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 试论中苏同盟破裂的内在原因（上）
这里要讨论的不是一般国家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盟国关系，而是特指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最主要的国家——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中苏关系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更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格局：1950年代初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最终决定了美国远东战略的走向，于是冷战从欧洲扩展到亚洲；1960年代初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最终导致中美关系趋向缓和及正常化，以至中国实际上退出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抗为标志的冷战舞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中苏关系历史的讨论，是国际冷战史，尤其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中苏关系经历了结盟（1949-1953）、蜜月（1954-1957）、分歧（1958-1960）、破裂（1960-1964）、对抗（1964-1979）以及走向正常化（1980-1991[1]）等不同阶段，其中真正构成政治、军事同盟关系的时间不过十余年。无论如何，到1960年苏联撤退在华苏联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时，中苏同盟解体的命运实际上已经注定。从那时起，中苏分裂的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里，就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关注的问题。1990年代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档案文献大量解密并开放，把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中涉及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原因的讨论层出不穷，硕果累累。[2]这些论著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分析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外在表现和内在根源，尽管说法各有侧重，但问题是越来越清楚了。在这样广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希望把讨论进一步深入下去。
提出问题：对中苏关系的理性分析及非理性因素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提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对此，笔者也是有感而发。2004年10月，笔者受邀到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对美国冷战时期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的学术会议，并因此而提前看到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最新解密的一些非常珍贵的原始档案。这些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称为“代表美国政府最具权威性的评估”的文件，是中央情报局自1948年至1976年间对中国大陆各发展阶段局势、政策、前景的评估和预测。[3]其中最令笔者感兴趣的是中苏分裂前夕美国人对中苏关系状况和前途的判断，而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判断几乎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
以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为例。危机前，中情局在1958年5月的报告中估计，“只要中国认为可能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他们就不会采取公然的军事侵略”。“只有估计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涉，他们才会做出以军事行动夺取这些岛屿的决定”。[4]事实是，3个月后毛泽东就下达了炮击金门的命令。当时毛泽东确实考虑了美国干预的可能性，不过他巧妙地利用了中苏同盟作为威慑力量，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显然是中情局始料不及的。[5]危机后，到1959年7月，中情局又估计，“几乎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人将不会让台湾海峡的局势永久地保持平静”。虽然不会进攻主要岛屿，但“大概会继续对该地区保持零星的军事压力，如偶尔的海军或空军演习。随着时间的发展，他们将采取一些手段在台湾海峡试探美国的意图。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袭击由国民党人控制的一个或更多的较小的岛屿”。[6]可是，直到毛泽东去世，台湾海峡再也没有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中国已经失去了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和依托，而这又是美国人当时没有估计到的。
再看核武器的问题。中情局在1958-1959年的估计是，“苏联不可能将核武器转交给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然而，他们却有可能向中共提供一些可携带核武器且其射程足以到达台湾的地对地导弹。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导弹的核弹头可以安置在共产党中国的领土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几乎可以确信它们将处在苏联的监管之下。”即使不在中国部署核弹头，“只要中苏的利益需要，它们就可以被迅速利用上”。[7]而实际情况是，苏联被迫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核技术和核设施援助，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人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把核按钮交给苏联人掌握。同样，莫斯科也不会为了中苏的共同利益冒险使用核武器。[8]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中情局当时的预测中，始终认为中苏分裂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1958年夏季毛泽东因“联合舰队”问题发难及台海危机爆发前，中情局的报告认为，“中国几乎肯定将保持与苏联的牢固同盟”，并“将继续承认莫斯科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袖”，随着中国地位的加强，“将来肯定会有些摩擦，但不太可能损害我们所评估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合作”。[9]尽管看到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计划“在中苏关系之间引起了一些新的摩擦”，但1959年2月美国的情报分析估计，“这些不和不可能威胁到针对西方世界的中苏之间的团结”。[10]到1959年7月底，毛泽东已经在庐山会议期间决定向赫鲁晓夫及所有怀疑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人“宣战”。而中情局的报告却依然断定：“在我们评估的这个时间段，中苏同盟将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对抗西方国家。当然，苏联在联盟中将继续保持领导地位。”虽然中苏之间存在着分歧，但“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必须维持现状”，“这些分歧的主要后果是不断要求这两个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相互为对方留有余地，而不是削弱同盟本身”。[11]甚至到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专家，中苏分歧已经公开化，美国情报评估的结论竟然还认为，至少在5年之内，“中苏关系中的内聚力会比离心力更为强大”。尽管面对中苏分歧日益加重的明显事实，报告承认“无法对这些根本性的利益矛盾将如何影响中苏关系做出评估”，但还是坚持认为中苏“任何一方都不想把矛盾推向会给两国关系造成无法弥补后果的程度”。[12]
