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溃败台湾前夕，从大陆运去大量黄金。具体数量难以查考，一般认为约360万两。
当年黄金运台行动的指挥者之一，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的日记记载，1950年，台湾国民党军队每月军费需要黄金14万两，后减为6万两。这360万两的黄金，也只够维持5年的军费开支。当年的台湾，经济非常落后。台湾1970年代的经济起飞，是由于政府正确的政策和人民的努力，不是因为有了这笔黄金。但没有这笔黄金，国民党政权难以度过初到台湾的难关，几乎可以肯定会经济崩溃。
下面是吴嵩庆之子吴兴镛（美国加州大学，医学教授），为他父亲《吴嵩庆战时军费日记：1948-1950》所作的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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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吴嵩庆将军（1901—1991），中年以后至去世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此“战时军费日记”是从1948年元旦到1950年年底整整三年的日记。那个时段是内战最关键的年头。日记虽属个人记录，以作者的职务及其担负的工作，可作大时代的见证，也透露出内战时的机密。日记中包含了他担任军需署、财务署署长三年中掌管军费的经历（占全国总支出的75%以上）。这让他牵入了一个重要的事件——黄金运台湾，也为台湾的新台币没重蹈金圆券的覆辙做了注解。先父1925年于沪江大学毕业，1929年入巴黎大学法科市政学院，1931年夏，硕士毕业返国。1933年，上庐山谒蒋介石，被任为少校秘书，兼秘本股长，次年转任航空委员会秘书。1937年，升任主任秘书，参与中华民国空军建军。1939年任航委会经理处处长。1943年调军需署。1945年由军需署副署长外调湖北财政厅厅长。1947年年底，蒋介石决心改造军需系统，采用美国顾问建议的“新制”，需要一位既熟悉旧军需系统，又通外语，能与顾问沟通，最重要的是蒋主席能信得过的人，来管军费，出任财务署长。先父担任过军需署副署长，教会大学毕业，通英语，在法国留学，蒋的侍从室出身，被近距离观察过，是不二人选。1948年元旦，先父走马上任，担任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任军队财务署署长。在烽火燎原、兵荒马乱中，实行美式“新制”，主要是财务署在各地设立收支处，由财务官直接把薪饷送到官兵本人手中，来取代过去百年来中国军队包办制的军需传统，也就是要核实人数，连根拔出“吃空缺”的弊病。但这项工作是需要各方配合的，例如，核实部队人数要由国防部的人事部门提供正确人数。在当时战时体系内，部队人数都是部队长官自己申报，在信息匮乏、管理系统落后的情形下，几百万的部队分布在近4000千米的战线上，与中国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犬牙交错，核实人数谈何容易？1948年就在新上手整合财务署、计划实行新制、训练新的财务官、视察军队实情中度过大半年。随着军事恶化，军费一再追加，到秋天，国民党在东北、华北战场失利，南京政府准备撤退到广州，“新制”只好放在一旁了。年底，金圆券改制失败，民怨沸腾，政府衰相毕露。复任总统甫半载的蒋介石已做“缩小局面、另起炉灶”的准备。12月1日晚，上海国库黄金的半数，200余万两，已经由海关“海星号”运至基隆，再由火车转台北。 其中半数以上系美援华的足赤金砖。另外，在除夕夜，又由同一海关船从沪上运出57万余两航向厦门，后来加上广州运厦的30余万两，储藏在鼓浪屿小岛上，主要作为继续抗共的内战军费，由财务署经管。到了1949年年初，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蒋介石决定下野，但在下野前要安排好、掌控好国库的金银外汇，这是在台湾“另起炉灶”最重要的一步。在蒋下野前夕，财务署与中央银行于1月10日订立的《军费草约》把当时国库尚未运到台湾的金银外汇都纳入“预支军费”的范畴。这份相当重要的内战文件，虽然现已无踪迹可寻，但其签订过程却完整记录在先父这年1月8日至11日的日记中。1949年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一个重要时间分水岭，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珍藏的《蒋中正日记》里，这一年给人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把解放军由东南沿海牵引到西南内陆，目的是给“新炉灶”的台湾一些时间，可以做抵抗“赤潮”入侵的准备。在财务署保管的金银外汇就是配合这个隐形战略来支持各战场的，从徐州、南京、上海、福州、厦门、广州、昆明到重庆与成都。先父这一年的2月4日到5月1日日记是空白，除了军情紧急的忙碌，心情抑郁应该也是个原因。抑郁来自公私两方面：于公，政府岌岌可危，风雨飘摇，前途渺茫；于私，在中央大学毕业班的大公子，思想接近左派，4月23日南京解放，就与父亲分道扬镳了。5月中，先父因公务“偶然赴沪”，在上海的一家人才被从解放军的包围圈中接运到台北。那年暑期，他在广州，财政部长徐堪靠向财务署“借钱”来支撑政府开支，这里面有财务署与财政部的第二份“草约”，为财政部向军方借贷1600万银圆而签立，到8月底，广州政府面临断炊，吴嵩庆答应徐部长从台北财务署运来5万两黄金，但此动用没有经蒋介石的最后批准，犯了其大忌，不但被召去重庆“解释”，也影响了吴未来的军中前程，始终“原地踏步”。但在日记中，他从未后悔过。
