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民众教育馆吗？我从小到大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民众教育馆”。大城市里有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展览馆，科技馆，体育馆，还有少年宫，运动场，俱乐部等。在农村的时候，县城里有个“群艺馆”(群众艺术馆)，去那里看过报刊和图书。或许本人孤陋寡闻，出国之前从未见到文章提到到民众教育馆。许多年之后，从父母的交谈中第一次听到“民众教育馆”这个词。和父亲闲聊，才知道当年家乡的县城也有民众教育馆，离老家很近，他们似乎经常去。这大约是抗战之前的事情。当战火沿烧到家乡，百姓纷纷逃反，流离颠沛，当地的民众教育馆大概也不复存在了，没听说年纪小的叔叔姑姑也去过。
顾名思义，民众教育馆就是教育民众的场所。民众教育馆起源于北洋时期的通俗教育馆。教育总长蔡元培极力提倡兴办社会教育，并在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负责全国社会教育的行政事宜。教育部同时规定“通俗教育馆”是实施社会教育的中心机构，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推动社会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升民众素质。后来将“通俗教育馆”改为“民众教育馆”，力图汇集图书馆、博物馆、演讲室、体育场及音乐厅诸功能于一体，比文化馆或群艺馆包含的活动要多。上海通俗教育馆聘请首任馆长柳亚子。成都民众教育馆筹备主任卢作孚制定了很大的规划，包括博物、图书、体育、音乐、讲演、出版、游艺、事务8个部分。商品陈列馆的旧有场所也按需变换：广场改为公共体育场；原有8间陈列室改为博物馆，其它房屋改造为图书馆、音乐室、体育室、讲演室、游艺室、事务所，还有电影室、饮店、动物园等，自编各种刊物。成都当时30多万人口，开馆以后统计每月参加活动人数，最多达8万民众。各地的建馆方式不一，有的选址新建，大部分则依托现有的寺庙会馆。民众教育馆的活动还涉及卫生健康教育，识字扫盲甚至农业技术辅导。抗战前夕，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了民众教育馆，总共建立了一千多所。但各地的发展规模不平衡。比如江苏省辖十几个城市及几十个县，拥有民众教育馆两百多个所，平均下来每个县市都有几个。而那时候的贵州、青海、新疆等边远省份却没有民众教育馆。抗战之初，民众教育馆转入战时教育，采取演讲、唱歌、戏剧和利用报纸刊物，举办读书会，讨论会及训练班，宣传抗日救国。各地的情形不一，国共分别参与其中。同时举办了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抽调西北、西南各省民众教育馆馆长前来受训。这些举措保证了民众教育馆在战争后方的发展。就大后方几个省市来说，民众教育馆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青海、西藏等省区实现了零的突破，开始设立民众教育馆。在日寇入侵及内战时期，民众教育馆虽然大后方等地区继续运作，但总的数量一再下降，规模不如以前。时至今日，台湾仍有零星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自诞生起一直面临经费不足，设施简陋，人员流动，战争环境等困难。可谓前人艰难探索，却鲜为后人知晓。这段中国社会教育的几十年历史不应被湮没遗忘。近些年，新一代的历史学者对民众教育馆作了深入研究，分析其绩效和缺陷，再现历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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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馆舍设置看民众教育馆的教育意蕴》
周慧梅
“建筑是凝固的文化”，西谚亦有“We shape buildings，buildings shape us”。社会史在研究一些组织(如会馆、茶馆、庙会、民间祭祀等)时，已经广泛重视其建筑设置，包括建筑风格、内部设置等。①民众教育馆的存在是以其建筑设置表现出来的，其事业也是以“馆”为推动中心：“聪明者遂借馆舍设备与肤浅零碎之花样以炫耀惑人，质实者乃亦不得不从布置馆舍入手”②。时人对民众教育馆亦有“办馆不办教育”的尖锐批判，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各民众教育馆对馆舍建筑及设置极为重视。笔者尝试将这种方法引入到民众教育馆研究中来，以馆舍建筑设施作为考察其教育意蕴的一个切入点。
