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30：华东特案组（三）神偷阿七（上）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7年第8期
作者：东方明、李西始、钟平凉
一、密件失窃
1949年10月31日，华东特案组接到命令，立刻前往江湾机场，搭乘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特派的飞机前往福州，侦查一起刚刚发生的密件失窃案，要求以最快的速度破获该案，逮捕案犯，追回密件，并须查明被窃密件是否泄密……
就在一天前，从北京出发的便衣机要专员解锦书在完成向宁波、温州的驻军首长送交密件的任务之后，抵达此行的最后一站——福州市。下了火车，解锦书当即前往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部。根据工作纪律，解锦书必须把该密件当面送到上级指定的那位首长，即密件的唯一接收人手里，由该首长亲笔签收，方算圆满完成使命。不巧的是，那位首长前往厦门视察军务去了。这样，解锦书就只好去后勤部下设的军人招待所登记入住，等首长返回后再完成使命了。
对于经常东奔西走执行此类使命的机要专员来说，这种情况时不时会遇到。通常这时的心情会比较郁闷，因为随身带着密件，按规定不能外出；偶尔也有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让停止送交，限时携密件返回的情况。所以，下榻后必须立刻向上级拍发电报告知自己的行踪，然后就只有在住处等着了。像这次这样能够入住军人招待所，对于解锦书来说，已经是谢天谢地了。与有时只能下榻在社会上的旅馆相比，只对内部开放的军人招待所相对安全，少了一份担惊受怕。
军人招待所的伙食很好，福州靠海，海鲜便宜，对于北方人来说，正好提供了大快朵颐的机会。当天傍晚，解锦书在招待所食堂饱餐了一顿海鲜，受纪律约束不能喝酒，只让服务员给泡了一壶武夷山大红袍。不料，不知是海鲜过敏呢，还是食物不新鲜，当天深夜，忽然腹痛如绞。招待所服务员当即报告领导，领导指示速把患者送往附近的野战医院诊治。医生诊断系食物不干净导致的急性肠炎，当下服药打针，留院观察。在整个儿治疗过程中，机要专员一直把那个放密件的挎包紧紧抱于胸前，真正做到寸身不离。他入住的也是双人小病房，护士送来病员服时，他拒绝脱下身上的衣服，只同意把病员服套在便服外面。当晚，他就是把装密件的皮挎包裹在病员服内紧紧怀抱着休息的。
一宿无话，次日，即10月31日，解锦书觉得身体已无大碍，便在上午医生查病房时提出必须出院，因为他有公务在身，不容延误。医生给开了些消炎药、维生素，就放他出院了。正好招待所有汽车来野战医院送一名伤员，所长特地关照司机去看望一下。当下，司机去病房一打听，得知正在办出院手续，便对解锦书说正好您可以搭我的车回招待所。
机要专员坐车返回招待所的途中，经过鼓楼区下南街“金仁泰百货行”时，忽然想起出差时携带的手电筒昨晚已经换了新电池，需要补充备用电池，就请司机停车，自己下车步入店堂购买。
“金仁泰”是家老字号，专营日用百货。最近该店进行了装修，10月1日刚开张。“金仁泰”有个规矩，每月的最后一天，从上午十点开始到下午两点会举办一次不少于百样商品的低价销售，即如今所谓的促销活动。低到什么程度？也不讲打几折，而是直接以进货价出售。不难想象，这天的顾客肯定会比平时多，甚至会到人满为患的程度。
机要员这工作对“人多”、“热闹”都是忌讳的，当初刚入行接受职业训练时都会被告知，身上带着机要件执行各类等级的使命时，不管遇到什么千奇百怪的场面，一律不能停留，而且要离得越远越好。这位来自北京的机要专员也是严格按照规矩行事，一路过来，经过数家百货商店，都因为瞥见顾客较多而未敢去凑热闹。现在见“金仁泰”几乎是门可罗雀，便选定在这家买——他不是本地人，自是不知晓十点钟的促销活动。此时还差几分钟到十点，若是他再晚一点儿经过“金仁泰”，意外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解锦书进店堂后，店员也没说电池属于促销商品，稍待片刻即会降价，而是拿出几个品种让其挑选。因是公物，故付款后是要开发票的。而按照店规，在促销时段内销售的商品一律不出具发票，所以这天百货行的账房先生丁行海晚来了一会儿，此刻正和老板说话。于是，店员就请解锦书稍候片刻。谁想到，就在这短短几分钟里，密件失窃了！
在不了解情况的外地人解锦书看来，当时场面突兀，甚至有些诡异——之前“金仁泰”门前还一切正常，尽管有行人路过，但并不拥挤。十点钟一到，只听得“当”的一声锣响，忽地爆发出一阵欢快的呼叫，众多顾客从四面八方涌进店堂。解锦书正在店堂里侧角落的柜台那里等着取发票，被锣声惊动，转脸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还没回过神来，整个儿店堂已经被人占满。他刚从店员手里接过发票，就在猝不及防之际被人群裹挟着，如同水面上漂浮的小船一样，转眼间就随着人流到了店堂的另一侧。
解锦书虽然接受过专业训练，却没学过如何应对眼下这样的情况。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快离开这里，所以就拼命往外面挤。而这时在场的上百人中，清一色是从外往里来，想往外挤的可能只有他一位。所以，尽管他一手捏着发票（事后想来，这可能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另一手挥舞着企图拨开挡住出路的顾客，却无济于事。好在这时旁边冒出三个汉子（料想是最先购物的顾客，因为他们手里已经拿着购买的商品了）也要往外挤，于是，四个身强力壮的男子拧成一股力量，一番努力后，终于挤到了店门口。
在此过程中，解锦书的左眼不知被何人的手臂碰了一下，又酸又痛，泪如雨下，直到挤出店堂，才腾出手来掏出手帕擦拭。那张发票还牢牢地捏在手里，已经揉得皱皱巴巴了。他想把发票放入挎包，从身后把挎包拽过来，突然发觉手感不对，低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挎包已经被调换了！
解錦书的这个挎包是特制产品，长方形，牛皮材质，因是用来装密件的，制作得很考究，包盖与包体合拢处装着两把密码铜锁；丝绸衬里是特殊织物，掺有细细的金属丝用于防割，所有的接缝处都镶着防割，防划，防磨损的白铜边框。这样一个皮挎包背在身上难免过于醒目，所以制作者又在皮包外面覆上了一层深咖啡色的细帆布，两侧连着牛皮带子。这样，从外面看去，这就是一个帆布质地配牛皮背带的挎包，外观与当时市面上经常看见的男式挎包相同。不过，那层帆布是经过硬化处理的，牛皮背带中间还衬着用细钢丝编织的薄型扁带，以防被别人扯断。
这样一个质地非凡的挎包，一直稳稳地背在解锦书的肩上，怎么会给调换了呢？原来，案犯使用的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作案手段——
