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旗袍的张爱玲。她现在有一个新名字：跑路天后！
张爱玲想活得真实一点，无需遮掩、无需躲藏，她想用自己的天赋，给自己挣得一份安稳，但那一年，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了选择：跑还是不跑？
她观望过、犹豫过，也尝试过，实在没有一点点可以退缩的空间，终于，她一走了之。
与她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谁的家世比张爱玲更显赫了：父系承自清末名臣张佩纶、李鸿章，母系是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后代，继母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之女。中学毕业后，张爱玲到香港读书，香港沦陷，她又回到上海。
她才华横溢，3岁即会背诗，7岁写出第一部小说，19岁成名，多部小说被奉为经典，1943年，张爱玲就已经成为上海最红的女作家了。23岁时，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三年后分手。后来因为胡兰成日伪汉奸的身份，深受牵连的张爱玲被公开指责谩骂，但她从不辩解，始终一言不发。
张爱玲本能地反感左翼文学，她的文化认同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上，对“五四”运动，张爱玲有迥于常人的见解。
在形容音乐的一段文字中，她说自己不喜欢交响乐，用了“五四”运动做比：
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早在民国时代，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甚是不屑，说自己不熟悉，“不会。要末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明白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也不能算作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
上世纪40年代左翼文学风行时，张爱玲曾对朋友说，她感到一种压力，一种非要她写什么的压力。那是当时作家都面临的必须趋同的政治压力。
1949年以后，张爱玲以往的作品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不过，她也被列为可以“争取”的对象。
1950年，她不得不开始尝试写“无产阶级”的故事，她写出长篇小说《十八春》。小说结尾，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尽管她生硬地努力向新政权靠拢，书中的一句话还是透漏了她的敏锐与清醒：“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半年后，张爱玲写出了《小艾》。她原本构思的小艾，为了脱离底层的卑微身份，曾主动挑逗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小艾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小艾才发现，发财是没有指望的。
张爱玲很清楚，在当时的“新中国”，现实中真实的人性，是不能写的。所以后来她改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故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最后与排字工人结了婚，苦苦挣扎之后，小艾才等来了好世道：一个被“解放了”的“新中国”。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会处于“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
1950年，年轻的张爱玲被礼遇，应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邀，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张爱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外罩网眼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也未发言，但在五百多人几乎统一的蓝色和灰色海洋里，这副旧上海女人的普通打扮，还是使她成为“异数”。那时“新中国”最时髦的装束，男士皆着中山装，女士皆着列宁服。
不久，张爱玲被安排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 地改 革”。两个月的“深入生活”，使她非常苦恼，因为所闻所见，使她觉得自己无法“写英雄”：“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1951春天，弟弟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问她对未来的打算。沉默良久之后，张爱玲说：“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1951年底，要求在校教职员及高中以上的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种运动迅速扩大到知识界、文艺界。所有知识分子都要过关。张爱玲这种资产阶级作家，当然更得“改造”。
她的出身，她与胡兰成的婚姻，都使她感到了“惘惘的威胁”，她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她拒绝了夏衍的挽留，以“继续因抗战而中止的香港大学学业”为由，准备离开大陆，前往香港。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描述了她申请出境的过程，当时她穿着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到上海派出所办护照：
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扬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担心夜长梦多，张爱玲只告诉了朝夕相处的姑姑。申请被批准后，张爱玲提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上海，连小说手稿都没敢带，她却带走一副儿时的包金小藤镯，“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
临走前，她预感未来难测，为避免连累姑姑，她与姑姑相约：以后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从此决别，再无相见。
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乘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过海关检查时，张爱玲忐忑不安，紧张至极，生怕被扣下。通行证上，她用了化名，海关检查人员也许是她的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问：
在《对照记》里，张爱玲写了去香港的罗湖过境情况：
那边香港的检查站也一样的简陋，香港警察把入境者们的证件收去查验，拖了很长时间。……一个解放军士兵在关口站岗，穿着皱巴巴的军装，一副朴实相，看样子是从北方来的农村小伙儿。他看人们晒得可怜，便忍不住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阳处去站着吧。”
他挥手示意人群可以到树荫下去，但是大家只是客气、讨好地笑笑，却没有一个人肯动地方。人们紧紧地贴着栅栏，生怕一离开队伍就会过不了关。
在《浮花浪蕊》里，她也写了在罗湖桥过关的狼狈：
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还认为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上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
挑夫，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只箱子，一手携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乾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方放下箱子坐在地下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她终于通过罗湖桥，到达了香港。
张爱玲甚至连对她唯一的直系亲属弟弟也没打一个招呼就永远的离开了中国。弟弟张子静在回忆录《我的姐姐张爱玲》以下面的话作为结尾：
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