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汽车工业的先驱——我的父亲史久荣 chufang2022-06-24 00:52:18
我国汽车工业的先驱——我的父亲史久荣
Original 史济良 愚园路上 2022-06-18 07:00 Posted on 上海
作者：史济良 补充：宋路霞 翻译：杨姑姑（杨敏）
编者按：本文是愚园路749弄22号的老住户史济良先生对他父亲史久荣先生的回忆。史久荣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半期，也是愚园路的老住户，当时住在愚园路275号他的姨妈倪曹惠英（宋家三姐妹的小舅妈）家里。他前后两位夫人夏璐雅女士和蒯卓伦女士的娘家，也都是在愚园路749弄内，可知，史久荣先生与愚园路的缘分不浅。
本文主要是记叙史久荣先生早年，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对我国汽车工业的无可替代的艰苦研发和卓越贡献。这段世人知之甚少的历史，亦可证明，愚园路的确不愧为一条藏龙卧虎、人才辈出、名载史册的老马路。
民国外交官的长子
我的父亲史久荣（1903-1981）是史家的长子，他下面有三个弟弟和妹妹：史久华（1908-1984）、史久贤（女 1915-2007）、史久光（1917-2011）。
▲ 我的父亲史久荣（20世纪30年代）
我的祖父叫史悠明（1881-1940），浙江鄞县（现宁波）人，生在上海，1901年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即后来的圣约翰大学）毕业，毕业后曾远赴西藏，任江孜关监督，后来在北洋政府时期当外交官，曾担任中国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中国驻巴拿马总领事、中国驻秘鲁公使馆公使。他还是西藏问题专家，为了中印之间棘手的边界问题，曾去印度，执行过一年秘密使命。抗战期间他一直在内地从事战时的工业活动，包括率领一支中美联合组成的地质勘探队，在西北勘探、发现了著名的玉门油田……他终生劳累，东奔西走，直到1940年病逝于战时的重庆。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我父亲的生活是很洋派的，而且，精忠报国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
我祖父1902年结婚成家。我的祖母叫曹美英（1884-1945），上海川沙人（现属浦东），是当地著名的宗教界人士、律师曹吉福（晚清第一批旅美幼童）的女儿。曹家有三姐妹，大姐曹秀英嫁给上海中山医院的创办人颜福庆；我祖母是老二，嫁给我的祖父史悠明；妹妹曹惠英嫁给宋家三姐妹的小舅舅倪锡纯（他与我的祖父史悠明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
作为长子，我父亲192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然后赴美国留学，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工程系（位于安·阿堡镇），并于1930年获得工程系汽车机械专业工程硕士学位。他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在美国期间，还特意去麦斯尼汽车学校（这所学校在汽车界非常有名）学习了一段时间，以期获得制造汽车的实际经验。
1932年,我父亲娶了我的母亲,即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的五小姐夏璐雅（1905-2006）。他们婚后仍旧和我父亲的姨妈倪曹惠英（即倪锡纯先生的夫人）一家住在一起。父亲在上海读大学时一直和这个姨妈一家一起生活，因那时我的祖父祖母住在北京。这位姨妈很喜欢我父亲，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因此，我父母结婚的婚房就在倪家，第二年，我就出生在倪家的房子里。我父亲比姨妈家的孩子倪吉士、倪吉文等稍大一些，后来与倪家人一直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 1933年夏瑞芳家全家福
外婆抱着刚满月的我（居中）
前排右一和后排右一是我的父母夏璐雅、史久荣夫妇
我出生于1933年10月17日，我们在倪家的房子里一直住到1935年。在这段时间里，父亲在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工作，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辆牌照为976号的别克轿车，还雇有一个司机，平时西装革履，很有“派头”。
一起未遂的绑架案
这期间，父亲遭遇过一次非常危险的绑架。
1935年4月18日上午9时许，父亲乘自家车去公司上班，车子刚到公司门口时（公司在福煦路、迈尔西爱路，即现在的延安中路茂名南路拐角），他正要开门下车，突然冲上来四个强盗，其中两个挤入他的左右两侧，把他夹持在当中，“出枪示禁”。另外两个绑匪，一个钻进车前面的座位，另一个朝司机连击两拳，把司机赶下车，企图自己把车子开走。司机李阿林非常机智，见大事不好，立马把车子熄火关闭（将车上的“暗钮”关闭），使引擎无法启动，同时大声呼救。