他准备了一个体积、重量跟解锦书这个挎包相差无几的寻常帆布挎包，把带子打了个结以缩短距离，免得作案时碍事；然后，利用人群拥挤的机会挨到解锦书身后，用两个金属票夹把准备好的挎包两侧的带子夹在解锦书的挎包背带上，一只手托住，防止因重量增加引起解的警觉；往下，再用利器把解的挎包两侧的背带分别割断，成功实施了窃包犯罪。而解锦书处在拥挤的人群中，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突出重围上，根本没察觉到身后有人把他的挎包调换了。
发现挎包被窃，解锦书大惊失色，不过，头脑还保持着清醒，立刻跑到店堂门口的停车处，向正在车里等着他的军人招待所的吉普车司机说明情况，让司机立刻开车前往市公安局报案；接着，解锦书唤住那三个和自己一路突围出来后正准备离开的汉子，亮出北京某机关证件，要求他们暂勿离开现场，随他待在百货行门口。解锦书以为，自己以及那三个汉子乃是最初从店堂里走出来的，到此刻为止，并无其他人离开，因此只要把商行大门看住，等公安局派人过来再行搜查，密件还不至于丢失。
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副部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陆政闻报，情知此事非同小可，立刻亲率二十名警察前往现场，同时让人电话通知“金仁泰”所在地鼓楼区公安分局及管段派出所迅即出动。一干人马赶到时，有顾客已经买了东西要离开，被解锦书截住。有人不服，称有急事，不顾拦阻执意要走，解锦书哪有心思跟他们解释，当下亮出手枪将人逼回店堂。
陆局长听解锦书简报了情况，立刻下令把百货行团团围住，全部顾客以及百货行的所有东伙统统待在原地，不得走动，等候检查；市局、分局和派出所警察分为两拨，分别执行搜身和搜查百货行的任务。
正在分派时，两辆满载全副武装解放军战士的军用卡车疾驰而来——原来，军人招待所的司机向市公安局报案后，又打电话向招待所领导报告了。招待所领导当即向上汇报，第十兵团司令部急令保卫部派员率警卫战士前往现场协助公安局警戒。如此，百货行外围又增加了一道封锁，连门前马路也暂时不准通行。所有经搜查确认与密件无涉的顾客一律暂不放行，让他们前往附近小学，留下姓名、住址等身份信息后，听候后命。
可是，一番折腾下来，所有人员逐一搜身、百货行店堂全部仔细搜查过，竟然没有发现失窃的皮包！
陆政当即下令向暂时滞留在附近小学的那些顾客调查：除了与机要专员解锦书一起“突围”的那三个汉子外，是否有人看见过另有他人离开店堂？
结果，至少有十人反映说，看见一个浓眉大眼、穿浅色外套、三十余岁的精悍瘦高个子穿过人群往外走，手里是否拿着东西众人都不曾留心，因为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他那手“突围”的本领吸引住了。这人不但劲儿大，而且浑身有棱有角，凡是蹭着的人，无不觉得被他撞着的部位有些酸痛——正由于有这样两个特点，他的突围比解锦书等人容易得多，所到之处一路绿灯。
那么，此人是否携带了那个被窃的挎包呢？反映上述情况的顾客都说没有印象，现场人头济济，又被那人蹭得很不舒服，谁还会去留意这一点呢？再说，即便留意也未必看得清楚，现场到处都是人，视线被挡住了。
因为事关密件，福州市公安局（同时也是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和解放军第十兵团都意识到这是一起大案，既要特别重视，又不能擅作主张靠得太近。于是，立刻逐级向上级报告。很快，北京方面就做出了反应，认定该案系一起“特别重大案件”，确定交由华东公安部负责侦查。华东公安部接到北京电令后，决定将这一任务交给华东特案组。
二、分析案情
10月31日晚，特案组一行七人飞抵福州，乘坐福州市公安局派来的汽车前往市局已经安排好的驻地。陆政局长和社会处及下设的社会科、行政处下设的治安科、刑事公安队（即刑侦队，当时归治安科领导）的负责人已经等候多时。
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在抗战期间陆政担任苏中军区保卫部长时曾有一段时间受其领导，当即向老首长敬礼，又把郝真儒等特案组诸同志向陆政作了介绍。陆政说时间紧迫，也顾不上招待特案组同志吃晚饭了，就吃点儿干粮、喝杯清茶充饥解渴吧。
福州公安方面向特案组介绍了案情，前后大约也就花了个把小时，最后陆政对焦允俊、郝真儒说，根据华东社会部领导的指示，这个案件由特案组同志独立侦查，福州公安不参与，但须负起全力协助之责，市局已经给特案组配备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你们在侦查期间需要什么帮助，只管提出来，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总之不管需要什么都保证办到。最后他打个手势，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站到了焦允俊面前。陆政介绍：“这是老俞同志，由他负责联络工作，你们需要什么协助，找他就是。”
焦允俊跟老俞握手，马上提出了要求：一是立即与机要专员解锦书、第十兵团军人招待所司机小裴、从百货行和解锦书一起“突围”出来的那三个男子，以及目睹疑似嫌犯（即那个力气很大的瘦高个子）强行“突围”的那十名群众面谈，了解相关情况；二是立刻安排分局方面调查“金仁泰百货行”老板的政治面貌和经历，以及该商行的业务、员工等情况；三是要求市局治安科提供福州地面上的盗窃惯犯、江湖人物的名单和简况。
当天午夜时分，分头完成了与上述解锦书等十余人谈话后，特案组侦查员们聚集在驻地，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自焦允俊开始，各人先通报了与谈话对象的面谈情况，归纳起来与之前福州公安方面向他们所作的案情介绍基本一致。
接下来就是进行案情分析，焦允俊说让我们先试着推断本案的性质，是属于敌特分子选擇我机要专员作为下手对象所进行的有针对性的窃密案件呢，还是属于盗窃案犯误打误撞制造的普通偷窃案？
华东特案组七名成员中，除了副组长兼党支书郝真儒，其余六位都是搞秘密情报出身，焦允俊、支富德更是其中的老手，所以，对于本案性质的评判都有发言权。支富德提议先从是不是敌特分子作案这个方面进行考虑，很简单，换一个角度就是——如果我们中的某一位要谋取机要专员的这个挎包，通常会怎样策划？一番热议之后，众侦查员得出结论：如果是把机要专员作为特定下手对象来作案的话，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必须事先知晓机要专员的身份、使命以及抵达福州的时间；第二，必须获悉机要专员当天未能完成使命，以及下榻地点和入住军人招待所后的活动情况；第三，需要知道机要专员当天深夜入住野战医院的信息，因而根据病情对其出院时间进行预判；第四，根据预判情况进行伺机作案的安排布置；第五，从现场作案手法来看，具体下手的那个家伙即瘦高个子应该是一个具有武功的惯窃分子，很可能是江湖上这一行的成名高手，其作案之举系受人指使，指使之人就是负责执行该项使命的敌特分子了。
