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拜多变的政治形势所赐，我似乎突然长大了不少。不久前大家还在因毛主席对电影《决裂》（《创业》？）的批示而欢呼老人家的英明，一霎时又因批邓小平而怨声载道。迷惑使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着独立思考。在对前途的担忧、对真理的渴望中，终于走到了1975年的最后一天。那天晚饭后我正听着大人们聊天，突然，灯灭了，整个大院一片漆黑，直到第二天。新年前一天的断电给我一种怪怪的感觉，疑惑着将会有怎样一个1976年。
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刚拉开门去上学，就听到广播里响起了哀乐，接着，父亲的一声叫喊。出门见到芬，她一脸沉痛的说：“总理逝世了。”接下来的几天气氛沉闷悲哀，人人臂戴黑纱，各个学校单位都开追悼会。排着队从学校礼堂走回教室，同学们都趴在课桌上流泪，班主任老师更是泣不成声。去了天安门广场，默哀在花圈的海洋；听说了十里长街送英灵，看到人心向背。
清明节到了。四月三日星期六，记忆中是个阴天，下午没课，我和芬、抒一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传说中的花圈人海，更看到那些不平则鸣的诗篇。四月四日星期天，天还是阴沉沉的，我们带着纸笔再次来到纪念碑前，汇入人的海洋，以背当桌，抄录诗文。每一篇贴在纪念碑和花圈上的诗文的前面，都有一个人站着为大家朗读，而聚集在周围的人们则奋笔疾书。就这样，我们一首诗一首诗地抄着，一直抄录到暮色降临。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又兴奋地把抄来的诗读给大人们听。四月五日星期一，似乎依旧没有见到太阳。上午，借着到西单眼镜店取眼镜的机会，我独自一人又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花圈没有了。看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聚集了一些人，我也就凑了过去。只见一位年轻人站在台阶上讲演，并喊出“周总理万岁！”不一会儿有人来赶，又听说工人民兵来了。等了一阵不见有变化，我就回家了。下午上课时，同学们互相传说着天安门广场上的见闻，有两位还没去过的女生决定放学后去看看。当天晚上，从广播里得知广场上出事了。第二天，那两位同学没来上课，听说被抓了起来。前几天的兴奋无影无踪了，代之以惶恐惴惴不安。和芬、抒订好了攻守同盟，回家后把抄来的诗文藏在总理像片的镜框后面。四月七日晚上，中央广播电台播出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华国峰任总理。听到后好久好久，全家人都默不作声。虽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但仍然有一种冷水浇头怀抱冰的感觉，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几天后，那两位女同学回来了，班主任老师警告大家不准向她俩问任何问题，并说问了她们也不能回答。接着，轰轰烈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对邓小平的指名道姓的批判开始了。
学校里要开批判会，每人都必须写批判稿。班主任老师好心地提醒我们参考人民日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不会抄。”守着一堆报纸，十二分不情愿地抓过池恒大人的社论，抄！东一句西一句缩写成两页来纸的批判稿。批判会上，小心地计算着时间，不愿赶前也不敢落后便插在中间发言。好笑的是这麽一篇抄来的破文章居然中选要贴到班级的墙报上。继续压缩，大刀阔斧地砍成了一页纸的短文，又被选去录音在家长会上放。爸爸开完家长会回来说：“就你的文章最空洞无物。”
