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27：准明星毒杀案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5期，第102-第124页，共23页
作者：东方明、石以迈、于春初
一、少女猝死
1952年2月14日，星期四。对于本案发生地上海市的广大市民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过，对于居住在嵩山区重庆南路仁安里69号的少女喻宝珠来说，这一天却是她短暂人生的终结之日。
这天上午九时许，住在新闸路的叔公喻鼎举和其妻姚丽端外出闲逛，因为两家相距不远，就说去看看宝珠吧，这两天她都是一个人在家里住。老两口来到仁安里，见69号大门紧闭，倒也不觉奇怪，年轻人喜欢睡懒觉，估计是还没起床。不过，敲了五六分钟的门，外加喊了几嗓子，屋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这就有些古怪了。
大门装的是司必灵锁，不能排除小姑娘已经出去的可能性。问了几户邻居，却都说没见宝珠出去过。上海老里弄的居民，只要家里待着人，十有八九都是从早到晚敞开着大门的，邻家门口的情况都在眼皮底下，有人进出一般都会注意到。如此，喻鼎举、姚丽端夫妇就有些担心了。闻声过来的邻居已聚了十多人，大伙儿相帮敲门、叫唤，屋里还是没有动静。这时，每天都要下里弄了解治安情况的重庆南路派出所户籍警小顾正好路过，见状一问情由，说那就赶紧找锁匠开门吧。
锁匠很快就来了，试了试，却无法打开门锁，因为里面是扣上了保险的。这就说明里面有人，有人却不开门，十有八九是出事了。小顾当即示意锁匠破门。
喻家所住的房子在仁安里算是比较上档次的，有客厅、厨房、卫生间、大小卧室，还有一个面积三平方米的壁橱。这么大的屋子，只住着喻宝珠母女两人，以当时的居住条件来说，肯定会让绝大多数邻居眼痒。破门而入后，尽管已有思想准备，呈现在众人眼前的一幕还是引发了一阵喧哗——客厅的打蜡地板上，散落着饼干、开口笑、豆沙球、小蛋糕之类的点心，一个彩印马口铁饼干听倾侧在桌子边沿，桌前，穿着花睡袍的喻宝珠倒卧于地，双目紧闭，脸色青灰，显见得停止呼吸已有一段时间了。
小顾立刻拦住要往屋里拥的邻居：“都往后退！哪位同志去给派出所打个电话！”
重庆南路派出所郭所长接到报案电话，自是重视，赶紧派人前去保护现场，同时向分局报告。嵩山分局当即指派刑警前往现场勘查。
一干刑警趕到仁安里，刑技人员一看死者的脸色，再掰开嘴巴稍稍一嗅，就认定乃是中毒身亡，应该是氰化物一类的毒药。法医对死者遗体的解剖结论证实了刑技人员的估断，喻宝珠确系氰化钾中毒身亡，死亡时间应在当天上午七点到八点之间。根据现场情况及一般生活规律，刑警还原了死者生前的最后一段轨迹——
早上六点半（床头柜上的双铃闹钟设定的时间），喻宝珠起床洗漱，用保温瓶里的开水冲了一杯“阿华田”，坐在客厅餐桌前，打开那个表面喷绘了彩色图案的马口铁饼干听，那是一罐“冠生园”什锦果糕点，里面装的是饼干、开口笑、小蛋糕、豆沙球四样点心。糕点没吃几个，喻宝珠忽然感到不适，从椅子上站起来，可能是想去卫生间。但药性急剧发作，她站立不稳，身体骤然下滑。这个过程中，她下意识地扶住桌子支撑身体，结果把饼干听碰翻，里面的一部分糕点掉到地板上。喻宝珠也随即跌倒，挣扎了片刻——从现场痕迹判断，这种挣扎持续时间极短，其身体从餐桌边翻滚到右侧墙边的沙发前，然后就断气了。
法医从死者的胃液中检测出微量的氰化钾成分。按照通常的作案手法推理，氰化钾应当是混于其摄入的饮食中的。可是，随即进行的检验却令人颇为意外，无论是“阿华田”还是什锦果中，都未能检出氰化钾成分。接着又对受害者被毒杀前使用的漱洗用具诸如牙刷牙膏、杯子毛巾、雪花膏热水瓶等一一进行检验，也未发现氰化钾成分。这就奇怪了，难道氰化钾是混在饼干听里的某一个小糕点中，恰恰被受害者吃下去了？
法医和刑警对那个饼干听进行了研究，整体完好，揭开了一半的防潮封纸还搭在沿口，应该是不久前打开的，这似乎可以排除被人偷偷混入有毒糕点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判断需要通过调查才能证实。这种调查的涉及面可能比较广，首先需要亲属的配合。
死者之母喻雅仙此时尚在苏州。发现喻宝珠出事后，喻老先生本打算马上通知侄女，但分局刑侦队的意思是不要擅作主张，听警方统一指挥，所以他还没有跟苏州方面联系。现在，刑警请死者叔公喻鼎举往苏州云林庵拍发加急电报，告知正在该庵小住的佛教信徒、死者之母喻雅仙：“家有要事，请即返沪”。
喻雅仙这年三十五岁，其女十八岁。江南地区通常都以虚龄计算，所以母女俩的实际岁数应该分别是三十四岁、十七岁。喻雅仙生就一副美人坯子，身材颀长，脸容俏丽，肤色白润，更兼善解人意，说话语气温柔，打自少女时代起，身边围着的适龄男子就多得不计其数。喻雅仙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她对外自称其父是前清盐运使，官居四品，在那时候可以算是高干阶层了。但据知情者透露，其父是四品官不假，不过她是私生女，其母身世不详。
所谓的“不详”，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暗指其母并非“正经人家”的女子，多半是娼妓、戏子一类，否则，那位四品大员完全有能力将其母纳为小妾。不过，喻雅仙自幼的生活状况还算可以，出生后就被生父以领养为名收在府上，有奶妈、娘姨照料。十六岁时结识了生父的一位好友之子凌鸿川，凌是留洋海归，与一美国商人合伙在公共租界华德路经营一家实力蛮强的洋行，财大气粗。凌鸿川是单身，但身边从来没缺少过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富家小姐，个个能用英语对话，最后一点据说是学宋子文的样。凌鸿川与喻雅仙一见钟情，不久，喻雅仙未婚先孕，二人随即结婚，婚后生下女儿凌宝珠（即此案受害人喻宝珠）。
有这样的家境，凌宝珠的童年自然也是过得十分滋润的。凌宝珠七岁的时候，这份滋润日子到了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汪伪政权没收了同盟各国在沪侨民的产业，凌鸿川与美国商人合伙经营的洋行也在没收之列。其时，凌鸿川与喻雅仙曾经有权有势的父辈已然作古，产业又遭没收，一时无依无靠，一家子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
凌鸿川因此对日伪恨之入骨。不久后，凌巧遇中学时代一位马姓同学。马某系“军统”派沪的行动特工，得知凌鸿川的遭遇，便将其拉入“军统”组织。凌自幼拜师习练武术，在美国受过高等教育，又有长期经商的经验，算是“军统”里的特殊人才，稍加训练，即成为一名身手不凡的行动特工。可凌鸿川的运气不佳，加入“军统”不到三个月，就在执行刺杀日军军官任务时受伤被捕，次日死于刑讯。
日本宪兵队与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随即出动，缉拿凌鸿川的亲朋好友，以追查其上下线，企图将“军统”在沪地下组织一网打尽。马某因此被捕，不久亦遭杀害。他被捕前已向上峰急报，要求对凌鸿川的遗孀和女儿妥加保护。“军统”上海区行动迅速，及时将喻雅仙母女转移到浦东惠南镇，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为掩护。喻雅仙被迫改名换姓，“良民证”上的姓名叫“臧芝香”，女儿凌宝珠也改名为“臧宝萍”。直到抗战胜利，母女俩返回上海市区，喻雅仙才恢复原名。