那么，对方是否具备这五个条件呢？大伙儿进行了具体分析。先分析第一个条件。首先，机要专员的身份、使命等信息，乃是一项极难获取的重要机密，机要专员执行使命的时间、地点，别说外人了，就是他的直接上级领导事先也是无法知晓的。此类使命通常都是突然下达，立刻执行，而机要专员的人选是随机指派的；而且经常有在已经指派后又突然改变人选的情况，这是出于保密工作需要而制定的措施。其次，机要专员的具体使命下达与选派其作为执行该项使命的人选决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下达使命的领导并不知晓会指派谁去执行该使命，而指派执行人选的领导并不知道使命内容。至于此行前往何处、是跑一个地方还是几个地方、所送密件应交何人等等，那更是未知数。连机要专员本人也是在动身前一刻才收到一道密封的命令，拆开看过后牢记于心，即刻销毁。
按照规定，机要专员即使完成使命后也不能透露执行使命的内容。这次解锦书最初就未向福州警方透露自己来福州前还跑过宁波和温州，直到华东特案组一行抵达后，他根据北京的电话通知获准可以向侦查人员透露，这才跟焦允俊个别说了说。所以，第一个条件外人应该是无法具备的。
往下的第二、第三两个条件，案犯如果具备，那就须获得可能潜伏于军方内部的敌特分子的配合，这需要特案组跟军方沟通，请第十兵团保卫部派员协助侦查员调查。由于解锦书吃海鲜导致腹痛而不得不去野战医院这个情节具有关键意义，所以看来对于当晚招待所食堂供应的海鲜的烹饪情况也需要作一专门调查。
第四个条件，如果确有敌特分子在起作用的话，应该比较容易被察觉，因为解锦书的出院决定和由招待所司机小裴接返招待所的决定都是有当事人的明确陈述可查的。但是，侦查员认为其中的偶然因素很大，所以认为可能性不大。
至于第五个条件，没有独立考虑的必要。因为那是具体作案手法，敌特分子作案也好，寻常刑事案犯作案也好，都是由“瘦高个子”那么一个家伙下的手。
接着，侦查员又分析了本案的另一种可能：会不会是普通刑事案件？
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是存在的，而且不像前一种可能那样必须满足数项条件，只一条就够了——案犯知道这天“金仁泰百货行”照例要举行促销活动，人多必乱，打算趁乱作案，于是就事先潜伏于商行附近，待到活动开始，随同顾客涌入店堂，看见认为合适的对象就下手，而解锦书刚好成为了他的目标。
分析到这里，在场的侦查员形成了两种观点，焦允俊为首的支富德等四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沙懋麟、张宝贤二位则持前一种观点，理由是以瘦高个子显露出的那份作案手段，算得上是高手了，高手作案最讲究眼光毒，所盯的目标必须精准，贼不走空，出手必获重利。解锦书虽然背着一个挎包，可以被寻常小蟊贼认为装的是一包钞票，但对于高手来说，那就不能想当然，要吃准后才能下手。而解锦书之前的行动并没有给对方提供可供认证的机会，所以，高手不可能草率下结论，并贸然下手作案。如果瘦高个子是纯为谋取财物下手的普通刑事案犯，那他不会把解锦书作为目标。所以，他并不是冲财物而来，而是为窃取密件。
双方各持己见，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时，郝真儒开口了，说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可以先往旁边放一放，这并不会影响侦查工作。因为即使大家持同一种观点，从这个案件的分量来说，我们也不敢贸然拍板立刻放弃另一种可能性，还是会安排专人进行调查，调查过后确实认为有充足的理由，方才可以放弃。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可能性，待明天调查后再说。接下来，让我们把明天需要调查的内容列出来，大家看怎么样？
于是，特案组就对第二天要进行的调查进行了分工。
向第十兵团军人招待所和野战医院调查机要专员解锦书入住期间的相关事宜，这项工作需要得到军方的配合。焦允俊原想自己出马，但郝真儒说：“老焦你最适合跟地方社会方面打交道，与军方的联系还是由我出面吧。否则，让我去跟商人老板、江湖人士打交道，只怕因为不熟悉他们的路数弄巧成拙，闹个铩羽而归。面子上过不去倒不算什么，耽误了破案进度这责任可就大了。这个案子是北京派下来的，咱们可不敢有丝毫的掉以轻心啊！”
焦允俊说：“看来老郝同志还是属于知人善任的好领导，这话说得妥帖。不过，我想去跟军方打交道是存着一点儿私心的，没准人家客气，有烟茶酒肉招待，我这一放弃，便宜就让你给占了。这样吧，你看着办，有机会弄两包好烟回来，有福同享。”
郝真儒立马拉下脸：“你这同志太不注意小节，不是我批评你……”
焦允俊马上做了个停止的手势：“打住！时间紧迫，咱拣要紧的说。刚才说的招待所和野战医院的活儿就归你老郝了，剩下的对百货行老板和伙计的调查，还有对福州这边江湖上有名头的盗窃惯犯的调查统统归我。人员分工嘛，全组七人除去你我，剩下的五位由你老郝挑选，选几位以及选谁概由你决定，剩下的就归我。”
尽管郝真儒对焦允俊的“不注意小节”有意见，但对他擅长把复杂的事儿分解成简单方式的处置本领很是欣赏，当下点头赞同，说人手紧张，我要一位同志就行——就孙慎言吧，反正十兵团保卫部肯定会派员配合调查的。焦允俊说那剩下的四位就归我了，百货行和盗窃惯犯这两路的调查得同时进行，我和支富德各负责一路。说着，伸了个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大家看还有什么要商量的吗？没有了？那就赶紧休息，明天开始干活儿！”
三、嫌疑对象
军方对特案组的支持非常到位，11月1日上午郝真儒、孙慎言两人过去时，第十兵团保卫部指派的七名保卫干部已经在会议室等着了。为首的田处长向郝真儒介绍了人员后，郝真儒把特案组需要调查的情况说了一番。事不宜遲，当下就同时进行双管齐下的调查。
郝真儒与三名保卫干部负责对招待所方面进行调查，招待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张股长领着几个干事听候指挥。对招待所方面的调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解锦书的真实身份招待所这边是否有人知晓；他抵达之前是否通知过所方；他的食宿是由谁安排的；这种安排跟其他入住招待所的外埠出差军人是否有什么不同；吃海鲜引起腹痛的详细过程及原因；除了海鲜，解在入住招待所后的那段时间另外还接触了什么饮食（包括香烟）；食堂炊事员以及司机小裴平时的表现情况，等等。
郝真儒生性谨慎细致，只要他负责的事情，不论巨细，都须亲自过问。现在摊上这样一起重要案件，自然更是小心翼翼，对需要了解的所有情况都是亲自接触，材料一一阅读，人员逐个面谈，现场直接察看，甚至还在解锦书那张床上躺了片刻。一番调查进行下来，结果如下——
关于解锦书的身份，军人招待所和野战医院方面直到现在也不清楚，因为根据保密规定，机要专员通常都是来去匆匆，随身备有数件证明，有地方也有军方，甚至警方的，视情出示。而像这次这样下榻于军方招待所，所方照例对所有入住者都是不登记的。入住者概先由兵团保卫部专人查验军人证件，然后出具住宿单，入住人持单前来住宿，同时使用内部电话通知招待所予以证实，住宿单上不注明入住者来自哪里、所在部队和级别，只写姓名、性别以及应安排单人、双人还是三人四人房间，伙食供应灶别（分大、中、小三种灶）。