正在公司门口执勤的一个印度门卫（上海人俗称“红头阿三”，是法租界的巡捕），看见我父亲的汽车到了，就上去为他开车门，他不知道车内已经发生绑票。一个绑匪看见“红头阿三”走过来，以为他们的行动已经暴露，随即拔枪朝“红头阿三”开枪，击中了“红头阿三”的左腿。枪声一响，惊动了周围的市民，一位俄国人铜匠弗莱克见状大惊，遂用华语大声呼叫“抓强盗！抓强盗！”。双方争斗之中，绑匪见车子无法开动，企图已经暴露，知道事情无法成功，遂跳车逃跑，而俄国人弗莱克不肯放过，奋起追赶，边追边喊“抓强盗！抓强盗！”绑匪回身连发两枪，幸未射中。这时候，正好有公共租界的华人巡逻警察开车巡逻到此，遂加入了追赶，并将其中一个绑匪击毙在西摩路（陕西北路）附近。至此，法租界巡捕房的大批探捕接到报警也赶到了，遂将绑匪的尸体收去验尸。而我父亲不幸中的大幸，他毫发未损，只是受到惊吓。不幸的是公司的那位印度门卫受了伤。
经过捕房调查，我父亲被误认为是强盗绑架的目标，其实他们认错人了。尽管是一场未遂的绑架，但在上海滩也引起了轰动，申报以“史久荣险遭匪绑”为标题，详细刊登了这一事件的过程。
清华大学：汽车梦开始的地方
1935年秋天，清华大学工学院聘请我父亲前去该校机械工程学系任教，因该系有一个飞机汽车工程组，与父亲的专业完全对口。清华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置汽车专业的大学，当时清华工学院院长是顾毓琇先生，机械工程系系主任是庄前鼎先生。该系的实验室设备大多从欧美国家购置，“比之欧美大学机械试验室设备，实不相上下，堪称国内最完备之机械实验室”（《清华大学历史沿革》）。父亲是该系唯一一位读汽车专业出身的教授。
▲ 1935年父亲史久荣（前排左三）
与清华大学工程系师生合影
▲ 1936年，父亲史久荣（前排左三）
与清华大学工程系航空组师生合影
这期间，为了配合教学和学生实习，在学校的支持下，父亲从上海中华汽车材料车行订购了一整套一辆载重汽车的零部件，运抵清华后，在父亲的主持下组装成一辆载重2吨的货车。这是继1931年张学良将军请美国专家主持组装了一辆卡车之后，又一辆在国内组装成的进口卡车。尽管当时只是用于教学和研究，但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说明，父亲对于载重卡车已经了如指掌。
▲ 父亲史久荣在清华大学主持组装的卡车
（供教学和学生实习用）
或许从那时起，他国产汽车梦就已经开始了。此后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中国国产汽车的研发。我感觉他的心中有一个信念：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也能做。能够亲自研发、生产中国自己的汽车，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
父亲去清华大学任职后，我和妈妈就搬到愚园路749弄22号我外婆家居住。
▲ 父亲史久荣（前排右一）
与夏家老小在愚园路749弄22号
他手里抱着我
1936年下半年，父亲还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担任过教授。那一年我和母亲跟他一起住在青岛。
1937年夏天，我们又回到了上海。因为这年8月，日本人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上海再次受到日本炮火的重创。
不久，父亲参加了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抗战工作，前往香港。母亲和我在1938年秋天去香港与父亲汇合。我记得我到香港入读一家幼儿园，我去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开学了。
父亲在1938年春天已经在香港了，因此他没能参加我们在愚园路749弄22号夏家老房子里的复活节派对。
国产第一辆载重卡车的诞生
1938年4月24日，我的祖父史悠明率领两名美国地质学家与一名中国的地质学家，完成了在中国西北部（甘肃、青海和新疆）勘探石油（即后来开发的玉门油矿）的历史重任，并把两名美国地质学家从武汉乘飞机一路护送到香港，以便他们从香港飞回美国。我父亲在香港启德机场，接应了从武汉飞来的我祖父一行。
这年秋天，母亲带我到香港与父亲汇合。我们一家住在香港九龙太子道的一栋公寓里。从公寓开放的门廊，可以看到太子道上方的广九铁路的天桥。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冬天。
1939年5月，因为父亲有重要的使命赶赴美国，母亲和我就乘坐一艘法国邮轮回到了上海，而父亲则经由檀香山前往美国。