一、
民众教育馆最初大多是“以庙为馆”。有些民众教育馆馆舍“直接利用地方上原有文庙、祠庙、寺庙、会馆”，有些则由纪念祠庙改建而成，即便新修建的民众教育馆，其布局也基本参照先贤祠庙建筑的形式。实际上从通俗教育馆开始，各地方多假文庙、关帝庙、书院、会馆等作为馆舍所在，如1915年江苏省有13县开办了县立通俗教育馆，“已均就各县文庙内附设，其陈列分三种:圣公遗像遗迹其一也；普通图报书籍其二也；理科及公共卫生之标本模型或器械其三也”。③亦有假钟鼓楼而设立的，如京兆通俗教育馆馆址设在北平钟鼓楼。据《京津志》记载“钟楼至元建阁，阿檐三重，悬钟于上，声远愈闻之。鼓楼在其南，旧名齐政楼，居都城之中，楼下三间，……又有望湖亭者，昔为贵官游赏之地。齐政者取其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之义。”假此址扩建后的教育馆，“每于节假日，这里座无虚席，百头攒动，诚是‘人海微澜’”。④30年代女作家冰心参加“平绥沿线旅行团”，在7月9日和7月16日的游记中分别记述了宣化、绥远等地民众教育馆的馆舍布置：
餐后三时许又进城，上了城中央的镇朔楼，本是鼓楼，明正统庚申御史罗亨信建，今改为民众教育馆，图书尚多，秩序亦好。
十时出发游丰镇城，此地无处觅代步，大家步行。先到文庙，系清代建筑，也有泮宫和牌楼。两廊已改为民众教育馆。正殿上供孔子牌位，两旁有陪祀的子弟。殿柱的础石，刻作石鼓形，别致可喜。⑤
在有着五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国，文庙、关帝庙以及相关寺庙、政府机关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且不论建筑本身破败与否，其悠远的象征意义足已氤氲出庄严肃穆、明理敬道的文化氛围。这种假原本存在或已废圮的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场所，作为民众教育馆馆舍所在地的现象具有普遍意义。据笔者对1931年浙江省94所民众教育馆馆舍所在地粗略统计：洛宁县立民众教育馆、富阳民众教育馆等9所馆址在文庙或孔庙，其他26个则设在关帝庙、城隍庙或者政府相关机关内。⑥云南省的两所省立民众教育馆，即昆华和昭通分别设在省会孔子庙和昭通孔子庙，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就把原来的省贡院作为馆址所在，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设在省布政厅旧址，甘肃省立兰州民众教育馆设在兰州庄严寺等。1938年四川省第一所省立民众教育馆——省立南充民众教育馆正式开馆，由张澜先生请梁漱溟先生来川筹建，馆址设在嘉陵江东岸郊区鹤鸣山上，利用原来的白塔寺、东岳庙旧址为基地，进行改建、扩充而成。⑦这些建筑原本的文化象征赋予了民众教育馆独特的文化底蕴。
贵州省立独山民众教育馆有六进院子，借助文庙旧址加以扩建，不仅建筑外貌气势恢弘，环境优美，有著名书法家题写馆名，各种教育设施、体育场地应有尽有，而且馆内陈设多样，举行不定期的书法或图画展览，如过境画家曹若、胡楚渔的书画展览内容较为充实，各种形式的话剧团，经常排练，曾多次在该馆的戏台上公演“寄生虫”、“生死恋”、“放下你的鞭子”等大小型话剧，成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中心。
(贵州省立独山民众教育馆)设在文庙内，地处独山城关中心，在原有之基础上由省厅捐拨专款加以改建、扩建，成为广大民众游憩之场地。大门前先是一个广场，伴以每个约一米宽三米长一米五高的大石墩四个，等距离的各占一席之地，使人对这种布局先有非同寻常之感，大门两侧建筑有砖砌的梅花洞矮墙，墙中排列着贵州著名书法家刘巩圆亲笔书写的“贵州省立独山民众教育馆”，十一个蓝底白字，极其醒目。与大门排在一起的是两个耳房，分立于左右两侧。步行10米有大石桥，桥下为蓄水池，分两路前进，路旁绿树成荫。沿石阶登第二进，有大小一致的方块石板铺砌而成的敞坝，当中竖立高近10米、宽约15米的石牌坊，右边有红门墙上“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石碑，左侧亦有红门，形成左右相衬。