在浦东惠南镇这段时间，喻雅仙与同在一所小学当老师的曾显聪好上了。曾显聪是沪上颇有名气的电气器材商曾伯堂之子，人称“电气小开”，和喻雅仙一样，也是来此地避祸的。喻雅仙大概是有了嫁给曾氏的想法，没让女儿恢复原姓，而是随了母姓，从此便叫作喻宝珠。
回到上海市区后，喻雅仙的亡夫被“军统”追认为烈士，发给一笔抚恤金。喻雅仙向“军统”提出，要求追回当初被日伪没收的洋行财产，却气得差点儿吐血——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没几天，美国军舰刚停泊在黄浦江上，凌鸿川的那位洋行合伙人卡特先生即通过美国海军出面，抢先把洋行财产从日本人手里收回，还顺带把凌鸿川在大西路上祖传的一幢花园洋房也作为洋行产业给收回了。美国海军按照卡特的意思，为其出具了一纸产业证明，在国民党的“前进指挥部”开进上海接收敌伪资产后，卡特凭借这份证明，把洋行和花园洋房等不动产全部折价兑换成黄金，然后搭乘美国军舰回国了。
如此一来，喻雅仙和女儿就成了无家可归之人，暂时寄居在新闸路叔父喻鼎举家。幸亏也已返回市区的“电气小开”曾显聪施以援手，在征得其老爸同意后，把自家产业中的一套位于重庆南路仁安里的房子提供给喻雅仙母女居住，并为其提供日常开销。
曾显聪是有妻室的，其妻汪西凤系沪上大营造商汪呈祥之女。其时汪老板已经病逝，家资与产业由其四个儿子共同继承。据说曾显聪与汪氏多年不睦，两口子要么家暴，要么冷战。家暴并非男暴女，而是汪西凤对丈夫作河东狮吼。按说以曾家的实力和社会关系，应该是不惧汪老板的，但曾伯堂一向讲究和气生财，又好面子，而汪家四兄弟又都是帮会人士，據说与官方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所以不敢对汪家如何。曾显聪作为纨绔子弟，自然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寻花问柳的恶习，从老婆那里得不到温柔，就在外面加倍荒唐。直到去浦东惠南镇避祸遇上喻雅仙后，方才收心。
抗战胜利后，他立刻聘请律师与汪西凤打起了离婚官司。汪西凤的狮吼已不像过去那么有底气了，她的四个兄弟中，有一个抗战期间与汪伪“七十六号”有染，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法办，判处死刑；而汪家的大半财产也被作为敌产没收，剩下的汪氏三兄弟气焰立降，汪西凤也跟着降温。这更是让曾显聪对离婚志在必得。不过，汪西凤娘家一致认为不离为好，聘请了上海滩一个被称为“法界勾兑大王”的郁姓律师从中斡旋。郁律师的“勾兑大王”并非浪得虚名，他收了钱钞，积极性很高，工作效果显著，明明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却突然退回，让原告一而再再而三补充材料，这一补充就花了半年时间。然后等待开庭，又是一等再等，好不容易开庭了，竟然判决不准离婚。到1949年春夏之交上海解放时，案子还在原告方的上诉阶段。
上海解放后，汪氏三兄弟全部被人民政府作为恶霸逮捕，判了重刑。汪西凤的嚣张气焰自然彻底熄火，此时她没了依靠，更加不肯离婚了。但曾显聪铁了心，况且已有相好喻雅仙，非要离婚不可。当时的司法政策规定，以上海解放当天为界，旧政权法院已经宣判的民事类财产型案子（包括有财产分割内容的离婚案），一定案值以下的一律维持原判，不予复查；超过一定案值的案子，凡是原告或者被告向旧法院提出上诉的，上诉无效，但可以重新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这些规定并未登报公布，别说寻常当事人了，就是律师也不一定知晓。曾显聪的律师是“三青团”积极分子，虽无具体罪恶未受追究，但他比较识相，不敢再出头露面，这种属于人民法院半内部的信息当然不会传到他耳朵里。曾显聪也蒙在鼓里，傻等了一年多，直到1951年8月才向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对旧法院判决有异议的民事案子相当多，法院忙不过来，于是又有了新规定：上诉的案子需要先进行初查，初查通过后方才正式受理。曾显聪又折腾了好几个月，1951年12月中旬方才等到判决书，人民法院准予离婚。曾显聪、喻雅仙自是欢喜，一面催促汪西凤赶紧搬离，一面着手准备结婚。
可是，真所谓好事多磨，汪西凤对此判决不服，提起上诉。本案发生时，案子还没判下来，曾显聪、喻雅仙暂时也就没法儿结婚。
然后就要说到本案的被害人喻宝珠了。这个姑娘与其母相比，更胜一筹，长相自然是继承了其母的所有优点，兼具笑容甜美，与被称为“冷美人”的喻雅仙形成鲜明对照，而且更加受人欢迎。十四岁那年，喻宝珠在上海大同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故事片《大江之子》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公映后反响不错，给制片方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世上没有十全十美之事，这对母女美人占尽了外在优势，内在缺陷也比较明显。由于从小被宠着，社交活动又多，喻雅仙本来是完全有条件读完大学的，却只读到初三，而且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因为那时她已经未婚先孕了。稍后，学校发给了喻雅仙一纸肄业证书。从此，喻雅仙就与高中、大学无缘了。
女儿喻宝珠在读书方面还不如其母。母女俩住在重庆南路仁安里曾家的房子里，“电气小开”曾显聪每月为她们提供的花销不菲，喻雅仙不需要工作，日子却过得比寻常人家优越得多。喻宝珠对读书并无兴趣，她感兴趣的是广泛交际，外加文艺表演——乐器她是不碰的，她下不了这份苦功夫，但她舞跳得好，溜冰也不错，还擅长表演，总是学校文娱晚会上的第一明星，还时不时被社会上的公司年会、庆典之类的请去助场。十四岁上拍摄过电影后，她更是对这种机会盯着不放，学业自然就荒废了。
喻宝珠的学习成绩原本平平，隔三差五逃学又拒绝补课，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可想而知。初二上学期，她全部功课门门挂红灯，开创了所在学校最差成绩的纪录。教导主任暴跳如雷，年级组长急得跳脚，级任老师（班主任）连跳黄浦的心都有，成绩出来后的当晚联袂紧急家访。喻雅仙闻知后却若无其事，端出茶点对老师们热情款待；喻宝珠也是满脸甜美笑容，反复向老师鞠躬道歉，连说“我要努力”。次日，昨晚家访的那三位正在校长室汇报时，喻宝珠请学校门房把一份退学申请送到了校长室。
退学后，喻宝珠更是自由自在，如鱼得水。春节前，随着若干男女到访仁安里，喻宝珠忽然成了本地段的名人。