解锦书的住宿单上注明住单人房、吃中灶，这就是招待所方面对他的了解。这个安排在方式上跟所有入住军人招待所的军人旅客并无区别，都是按照兵团的章程执行的。解锦书入住后的饮食由招待所安排，与当时入住的中灶旅客一致，茶水、膳食供应由所方统一提供，食堂厨师集中烹饪，分盆盛装送上餐桌，菜肴品种每周六制订；由于他住的是单人房间，照例还送上了水果和香烟，但解锦书并未碰过——这是机要专员的工作纪律规定的。
当天晚餐有大虾、海蟹、带鱼三样海鲜以及蔬菜、豆制品和蛋汤。中灶是同一锅烧出的，一共供应十七人，由两名服务员送上桌。十七人进食后，有两人出现不适，另一位不适者系南京华东军区总部来福州出差的同志，他的症状没有解锦书那么严重，未送医院，吃了几粒药片就解决了。解锦书出现严重腹痛状况后，招待所卫生员经验不足，手足无措，幸好当夜住宿者中有一位出差军医，检查后说必须送医院处理，所长这才拍板派车。
招待所的食堂炊事员、服务员和司机小裴都是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后从解放区入伍的军人，一个月前组建招待所时从部队选调来的，由于岗位特殊，所以经过政审，确认历史清白，表现突出，才批准的。这些同志都是山东、江苏人，在福建没有亲戚与其他社会关系。
另外，根据规定，招待所工作人员进出营房（即招待所）必须办理手续。经向门卫室核查，自当天下午四时许至午夜，并无人员出所；电话总机提供的通话号码也显示，该时段拨出的七个电话均是与驻军方面的内部通话。
如此，招待所这边没有发现与本案有关的线索。
另一侦查员孙慎言与军方保卫部的几位保卫干部一起去野战医院调查，那边的情况比招待所这边简单，涉及的人也少，无非就是解锦书入院治疗，住了半夜医院后，于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办理出院手续，由正巧来送患者后，空车返回的司机小裴接回招待所，途中就发生了意外，导致密件失窃。
郝真儒、孙慎言两个会合后，议了议，认为军方这边应该没有问题。该案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偶然性，案犯之所以能够得手，是因为有了一个作案的平台——“金仁泰百货行”的促销活动。但是，光有平台还不行，还得有主角，主角解锦书是自己走上这个平台的，而且是路过这里时临时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做出，不是别人能够左右的。所以，此案应该不是预谋作案。
再说由焦允俊主持的另外两项调查——了解“金仁泰”东伙的历史情况、现实表现，以及福州地面上有名气的盗贼的情况。
先說调查“金仁泰”。根据分工，那是支富德负责的活儿，他和沙懋麟两个先去了派出所，听警员老穆介绍老板程运鹏以及七名店员的情况，都是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和打工者，谁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团体组织，也没有干过歹事儿；而且，这家老字号百货商店在经商方面也算是守规矩的，程老板在坊间口碑不错，都说他为人厚道。
支富德要求老穆说说那些店员的情况，听下来发现那个账房先生是三个月前新来的。账房先生姓丁，名行海，五十开外，是一个精瘦老者，一直坚持习练武术，据说他一年到头每天都是晨打拳晚打坐。支富德因此联想到案发时那个以近似武力的手段“突围”而出的瘦高男子，就要求老穆说得详细些。
老穆是留用警察，四十多岁，福州本地人，从民国北洋时期就在南街分驻所干治安警了，二十多年没挪动过。福州解放后，他是南街派出所资格最老的一位警员，因此对管段内的各类情况都很熟悉。他一介绍丁行海的情况，支富德、沙懋麟二位顿时来了兴趣——
这位丁先生不但会武术，年轻时还干过海盗营生，不过干的时间不算长，三四年而已，后来自己主动离开了那个江湖上唤作“镇海魔”的海盗帮，之后开了一家煤球厂谋生。经营到1942年春天，煤球厂失火，连房子一并焚毁，彻底破产。于是就外出四处漂泊，直到今年5月才回福州。不久，“金仁泰”装修后重新开张，需要一名称职的账房先生，丁行海经人介绍，到“金仁泰”做了账房。
按说，像“金仁泰”这样的老字号通常是不会接纳一个当过海盗的人为店员的，更别说还当账房先生哩。但程老板却接纳了丁行海，这是什么原因呢？老穆说，这位丁先生在江湖上颇有面子，尽管他自己不是任何帮会的成员，但各个帮会以及武术门派都买其面子，这可能跟他以前干过海盗，再加上擅长功夫有关。事实也确实如此，丁行海在百货行的整个儿装修工程、进货操持中出力最多，很快就被程老板视为知己。
支富德、沙懋麟商量下来，决定跟丁行海当面谈谈。昨晚，支富德、沙懋麟到“金仁泰”了解案发情况时，已经跟丁行海见过面，此刻，丁行海被老穆传唤到派出所，见到支富德二人，倒也并不感到奇怪，主动表示“还有什么情况需要了解的，请尽管问”。侦查员对他比较客气，一口一个“丁先生”，一个递烟，一个递茶。
话题是从昨天多名顾客反映的那个瘦高个子开始的，问丁行海是否留意到现场有这么一个男子。丁行海说没有留意过，不是不想留意，作为“金仁泰”的新账房，店铺重新开张后进行的第一次促销活动，他当然要多用些心思，了解顾客的需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生意竟会这样火爆，柜台都差点儿挤翻。侦查员向他请教，从目击者的反映来看，那个涉嫌作案的瘦高个子可能会武功，听说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朋友圈里是否有这样的角色？
丁行海很谦虚，说自己习武就是为了强身健体，哪里敢称“行家”？试想，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技艺灿若繁星，光常用的兵器就有十八般，老朽只会点儿南拳，什么兵器都不会，呵呵……侦查员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儿牵强，继续问他是否听说过当地武术圈内有瘦高个子这样的对象。丁行海想了想，缓缓摇头。
再问他跟“镇海魔”海盗帮的事儿，丁行海说他确实在海盗那里待过，但干的是账房先生，并非直接下手杀人越货的海盗。干账房也是出于无奈。当年他搭乘一条商船从福州去温州，途中商船被劫持到海岛上，搭乘旅客全部被海盗作为肉票扣留，向家属发出勒索信件，限期十日，过期不来赎票则装麻袋抛海。丁行海当时尚未成家，父母已亡，只有两个哥哥，却全是惜财如命的嫂子当家，赎票信函写了也是白写，只好等死。没想到，在期限届满的那天清晨，“镇海魔”的账房先生突然暴病身亡。海盗已经摸清各人的身份，知道丁行海会算账，就留其一命，让他当了帮伙的账房。丁行海在“镇海魔”一待四年，后因患肝病被送回福州，算是退出帮伙。
被海盗放回家后，国民党警察局曾抓他蹲了半月看守所，上述情况，他已经交代清楚，警察局的旧档案中应该有当时的讯问笔录以及让他亲笔书写的供词。今年8月福州解放，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党政军警特宪以及反动帮会组织的人员前往公安局登记，他在公安局的登记材料上也是如实填写的。