当时国民政府为了解决战时的军工和民生之需，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业的计划，其中包括建立一座汽车制造厂。1939年9月，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中央机器厂在云南昆明正式成立，总经理是著名科学家、物理学家王守竞先生。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技术最先进的机械厂。中央机器厂下设5个分厂和4个处，第5分厂就是汽车制造厂。承蒙王守竞先生器重，任命我父亲担任厂长。这是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完全是为了抗战而创建的，是在日本大规模入侵中国时期，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工程，迈出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步。
我父亲的第一项任务是，代表中国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去美国纽约水牛城，买下斯蒂瓦特（Stewart）汽车装备厂的全部旧设备，并运回中国，以便在国内生产载货卡车。这家美国工厂的信息是这年5月，由正在美国的化工专家、资源委员会的专员侯德榜先生提供的，他向国内报告说，美国水牛城的斯蒂瓦特汽车厂行将破产，急欲将工厂廉价出售。资源委员会当即决定，将这家厂的全部器材和设备买下来，交与中央机器厂，制造中型货车。王守竞先生遂派我父亲与钱学榘二人赴美洽购。
他们二人到达美国后，很快办好了买厂的所有手续，过程很顺利。斯蒂瓦特厂的全部器材和设备共1500余吨，父亲又在当地采购了一些汽车零部件，总共2000余吨。在打包、验收和办理运输的过程中（历时5个月），父亲开始着手适合中国路面的载重汽车的设计，在美国历时6个月完成，设计出了适合在中国西南部山地长途行驶的4吨中型货车（发动机为六缸机，轴距260英寸），取名“资源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第一辆卡车！
1940年夏天，在美国试制出4辆“资源牌”卡车，两辆用汽油，两辆用酒精，在底特律组装完毕。第一辆汽油车制成后，父亲亲自驾车从底特律出发开往纽约试车，装运了一万磅（约4500公斤）生铁，试车很成功，证明车子质量良好。接着再将这4辆卡车拆散，打包船运回国。原计划是要运到中国沿海的一个港口，由于日本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美国的货船只能在越南海防市靠岸，然后用火车运到中国。但是货到海防市后，火车又不通了，越南通中国的铁路被日本人炸毁了。只好把这些零件用汽车运到缅甸的仰光，在仰光重新组装好后，沿着滇缅公路驶往云南昆明。这4辆卡车在昆明组装后，我父亲亲自驾驶了其中一辆车，从昆明开到重庆，向政府部门汇报。这4辆卡车与回国后又造的两辆，一共6辆，后来一直由中央机器厂（解放后叫昆明机器厂）使用，这些车辆一直用到解放后的1956年，在昆明机器厂获得了解放牌卡车后才报废。
“资源牌”卡车的中国元素
关于“资源牌”卡车的设计及制造，我父亲曾写过一份详细报告，在1941年8月25日召开的资源委员会（重庆）总理纪念周会上报告。这篇报告的节略刊登在1941年9月出版的《资源委员会公报》第一卷第三期上，文章的题目是《中国公路行驶车辆之需要与资源牌汽车之设计及其成绩》。文章介绍了“资源牌”卡车最主要的设计特点是，针对中国西南部糟糕的路面而自主设计的，“这种货车制造，实属创举”，完全适合在中国运行。当时中国西南部的路面，一是用泥土或石子铺成，路面不平，遇到降雨，就成为陷坑；二是转弯太多，有许多急转弯的狭小的路，极易失事；三是坡度太大，在将要上坡的时候还有弯道，所以驾驶时，无法预先加速登坡……因此耗油量极大。美国的车辆是根据美国的路面设计的，遇到我们的公路，再加上载量过重，自然不能耐久使用。他在报告中说：“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动手，一则为供给目前一部分之需要，二则是为建立将来交通工具的基础。将来的汽车一定需要自给自足。”
还有燃料的问题，中国当时没有国产的汽油和柴油，常常想到使用酒精、煤或炭气，而美国“原有卡车的引擎不能使用这类燃料，即使能用，而所发的力也很小，效率也低。所以决计放弃原来设计，依据中国公路的情形及需要，作彻底设计，选用最优良、最高等、最可靠的材料，用了6个月时间，完成了‘资源牌’货车的全部设计。”
他在报告中还介绍了“资源牌”货车的轮胎的负重、强于爬坡、灵活转弯、坚固耐用（可行驶一万英里以上）等种种特点。这篇报告的最后讲到，在美国设计制造的4辆“资源牌”卡车到了国内以后的情况：“这四辆车的机件到了仰光，就装配车身，于完成后，即驶至畹町，装货四吨以上，开往昆明。第一辆车现在已经在国内公路上行驶过五千英里，连在国外共行驶了一万零五百英里，合一万六千余公里。我们可以说，像普通美国货车的毛病，‘资源牌’车绝对没有。”（摘录于余少川著《中国机械工业的拓荒者王守竞》，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这个时候，我相信父亲是非常自豪，非常高兴的。
那些从斯蒂瓦特厂买来的全部器材、设备1500余吨，加上父亲在美国采购的汽车零部件共约2000吨，装了1000余箱，从1939年8月起，从美国陆续启运，于1940年5月前已经全部运到了越南的海防市，准备经滇越铁路运往昆明，这时正在昆明建设的汽车制造厂厂房已经接近尾声，计划在1940年年内机器安装调试完毕，1941年可以投产，计划月产资源牌卡车300辆，年产3600辆。孰料战争年代，形势瞬息万变，这个计划很快成了泡影！