上海的电影业改造是新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早试点，早在1950年初，长江电影制片厂首先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9月，昆仑影业公司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长江昆仑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以“长昆厂”为基础，联合文华影业公司、国泰影业公司、大同电影企业公司、大中华影业公司、大光明影业公司和华光影业公司，组成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
当时，参与联合的电影企业都把各自公司筹拍的电影项目或者剧本带往“联影厂”，其中大同公司带去的一个剧本《永远的力量》受到了“联影厂”领导的青睐，认为可以作为“联影厂”成立后的首部影片。于是，一面请作者对剧本进行修改，一面筹备拍摄，力争在当年国庆节前公映，作为向新中国成立三周年的献礼片。在影片的筹备会上，众人对哪个演员饰演哪个角色作了构想，有一半以上的参会者推荐曾在电影《大江之子》中饰演过配角的喻宝珠出演《永远的力量》中的女二号。大伙儿聊得起劲，有人提议，何不去喻宝珠家里当场测试一下，立即得到响应。
于是，“联影厂”调派了中吉普、工具车（即后来所谓的“面包车”），载着十几名导演、演员、摄影师前往重庆南路仁安里，顿时引起轰动。那年头上海滩的追星风气之盛不亚于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时的闲人多，寻常小弄堂口停下中吉普、面包车，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待到发现从车上下来的这批穿着打扮颇显另类的男男女女中有好多竟然是平时难得近距离目睹尊容的明星，立时一传十、十传百，招来了上千围观者，把弄堂挤得水泄不通。
派出所闻讯全部出动，嵩山分局也派出了民警，总算把围观者劝退，让出一条通道，使来宾得以来到喻氏母女的住所。母女俩倒是在家，不过来宾发现他们的临时起意忽略了一个实际情况，人家的住房面积对于十几位来访者来说显然不够大，人都挤进去是可以的，却没有那么些凳子椅子，即使有也放不下，更别说当场让小姑娘表演了。于是，只好把喻宝珠接到厂里去面试。
如此一折腾，喻宝珠的名声就迅速传播开了，次日已经波及全市。市民的口头传播肯定有误差，传到后来，出了多个版本，其中一个最离谱的版本是，文化部电影局有文件下达到上海，点名要把喻宝珠作为明星培养，这次电影厂的人来仁安里就是为落实北京指示。这么一来，居委会自然重视，连派出所、分局内部开会研究社会治安情况时也要求户籍警对喻宝珠多加关注，注意不要让闲人无故登门干扰喻宝珠母女的正常生活。
户籍警小顾是个参加工作不过年余的青年，自是遵命行事，跟居委会阿姨交代过几次，关照她们，喻氏母女如果遇到什么情况，必须多加注意，尽力帮助解决，而且要知会所里，所里要做记录的。不曾想到，电影厂来人不过三个礼拜，小姑娘就出事了，而且一下子就出了大事，把性命给弄丢了！
喻雅仙在苏州云林庵接到其叔父喻鼎举的电报时，已是当天天黑之后。她把电报连看了几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出庵去附近的旅馆找陪同她前来还愿的曾显聪商量。两人商量下来的意见是立刻返沪，搭乘夜班火车回上海。买票后，喻雅仙让曾显聪去火车站前的邮电局发了一封电报，告知叔父自己即刻返沪，免得他老人家着急。
喻鼎举收到回电，马上打电话告知嵩山分局刑侦队。刑侦队要求他去接站，先把喻雅仙接到仁安里那边，途中暂时不要透露喻宝珠死亡的消息，只以“突患急病”搪塞，待刑警过去后由刑警告知。
喻雅仙抵达上海北站后，见两个堂兄堂妹随同叔父、婶婶一起来接站，不禁觉得奇怪，忙问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不是女儿出了意外。喻鼎举说先回家吧，到家再说。喻雅仙更是觉得不对头，哪肯罢休，盯着追问。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喻鼎举遂说宝珠去溜冰的时候被人撞了，受了外伤，正在医院救治。医院要求交一笔不菲的款子，我们凑不全，只好把你叫回来一道想法子解决。喻雅仙信以为真，哭哭啼啼地说家里有些现钞，不够的话可以把首饰卖掉。一旁的曾显聪立刻表示，钱不算事，都包在他身上，只要人没事就行。
一行人坐了出租车往重庆南路赶，曾显聪原本也想陪同喻雅仙过去，被喻老先生婉拒，让他先回自己家休息，有什么情况会及时跟他联系。到得仁安里，刑警已经在居委会等着，见喻雅仙回来，就跟了上来。喻雅仙进门发现家里的物件被动过了，不禁一个激灵，跟着见刑警进门，脸色顿时大变。待到听刑警说喻宝珠中毒身亡，蓦地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刑警：“你们说什么？宝珠她死啦？”
刑警下面的话还没出口，喻雅仙突然一跃而起，往客厅一侧的玻璃立柜走去。刑警不知她想干什么，但还是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就在这时，喻雅仙已拉开立柜的玻璃门，从里面拿出一双作为摆设的銀筷子，紧握尾端，抬手便往自己颈部戳去！刑警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喻雅仙那个习练过形意拳的堂兄瞧着不对，一个箭步蹿过来，在筷子尖即将戳进颈部的一瞬间，一把抓住了筷子。几个刑警惊出一头冷汗，连忙上前连扯带拉把喻雅仙劝回桌前，按坐下来，说先请听他们把话说完。又对喻鼎举一家说，你们四位也不必回避，一起听听，帮着分析分析。
大致介绍了喻宝珠出事的情况后，话题便转到了毒药的来源上。喻宝珠摄入毒药的方式应该有三种，一是混杂于饮食中，包括开水、“阿华田”和那个饼干听里的小糕点；二是在刷牙时使用了混入毒药的牙膏；三是直接吞服毒药。
上述可以混杂毒药的开水、“阿华田”和小糕点都经过化验，并无毒药成分检出，这样就可以初步排除。现场勘查时提取的喻宝珠使用过的牙刷、牙膏也已经过检验，可以排除其作为中毒载体的可能。那么就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即她自己吞服毒药。鉴于氰化钾的强烈毒性，喻宝珠吞服毒药后肯定会立刻发作，在她一息尚存的短暂时间内，唯一能做的就是垂死挣扎，根本不可能把用来存放毒药的容器——可以是小瓶子，也可以是通常医院用来装药的纸质小袋，或干脆就是普通的纸张，等等——处理掉。所以，如果她是自己直接吞服毒药的话，现场应该留下包装。可是，警方在勘查现场时并未发现这类包装。
刑警说到这里时，喻鼎举提出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其他人在喻宝珠死亡后进入过现场，把毒药包装或者警方目前没掌握的某种混杂了毒药的食品取走了？刑警说，这一点我们在分析情况时已经考虑到了，从理论上来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我们在勘查现场时注意到，客厅的地板是打过蜡的，上面只有死者一个人的活动痕迹，也没有被擦拭过的迹象。