经此门入内是体育场地，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分为篮、排、网球三用球场，兼作露天电影场；下部分为田径赛场，设有沙坑、木马、单杠、秋千、吊环、天桥、梭梯等供众玩赏。大石牌坊的后面为花园，种植花木美化环境，置身其间使人心旷神怡，不禁油然赞赏。两旁房舍为阅览室，每天按时开放。第三进上完石阶遇大红门，分左中右经常敞开，两侧各有偏房一幢，过道及偏房内设置各类棋桌，陈放各类棋子和弹子等供众人从事适当康乐活动，伴之以露天茶社，分布于各个石板院坝上面。第四进为约60平方米以上大理石铺砌之敞坎，兼作露天大剧场和会场之用，两侧各有瓦房五间，右边作各部办公室，左边作室内剧场、乒乓球场、展览室、室内会场等用；敞坎之顶端砌有整齐石头铺成的戏台。第五进是大成殿，作为民教馆附设的难民子弟学校教室，每周上课六天。第六进又是大石板院坝约70平方米，其中有百年大桂花树两棵，每年中秋节前后桂花盛开，方圆百米远近皆可分享其浓郁的无偿赠与。……常有重重叠叠的人群兴致勃勃地流连观看，当时被誉为“民众之馆”。⑧
为了引起社会重视，大多数民众教育馆都会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择定吉日，邀请社会各界名流，举行盛大庆典活动，演出话剧、举行讲演，或进行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如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将开馆之日选择在10月29日，即山西省的光复日，应邀出席的有太原绥靖主任代表、山西省政府主席代表、教育厅厅长、国民师范学校校长、阳兴中学校长及各界来宾数百人。⑨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1930年9月14日开馆之日，“下午二时许，举行开幕礼，叶主席(叶伧楚，时任国民党江苏省党主席——引者注，下同)、陈厅长(陈布雷，时任教育厅厅长)、俞科长(俞庆棠，时任教育厅第三科科长)暨各教育机关代表、各界民众约千余人到场。下午及晚间均举行游艺会。”⑩场面“庄严灿烂，极一时之盛”，军、政、教育界和社会名流等都在“观礼”之列，可谓轰动。不难看出，民众教育馆开馆之日之所以能邀请到各界精英，和它作为“地方机关”是分不开的，而且，通过邀请这些地方大员和“父母官”出席，为民众教育馆事业开展寻找助力的同时，也彰显了民众教育馆庄严、严肃的文化性格。
二、
为了陶冶民众情操，吸引民众，不少民众教育馆呈现出园林化的发展趋势，着力于“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理想场所的营造。如江苏省立南京民众教育馆原为清代上海道蔡氏宅地，即韬园，屋宇宏敞，廊坊幽雅，内有跨院和花园。1927年初因军队驻扎，刺棘满目，7月，江苏省教育厅聘请刘季洪为馆长，经过一番整理修葺，馆内建筑俨然，花木葱密，仅盆景就有150多种，清池曲栏，绿树掩映，假山叠石，颇有园林之美。?梅县县立民众教育馆设有一个能容600名观众的礼堂，“环境清静，绿树成荫，比较隆重的音乐晚会全都在这里举行”。?有些省市干脆把民众教育馆设在公园之内，如江苏省如皋县立城市民众教育馆、浙江省鄞县县立中山民众教育馆、桐乡县立民众教育馆、汤溪县立民众教育馆、安徽天长县立民众教育馆、福建龙溪县立民众教育馆、北平通县县立民众教育馆等就设在公园内。园林化的设置为民众教育馆创造了陶冶民众性情的良好场所，“为文化的世俗化开辟了又一条新的途径”?。
假文庙等场所设置的民众教育馆，在重新修葺、整饬旧址时，也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园林化的倾向。1932年假文庙旧址设立的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位于昆华五华山南麓，“既是昆明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的一大中心，也是当时市区内游人较多的风景胜地”。
当年的民教馆，有众柏森列的孔林，柏树直径均在50 cm以上，密布地耸立在殿祠周围，所有空地，均为葱青欲滴、密叶遮天的柏树所覆盖，是闹市中深翳幽邃的地方。由于柏树茂密高大，每天有千百只鹭鸶栖息树上。雪白的鹭鸶点缀于万树丛中，是一幅翠白相映、色彩夺目的天然图画。昆华民教馆，地址处于市中心，展出各种产品，图书报刊供人参观阅读，讲评书、演出话剧，训练武术、球类体育设施，供人娱乐锻炼身体；广阔的场地和茂密幽深的林木，供人乘凉休息。在当时交通闭塞的云南，起到了开发民智的作用。?