美国情报分析官员的结论当然是错误的，但做出这样结论的理由却是很充分的，推理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在美国人看来，中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都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都要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共同的安全利益——他们都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主要敌人，而他们之间分歧只是在方法、步骤以及所承担的风险等问题上。所以，尽管中苏分歧还会长期存在，甚至有所发展，但是在他们共同的根本信念和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双方都会调整各自的政策以适应巩固同盟的需要，共同“消除那些会给双方关系造成永久性破坏的趋势”。因为这种同盟的存在，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力量”，而且“提高了中苏各自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此外，就双方的实力而言，虽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日益增长，但由于“在军事和经济上将继续依赖苏联”，“特别是在维持现有军备水平以及未来军事现代化的发展等方面，苏方的作用举足轻重”。因此中国人“也许会感到，事实上，除了维持与苏联的同盟，他们别无选择”。[13]看起来，美国的情报分析是非常理性的。
然而，这种合乎常理的推断却与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个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如美国当时的情报来源有限，东西方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对共产党国家决策程序和依据缺乏必要的了解等等。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分析方法有误，中情局忽略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决策依据中蕴涵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而其决策程序在当时也绝非谙练西方外交决策原则的情报分析人员所能理解和掌握的。因此，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通行的一般国家关系准则和理念来分析并推断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关系，显然是行不通的。这就是说，与一般的国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即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属于非理性的因素。显然，只有寻找和研究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中的内在规律，才能对中苏关系发展趋向做出正确判断，并对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中苏分裂问题的讨论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有对具体事件的考察，如苏共二十大路线、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停止核援助、苏联对人民公社的反应、中印边界冲突等，也有从抽象角度的分析，如意识形态的对立，方针政策的分歧，国家利益的冲突，乃至个人性格的差异等。那么，究竟什么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呢？笔者拟从两个层面进行讨论，一个层面是考察中苏关系演变的具体过程，即在一系列引起中苏分歧和矛盾的现象中，寻找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事件；一个层面是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以及这种关系的政治结构，以便发现影响这种同盟关系，使其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最终解体的内在因素。
过程考察：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两个主要事件
从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苏之间在一些观点和政策方面的分歧逐步显露出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争吵也频频发生。这是事实，但这也是任何同盟关系中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现象，仅仅存在分歧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同盟必然破裂，而只是预示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双方达成妥协，消除分歧，缓解矛盾，分裂是不会发生的。只有当双方都感到无法容忍对方的观点和政策，同时又都意识到不可能修正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以消除分歧和矛盾时，同盟的破裂才会出现——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那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问题，使中苏双方感到不能再容忍对方，而决定采取一种不妥协的立场来处理他们的同盟关系呢？
过去，人们常说中苏分裂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这个观点最早是中苏大论战时提出的，现在仍有研究者坚持这种看法，认为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裂，甚至“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14]这是一个神话。实际上，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新方针与中共八大路线并没有根本分歧。
先看对外政策。对于二十大提出的所谓三和路线，毛泽东心里可能是不满的，特别是和平过渡问题，似乎否定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宝贵经验。但是，无论在任何场合，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上是一个整体，而自朝鲜战争结束以后，从日内瓦会议到八大会议，中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实行的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和方针。“促进和平共处”、“和平中立趋向的发展”，是当时《人民日报》上经常出现的口号。[15]再看对内政策。过去总认为二十大以后中国提出了一套不同于苏联的经济方针，其标志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但是，如果把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布尔加宁的六五计划报告与毛泽东的论述逐条进行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从调整农轻重投资比例、改变工业布局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各项经济措施，中苏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就指出：在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强调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福利和进一步发扬民主问题等方面。[16]可以说，在二十大路线提出的初期，中苏两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共同探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人们后来理解的那样，好像中苏的看法完全不同。对于苏共在斯大林评价方面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早就有所了解，并且持一种认同的态度。[17]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曾主动表示，会后将同中共代表团谈斯大林问题。而中共代表团确定的方针是“对斯大林的功过不表示意见”，但同意“提倡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性”。[18]大会结束的第二天，2月26日，苏共把秘密报告的文本交给了中共代表团。[19]与朝鲜、越南党的做法不同，中共没有刻意控制秘密报告的传播范围，反而利用各种渠道和方式让人们了解苏联批判斯大林的具体内容。[20]这至少说明毛泽东当时并不担心非斯大林化会在中国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甚至还以赞同和欣赏的眼光看待之。在中共高层讨论时认为，尽管对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认为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21]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难免的。政治局决定，应该表态支持二十大，同时分析斯大林的错误，表明对共产主义前景的信心。[22]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相比，中共中央的认识的确前进了一步，分析也深入了一层。但是，很多研究者过分夸大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与苏共方针的区别。