此外，警方还想到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可能，会不会有人在这听什锦果未曾开封前，通过某种特别的方式——比如使用注射器之类的工具往饼干听里注射毒药，甚至在厂家的生产线上对饼干听里的一两枚糕点做手脚？
经过检查，饼干听整体以及锡封防潮纸完好无损，没有针孔。今天下午，警方又去了冠生园生产该款糕点的车间，提取了这听糕点的生产数据，实地观察了流水线的包装状况，根据记录找到了包装这听糕点的当班工人。初步了解下来，并无值得怀疑的情况。这是一条1949年2月刚从国外引进的包装流水线，称重、装听、密封、压盖都是由机器控制自动操作的，几乎没有做手脚的空间。
喻宝珠那个会形意拳的堂兄提出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她先把毒药从包装中倒出来，然后把包装物处理掉了，比如扔进了抽水马桶？
刑警不由得对这个三十五六岁的汉子刮目相看。不过，这种可能警方也想到了。假设这种情况存在，那么，她把毒药从包装物中取出来之后如何存放呢？还是要找一个容器，即使是一片纸，事后也应该有个去向呀。或者是连纸一起吃下去了？但解剖时并未在胃内发现纸质残余物。也有一种可能，即她把毒药倒在手掌里，然后把包装毒药的纸袋或纸张扔到抽水马桶里冲走，可尸检时法医对其两手涂抹化学试剂进行过测试，也未发现毒药成分。既然如此，那只有暂时排除这种可能。
这时，喻雅仙的神志似乎清醒了些，情绪也没有刚才那么激动了。她突然开腔说，照你们民警同志的意思，我女儿有自杀倾向，但这根本不可能！宝珠是个很开朗很豁达的姑娘，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乐，过年前电影厂来人要请她去拍故事片，她更加开心了，只要跟我在一起，就会说到这事，完全沉浸在即将成为明星的喜悦中。像这样一个生活中只有鲜花和掌声，从来没受过任何委屈的小姑娘，怎么会自杀呢？她没啥想不通的呀！
刑警说，刚才只是尽量详尽地介绍警方的分析，并非确定的结论。之所以把你从苏州请回来，就是想听你说说喻宝珠生前各个方面的情况，只有掌握了这些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也请你相信警方，我们一定能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
接下来的询问，就围绕着喻宝珠生前的各种情况展开，其间，喻雅仙每每想到女儿的惨死，几次失控，捶胸顿足号啕大哭，直至昏厥，被婶婶和堂妹搀扶回卧室。
从喻宝珠死亡那天开始，嵩山分局刑侦队就认为不管是他杀还是自杀，都应立案调查，而且大部分刑警都倾向于认为是他杀。当时的规定是，命案需报告上级公安机关即上海市公安局，可是，当天报上去后，市局并未作出回应。于是，嵩山分局只好暂不立案，而是指派三名刑警先行展开调查。后来才知道，市局刑侦处对该案的判断与分局刑侦队是相同的，也倾向于是他杀，主张立案侦查。但是，市局领导的观点却是“先调查，如果发现确凿的他杀证据，再予立案侦查”。
直到十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才有大字报披露背后的原因。原来，市局领导层接到来自文化系统的电话，说鉴于喻宝珠之死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多议论，担心影响到上海解放后首家国营性质的电影制片厂的声誉，请求在不违背政策的前提下，尽可能低调处置此事。因此，市局领导层经过讨论，决定暂不立案，但会议记录表明，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俟发现可以认为是他杀的证据，则应即刻立案。
如此，嵩山分局刑侦队就指派了三名刑警对喻宝珠之死进行调查。调查进行到次日下午，仁安里发生了一桩微不足道的小小纠纷，由此引出被认为是喻宝珠之死他杀依据的物证，这才组建专案组，正式开展命案侦查。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上一年7月15日开始的开城—板门店谈判虽已进行了半年多，但时断时续，美国为了获取谈判资本，不断在战场上搞军事冒险，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甚至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应对美国可能发动的直接针对中国大陆的细菌战争，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动员起来，搞好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爱国卫生运动由此拉开了帷幕。各地都成立了“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嵩山区政府也成立了区一级的“爱卫会”，号召本区市民积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具体措施落实到本区各公私单位、中小学和基层居委会。
为制造声势，每个基层单位都把上级下达的“除四害”的指标完成进度“上墙”（即用黑板报、墙报形式予以公布），互相之间还自发进行比赛，未完成指标的要予以督促，完成得好的给予表扬。在这种声势下，全市男女老幼，不管是否有单位，只要具备正常活动能力的，都必须积极参加。本案发生时是冬天，苍蝇、蚊子、蟑螂是没有的，只有老鼠可以消灭。大伙儿都盯着老鼠，一段时间下来，老鼠大幅度减少。不過，指标没有减少，于是就有人从郊区农村或者外地弄老鼠来交差，甚至还出现了物质性的互通有无，死老鼠一时成为抢手货。在这种情况下，因争夺一只死老鼠发生矛盾就容易让人理解了。而这起小矛盾的发生，也使警方对喻宝珠之死的性质有了一个准确的判定。
仁安里有一户居民，户主老陈系国营物资公司的卡车司机，这在当时是一个使人羡慕的职业，与其他工人相比，收入也高出一截，还有一些便利可用，所以，老陈在仁安里算是一个人物。老陈的妻子刘大嫂是家庭妇女，即现在所谓的全职太太，做家务之余，还热心参加居委会工作，最近刚被居委会指定担任居民小组的小组长。喻雅仙、喻宝珠母女家就属于她负责的居民小组，所以这两天她比较忙，时不时被居委会主任或者户籍警叫去询问喻家的情况。
老陈夫妇婚后生育了两个孩子，姐姐十一岁、弟弟八岁。姐弟俩是同一所小学的，姐姐四年级，弟弟一年级。姐姐学习成绩不错，担任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大队委员，弟弟才入学半年，天生顽皮，成绩不佳，还时常惹事闯祸。这次放寒假伊始，老师家访，对家长说了孩子的情况，要求假期期间注意加强家庭教育，争取开学时以新的风貌展现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姐姐便自告奋勇承揽了这茬活儿，每天对弟弟耳提面命，进行文化和思想品德教育。这男孩儿倒是个可塑之材，每天主动遵照姐姐的吩咐一样样落实，还时不时进行一些发挥。