沙懋麟问：“听说丁先生跟福州地面上的江湖人士比较容易沟通？”
丁行海拱手作揖：“老朽佩服！你们昨天才到福州，今天已经对我的历史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那么照顾我的面子，只说‘沟通，不说‘勾结。既然把话说到这分儿上了，如果我再不把事情说清楚，那就是我丁某不识时务了。”
于是，丁行海不仅回答了侦查员的问题，还把自己对该案的判断向支富德、沙懋麟和盘托出——
丁行海脱离“镇海魔”回到福州后，原本很严重的疾病经过调理加上心情舒畅，竟然渐渐痊愈了。“镇海魔”不知怎么知晓此情，派人来叫他回帮，继续当账房先生。丁行海当然不肯，但又不敢直接回绝，就采用拖延策略。这当然瞒不过“镇海魔”老大段耀祖。段老大念及丁行海为帮里效力四年，从无差错，有两次还受命冒死去与对手谈判，为帮伙脱离险境作出重大贡献，就动了恻隐之心，未按帮规对丁搞灭口之类的行动，而是修书一封，说既然你不肯回归那也就算了，只是我们弟兄缘分未尽，尚应继续来往。这样吧，你以后在福州做你的事，有什么困难给我捎信，帮里定会替你解决；帮里如果有事情需要你伸手相帮，希望你也万勿拒绝。丁行海思忖再三，只有答应。
自此，他就成了“镇海魔”匪帮在福州的一个对外联络窗口，举凡海盗绑了票需要跟主家联系、成员有了伤病需要购药或者进城治疗，都请丁行海帮忙。丁本人当然不宜直接出面，老大就又派了一男一女两个手下以夫妻身份在福州开了一家小饭馆，供丁行海差遣。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42年春，段老大病逝“镇海魔”，散伙为止。
由于“镇海魔”势力强大，手段了得，尽管时间长了，丁行海与海盗有联系的风声渐渐泄露，甚至连警察局也知道，但没有谁为此跟他过不去，相反倒是都愿意给他面子，遇到纠纷都会求到丁行海门上，而丁只要一出面，事情也总能解决。后来尽管“镇海魔”散伙，丁行海与海盗方面彻底断了关系，但人们潜意识中总认为可能是藕断丝连，也可能眼下断了，但不久海盗还会请他出山，所以不但官商诸方仍旧给丁面子，就是福州地区乃至整个儿闽省的黑道都对他毕恭毕敬。当然，这必须具备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丁行海的所作所为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否则，这些人都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主儿，肯定会立马还以颜色。
這样，尽管丁行海不再具体参与海盗、黑道的事务，但他跟黑道朋友的私人关系还保持着，互相之间有时会见个面，喝喝酒，聊聊天，逢年过节人家还会派人送份礼物上门。就是这种交往，使丁行海在不经意间知悉了闵地乃至整个东南沿海诸地江湖黑道的许多人和事，甚至一些连警察局都不知道的道上人物的底细、所作的案子、作案的风格以及互相之间的恩恩怨怨，他都门儿清。
这次“金仁泰”店堂发生的案子，让丁行海感到非常吃惊。他隐隐觉得这起案件似乎是冲着他来的。在他的江湖生涯中，尽管时时处处小心翼翼，没有碰过刀枪，手上更没有沾过血，但不可否认的是，经他的手写出的成百上千的赎票信、借粮函（勒索信件）、警告令等，肯定给不少人造成过很大的伤害，因而结下仇恨。按照江湖上“冤有头债有主”的规矩，这些账本应该是与段老大算的，但段老大已经作古，那就只有找其他帮伙成员了。这帮海盗散伙后早已各奔东西，无法寻找，对方为心理平衡，就想到了跟他姓丁的过不去一回——他的情况江湖上都知道，只要来福州一打听，就能找到他的下落。这样，就发生了“金仁泰”的这起扒窃案。
因为有了这份预感，昨晚丁行海几乎一宿没睡，脑子里像回放电影镜头似的对自己曾经经手的“海盗文书”一一复检，最后想到了一个可疑对象——神偷阿七！
四、神偷阿七
差不多同一时候，“神偷阿七”这个称谓也出现在特案组组长的讯问对象杜康汉的口供里。
昨晚，陆政局长与特案组一干侦查员分手后，立刻连夜落实特案组的要求，查摸并控制福州全市的惯窃犯。至清晨四时，全市十七名榜上有名的惯窃犯全部被带进了市公安局，尽管当场搜查其住宅并未有任何收获，但还是一律留置审查。
上午，焦允俊与侦查员张宝贤、谭弦三人跟福州市公安局联络员老俞会合后，前往市看守所。老俞事先已经给那边去过电话，所方得知一会儿华东特案组前来提讯，便知这个案子非同小可，所长、指导员候得焦允俊一行抵达，问明焦允俊三人是分三拨同时讯问一应惯犯的，立刻安排好提审室。焦允俊唤住正要吩咐看守员去里面监房提人犯的张所长，说不是我信不过看守所的同志，实在是这个案子太重要了，只好麻烦张所长、侯指导员二位亲自提解人犯；另外，讯问时麻烦您二位并老俞同志辛苦一下，守候在提审室外面，不准任何人靠近。案情重大，我们必须这样做，不便之处请包涵，回头破了案子我请你们喝酒。
被市局控制的那十七名惯犯，年龄最大的七十五岁，最小的十九岁，其中有一个是四十来岁的女子。这十七人的姓名曾频频出现在北洋政府、国民党、日伪政权的警察局刑事案卷中，那个七十五岁的董姓惯犯甚至在清末的巡防衙门和巡警局主管福州治安时就已经在和捕快、侦探们打交道了。焦允俊根据经验认为，这十七个惯犯的口供，合并起来就可以了解福州市乃至周边地区的贼情了，对那个盗窃密件的案犯的基本轮廓，也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受讯人自身的情况，公安局提供的简要材料上都有记载，为节约时间，焦允俊一概省略，直接问到“金仁泰”的那起案子，问对方是否听说，让对方说说这案子究竟是怎么作的，估计是何人或者哪个帮伙下的手。这起案子的作案手段堪称了得，按说这些惯犯不会没听说，可是他们之中十有八九都说“不知道”，只有那个七十五岁的老贼和三十九岁的杜康汉说他们听说过。
焦允俊问的第三个对象就是杜康汉。杜康汉说他听说过这种作案手法，焦允俊心里一松，马上翘起了大拇指，表扬杜康汉“老实”，还给了对方一支香烟。杜康汉接过来闻了闻，眯缝着眼睛瞥了瞥香烟上印着的品牌标记，说这位长官您抽这样的劣质香烟太掉身价了，要不叫看守员把我昨晚进来时搜走的那盒洋烟取来？焦允俊谢过杜的好意，说我使命在身，现在什么香烟都抽不出味儿来，你若是真想帮我的忙，那就把这种作案手法跟我说说，江湖上什么人最擅长用这种方式作案？我们的政策你也知道，立功受奖，如果你提供的情况对破案有用，不但立刻释放你，还可以奖你两条福州地面上最好的香烟。
杜康汉说，长官如果您放了我的话，哪怕是玉皇大帝抽的香烟给我两箱我都不稀罕，立马转手捐给野战医院的伤兵弟兄！兄弟不才，不过在道上也算是成名角色，江湖朋友送我一个绰号叫“无影镊子”，什么意思长官您一准儿清楚。在旧社会，咱没少做过劫富济贫的活儿，剩下的皮毛也够咱吃喝一辈子的了，哪里还会在乎两条香烟？
焦允俊寻思看来这主儿虚荣心很强，收集线索要紧，那就捧他几句吧。果然，捧得没几句，杜康汉就说出了一句话：“这个案子的作案手法看似简单，但真的干起来那是有相当难度的，其他不说，光是那割断用牛皮、钢丝合并缠就的挎包带子的‘快口（即刀片），那就不是寻常人能够打造得出的，至少在咱福州地面上没有这样的制作高手，在我看来，整个儿福建省也不见得有这样的能人。请教长官，您吃准那主儿肯定使用的是‘快口，而不是剪刀？”