1949年，政府财政崩溃，纸币巨贬，粮饷匮乏，国民党军队完全无法作战，财政部与财务署的金银不够供购全军的粮食，蒋介石在幕后只能选择性提供，仅有嫡系中的嫡系（如胡宗南的部队）才能经由财务署补给金银，在编注者2017年获得的台湾解密军费档案里，吴嵩庆是少有的可签拨蒋介石严格控制下金银军费的人之一（另一位是郭忏，联勤总司令）。军费总管负责人进出军营前线，是“大军头”的财神爷（如果能及时补给金银），也是其所憎恨的“军需头”（如果拿到一钱不值的金圆券或银圆券），有时甚至面对枪口，命在旦夕（11月底的日记）。最后，在12月初，先父冒着被俘的危险，押运着装满金银的车队，在解放军凌厉前锋不到半日的车距，缓缓从重庆退到蓉城；6日那天在成都军校里，两次晋见蒋介石，呈上一份军费黄金报告。这是一份珍贵的内战军费文物，现珍藏在台北“国史馆”，里面记录了财务署奉命保管的黄金账。次日他即奉命撤离，乘坐台北运蓉黄金的回程机到台湾。到了台湾，财务署马上要列制出1950年以银圆计算的军费预算，这里从“国史馆”所藏“大溪档案”中可看到，该年预算每月1400多万银圆，是以官兵人数100万计，这数字一定是“国防部”提供的，是1949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总人数，这里当然包括驻防海南岛、舟山、大陈等外岛的人数。有趣的是，这里也列有驻防南沙群岛的官兵薪饷。蒋介石大笔一挥，就裁军20万，把军队总人数限为80万，军费每月减为1100万银圆，这也要黄金14万两。1950年年初，吴嵩庆为军事预算忙碌，代表“中央”，免不了要与台湾省（省主席陈诚）交涉，这是大陆内战期间，国民党中央与地方财政之争的延续，陈诚知道“中央”有黄金，总希望减轻台省负担，预算赤字由“国库”黄金弥补，蒋则希望不要动用黄金或尽量少支出，在中间左右为难的就是财务署长。在陈诚的眼中，吴嵩庆是蒋所信任的人，尤其经管着只能由总裁动用的机密费（厦门运台湾的“奖恤金”8万余两黄金），这让陈诚非常不满。这笔不在“中央银行”账上的“奖恤金”也使吴成了“中央银行”及财经界人士眼中的“异类”。由于这些因素，限制了他在台湾仕途的未来。
2月，由蒋介石、张群、吴国桢、俞鸿钧、严家淦、任显群及吴嵩庆等组成的“军费审核小组”经数次会议之后，到25日决定，黄金补助由3月的14万两减到5月的6万两，但同时也以稳定台湾物价为前提（如无运台黄金，补助军费与卖入民间150余万两，台湾新台币就难逃金圆券巨贬的命运）。3月，蒋介石复职“总统”；4月，财务署改组为军需署，吴嵩庆除经管军费外，还要统筹军队所有补给用品，包括一切后勤所需，如服装、军粮、营房、眷粮与眷舍等。时值朝鲜战争爆发前夕，解放军隔海跃跃欲试，当时已有百架以上米格喷气式战斗机，而国民党空军只有落伍的“二战”时的螺旋桨战机，海峡制空权面临挑战，沿海正征集大量船舰。当时美国中情局认为解放军在1950年年底前可解放台湾。同时，刚上任的军需署长认为，一切准备不足，连起码的军实都缺乏，从4月起，日记中就在为军粮操心，几乎每日同台湾省府交涉军米及购入泰国米（也是以运台湾黄金购买）。除台湾本岛以外，还要供应舟山、大陈与金门、马祖的数十万军队。不得已，那年4月撤守海南岛（也是在解放军压力下），5月放弃舟山，把南北两三千公里的防线缩短到五分之一。但到6月3日，他记下：“上午军事会报……共军攻台信号已急，而一切补充尚无着落，心焦急甚。”如不是在三周后爆发朝鲜战争，台湾或真如美国中情局所预测，在该年年底已被解放。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次日，及6月27日杜鲁门宣告“协防”台湾，他日记里一句庆幸的话都没有，或许他所担心的解放军迫在眉睫的攻台可暂时放一边，但仰人鼻息的感受使他感觉耻辱，这在三年的日记里也可体会到。在1950年下半年，他继续为完成军需“新制”而工作，以后终于实现补给到士兵，扫除“吃空缺”的积习。他继续在台湾担任财务署、军需署署长达15年之久。先父完全是一位20世纪的中国人，30年代，去巴黎留学，愿望是为祖国都市建设而学市政，但在强邻的侵袭下，国家没有机会建设。在初回国的失业中，被动地“参了军”，成为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侍从室中的“储备人才”。在40年代末，被授以全国军费总管的重责，成为战争机器中的一个环节，这是知识分子在战乱中的无奈。但他的儒家传统的家教及虔诚的宗教信仰，让他终身恪守“廉洁”二字，也无愧于所生。 去世后，他的老长官王东原将军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今之萧何”十二字结语赠之。读者可在他一生行谊及他这三年的日记中去觅取自己的结论，也可从他的记录中，看到内战关键时段的一些人与事，尤其是有关军费（包括运台黄金）的筹措与运用。
吴兴镛序于美国加州长堤
【《吴嵩庆战时军费日记 1948-1950》编注者序//吴嵩庆,吴兴镛．吴嵩庆战时军费日记：1948-195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