让姐姐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弟弟就把主意打到她头上来了。小学生也有消灭害虫的任务，不过弟弟是例外，因为他上学半年以来，一向不听老师招呼，课余时间玩耍尚且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打老鼠拍苍蝇？所以甘愿上白榜，照样若无其事地过日子，小小年纪有这份心理素质不能不使人叹服。寒假期间，经姐姐教育启发，他一心要脱胎换骨做个好孩子。2月11日学校开学，刚上了半天课，老师就注意到了他的变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予表扬。稍后，老师又专门和他谈话进行激励，把他的上进心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于是，弟弟就想到了要完成“除四害”指标，空闲时间也不玩耍了，屋里屋外四处转悠，到处找老鼠。喻宝珠死亡的第二天下午，姐姐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有一只死老鼠，这对于正犯愁完成不了“除四害”指标、恨不得钻地打洞也要弄到死老鼠的少先队中队长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当下把死老鼠装进一个纸盒，准备明天上学时拿到学校。哪知，弟弟的积极性比姐姐高，发现姐姐的“藏品”后，家庭作业也不做了，立刻把纸盒往居委会送，反正人家会给他开收条，交到学校去一样算指标。
没想到，这一送，倒把姐弟俩的母亲刘大嫂弄了个尴尬。当时为配合爱国卫生运动，街道布置对每户居民进行定期卫生检查，按照检查的情况给予评级，分为“最清洁户”、“清洁户”、“不合格户”和“最差户”。不过，“最差户”一般是没有的——那属于对抗人民政府号召，给扣一个“蓄意破坏抗美援朝”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想当“最清洁户”也不是那么容易。刘大嫂憋着一股劲儿，从春节前就开始努力，终于摘到了“最清洁户”的牌子。同一居民小组数十户中，只有两家被评为“最清洁户”，另一家就是喻雅仙家。她倒不是靠个人努力，而是靠房子本身优越的设施条件轻易夺标。
根据区里的规定，接连三次获得“最清洁户”的居民，将由街道颁发奖状，奖励看一场最新翻译的苏联故事片。刘大嫂想获得这项荣誉，一直在琢磨如何把家庭卫生搞得比喻家好，想来想去总觉得底气不足。昨天发生了喻宝珠猝死之事，她心里一松，喻雅仙的女儿死了，哭都来不及，哪有心思搞卫生？这下笃定可以夺标了。哪知，这节骨眼儿上，儿子忽然拿来了一只死老鼠，进门就对居委会主任说是在自己家里发现的。
这下刘大嫂傻了，家里发现老鼠的，不管是死是活，卫生搞得再好也没有资格评到“最清洁户”了。她还没想清楚往下该怎么办的时候，主任已经让卫生委员把在她家发现死老鼠的情况记录下来了，还打招呼说，按照规定这要上白榜的，刘大嫂你尽管是积极分子，但我们办事一视同仁，请你理解。
劉大嫂赶紧回家，想弄明白这只老鼠是怎么溜进自己家的，还没进门，就听见姐弟俩的吵闹声。原来，弟弟交了死老鼠，拿着写着自己姓名的收条兴冲冲回去给姐姐看。姐姐弄清楚原委，自是恼火，忍无可忍打了弟弟一记耳光。弟弟本是顽劣少年，当下就把“脱胎换骨”丢在脑后，立刻还原本色，找出弹弓偷袭姐姐。虽说是手下留情，没用石头弹子而只用了纸弹，也把姐姐脑门儿上打出了一个疙瘩。刘大嫂问明情况，说你们别吵了，先和妈妈一起把死老鼠怎么出现在我们家里的原因查个明白，设法杜绝，否则以后再有老鼠进门，别说“最清洁户”了，不挂白牌（最差户）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这一番查下来，在两个孩子卧室的床底下发现了一个底部被咬破了的“冠生园”出品的什锦果空纸罐。刘大嫂心下诧异，家里从来没有买过这种糕点，怎么有一个空纸罐呢？看来就是这个空纸罐把老鼠引来的。这只老鼠多半是在哪里吃了老鼠药，药性发作后到处乱窜，溜进了自己家，发现了这个空纸罐，闻到残留的糕点香味儿，就咬破了底部，临死前尝到一点儿糕点渣子，也算是死得其所。
刘大嫂就拿着这个空罐去了居委会。当时的宣传观点认为，老鼠就是敌人，居民发现鼠情应该像发现敌情一样向居委会报告，再反映给爱卫会，供专家分析，以便制订更为精准的灭鼠方案。巧得很，户籍警小顾正好在居委会。刘大嫂向卫生委员说明情况的时候，起初他也没当回事，听着听着，原本有点儿瞌睡的他眼睛渐渐睁大，最后定格在刘大嫂拿来的那个空罐上。他立即一跃而起，从一本报告纸上扯下两张把空罐包上，对刘大嫂说：“去你家看看。”
小顾不是刑警，他去刘大嫂家不过是要保护现场——他已经认定这个空罐很可能与喻宝珠的猝死有关。看过两个孩子的卧室后，他把房门关上，扯过一张凳子坐在门前，请随着一起过来的居委会主任给派出所打电话报告。
派出所得到报告，马上转报分局。不一会儿，三个负责调查喻宝珠死亡情况的刑警王秀木、阮嘉平、郑寒笙合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风风火火赶到。听小顾说了说情况，刑警转而问刘大嫂和两个孩子，这个空罐是怎么个来路。可是，刘大嫂和她的一对子女对此也是莫名其妙。刘大嫂说，要不是老鼠叼进来的？刑警断然否定，罐子比老鼠大出许多倍，怎么个叼法？
正说着的时候，男主人老陈下班回家，听清刑警上门的原因，赶紧解释说，他前天上午出门买菜，经过弄堂口的垃圾箱时看见了这个空罐，垃圾箱在弄堂的左侧，空罐在右侧的墙边。估计是有人经过时顺手抛入垃圾箱，却差了些许准头，扔到垃圾箱的边沿，又弹落到对面的墙边。他觉得这个空罐不脏，又没损坏，就捡起来放在菜篮子里，买完菜就带回家了。那个年月，用罐子、盒子、瓶子包装的糕点糖果对于寻常人家来说乃是奢侈品，除非有亲友赠送，一般是买不起的。有人赠送的话，吃完了内盛的糖果糕点，也肯定会把空罐留下，作为盛放小物品的容器。所以，老陈随手捡个空罐拿回家之举，在当时是很正常的。
刑警把空罐送到市局进行技术鉴定，技术人员从空罐里残留的糕点细屑中检得微量氰化钾成分，此外，还在空罐表面发现了数枚指纹，其中包括死者喻宝珠的。
嵩山分局以此作为依据，再次向市局报请立案，终于获准。市局对该案的侦查比较重视，指派刑侦处第二科科长钟乃道和资深刑警张崇师与嵩山分局之前奉命调查的三名刑警郑寒笙、阮嘉平、王秀木组建专案侦查组，钟乃道任组长。
当晚，专案组开会研究案情，对新发现的那个空罐作出如下推断——
空罐里曾经盛放过沾有氰化钾的糕点，那只老鼠溜入陈家后，循着糕点香味找到空罐，在底部咬了个小窟窿，含有剧毒的糕点残渣导致老鼠死亡。当然，刑警的工作跟爱国卫生运动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不是老鼠的死因，而是准明星喻宝珠的死亡之谜。这个空罐必然与喻宝珠的死亡有关。从空罐表面遗留的喻宝珠的指纹推断，此物很可能是这个姑娘抛弃的。那么，她是如何得到这罐糕点的，又是什么时候把空罐抛弃的？如果喻宝珠是吃了这些有毒糕点死亡的，在她抛弃空罐到中毒死亡之间的这段时间里，这些有毒糕点又存放在哪里？
案发第三天，专案组刑警分别对上述问题进行调查。
刑警张崇师、郑寒笙、阮嘉平三人去仁安里走访群众。这天是星期六，当时距实施双休日制度还有四十多年，因此周六照常上班。刑警分头走访了仁安里所有家里有人的住户，忙到下午六点多，刑警阮嘉平走访居民费长礼时，终于查摸到了一些线索。