这个，福州警方已经进行了技术鉴定，特案组侦查员自己也都仔细察看过，使用剪刀还是刀片留下的痕迹是比较容易分辨的，所以结论一致，肯定是用刀片割断的。而且，是用刀片轻而易举割断的，这就排除了用匕首作案的可能性。因为匕首再锋利，用于割断这种特制的挎包带也难以做到一挥而就。而如果采用类似“锯割”那样的手法，那就不但费时，还容易被对方感知。所以，焦允俊断言：“用的肯定是‘快口。”
杜康汉缓缓点头：“那我估摸这个案子多半是阿七下的手了。”
终于发现嫌疑对象了，焦允俊大喜：“阿七是谁？”
“我没见过，只是听说过。这位朋友是我们这一行的全能高手，举凡‘伸手无影’、‘狸猫换太子’、‘灯下黑’、‘白日捞金’、‘黑夜入室’等行窃技艺，无一不会，无一不精；据说还能飞檐走壁，高来高去。所以道上朋友都唤他‘神偷阿七。听说神偷阿七还是国术高手，曾经参加过擂台大赛呢。”
“照你这么说，‘金仁泰’这案子属于‘狸猫换太子之技了？”
“是的。干我们这一行的能够玩‘狸猫换太子’，那就已经算是得道了。”
焦允俊想想倒也是，能够把一件假东西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这种手段与真货掉包，那不仅仅是手法高明，还必须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甚至可以说心理素质比动手能力更重要。焦允俊笑问：“那你的名号是‘无影镊子，应该也算是得道了？”
杜康汉回答：“我擅长使用各种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镊子干活儿。在福州地面上，用这种手法干活儿的不超过十人，我算是头牌。但这种手法跟神偷阿七相比，那是芝麻和西瓜。所以，我想‘金仁泰’那案子只怕就是神偷阿七干的。”
接下来，就扯到了阿七的具体情况。可是，杜康汉却是一问三不知，不但没见过阿七，而且在他所相识的道上朋友中，对于阿七其人的了解也全都是停留在“听说”上，听说的内容五花八门，光是年龄、籍贯就有七八种说法。更离谱的是，有一个版本还说阿七是个女人。至于真实姓名，更是谁也说不上来。焦允俊于是说到了那个被至少十名顾客目击的瘦高个子，杜康汉认为那不可能是神偷阿七，因为既然用到了一个“神”字，那就不会留下踪迹。那个瘦高个子不但让多人见其真容，还使人感觉到他可能身怀武功。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所以此人肯定不会是阿七。
张所长把杜康汉押回监房后，焦允俊立刻叫停张宝贤、谭弦的讯问，说了阿七这条线索，让他们在接下来的讯问中了解一下此人的情况。他自己则把之前已经讯问过的惯犯重新一一讯问一遍，不问别的，单打听阿七的信息。“神偷阿七”这个称谓果然响亮，一提都知道。遗憾的是，跟杜康漢一样，这种知道不过停留在“听说”上，听说的内容并未比杜康汉更多。张宝贤、谭弦两个在接下来的讯问中遇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这就是说，所谓神偷阿七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么，传说中的神偷阿七究竟是否存在呢？对此，支富德跟丁行海的接触中倒是得到了一个确凿的说法：神偷阿七确有其人！
丁行海告诉支富德，1941年7月，他还在经营煤球厂，暗中为“镇海魔”做些牵针引线的事儿。一天，段老大派人来交代一桩活儿，说帮伙抢劫了一条船，绑了一注票，意外发现其中竟有一位少爷。这位少爷据说是在上海洋学堂读书的大学生，暑假回宁波老家闲着无事，就搭乘渔船出海体验渔民捕鱼生活，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渔家乐”。不料，渔船遭遇海盗，少爷就给绑了票。海盗弄清楚少爷的身份后，认为奇货可居，决定狠狠勒索一笔赎金。段老大就派人向丁行海传话，让他速速修书一封，交来人直接从福州往宁波发电报。老大还委托丁行海以煤球厂为联络点，等宁波来人跟丁搭上线后，由丁通过“镇海魔”在福州的联络员跟段老大联系，届时会安排专人把宁波来人带去会见老大当面谈判。丁行海做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倒也并不担心，就按段老大的意思写了一封信，记得收信的是宁波“大茂海产品加工厂”老板孙少亭，想来就是那位被绑架少爷的老爸了。
电报发出后的第四天晚上，宁波方面指派的专人就来敲煤球厂的大门了。来人是“大茂煌银楼”的账房先生，姓宋，携来一份不菲的礼物，是送给这边的传话人丁行海的。同时还拿出一封未封口的信函交给丁行海，说请丁先生先过目。这封信是写给“镇海魔”段老大的，落款就是神偷阿七。信写得很客气，无非是江湖上的那些套话，先是“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劫富济贫，义薄云天”之类的奉承了一番，然后言归正传，说被绑的孙少爷是一位无辜学生，正在上大学，乃社会栋梁，目前正当倭寇入侵大敌当前危机重重之际，希望兄台念及愚弟薄面，善待孙少爷。至于“商借粮款”（匪盗惯例是把赎票称为借粮，因运输不便，故折成钱款）之事，当予玉成，请遣员与来人面议即可，云云。
神偷阿七的名号，早在数年前丁行海在“镇海魔”时就曾听海盗念叨过，包括段老大在内都将其当作偶像。但谁也说不上神偷阿七的详细情况，这更增加了此人的神秘性，他甚至以为可能此人并不存在，不过是坊间虚构。现在看了这封信，不禁一惊：原来江湖上真有神偷阿七其人，此番这个案子显然已经惊动了他。
按照江湖规矩，这封信其实是要“镇海魔”立刻释放孙少爷，只不过为顾及海盗的脸面，假言让海盗跟来人面议赎金。这个规矩，丁行海是知晓的。可是，他对此信函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他让那位宋先生在附近旅馆下榻等候消息。那么，他有没有赶紧行动呢？没有，他因煤球厂进原料急着跟上家谈生意（正值战争期间，煤炭属于紧俏物资），迟缓了两天半才把神偷阿七的这封信函送出去。
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就是这短短两天半时间，发生了无法挽回的变故——被关押于福州附近一座小岛上的孙少爷在两天半期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与两个一起被绑票的渔民密谋偷船脱逃。三人行动时被海盗方面的看守人员发现，双方发生了打斗。但孙少爷三人哪是海盗的对手，结果一死两伤，死的恰恰就是孙少爷！
肉票意外死亡，这桩交易自然谈不下去了。而这时丁行海还不知道，把神偷阿七的信函让人送出去了，段老大阅后非常遗憾。不过，他当时势力正盛，也不在乎得罪了神偷阿七，连个招呼也没打，下令把扣下的渔船装上盛了孙少爷尸体的棺材和那两个伤员，让另外三个渔民驾船返乡。段老大很给丁行海面子，自始至终没有责怪一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大约过了半年，段老大病死，接着丁行海的煤球厂失火烧毁破产，他就去了外地谋生，一直到今年5月方才回乡，随后在“金仁泰”谋得一份工作。如果不是发生了案子，他根本想不起这件旧事。昨天出事后，丁行海想来想去，寻思要么这是神偷阿七对自己的报复？