西安省立民众教育馆1931年成立，馆址设在当时西安最繁华的中心区——南院门附近的马坊街，全馆面积约有52市亩，在北大街设办事处和体育场，在钟楼上设有讲演厅。馆内树木繁盛，馆址适中，景色优雅，陈设得当，在当时游览场所尚不普遍的西安，成为一个游览胜地，被群众统称为“亮宝楼”。
民教馆本部布局紧凑，既具公园外貌，又有宣传内容，当人们走进民教馆的大门，南东两壁即可看到彩绘画廊，廊檐伸出，栏杆逶迤，廊壁上经常张贴着新颖诱人的绘画和文字等宣传品。游人可沿着走廊慢步阅览，向馆的中心北小道走去。在花园丛中有一座光线充足的富有民族建筑风格的“四明阁”，这里是专设的报刊阅览室，飞檐彩绘，雕栏走廊，敞明典雅，吸引游人。“四明阁”的门额悬有一块长方形蓝底木匾，上书“来今雨轩”四个粉色大字。“四明阁”的北面，有座围有栏杆的六角亭，绕以圆形鱼塘，塘内浮游着各色金鱼，五色缤纷，姿态万千。通过鱼塘小桥北行有一土山，山上建有方亭，与“四明阁”西南面的假山茅亭相对称，可供游人登临眺望或清谈小憩。土山北面是一座九间宽敞的小剧场，经常有讲演会和演出活动，是馆内的一个重要场所。西北隅设有两处隔间动物栏，展出有锦鸡、孔雀、金丝猴、梅花鹿以及狼、豹等动物，都是当时西安所罕见的。动物栏的南边，是三间图书阅览室，常备有哲学、社会科学、语文、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宗教、美术、文学、史地等图书杂志五百余种、三千多册，供群众阅览或借阅。还有两处陈列室均设在图书阅览室的南面，一处是九间精致的瓦庭，一处是三间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陈列有历史文物和收藏的字画及生物模型，人体生理模型、工艺美术品，还有放大的动物照片等，都是当时难能见到的物品，最能吸引游人，所以被时人誉为“亮宝楼”。?
为了民众教育馆事业的有效开展，时人专门设计了理想中的民众教育馆微缩模型。理想中的民众教育馆俨然是一个现代大学校园，中间有广场，伫立着孙中山先生塑像，主建筑是一个气势恢弘的礼堂，两厢分布着中西风格的各种建筑。?可以说，这种设计，馆舍规模宏大，设置齐全，对于大多数省县立民众教育馆来讲是难以企及的，但人们把民众教育馆建筑规模、风格纳入努力视域，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建设的表现。建设馆舍的目的，梁容若讲得很直白：“馆舍设备，我以为在可能的范围内，能建筑的尽量建筑，能置办的尽量置办。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对于修寺庙并不惜钱；从需要上讲，没有相当的教室，听讲便易疲劳，没有大礼堂，集会便不方便；……民众并不怕大规模的建筑，堂皇的教堂敢去，奇异的寺庙敢去，为什么民教馆就望而却步呢？过去学校所以使民众望而却步，是因为它自己挂着闲人免进的招牌，并不是建筑的堂皇。中国城乡各地，都缺乏民众享用的建筑，民教馆应充分地向这方面发展。”?