费长礼在十六铺客运码头工作，上长日班。每天早上七点出门，骑自行车到单位，在单位食堂吃了早饭，正好八点上班。据他反映，2月13日早上骑车出门时，看见喻宝珠从家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彩色罐罐。两人照面时，喻宝珠还冲他甜甜一笑：“爷叔，上班去啦？介早啊！”
自行车出弄堂口刚拐上马路，对面人行道上有个端着钢精锅子的老太太被路面上的薄冰滑了个趔趄，人没摔倒，锅子却脱手掉落地下，豆浆泼了一地。老费下意识地捏了下车闸，把车停下朝那边观望。就在这时，他听见身后传来“咚”的一声，接着，喻宝珠就走出弄堂，目睹了对面那一幕，不无同情地叫了声：“啊呀，打翻脱哉！那奈能办啦！”一边说一边穿过马路，要去相帮老太太把锅捡起来。但已经有人先一步做了，所以她只是看了看，然后就离开了。费长礼说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姑娘手里已是空无一物。
刑警由此判断，老费听见的“咚”的一声，就是喻宝珠把空罐抛向垃圾箱又弹落在地的声音。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喻宝珠是在2月13日上午七时许把那个空罐抛弃的。稍后，卡车司机老陈去菜场买菜经过弄堂口时发现了那个空罐，就顺手捡了起来。
另一路刑警钟乃道、王秀木的调查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们计划先去向喻雅仙询问。昨晚刑警与死者亲属谈话后，见喻雅仙的情绪很不稳定，建议喻鼎举夫妇及那对堂兄妹商量一下，留下一二人陪伴。那一家子视仁安里的住所为“凶宅”，觉得不便住宿，遂决定把喻雅仙带到他们位于新闸路的住所暂住几天，便给刑警留下了地址。可是，今天上午过去，刑警却吃了空门。问邻居，都说不知道這一家子去哪里了。刑警王秀木便有些后悔，说昨晚没有想到，应该请喻鼎举夫妇的子女留下工作单位的地址和电话的，还应关照一下他们，如果出门的话，要跟居委会打声招呼，以便警方有事可以联系得上。
钟乃道说不着急，咱们上派出所打听去。两人去了新闸路派出所，查下来，喻雅仙的堂兄是有工作单位的，系铁路局机务段的采购员；堂妹是家庭妇女，其夫系闸北一个姓丁的西医，上海解放前夕，那医生不知怎么失踪了，她就回了娘家。如今，她的生活全靠西医留下的积蓄。顺便问了问，得知这一家子在政治上都无问题，从未参加过反动党团或封建帮会，也向无治安方面的违法记录，即使那个“守活寡”的堂妹，也未听说有过什么生活作风方面的绯闻。
刑警就往铁路局机务段打电话，那边说确有喻某某其人，是供应科的专职采购员。电话转到供应科，不巧，喻去外面采购物资了，具体去了哪里也不清楚。刑警只得请对方给喻留话，让他回来后跟警方联系。打过电话，两个刑警连水也没有喝一口，重返喻鼎举的住处，还是铁将军把门。没办法，只得又去铁路局等候，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仍不见人。再去新闸路等了两个小时，下午五点，方才在喻家门口候到了刚刚回家的喻雅仙的堂兄。一问方知，昨晚喻雅仙的情绪很不稳定，还发高烧，就把她送广慈医院了。当时是堂兄妹两个把她送去的，医生建议留院观察。天明后，喻鼎举夫妇赶来了，堂兄去上班，留下喻鼎举夫妇和妹妹陪护。
钟乃道、王秀木赶到广慈医院时已是六点，在走廊与送曾显聪出来的喻雅仙的堂妹相遇。昨晚在仁安里她与王秀木见过面，认出乃是分局刑警，就把曾显聪介绍给王秀木。这个名字钟乃道、王秀木之前已经听说过，于是点头招呼，钟乃道还跟曾握了握手。曾显聪昨晚抵沪后，在北火车站就与喻雅仙分手了。喻鼎举夫妇是比较讲究老理儿的，他们倒不反对喻雅仙与曾显聪交往，但认为曾显聪还没有办完离婚手续，不应该跟喻雅仙显得太过亲密。昨晚阻拦曾显聪随同他们去仁安里也是这个原因。
喻雅仙下半夜被送进医院后，打了一针安眠剂，一觉睡醒已是上午十点，开口便唤曾显聪。老两口为稳定侄女的情绪，马上让女儿给曾显聪打电话。曾显聪在医院陪了大半天，此刻正要回家，出门就碰上了前来调查的刑警。
得知眼前这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男子就是曾显聪，钟乃道暗忖，听说这人几乎天天出入仁安里，喻雅仙母女俩的生活开支全部是由他负担的，那么这罐糕点是不是他买的呢？于是，就把空罐拿出来，问曾是否见过。曾显聪马上说，那是喻宝珠喜欢吃的冠生园什锦果，家里是常年不断的，前几天还听她说要去买马口铁饼干听包装的新品。至于这个空罐，曾显聪说他没有见过。
曾显聪告诉刑警，他最后一次见到宝珠是2月12日。那天他要陪同喻雅仙去苏州，买的是十点钟的车票，去北站的路上，他让出租车在仁安里拐一下，接上喻雅仙，顺便给喻宝珠留下些现钞——他解释说，母女俩的生活费都是由他提供的，每月不少于两百万（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还不包括平时给她们买的东西。说到这里，曾显聪忽然眉峰一耸，说我想起来了，这罐什锦果是宝珠自己买的。过年时——年初四或者年初五，我请她们娘儿俩去南京路国际饭店吃罗宋大餐，路过“泰康”（即泰康食品店）时，宝珠进去买了两罐。当时，店员告诉她过几天有三磅装马口铁饼干听包装的新款上市，宝珠当即表示过两天要来看看。12日上午我去仁安里时，宝珠告诉我一会儿就要去“泰康”买那种新品。
聊了一会儿，曾显聪先行告辞。刑警进病房询问喻雅仙。王秀木注意到，和一天之前相比，喻雅仙憔悴不少，两眼空洞，神情木讷。原以为这种状况下跟喻雅仙很难沟通，但刑警还是出示了空罐，试着问了问。喻雅仙的思维倒还是比较清晰，言语表述也算正常。她告诉刑警，女儿从小就喜欢吃冠生园的糖果糕点，两年前，冠生园推出了这种什锦果，先是盒装，后是纸罐装，她都特别喜欢。当然，市场上还有散装供应，但她说散装的味道不及盒装或罐装的，所以只买这两种包装的产品。这次冠生园又推出了马口铁听装的，她自是要赶紧去买。不过，12日上午去南京路有没有买到，她就不清楚了，因为她已经和曾显聪去苏州了。
那么，这个空罐又是怎么回事呢？喻雅仙说，年初五曾先生请我们母女去国际饭店吃饭，饭后逛南京路时在“泰康”买了两罐点心。不过，这两罐点心并没有拿回家里。回家路上，宝珠去小亚家取一幅油画，还在那里待了一阵儿，吃了晚饭，临走时拿了油画，却把两罐点心给忘记了。12日上午曾先生来接我之前，小亚提着那两罐点心上门了，说是宝珠上次忘记拿的。宝珠还埋怨他，说事后给他寄生日贺卡时已经写明不必送来，让他留着吃。可小亚还是执意送过来了。
刑警问，小亚是哪位？跟喻宝珠又是什么关系？喻雅仙说，小亚是喻宝珠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二十二岁，小伙子人蛮好的，喜欢画画，六七年前就已经拜师学油画了，他的作品参加市里的比赛得过奖，年前还听说有一幅他创作的油画要送苏联去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青年油画作品展览。年初五宝珠去取的那幅油画，是他特地画了送给宝珠的。
刑警听到这里，禁不住问，这个小亚是不是在和喻宝珠谈恋爱？喻雅仙说，小亚除了画画，还喜欢跳舞，而宝珠也喜欢跳舞，两人是在跳舞时认识的，已经认识一年多了，是不是在谈恋爱那就不清楚了。我经常听宝珠说起他，两人也经常走动。不过，像宝珠这样漂亮的姑娘，还不是走到哪里都有小伙子围着她转。
