48号，母亲远走他乡之前生活的地方。后来由于萧军长期租住在这里，也经常被人称作“萧军故居”和 “海北楼”。

我的外公张公度，人称张公，民国期间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先后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令部、军政部任职，少将军衔。

外公是程潜的部下，解放后由人民政府安排，携妻女回到北京。我母亲是他们唯一的女儿，是个名副其实的“乖乖女”，孝顺之极。

外公天性耿直、古板、不苟言笑、做事认真。他一生从不损公肥私、见利忘义，有时简直正派得近乎无情。我外公在职期间，虽然公务繁忙，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非常重视，要求严格，几近苛刻。

我的生母张大学，南京人，生我的那年，她25岁。从她年轻时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样子：苗条文雅，单纯热情，喜好文艺，善良真诚，一双大眼睛似乎永远带着忧郁。

母亲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对共产党、对新中国怀着虔诚的忠诚和热爱。为了摆脱出身和家庭带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影响”，她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学校的进步活动，立志要做新中国的科学家，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当时，由于她的良好表现和优异成绩，学校已经考虑等她毕业时将她留在北京，留在部里工作。在政治挂帅、政治条件重于一切的五十年代，对于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光明的前途似乎已经在向她招手了。

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她的人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

张家是典型的严父慈母，家里一切我外公说了算。外公解甲归田回到北京后，由于时代变迁加上自己的历史问题，外公为人更加低调、谨慎，对外几乎谢客，对内管束颇严，对女儿尤甚。再加上两代人受教育的环境不同，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对于人生和理想的追求不同，使得女儿对于双亲尊重有余，亲密不足，至于在家庭里进行思想交流、寻找共同语言就更是奢望了。

正是这样的家庭关系，后来间接导致了张大学人生的改变。

当时，张大学正与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恋爱。那是她的初恋，她很投入，也很快乐。对方性格开朗、高大英俊，对张大学很好。但这桩恋情遭到张公反对。

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公开地争执。虽然最终女儿赌气终止与对方交往，但也从此埋下了隐患：女儿认为家中没有温暖、关爱，只有封建专制，她非常反感，又生性软弱，碍于孝道，不好明争，于是心中郁闷与日俱增，渐渐酿成了强烈的反叛心理，从此不再与家人谈自己的事情，一心想要摆脱家庭控制、自己主宰命运。

为了摆脱家庭，张大学曾几次报名参军，结果都是外公指示外婆出面，以女儿是独生为由，给截了回来。一心要求进步的张大学觉得非常丢人，终日处在内心的煎熬之中。

就在这样的境遇中，她与萧军不期而遇了。

那是1951年，萧军44岁。虽然已经是中国很有名气的作家，甚至是东北作家群中的领军人物，但那时，他却正处于人生最艰难困苦的阶段。从1948年开始，萧军就受到东北局错误的批判和处理：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剥夺写作、工作的权利，被排挤出文坛。为了争取生存空间、保存写作权利，1951年初，萧军以养病为由，与家人先后来到了北京。

为了有个好的写作环境，萧军看上了外公的小楼，后来经人介绍，租住了外公的房子，成了鸦儿胡同48号里的房客。萧军一住就是几十年。即使他被平反后，担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那段时间前后，他的家人也从未彻底搬出那座小楼。直至去世，他始终是张公的房客。

父亲就这样走进了母亲的生活。当年萧军人虽到了北京，可是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供给关系……一切生活保障都被扣在东北局，他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稳定收入。

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相识、相惜、相爱的……正是母亲与萧军那一场真诚、热烈而又艰难、痛苦的恋爱，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方向。

对于作家萧军的名字，张大学并不陌生。她读过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听说过萧的经历，也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把萧军看作传奇人物和偶像。

但是，当这位久闻大名的作家真的站在面前时，张大学第一印象却是觉得与想象中大不相同。用她的话说是，“看上去粗犷有余、文静不足。”

“坦率地说，萧军不太像个文人。”后来母亲告诉我，“当时我以为文人都得像郭沫若那种样子呢！”

而张大学留给萧军的第一印象却很好、很深刻：“你妈妈当年很像萧红！但是又比萧红文静、漂亮！”——这是多年后，父亲亲口对我说的。我想，这也是吸引他初次见面就开始关注我母亲的最初原因吧！

后来，由于张大学的姑父徐教授和萧军很熟，经常在一起拉二胡、唱京剧，若碰巧赶上张大学在家，就会叫上她一起玩儿，诵诗、拉琴、唱京戏……随着接触的机会增多，他们谈话的内容也多了：谈文学、谈革命、谈延安、谈各自的理想和遭遇……很是投缘。

其实，萧军虽是行伍出身，却不是赳赳武夫，而是个有着火样热情和浪漫情怀、诗人气质的人。

对于张大学，萧军初次见面时，只是觉得她聪明、善良、有才华，很像萧红，交往中又发现她与萧红相比，少了些棱角和泼辣，多了些单纯、善良、柔弱和忧郁。特别是了解到张大学的家庭以及她失恋过程的前前后后，又对她多了一份真挚的同情和怜惜的关注。

一个周末，张大学回到家里，傍晚时间在屋里写东西，萧军从外面经过，看到灯光较暗，就说，“换个大些的灯泡吧，别把眼睛看坏了！”这简短的话语，从看似粗线条的萧军口中说出，似乎显得格外关切和温暖。

那时的张正处在失恋的阴影中，与家人关系非常紧张，几乎不与父亲说话，情绪十分低落。她一下子被感动了。

由于张家的人大都是读孔孟之书成长起来的，张大学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温良恭俭让，接触的也都是些温文尔雅的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萧军这样热情豪放、桀骜不驯的革命者。

萧军的身上有许多光环：书写第一部抗日小说、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去过延安，并且受到毛主席赏识、多次与毛主席交谈，以及在东北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创办“文化报”……这些经历，对于出身于国民党军人家庭的她来说，是既新奇又羡慕的事情。加上萧军身上粗犷不羁、张扬奔放的性格和那种仗义执言的豪爽做派，都与张家人的文质彬彬、谦恭低调风格反差极大。这一切都让一心想摆脱家庭阴影、追求进步的张大学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特别是当她听萧军谈起在东北时期的种种经历，受到的错误对待和种种打击，张大学则视他如落难英雄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