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也有一些民众教育馆选址重新建造。如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该馆有房屋126间，其中办公室11间，民众学校教室6间，工艺传习所5间，阅览室36间，图书室6间等。该馆有普通用具1870余件，绘画用具33件，体育用具20件，音乐娱乐戏剧讲演等用具57件。?房屋建筑错落有致，在中轴线上布置着主要房屋，坐北朝南，还在馆内南端挖池建亭，设置假山，植树种花，供来馆民众休憩之用。有些民众教育馆还专门请人，书写对联，贴在门楹之上，以此彰显办馆宗旨和教育追求。如南门实验民众教育馆大门和阅览室门边，张贴着著名教育家江问渔先生撰写的对联：
且约亲友同来，看什么，听什么，谁人不乐意；
莫把机会错过，做到老，学到老，此处有余师。
谁非良善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要先指出一条道路；
此真安乐地！读书阅报，观画听琴，却不破费半文金钱
在馆内布置上，大多也是花费心思，各种标语、警言随处可见，以期民众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湖南省立民众教育馆在民众游艺室中，墙壁四周贴满了标语，比如“参加游艺要维护公共秩序”、“参加游艺能养成良好的品质和习惯”等。?云南昆华省立民众教育馆阅览室张贴有“为人不识字，好像是瞎子”、“老而读书，如秉烛夜游”、“少时不识字，到老困街沿”等标语，鼓励、警醒人们要努力学习知识，营造美好生活。
民众教育馆通过馆舍的建筑、布置，努力营造一个“世俗化”的文化空间。实际上，这种文化的世俗化还表现在不少事业开展中。如农民运动会，他们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情形，在比赛中，摒弃农民不熟悉的篮球、排球或田径项目，而代之以耕牛耕地比赛、国术比赛、负重比赛等。如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举行的第二届农民运动会，推三轮胶皮车成为比赛项目，吸引了不少农民前来参赛。比赛期间，附近农户熙熙攘攘，农民运动会成了“一时盛事”，?增强了民众对民众教育馆事业的认同。
三、
民众教育馆是在国民政府“训政”、“建国”框架下谋求发展的。国民政府“训政”拉开序幕后，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便是文盲众多，民众缺乏必要的政治常识，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懵懂无知，乡村社会秩序混乱，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急需“支配、控制或破坏相对自治的地方社会结构，扩大它对地方资源的支配”。?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民众教育运动，不仅是有效扫除文盲、教育大众、实现教育改造的一个手段，同时也以教育改造为入口，将国民党权力向基层社会渗透，控制乡村社会，完成整个社会改造。由此，民众教育馆最终所体现出来的是国家意志和政府意愿，这种文化隐喻自始至终穿插在民众教育馆的历史变迁中。
从近代史发展历程来看，1926-1949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接连面对军阀、共产党及日本侵略等三大势力的挑战。“为求得自身及国家的生存发展，更为了求建国理想的实现，势必运用各种力量解除来自这三方面的危机。其中除去采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力量外，教育力量的运用亦成为不可少的一环。盖三股势力中，除军阀不重视教育外，共产党是最注重灌输民众政治思想的党，而日本又是个极力要摧毁我民族文化及教育的敌国。故国民政府若想更有效解除来自这三股势力的危机，必须同时强化其教育阵线上的战斗力量。”?出于这种考虑，国民政府提出“特种教育”对抗共产党的“赤化教育”，倡导“复兴民族教育”、“国防教育”来抵御日本的“奴化教育”。民众教育馆结合国民政府政令，在特种教育和民族教育方面着力颇多。
从国民政府迭发的社会教育目标的通则、法令中，不难看出国民党“以党代政”政治目标的浸透，民众教育馆作为社会教育综合机关，首要作用便是要保障其目标的实现。1931年9月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7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将“提高民众知识，使具备现代都市及农村生活的常识，增进民众职业知能，以改善家庭经济并增加社会生产力。训练民众熟习四权，并陶铸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以养成三民主义下的公民。注重国民体育及公共娱乐，以养成其健全的身心。培养社会教育的干部人才，以发展社会教育事业”作为社会教育目标。1939年5月，教育部颁布的《民众教育馆工作大纲》规定民众教育馆之施教目标为：“在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不言而喻，此处的健全公民自然是遵守三民主义的“现代国民”。
1915年成立的南京通俗教育馆由江苏省政府斥资建立，馆长由政府委派的模式也为之后的民众教育馆所沿用，各色官员兼任或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者比比皆是：刘季洪以中国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江苏省政府教育厅督学的身份，在1927年3月至1929年之间兼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董渭川1931年7月就任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之前，是山东省教育厅督学，享受省立图书馆馆长及大学校长待遇；? 1939年5月成立的四川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由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兼理，汤茂如副之?。民众教育馆的馆长遴选已纳入地方政府的官僚体系中(这个方面的内容另有专文叙述，此处不赘)。这种安排，既是传统社会教化的继承和延续，也是国民党政权宣传“一个国家，一个党”思想的贯彻，保障了民众教育馆事业办理过程中“国家在场”、“政党在场”，民众教育馆成为有效传递国家法令、解读政策及推行政党意志的一个重要场所。