当晚八点半，专案组开会分析案情。如果喻雅仙的回忆没错，那么那个后来被发现内有被下毒糕点的什锦果纸罐曾在小亚家里放过将近两个星期，直到出事前两天的2月12日才由小亚主动送到喻家。而在这之前，喻宝珠在给其邮寄生日贺卡时已经传递过信息，说什锦果送给他了，可是，他却特地送回来了。而在送回后的次日上午，仁安里有居民看见喻宝珠把其中一个已经吃光了的空罐扔进垃圾箱。
如果说染毒什锦果在空罐被抛弃之前已经被喻宝珠吃掉的话，她肯定当时就殒命了。可事实并非如此，次日上午她还好好地出门，经过弄堂口垃圾箱时还顺便抛弃了空罐。这就是说，染毒什锦果并未被喻宝珠吃掉，而是放在家里的某个容器内。可是，勘查现场时已经搜遍了全宅，并未发现有哪怕一张半张包过什锦果的纸张，更别说其他放过什锦果的容器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喻宝珠肯定把未曾吃掉的包括染毒什锦果在内的糕点放在家里，一直放到2月14日早上才吃。那么，她究竟把纸罐里剩下的什锦果放在哪里了呢？一干刑警想了又想，最后想出了一个合适的去处：她把吃剩下的什锦果放进那个新买的马口铁饼干听里了。次日，她早餐可能没在家里吃，所以没出事。2月14日，她在家里吃早餐，误食了放进马口铁饼干听里的染毒糕点，当场中毒身亡。
那么，另一个纸罐的什锦果到哪里去了呢？喻宝珠不可能在两天之内把两罐糕点吃得只剩下少数几枚呀！这个，刑警就分析不出了。还是先调查吧，去找那个小亚调查，因为他此刻在专案组眼里已经成为涉嫌对象了。
2月17日上午，专案组刑警张崇师、王秀木、郑寒笙开始对小亚进行調查。先从外围进行，前往小亚居住地管段派出所了解此人。民警介绍如下——
小亚今年二十三岁，汉族，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系著名画家，民主党派人士，政协委员。小亚去年毕业于上海美专，现供职华东工艺美术品研究所，系该所一位年轻的设计员。小亚无刑事或者治安犯罪记录，也未曾参加过任何党派或者帮会组织，政治态度属于一般群众，不像其父那样追求政治进步。可能受家庭经济条件、艺术氛围、画家职业、旧社会遗留的生活习惯等影响，小亚在物质生活方面追求超优，他的穿着打扮既另类又前卫，从头到脚的服饰全部是舶来品。上海解放后，市场上渐渐少有进口服装鞋帽，他就让海外亲戚邮寄。平时经常出没的场所是舞厅、影剧院、溜冰场、游泳池、饭馆、咖啡馆等，出手大方，被人视为“比小开还小开”。小亚家有房产数套，平时不与父母住在一起，而是住在北四川区峨眉路的一处独门独户的私房内。
外围调查之后，就把小亚传唤来所，当面接受调查。这是一个颀长身材、眉目清秀、举止斯文的俊逸青年，以一种若无其事的神态出现在三位刑警面前。在刑警想来，这等神态似乎可以表明小伙子还不知道与其交往甚密的姑娘已经长逝。于是，刑警的开场白是：“你知道喻宝珠出事了吗？”
没想到，小亚若无其事地缓缓点头：“我听说喻宝珠猝死了。”
“你跟她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朋友。”
“什么性质的朋友呢？”
小亚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哈欠：“呵——对不起，昨晚在赶活儿，天亮才睡，睡了没多久就被户籍警敲门叫醒了，精神有点儿不济。你们问我跟喻宝珠是什么性质的朋友，我想我们这种关系应该属于谈恋爱吧。”
“你是怎么知道喻宝珠死亡的消息的？”
“昨天我去过仁安里，听弄堂口的老皮匠说的。”
“听说以后呢？”
“听说以后？那我就转身离开，打道回府啊。”
“你这种行为，像是情侣关系吗？”
“这个……请教当面，难道情侣关系还有固定模式？人民政府公布过这样的模式吗？”
刑警一时语塞，不过，在他们看来，即便是不懂事的小青年随便玩玩，也不该如此感情淡薄啊。对此，小亚却有说法：“人的感情是建立在互相沟通的基础上的，宝珠已经死了，还怎么沟通呢？所以，恋爱结束了，爱情也就没了。关于这一点，春节前我和她探讨过，她也赞同。”
三刑警听到这里，禁不住互相交换眼色：年纪轻轻，正在恋爱阶段，怎么会探讨这样一个沉重话题呢？这正常吗？看他这副样子，是不是故意装得特立独行，玩世不恭，以掩饰自己的涉案嫌疑呢？
于是，这个话题打住，刑警让小亚说说关于那两罐什锦果的事儿。小亚听了眉毛一皱，说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也感兴趣？好吧，既然感兴趣，那我就如实奉告。
事情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元旦那天，小亚和喻宝珠看了场苏联电影，里面的男主人公是个画家，精心创作了一幅油画送给热恋中的姑娘，由此引出了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从电影院出来，小亚提议去喝咖啡，聊天中，喻宝珠说小亚你也是画家，你也给我专门画一幅油画吧，我肯定喜欢。小亚答应了，当天就开始构思，然后进入创作。为此，他把单位下达给他的设计任务放在旁边。幸亏他这份工作不用坐班，全年除了每月一次去单位领工资或者有时开会、学习什么的，基本都是待在家里，所以单位并不知道。原准备在春节前把画作完成的，可是紧赶慢赶还是没来得及，一直到年初三才完成。这段时间喻宝珠没敢天天过去打扰，两人隔三差五才通通电话，见个面。初三傍晚，喻宝珠借用她家附近一家工厂门房间的电话打到小亚父母家，想撞撞运气，看小亚是否正好在那边。还真让她撞着了，小亚正在参加家庭新年聚会。两人于是约定，年初五下午喻宝珠去取画。
年初五下午，喻宝珠如约登门。正好有小亞的另外两个朋友去给小亚拜年，于是，小亚就说都别急着告辞，我请大家吃饭。小亚尽管“比小开还小开”，但他有一双巧手，而且心思玲珑剔透，见识又广，竟然烧得一手好菜。于是四人就吃了一顿不算丰盛但可以说是精品的晚餐，饭后，喻宝珠拿着小亚给她画的油画离开时，忘记拿那两罐什锦果了。次日，她给小亚邮寄生日贺卡时，留言说什锦果就留给小亚了。但小亚对糕点并无兴趣，再说那几天他很忙，所以就没有给喻宝珠送回去。一直到2月12日，他才有空去跟喻宝珠见面，顺便就把什锦果拿过去了。
刑警感到不解：“从年初五到2月12日，有十三天吧？你跟喻宝珠是恋爱关系，却一直没见面，你自己说说这正常吗？”
小亚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觉得正常，因为我手头有事，心里也有事嘛，没有空。”
小亚说的手头有事，是他必须赶在15号前把拖下的工艺美术品设计稿和说明文字全部完成。至于心里有事，小亚说属于个人隐私，不愿回答。刑警说现在是在对你进行审查，我们问到什么你就必须如实回答什么。小亚只得告诉刑警，在与喻宝珠交往的同时，还有两个不错的姑娘正在追求他，他有些心动，又拿不准在连同喻宝珠在内的三个姑娘中，究竟应该选哪一个。
刑警马上追问：“这事喻宝珠知道吗？”
打自询问开始一向满不在乎若无其事的小亚听见这话，一瞬间略显迟疑，继而摇头：“她不知道。”