五、燕氏铁匠
当天午后，特案组侦查员顾不上休息，聚合汇总调查情况后分析案情，焦点一致集中在神偷阿七这条线索上。
侦查员认为丁行海所言之阿七确有其人，这人显然是個窃术高明的惯偷，至于“神偷”之说，那不过是一个绰号，就像民国年间北京和济南冒出的“燕子李三”李景华和“李燕子”李圣五一样，会些轻功是肯定的，但“身轻如燕”那就是夸张了。至于丁行海关于神偷阿七因孙少爷之死对其实施报复的推测，则不合江湖规矩。
江湖上讲究“一报还一报”，这个“一报”之还，是要分量对等的，即如果甲欠乙一条人命，通常乙报复时也取甲方一条人命；乙方抢劫甲方，甲方还你一桩盗劫案子。在孙少爷之死这件事上，“镇海魔”欠的人命债主是孙家，而不是阿七，欠阿七的是没给他面子立刻把人给放了。所以，照江湖规矩来说，阿七如若要还“镇海魔”一报，那就是当“镇海魔”段老大有事出面向阿七求助时，阿七也不给老大面子，如此而已。再说，丁行海并非“镇海魔”之人，他充其量不过是这伙海盗的一个编外人员。像阿七这样的主儿，既然江湖上名头很大，那就应该知晓规矩，即使要还一报给对方，债主也是段老大，可段老大已经死亡，所以这笔债也就断了。因此，即便真是阿七作的案，也不是冲丁行海来的。
那么，阿七是冲什么下手的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冲钱财而来，他知道10月31日是“金仁泰”新开张后的第一个促销活动日，可能是想来看看热闹，顺带领领市面，这个市面并非商品市场交易，而是福州解放后新政权统治下的治安情况如何，算是一种“业务考察”，用以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他的作案活动。也就是说，他并不是来百货行作案的，以其“神偷”之名号，冲某个参与抢购廉价商品的普通顾客下手，这种大掉身价的动作只怕打死他也不肯干的。
既然如此，机要专员的挎包怎么给“狸猫换太子”换掉了呢？那应该是有原因的。或许，阿七看见解锦书背着这么一个挎包，以为这个公家人是哪个政府机关的采购员，带着现钞来采购，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伸伸手吧，也算是给福州这边的同行报个信：俺阿七到此一游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阿七受敌特方面指使，专为窃取我方机密而来。尽管之前的案情分析已经对于这种观点有不同意见，诸如机要专员赴福州出差系重大机密，敌特分子不可能事先刺探到这类情报之类，但是，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阿七接受的使命并非针对类似机要专员这样的特定对象下手，而是受命伺机物色在福州地面上出现的所有可能身携机密的我方人员。毕竟福州是东南沿海前线城市，又是处在金门战役失利之后的敏感阶段，这种时候敌特对我方的一举一动肯定都是极为注意的，不管哪一类的情报，能够窃到手就好。因此，阿七在发现我机要专员露面后就果断下手了。
特案组的两位领导焦允俊和郝真儒没有参与不同意见的争论，一向比较沉得住气的郝真儒见众侦查员欲在上述问题上辩个清楚，不禁皱眉。这么重大的案子，时间紧迫，哪里能容这么耗费时间啊！可是，他一时又不知该如何处理才好，于是就在纸上打了一个问号，推给旁边的焦允俊看。
焦允俊也正有同感，当下便打了个篮球场上“暂停”的手势，说诸位恕我打断，现在虽是分析案情，但不是深入探讨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坐着，喝茶抽烟说着话，北京、上海的一干领导可都在伸长脖子等着破案的消息呢！这个案子太重大了，实在耽搁不起，咱们就先不探讨了，把活儿干完了休整时再聊。现在咱们要说的就是围绕一点——应该怎样开展下面的工作，无非就是查案犯和找赃物。当时现场的情况是这样的，失主发现挎包被窃后，立刻封锁了现场，而据至少十位顾客提供的情况来看，只有那个瘦高个子在失主发现失窃之前匆匆“突围”离开了现场，所以这个瘦高个子就是嫌疑人。从作案手法来看，跟今天获悉的那个神偷阿七的技艺特征相符。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盯着那个瘦高个子的下落进行调查。大家对此有异议没有？
一干侦查员听着都点头。他们在昨晚抵达福州伊始就已经听了当地警方对该案的情况介绍，本来关于案犯对赃物的处理应该还有一种可能，即案犯作案后是否会把挎包通过百货行的某个店员转移到店内去了。可当时解锦书已经亮枪控制了现场，而不久之后赶到现场的公安人员不但逐个搜查了顾客，还搜查了包括百货行老板在内的全部店员以及柜台内属于店员活动的区域，并未发现赃物。查问店员，他们互相可以证实在此期间没有任何人离开过现场。稍后增援的警员赶到，又对整个儿百货行内部的库房、宿舍、厨房、堆放杂物的偏屋甚至水井、荷花缸等所有可以藏匿赃物的地方进行了搜查，并未发现挎包。因此，挎包的去向只有一个——已经被人带离了现场。在此期间离开现场的只有那个瘦高个子，所以，那厮是神偷阿七也好，是其他技艺高超的某个道上高手也好，反正盯着他追查肯定没错。
不过，要追查这个目标难度特别大，因为目前对此人的情况除了身高、年龄、大致相貌（没有人看得很清楚）有所了解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大家在讨论具体如何进行调查时，有人提出与此同时有必要着手核查那个神偷阿七的信息。
焦允俊点头赞同：“言之有理！”转脸问郝真儒，“老郝，你看该如何查摸这个阿七的信息？不瞒大伙儿说，俺老焦对这个目标也很感兴趣，即使他不涉本案，我也想见见他，跟他聊聊。”
郝真儒出了一个主意，立刻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四省公安厅，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四行署的公安处以及上海市、南京市公安局（当时南京归中央直接管辖）发急电布置查摸与神偷阿七相关的信息，要求六小时内完成，这边立等回音。郝真儒一边说，一边已经起草了一份电稿，请特案组长审核，焦允俊在“立等回音”四字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会议结束，众人立刻着手调查那个瘦高个子的情况。
众侦查员认为，既然福州地面上十七名一流盗窃高手都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这么一个瘦高个子，那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从外地流窜来福州的主儿。这厮不是本地人，那就有一个在福州逗留期间的落脚问题，他下榻何处呢？总不见得10月31日当天上午抵达本市，就立即下手作案。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跟他所显露出的那手高超的行窃手段不相符。