汽车梦断：日军的又一暴行
《中国汽车工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年出版）记载了当时的情况：“1940年6月日军侵占越南，滇越铁路关闭。中央机器厂通过美商转运这批设备中的260吨至仰光，其余部分于1941年5月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抢运出的设备由仰光运至国境线上的畹町。因滇缅公路运输紧张，加之有些设备无法通过限重10吨的铁索吊桥，未能运达昆明，只好在龙陵县临时建简易厂房安装，称龙陵汽车分厂。到1941年底1942年初，建厂工作基本完成，并制造出‘资源牌’货车2辆。因设备不足，工厂生产计划缩减为年产300辆。但是，1942年5月4日龙陵沦陷，工厂落入日军手中。” 日本人攻陷了汽车厂所在地龙陵县，把厂里的设备劫掠一空，整个工厂毁于一旦。
这对于父亲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他多年来的心血，就这样被击得粉碎。《中国机械工业的拓荒者王守竞》一书中还披露了一些细节：“1942年5月4日下午6时，龙陵被日军快速部队攻陷，龙陵分厂全落敌手。中国汽车工业早期的一株幼芽，就这样再次被侵华日军彻底摧毁了！龙陵分厂沦陷后，曾先后被日军54师团和13军团据为前沿指挥所。反攻的时候，因龙陵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我之间曾三次反复争夺。1944年6月最后一次反攻中，龙陵分厂被盟军的飞机炸成废墟。1944年11月3日，龙陵光复后发现，龙陵汽车分厂的设备早已被日军劫掠一空。”
父亲抗战期间一直在云南，直到1945年8月日本向盟军投降。我当时完全不知道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些什么。我第一次知道他创办汽车制造工厂的事情是在2012年。他在这一时期的努力被记录在别人的书里。他设计和制造出了中国的第一辆卡车，已经研制成功，正准备批量生产，投入紧张的抗战物资的运输时，被日本人毁掉了。日本人无法容忍中国的这个前所未有的汽车工业发展的计划，父亲与他的同事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中央汽车制造厂，还没有投入批量生产，就寿终正寝了。
幸好已经造出的6辆“资源牌”卡车，事先已经离开了工厂，避免了轰炸。这6辆卡车后来一直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战承担运输任务，直到解放后50年代中期还在使用。中央机器厂解放后改为昆明机器厂，1956年，当昆明机器厂获得了国产解放牌卡车后，才将这6辆“资源牌”功勋车报废。汽车梦断，父亲的心头在滴血。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离开他热爱的汽车行业。
从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期，10年间，我父亲的工作总是不安定，从上海到北京，到青岛，到香港，又到美国，再经过越南辗转到中国的云南。他毕生都在追逐一个亲手制造国产汽车的目标。非常遗憾，这个事业刚刚开始就被迫夭折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我出生的1933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与父亲在一起生活只有4年：两年在上海，住在倪家的房子里；一年在青岛；一年在香港。抗战胜利父亲回到上海时，我已经12岁了。
抗战胜利了 家庭却破裂了
母亲在上海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因为她和我总是可以住在我外婆那愚园路749弄22号的大房子里，与玛莉大姨和璐梅四姨住在一起。1942年夏家的愚园路大宅被卖掉时，我和母亲搬到她的一个妹妹即璐瑛七姨夫妇住的地方。战争期间，在经济上，母亲不得不通过工作来养活我和她自己。当时父亲在中日前线，往上海汇款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母亲却让我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了，这年年底，父亲和胜利北归的中国官员一起回到上海，和我们一起住进了璐瑛七姨在安福路上的一栋公寓，他很高兴从此有了安定的生活。
我很高兴父亲回来了。但是他不善言谈，更不会表功，他在抗战期间，历经坎坷，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的任何经历，任何事情。直到最近一些年我才知道，他的经历很传奇，很惊险，很有故事，尽管他没有谈起他的成功、挑战、经验或遗憾，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他的名字与他设计制造的“资源牌”4吨卡车，已经名载史册。