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中共“拥护和支持我们党所采取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措施”。《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23]在3月31日与尤金大使的谈话中，毛泽东列举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后说，苏共二十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正是由于苏联共产党主动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中共和他本人才有可能更加自由地思考许多问题。[24]4月6日毛泽东对来访的米高扬说，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看法，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25]在5月2日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并指出，“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26]总之可以看出，对于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打心眼儿里举双手赞成，他只是反对在一般意义上批判“个人崇拜”。
因此，二十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裂痕，反而更加紧密。在后来解决波兰和匈牙利的10月危机及善后事宜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请中国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中共出面帮助莫斯科缓和与东欧的关系，中苏合作更加密切。[27]在195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清除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问题上，毛泽东迅速表态支持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投桃报李，促成了10月15日《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这标志着苏联开始真正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研制的援助了，中苏同盟关系又上了一层楼。应该说，在1956-1957年，中苏关系处于上升时期。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歧开始露出苗头。在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奉行的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不满，这时公开宣布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西方的判断，无疑是在回答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问题，是要规劝苏联改变对美缓和的外交路线。毛泽东还提出了另一个口号，就是针对苏联15年超过美国的计划，宣布中国将用15年超过英国。毛泽东内心的目标是要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上超过苏联，为此他已经在考虑采取某种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些想法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苏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1958年夏天，中苏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争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28]然而，笔者的研究表明，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苏联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因为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这里根本谈不上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其次，毛泽东只是对苏联人提出问题的方式不满，他大发雷霆，至多表明一个长期遭受列强压迫和凌辱的国家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和自尊心由于苏联的建议而受到了伤害，赫鲁晓夫后来为此颇感后悔。最后，赫鲁晓夫提出的只是一个建议，中方不同意也就放弃了。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毛泽东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分裂——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29]此时，毛泽东很可能已经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满。最近公布的捷克档案披露，在1958年5月24日华沙条约国家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苏联就确定把“研究制定出缓解国际紧张局势的新的共同措施”作为会议的目的，而且预先准备好了宣言草案。会议根据苏联的建议达成了协议：华约单方面裁军41.9万人；苏联从罗马尼亚撤军；华约与北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30]这些措施与毛泽东马上要采取的行动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不过，毛泽东这次发火却没有提到政策问题。同时，赫鲁晓夫也容忍了毛泽东的愤怒，没有使之产生恶果。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8月23日，赫鲁晓夫一行离开中国不久，中共突然采取了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并引起美国的干预，远东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综观事态的发展，这件事触怒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无法容忍的原因大概有四个方面。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毛泽东在一次党内会议上明确承认，与赫鲁晓夫见面时“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了一句话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31]后来见到赫鲁晓夫，毛泽东又得意地说，美国人“以为我们在炮打金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其实，那时我们双方并没有谈这个问题”。[32]赫鲁晓夫为此十分恼火，曾当面质问毛泽东，还抱怨说，作为盟友，苏联不知道中国明天会做什么。[33]在他看来，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对苏联隐瞒这次军事行动，无疑是以实际行动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对此，苏联大使馆是有体会的：“中国人现在表现出来的倾向是要自己解决亚洲问题，他们并不认为有必要与我们商量他们计划中的行动，尽管当局势失控的时候他们会指望得到我们的支持。”[34]赫鲁晓夫后来为此大动肝火，他一再向毛泽东强调，尽管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事关全局，而盟国之间应该在重大问题上交换看法，协调政策。毛泽东在会谈中却寸步不让，一副向莫斯科领袖地位挑战的样子。[35]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苏联大使馆的报告指责说，中国的做法将“导致恶化国际局势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并促使美国方面采取战争边缘政策”。[36]在苏联人看来，国际局势紧张从根本上讲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的。但毛泽东恰恰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与美国进行斗争，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和恐惧。[37]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非常气愤，当即决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本应交付的研制P-12型中程弹道导弹的资料。几个月后，当中国不得不转交这枚已经拆卸多次的新式导弹时，苏方研究人员发现缺少了一个关键性部件——红外线弹头传感器。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哪里还像是苏联的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