高手作案都是从容镇定，先要观察当地情况，了解福州地面上黑白两道的规矩，否则，强龙难敌地头蛇，他本领再大也没用。而从具体操作程序来说，还有一个赃物得手后的检视过程，就是要把所窃的那个挎包打开，看看里面有些什么值钱物件，是否有不适宜保存或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必须立刻处理掉的，这就需要一个可靠的地方。对于寻常扒手来说，这并不犯难，实在没有地方，就钻到茅厕去进行这个程序。但是，像瘦高个子这样的高手，如果这样做就有失身份，一旦在江湖傳开，那就会贻笑大方。因此，特案组决定把追查瘦高个子在福州的落脚点作为突破口。具体做法是，先集中调查全市五个区的旅馆、寺庙、道观，如果没有发现痕迹，那就扩大到与市区接壤的周边郊区乃至邻近县市。
焦允俊请市公安局指派给特案组的联络员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要求迅即调派警员协助特案组执行这项调查行动。他与郝真儒商量后，决定郝真儒留守特案组驻地负责协调全盘工作，其余六名侦查员，抽调两名负责指挥支援警力对全市五个区的旅馆进行旅客登记入住资料的查摸，焦允俊、沙懋麟、张宝贤、支富德四人一分为二，各率警员对全市的寺庙、道观进行调查，了解近日是否有人落脚。
老俞把电话打到陆政局长那里一汇报，陆局长当即命令，全市五个公安分局以及下辖的二十一个派出所根据特案组的要求足额配备警员投入查摸工作，手头的其余工作一律让路，人员不够，则抽调内勤警员出动。
焦允俊没有想到，特案组此次执行使命的第一回全体出动，就撞上了好运，他和张宝贤在去台江区南门兜的道教名观照天君宫访查时，与要访查的那个瘦高个子撞个正着！
当时，瘦高个子正在后院的空地上跟两个道人聊天。焦允俊、张宝贤对能够一下子就与这厮劈面相遇没有思想准备，最初把三人瞄在眼里时并未迅速作出反应，都把目光移向别处。不料，瘦高个子说得兴起，随手掏出香烟，却发现火柴盒已经空了，见佯扮游客的焦允俊、张宝贤两人正好走来，便迎上前来意欲借火。侦查员出于那份职业习惯，当然将其尊容尽扫眼帘。这一扫，焦允俊便是一个激灵，在把火柴盒递给对方时迅即对张宝贤使了个眼色。张宝贤也已注意到此人似乎符合嫌疑人的特征，便眨了下眼睛作为回应。
这时，另外几个便衣警员也跟了上来。焦允俊朝点燃了香烟转过身准备继续和两个道人聊天的瘦高个子动了动下巴，便衣立刻上前，把那三人围住，亮明身份进行盘查。果然，瘦高个子说他是10月30日从长乐来福州的，下榻于照天君宫客房。几个警员按照平时的办案路数，往下也不问什么了，也不请示焦允俊，立刻出手将其控制起来，铐上了手铐，喝令对方蹲于一棵大树下。焦允俊、张宝贤过去问了问，瘦高个子承认昨天上午曾去过“金仁泰百货行”。这就够了，看来没有铐错对象。
这么大的案子，焦允俊也顾不上考虑往下的行动会产生什么影响了，立刻下令控制道观大门，不准任何人员出入，同时派警员去附近找电话，致电特案组驻地向郝真儒通报情况，让老俞立刻与市局联系，调派五十名警员过来。
郝真儒与增援警员匆匆赶到后，焦允俊让老郝主持搜查，他和张宝贤则在道观内选了处空屋对被控制的瘦高个子就地进行突审。哪知，问下来却发现，这只是一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泡——
瘦高个子名叫燕飞矶，是长乐一家铁工铺子的店主，祖传数代铁匠。他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打铁，二十多年下来练得一身好筋骨，膂力过人。虽从未习练过武术，但力大加上筋骨结实动作灵活，据说曾跟会武术的人交过手，以一敌三竟还占了上风。那么，燕飞矶跑到福州来干吗呢？
原来，他原本平稳的人生小船在三年前出了问题。先是1946年8月，其十三岁的独生子游泳时溺亡。又过了一年，其妻悲伤过度，患上了精神病，去年冬天投水身亡。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此破碎，原本嗜酒的燕飞矶自此就没了生活信念，经常因喝酒误了活儿，有时还会打骂店里的伙计、学徒。最后，四个伙计、徒工全部被迫离去，另投门户。燕飞矶没法儿继续在长乐生活下去，遂把铁工铺子连同自己的住房变卖，跑到福州，要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
燕飞矶此举倒也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些根据的。长乐燕氏铁工旧时在福建有点儿名气，因为燕家祖籍北地，燕飞矶的祖上曾干过宫廷内的活儿，其技艺之精可以想象。燕飞矶从少年时学打铁开始，就曾随受邀前往福州照天君宫的祖父、父亲去道观制作过铁器；长大成人后也曾单独前往干过活儿。大前年正月，他还带了伙计、徒工各一去照天君宫打制了道观内的全部易损铁器。因为活儿干得好，被正好前往道观的福州警察局一个头目看见，次日即派人来道观向燕飞矶发出邀请，让他们三个为警察局打造两百把匕首、三百副镣铐，遭到燕飞矶的拒绝，理由是燕家有规矩，每到一地只给一户东家干活，不能给另一户东家干哪怕只是打一把菜刀那样的零星活儿；多年来，燕氏铁工在福州只向照天君宫提供服务。
当时在场的监院担心警察局会对他报复，燕飞矶说他不怕，大不了以后不做铁匠，投奔照天君宫做一名道士。于是监院对燕飞矶说：“照天君宫随时欢迎燕师傅！”
有监院这句话托底，燕飞矶遭遇家庭变故后反复思量，最终决定投奔照天君宫。他是10月30日抵达福州的，监院正好去泉州办事了，接纳燕飞矶入观为道人之事必须由监院拍板方可，知客就安排燕飞矶暂时住下。
燕家在福州有一位世交凌某，也是铁匠，以往燕飞矶来福州，总会抽空去拜访一下。这次原想是来投奔道观的，从此也就不应跟外人来往了。但事不凑巧，监院不在，一时还当不了道士，寻思闲着也是闲着，就想还是去一趟吧。因为生怕监院回来错过了第一时间显得心不诚，他决定上午早些出门。不料离开道观时，正赶上知客派遣一个道士往一位与道观素有往来的绅士家送些道观自种的蔬菜、水果以及自榨的麻油，东西比较多，一副担子挑着有些吃力，燕飞矶就相帮挑了一担。这样一来，就耽搁了一些时间。
送完东西，燕飞矶和那道士分手，便去凌铁匠那边。路过“金仁泰百货行”时，燕飞矶见旁边巷口、街边以及附近其他店铺内站了不少市民，一个个脸上露着兴奋的神情，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就驻步向路过的一个老婆婆打听这是怎么回事，方知原来“金仁泰”今天要举行促销活动，人们正等着老板敲锣发出开始信号。正说到这里，所谓的吉时已到，一声锣响，人们纷纷往百货行里奔。燕飞矶忽然想起自己去拜访凌铁匠，原该是要买一份礼物的，既然这边搞促销活动，何不就挑选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作为礼品？其实这时他已经被人群裹挟着往店堂方向去了，当下也就顺水推舟随同入内。
那么，进去后怎么又出来了呢？据百货行的伙计说，出事前并没有瘦高个子那样的顾客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