父亲回沪之后，又回到他战前曾工作过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中国销售公司工作。尽管他拥有所有的汽车技能，但当时没有条件发挥他的特长，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非常简单的，毕竟他当过汽车制造厂的厂长。
1946年中期，我和父母从璐瑛七姨的公寓搬到了璐懿三姨住的瑞华公寓（现在的常熟路209弄1-4号）。后来，父亲于1947年初，独自搬离了瑞华公寓，搬到他服务的公司的楼上一个房间去住了。不到一年，我的父母就离婚了，这对我来说是个致命性的打击，但我感觉母亲在离婚后好像是松了一口气。
父亲的新家
1949年对我父亲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抵达了上海，上海解放了。父亲的许多老同事和老朋友纷纷各奔前程，有的去了香港，有的去了美国，包括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直接顶头上司、著名科学家王守竞先生一家，也去了美国，父亲服务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也离开了上海。但是我父亲却选择留在上海。我不知他的这个决定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有些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倒想到要置办自己的房子了！他不是简单地在哪栋公寓里买一套居室，而是大手笔地在延安西路上买了一块地，建造了一栋三层楼的独立的花园洋房，门牌号码是延安西路1295号，旁边是他倪家表弟的房子。我想这时候父亲大概总算想明白了，作为一个家庭的男主人，置办一处房子是他的责任。
这期间，我父亲与蒯卓伦（1910-1996）女士认识了，据说他们是在打桥牌的过程中认识的。
▲ 父亲、蒯卓伦女士与蒯家老太太邵婉香合影
蒯卓伦女士出自晚清一个官宦家族，祖籍安徽合肥，祖父蒯光典是李鸿章的侄女婿，也是李鸿章的洋务幕僚，曾在英国伦敦担任外交官（中国留学生总监）多年。祖母是李鸿章的侄女（李鸿章六弟李昭庆的女儿），所以蒯卓伦与她的父母及姐姐也在伦敦生活了多年。她们姐妹俩都出生在英国伦敦，于是姐姐叫蒯卓英，妹妹叫蒯卓伦。蒯卓伦女士很有学问和修养，于1941年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她从未结过婚。她下面有两个弟弟，蒯世元和蒯世京，蒯家四个兄弟姐妹都是优秀的桥牌选手。尤其她们这对蒯家姐妹，在上海桥圈里很有名，多次参加各种比赛，是中国最早的桥牌女选手。
父亲就在他建造的新房子里迎娶了蒯卓伦女士，我称蒯卓伦女士为阿姨。她所有的家人，包括她的母亲（邵婉香，晚清上海道邵友濂的孙女、著名诗人邵洵美的姐姐），都把我当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所以那时，我既喜欢住在妈妈家里，也很喜欢住在父亲的新家。
蒯家是一个很有情趣的大家庭，在业余时间，尤其是在周末，是蒯家一家最喜欢的桥牌时光。195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蒯家老太太邵婉香与蒯卓英、余良夫妇，都住进了延安西路1295号。当时我父亲已经去济南工作，一年只有很短的休假时间回上海。那时，几乎每个周日家里宾客不断，桥牌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甚至朋友的孩子和学生，来打牌的、来看牌的、来学牌的，济济一堂，非常热闹。主人好客，还有好茶好饭助兴，父亲的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桥牌之家”。
▲ 1980年，我去上海看望父亲与蒯卓伦女士
蒯阿姨脾气非常好，话不多，做人非常低调。在我看来，父亲固执的倔脾气遇到了温柔低调的蒯卓伦阿姨，真是他的好福气，因为她实在是脾气太好了，从来没有和父亲争论过。一旦父亲发脾气了，她就会悄悄地走开，去和她的姐姐在一起。蒯阿姨与父亲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重要分歧，他俩互补的性格被朋友们戏称为“火烧冰激凌”。
老将出马 研发黄河牌卡车
1951年，当新中国开始布局工业发展时，父亲参加了中央交通部上海办事处的工作，任工程师。1953年，他被调到山东省济南市，在山东省交通厅运输局任技术室主任，1954年任山东省交通厅工程师。蒯阿姨没有和他一起长住济南，他们从此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蒯阿姨每年去济南探望父亲一两次，每次在那里住几周，父亲则在每年在春节期间回上海探亲一次。济南的生活条件不如上海理想。蒯阿姨解释说，只要她继续留在上海，父亲在退休之后就能够回到上海。正如她说的那样，若干年后，父亲1972年退休回到了上海。
1957年初，我们还在一起欢聚。不久，我获准去香港探望我母亲，当时大家都觉得我不会回上海了。父亲在那年春节后又回济南工作了，但是想不到在接下来的24年里，我们竟无缘见面了。