三刑警再次互相交换眼色，对小伙子的疑心更甚。于是就问到了什锦果，问他是否打开过纸罐。小亚马上摇头，说我又不吃，打开密封得好好的罐罐干吗？继续盯着问下去，小亚显出不耐烦的神色，说他要说的话都已经说了，没有其他内容需要补充了。说罢，不管刑警问什么，他再也不开口了。
这个态度，别说作为一个已被怀疑涉案的命案嫌疑人了，就是寻常小扒手，刑警也是不能接受的。但人家不开腔，一时似乎也没办法强迫他开腔，三刑警商量下来，决定先将其留置于派出所，他们去其住处查看过后再作计议。
搜查工作直到下午三点才开始进行。这倒并非刑警延误，而是因为小亚独自居住的房屋系其父私产。而其老爸是著名画家、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建国初期公安机关需要采取针对此类人物的行动时，都必须向上级请示。因为这个被触动的对象可能正奉命秘密进行对敌统战工作，或者掩护、协助我方秘密人员执行特殊使命，如果正在这当儿突然发现其住所遭到搜查，那就有可能影响大局。此类工作当然是高度保密的，作为基层公安机关根本不可能知晓，因此，专案组在搜查之前，必须请上级确认，搜查对象并无上述情况。好在上级审批的速度还比较快，专案组上午把报告打过去，下午两点就批下来了。于是，刑警对小亚的住所进行搜查，但没有什么发现。
当晚，刑警又紧锣密鼓地对小亚所说的另外两个正在追求他的姑娘小杜和小宓进行调查。组长钟乃道特地关照刑警，我们是调查他是否涉案，不对其他不属于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情况发表意见，所以他的三角恋爱情况就没有必要向当事人透露，这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并非法律问题。因此，刑警分别跟小杜和小宓谈话时，始终没对小亚还在跟其他对象交往之情况吐露半点儿口风。调查下来的结果表明，小亚之前在派出所对刑警所说的“心里有事”之说法属实。
按说，对小亚的审查没有发现其涉案的证据，那就应该恢复他的自由。当时的做法是可以放人，也可以送看守所——称为“留置审查”或者“拘留审查”，反正只要承办员认为有必要，就可以“以拘代侦”。不过，这种手段对小亚是否适合那是需要考虑再三的。专案组议下来，想出了一个办法：小亚有美术和工艺特长，那就利用一下，让派出所以“借用”为名跟其供职单位协调，把他“借”到派出所，搞所里的环境美化，派民警日夜陪着他。所里的活儿干完了，可以到下面的街道、居委会去布置“法制宣传画廊”。一个圈子兜下来，命案应该有个结果了。这样，既可以确保小亚无法玩失踪，也便于专案组随时向其了解情况。
这样一来，就苦了两个昼夜陪伴小亚的民警。因为专案组关照过，这人对于侦破案件可能至关重要，必须保证他不溜走、不自杀，而且要将其当作派出所的客人一样对待，不可给他脸色看，他需要民警帮他做什么事情，都必须乐呵呵地去做。这个小亚还真折腾人，喜欢白天睡觉晚上画画或者制作工艺美术品，经常深更半夜让民警陪同他跑到街头去看别处的墙报、海报。这倒还可以接受，难以接受的是他因为家境富裕，花钱如流水，晚上出去动不动就吃夜宵。民警是供给制，每月只发点儿零花钱，哪来钱钞陪他吃夜宵？公家财务制度卡得紧，也不可能列入报销项目。小亚倒是大方，掏钱请客，民警哪敢吃，只好冒着凛冽寒风空着肚子在饭馆、咖啡馆外面等候，满腹怨言还没法儿发泄。
2月18日，专案组开了一次时间较长的案情分析会，回顾检讨之前的工作思路，寻找新的调查方向。
话题还是2月13日上午被喻宝珠扔掉的空罐中毒药成分的来源。即使用外行人的角度来看，弄清这个问题也是一条破案的捷径，一下子突破，直接扎向案犯。这也是专案组盯着这个方向不放的原因。不过，这距离中心最近的一步，却无论如何无法走通。现在，一干刑警就先循着这个目标展开讨论，理出有条件下毒的所有对象，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喻宝珠生前交往的同学、朋友；二是包括喻雅仙在内具备作案条件的喻宝珠的亲属；三是邻居。
刑事侦查通常都是拣最便捷的途径走的，所以刑警最先找的是小亚，但询问下来没有发现小亚涉案的证据，只好将其先搁在一旁。接下来就该调查其他同学、朋友了。调查中需要注意发现像小亚那样跟喻宝珠有超出寻常友情关系的对象，因为以喻宝珠生前的交际面以及她的性格，她很有可能也像小亚那样同时与不止一个男友交往。如果确实存在这种小亚式的男友，那就有可能产生杀人动机。
第二个调查方向是死者的亲属。尽管通常来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不可能跟自己的亲属结下什么了不得的怨仇，之前的调查中也没有听说过喻宝珠与自己的亲属有什么重大利害冲突，但在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之前，这方面的调查还是必要的。好在喻宝珠的亲属不多，也就是其母喻雅仙、叔公喻鼎举一家。鉴于“电气小开”曾显聪与喻雅仙的那份特殊关系，刑警决定把曾显聪也列入这一类调查对象之中。
第三个调查方向是仁安里的邻居。之前勘查现场时刑警就已对喻雅仙母女跟邻里的关系进行过初步了解，居委会方面说，这对母女平时跟邻居从来不来往，独门独户，自出自进，平时在弄堂里相遇，也就不过互相客客气气打个招呼。母女俩在仁安里其他居民眼里，是属于另类的，好像跟他们隔着一条鸿沟。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状况的差异。喻雅仙母女俩有“电气小开”为经济来源，过着优裕的生活，这跟大多数每天为谋生而奔波的仁安里居民相比，那真不是一个层次，所以互相之间确实也没啥可说的。但是，刑事案件的发生有许多不特定的因素，比如因对某种行为“看著不顺眼”甚至因某句话“听着不顺耳”就杀人的案例，刑警也没少见过。在当时普通人的观念中，像喻雅仙、喻宝珠母女这样过着寄生虫生活而且生活得甚好的对象，毕竟是不怎么顺眼的。万一有人由此生发出怨恨之心，又有下手的条件和机会，头脑发热伸一伸手，不是绝对没有可能。所以，专案组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调查。
在这个方向，刑警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前面说过，喻宝珠已被电影制片厂看中，准备邀其饰演一部新上马影片的女二号。上海解放后，故事片上马的数量远远低于解放前，这与电影制片厂的减少、题材审查的严格、拍摄条件的改变有关。对于广大观众来说，倒还不算不幸，因为有苏联影片可以填补新片的不足；但对于演员或者做着演员梦的年轻人来说，那就是悲剧了。可以想象，哪家电影制片厂要拍摄新片的话，想饰演主角配角的肯定不少，而喻宝珠被初步选中乃是出乎那些竞争者意料的。会不会有人因为过于想获得这个角色，因而丧心病狂要扫除喻宝珠这个障碍？如果这种可能存在，被选择作为凶手下手投毒的，就很有可能是某个邻居了。
专案组定下上述调查方向之后，对工作进行了分工。由于人员不够，钟乃道出面与嵩山分局协调，又调来两名刑警。当然，对于这样一起复杂的命案来说，七名刑警还是嫌少，那就先对上述需要了解的情况中比较容易调查的下手。这几天，专案组刑警就在忙碌这些活儿。
那么，是否忙出什么效果来了呢？先看第一拨刑警的调查——
截至2月2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