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一，听家住中科院的同学说，前一星期六下午，中科院在首都体育馆开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会刚开始，就有人递纸条上去，要求介绍院领导。胡耀邦生病住院没来，当介绍到胡耀邦的副手同为邓小平的干将的李昌时，体育馆内掌声雷动，而介绍到江青张春桥的爪牙柳某等人时，掌声稀稀拉拉没几下。会开始不久，大家纷纷来到会场外走廊上聊天。不到五点，妈妈们就向外冲说要去幼儿园接孩子。据说人民日报本来安排好了头版头条报道此会盛况，结果不得不临时改版放到了角落里。
1976年的上半年就在悲伤、担忧、害怕和不满中走了过去。在言多必失、隔墙有耳和祸从口出的警告声中，小女孩们安安静静地听着大人们的聊天，思索着，学着大人，悄悄地议论着时政，叽叽喳喳地抱怨着“白卷英雄”，嘀嘀咕咕地盼望着老人家早点去见马克思，更戚戚惶惶地担心着一声声的哀乐会把能制衡上海帮的老人们都带走。
七月的一天早晨，哀乐又响了起来，这回离开的是总司令朱德。传说有人故意把人大会堂的温度调低，害接见外宾的老人感冒后转肺炎。
七月二十八日清晨，天还没亮，睡梦中我被晃了醒来。突然记起前几天听说密云水库大坝有了裂缝，昏昏沉沉的想着是否发了大水。掀开窗帘什麽都没看见，就糊里糊涂地又回到了床上。刚躺好就听爸爸说地震喊我们出去，在凉台上站了一会儿（我家住一楼），感觉不到什麽就又回到床上接着睡觉了。起床后见了朋友，才知道地震后其他人都一直呆在外面。那天，不到中午大人们就都回家了，停工抗震。家家户户把床搬到院里的马路上，绑上竹竿遮上塑料布。往后几天这简易抗震棚不断翻新，越盖越好，不少人也就整天呆在里面。一天上午我在外面修缮了一会儿抗震棚，中午就因中暑晕了过去。从那以后，爸妈就不叫我盖抗震棚了，太阳稍大一点，就把我往屋里赶。这个夏天小孩子们最开心了，可以不受限制地没白天没黑夜地在外面疯玩，还名正言顺地罢做了暑期作业。
1976年，农历有闰八月，两个中秋节，据说不吉利。第二个中秋节到来之前，九月初的一天下午，一放学我就回了家。和芬、抒一起走在院子里，一位阿姨叫住了芬，要我们赶紧回家去听重要广播。我们一起来到芬的家，被告知毛主席逝世了。我们三人和芬的姐姐英在一间屋里大笑着说着老头子早该离开，芬的妈妈走了进来，要我们声音小点，芬的爸爸和哥哥正在另一间屋里落泪。和年初总理去世时相比，那些天气氛虽然也沉闷，但却悄悄地少了点悲哀，添了点不定，隐隐约约地燃起了点发生变化的希望。臂上又带上了黑纱，又一次开完追悼会从学校礼堂回到教室，一坐到座位上我就往课桌上一扒，双肩抖动着装哭。装了一会儿偷眼一看，班主任老师若无其事地站在讲台前，芬则单手托腮冷眼看着大家。哈哈，大胆地抬起头，不用装了。放学时听到有同学议论，说老师对毛主席没感情。
十月七日傍晚，爸爸突然打电话回来说他得值夜班不能回家。第二天，十月八日中午，爸爸一推门进来就一把抓住了我，兴奋地说：“四人帮被抓了起来。”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第四人是？？？“王洪文！”大感惊奇，不是据说叶帅欣赏他麽？唉，管他呢，反正这帮人被抓起来就好。下午上学，出门就看见芬迎面而来。隔着老远，两人就相视而笑。近了，“你笑什麽？”“我高兴！”“我也高兴！”“哈哈哈。。。。。。”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边说一边笑，突然想起了电影《创业》里的一句话：“解放了！” “解放了！”我们俩也喊了起来。那天下午，笑容始终不曾从我脸上退去，引得同学都好奇地问我为什麽这麽高兴。放学后路过菜市场，碰巧有螃蟹，就买了四只回家，准备庆贺一番。以往很难碰到螃蟹，可这1976年的金秋，绝了，螃蟹满市场，大家还喊着要三公一母。不过我买螃蟹时可没想到这些。晚饭时早早地打发弟弟吃完出去玩，然后我和妈妈一边吃着螃蟹一边听爸爸转述抓四人帮的过程。接下来一个月，各种版本的故事不断地流传出来，还有那照《红楼梦》中《终身误》《枉凝眉》等曲子填的嘲笑四人帮的词。
再来大家谈论得最多的就是邓小平何时复出了。记不清是不是1976年的事了，电影《甲午风云》重演时，当水兵们说“邓大人不能走”，电影院里突然掌声如雷鸣般地响了起来。哈，那年头人人都会借题发挥！当时我们家也保留了一串鞭炮，就等着邓大人复出时放呢。但这一等就等过了1976年，我的1976。
1976年，党政军三巨头同时撒手尘寰；1976年，老百姓鸣出了积压多年的不平。1976年，唐山地震天灾人祸；1976年，秋风送爽大快人心。1976年，我迅速成长的1976。1976年，我难忘的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