关于父亲在济南的19年，与他在抗战中的情况一样，他埋头于汽车工业的研发和创新，但是从来不愿意跟人谈起，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年他干了些什么。直到几十年后，我从一些资料中，才发现了他大致的一些闪光的人生片段。
父亲是一个事业心相当强的人，他把国产汽车事业的发展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在山东省交通厅工程师任上，具体在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工作，参与了1956年开始研发、四年后制造成功的国产重型货车——黄河牌载重八吨重型卡车。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全国及世界的事件，毛泽东与朱德前后都亲临现场参观，从此黄河牌载重卡车在祖国大江南北奔驰，为国民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罗元旭先生在《东成西就——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与中西交流百年》（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一书中写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派到济南为山东交通厅及济南汽车制造总厂工作。济南厂于1956年开始研发，四年后成功生产中国第一辆重型货车——八吨重的黄河牌，毛泽东及朱德都亲临参观，史久荣多年的汽车梦亦终于成真。”我希望父亲也感到，他的国产汽车梦终于梦想成真！但是这个喜悦只是埋在他自己的心头。如今，他工作过的、为之打下基础的这家企业，有了更辉煌的发展，那就是目前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
车库里的“桥牌俱乐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爆发。这场浩劫持续了10年，直到1976年。在这可怕的10年里，我和父亲彼此失去了联系。至于蒯阿姨，“文革”中他们被造反派从延安西路自家的花园洋房中赶出，住到武夷路100号底楼的两个汽车间里，家中条件今非昔比，三个保姆只剩下一位黄妈（早年在蒯家带蒯家姐妹的大弟蒯世元的保姆），打牌也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可是，桥牌已经成了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一旦外面的管控松弛，过去的牌友渐渐又“追踪”过来。那两个十来平米的汽车间，就成了那个特殊时代、中国最高级、最神秘的“桥牌俱乐部”。
1972年，69岁的父亲从济南退休回沪，他被宣告无罪。
他们在车库里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们精神上并不颓废，还经常苦中作乐，打打桥牌，朋友们聚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父亲在此居住了7年。
粉碎“四人帮”之后，作为落实政策，1979年，他们被安排住到镇宁路405弄164号的二楼居住，那里有两间卧室。居住环境自然比武夷路100号楼下的车库要好很多，但是此时，“廉颇老矣！”
在他去世前10个月，也就是1980年3月，我在美国IBM公司到香港工作的两年期间，我回到了上海，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我乘坐了国泰航空从香港到上海的第一次包机。这是一次结束了24年分离的重逢之旅。77岁的父亲身体非常虚弱。他急于见到我，因为我在他看来似乎很成功。见过蒯阿姨后，他很快把蒯阿姨支开，对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去告诉你妈妈，对不起。”他的话让我感到吃惊，但我并没有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知道我母亲给了我在美国取得成功的机会。但他是否还暗示了别的什么吗？父亲的性格既骄傲又固执，从不善于详细阐述自己的想法，是他终生的缺憾。
1981年1月4日， 父亲与世长辞。
后来蒯阿姨与她的姐姐、姐夫及黄妈，被安排到延安西路895弄18号二楼居住，在城市更新的动迁中，又搬到近郊的紫藤一村过渡三年。在三年过渡期间，她们先后都离开了人世。
就个人角度而言，我觉得我父亲一生的奋斗很执着、很艰难，他只知奋斗，不计后果。可惜，他毕生的理想和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奉献，几乎没有得到多少认可，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回报，甚至没有使他获得一种成就感。
父亲的火化遗体被我带到美国，埋葬在纽约阿德斯利的芬克利夫公墓，位于曼哈顿以北20英里车程处。1996年蒯阿姨去世时，她的火化遗体也被我带到了芬克利夫墓园。
我每年都会去芬克利夫墓园看望他们，我对他们的愿望是：安息吧！
（原文为英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