长安民众教育馆的馆内布置是这样的，中间大厅是展览室兼会议室、民校教室，四壁正中挂着总理遗像、遗嘱，两旁贴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悬挂着十字交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国民党党旗，此外，还贴有“安内攘外”画片。?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民众教育馆馆长以独立知识分子姿态参与其中，赋予了民众教育馆新的价值趋向。实际上，民众教育从其兴起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是二十年代乡村教育危机话题的继承和延续，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潮一脉相承。接受新式教育的一批知识分子，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对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充满了信心和憧憬。“从1928年后期的前景来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国民党人打败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有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提出质疑。”?现代国家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对社会各领域的动员和控制，国民政府在努力营求民族国家过程中，自然会以积极姿态，吸纳一些知识精英介入。而这些知识分子，也时常在教育家与官员的身份转变中，行走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由于他们身份的特殊性，民主民治和普及教育自然串联在一起，成为他们关注、呼吁的重点。知识分子的加入，为民众教育馆增加了几分理想色彩，他们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理想，用现代化的知识话语和方式勾勒出现代民族国家想像，这些也影响着民众教育馆的价值取向。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对民众教育在社会上“鼓与呼”，为民众教育馆提供发展空间和行政支持，是因为民众教育馆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职能和目标相吻合。“训政时期中最重要的工作，乃是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国家建设需要合格国民来作“原动力”，故发展民众教育，“扫除文盲，进行成年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实为要中之要”。?民众教育馆作为民众教育综合机关，一个国家行政力量干预下的社会改造组织，国家和民众教育馆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互动关系，而是国家占据控制、垄断的强势地位。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在中国，“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要不然就被认为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结果便是：过去一个长时期以来，所有新兴的组织都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由此，民众教育馆在承担下层民众补习文化教育功能的同时，被政府更多地赋予了政治承载，这也是民众教育馆“政治色彩”浓厚的根本原因所在。
从民众教育馆事业中心转变来看，其每一次腾闪挪移的背后，国家意志都起着主导力量，1934年前基本以识字教育作为中心事业，致力于各种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工作；1934年转向生计教育，办理合作社，新式农具、种子、肥料以及副业等的提倡和推广，贷款是与农业银行合作，而推广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所需费用大多直接来源于政府，国家大力提倡“合作运动”是“转身”的主要背景。而在民众教育馆整个发展历程中，政治教育一直未曾松懈。个体或一省范围内的民众教育馆兴衰，也和地方政府决策有重大关系，1936年江苏省急于训练壮丁，就直接裁撤了各县立民众教育馆，将经费和人员用于国民中心学校的筹建。而民众教育与保甲制度的交织，是在30年代后国家权力向县、乡基层社会渗透和延展的必然结果，从字面上讲，民众教育重在“教”，但其合作事业的“养”、乡村改进会的“管”以及壮丁训练的“卫”，由于民众教育担负了国民政府整合农村的重任，民众教育馆也就成了协助推行“教、养、管、卫”保甲运动的一个主要机构，其“官僚化”和“政治化”色彩日益浓厚。
当时在徐馆(徐州省立民众教育馆——引者注)工作的革命同志，稍向群众提出革命道理即遭迫害，图书馆所办的诗会、青年俱乐部被迫解散。辅导委员薛暮桥写的《八里屯农村调查》登在《教育新路》后被严加指责；郭影秋(馆员，兼任坎子街民众教育实施区总干事——引者注)同志对青年稍谈真理，即遭拘禁。?
抗战爆发后，民众教育馆以战时教育为中心，唤起民众民族意识，保家卫国，在抗战期间，鉴于社会教育发展受到很大牵制，民众教育馆示范、辅导功能被高度重视，国民政府专门颁布相关法令，要求民众教育馆辅导师范院校、中小学校和其他机关兼办社会教育。也有协助政府进行壮丁训练的，如省溪县立民众教育馆成立于1939年，该馆为了适应战时需要，以乡为单位举办了壮丁训练班。抗战结束后，国内战争一触即发，民众教育馆成为国民党政府“坚壁清野”的机构。
1939年1月，(旧县)民众教育馆担任“动员委员会”总动员宣传大会的宣传组织工作，组织了持续四天的火炬游行、晨呼队、化装讲演队、歌咏教唱队，文娱演出并出版宣传、漫画特刊，同时派员参与了“肃清仇货”工作。?
就民众教育馆馆址所在地看，其多设立在水陆交通枢纽、市面繁华之地，以下层民众为对象，从事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的社会教育工作。政府也正是利用民众教育馆，作为管理基层民众的一种组织，而随着民众教育馆工作延伸到附近乡村社会，更成为一个合法的镶嵌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中的社会管理机关。对设立乡村改进会的民众教育馆，地方政府一般都承认乡村改进会会员规约、信条的合法性，因为这些规条常常把“要国家好”放在鲜明位置，政府才予以经费、行政上的扶植，高长岸实验民众教育馆设立的乡村改进会的成功?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
挪威著名建筑理论家诺伯格-舒尔茨在其名著《西方建筑的意义》一书中指出，“意义是建筑行为的目的之一，它体现着人类的美学观念和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建筑行为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标，他进一步指出，“建筑的意义并不简单依赖于实体，而是与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建筑被人们赋予了各种象征意义，换句话讲，对于已将建筑建制纳入封建礼制范畴内的传统中国，文庙、祠庙、祭祀祈福、缅怀先贤之地，这种象征意义更为明显，假址于此的民众教育馆自然受其荫庇。“以庙为馆”，将社会教育的综合机关的建筑规格提高到祠庙礼制类建筑，从而无形中使民众教育馆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民众的最大认可。民众教育馆建筑形制的转借主要基于其功能与祠庙等建筑的共通性，以及彼此精神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是其纳“传统教化与近代社会教育于一体”的内在要求和“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外在使命的物化体现。
民众教育馆作为政府和知识精英进入乡村社会的平台，一个改造乡村的综合机关，随着时势变化，它不仅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也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一个缓冲、交融之地。这种社会功能的获得，不仅是民众教育馆馆舍设置的文化象征的自然表现，更是南京国民政府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必然产物，充满了强烈的文化隐喻味道。政府的介入保证了民众教育馆价值取向的“国家意志”，这是国民党政权之所以用“行政力”强制推进的关键所在，而新式知识分子的加入则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趋势，民主政治、科学、卫生、艺术等逐渐世俗化、大众化。民众教育馆借助文庙、庙宇、会馆等旧址，不仅是找到一个赖于发展的场所，还在更大意义上转借了这些场所的文化象征以及新时代发展所赋予的文化隐喻，成为民国时期政府“动员民众”的一个平台，为近代社会教育与传统社会教化的融合提供了一个媒介，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民族”关系的一个集中体现。总体来说，民众教育馆借助文化象征和隐喻，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意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至于探讨其在当下的价值，如何发挥其现实意义，已不是民众教育馆这个“历史存在”所能承担的了。
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