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 - 长眠航天城的699名元帅将军士兵航天精英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 弓尒2017-08-06 00:52:30
对酒泉和中国核弹航天 聂帅有着太深的依恋。
1960年11月5日，他主持第一枚国产导弹发射后，大声宣布：
“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1966年10月26日，他走进危险的导弹、原子弹对接现场，拉了把椅子坐下：
“你们什么时候搞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还长眠着13位共和国将军、685名官兵和科技人员。
聂帅的身边，左右两侧是一列将星闪耀的墓碑。
孙继先、李福泽、张贻祥、徐明、石荣屺……
这些写进共和国航天史册的将军，依然紧随元帅麾下。
东风人说，将军们个个都是一部传奇！
1958年，孙继先中将旌麾西指，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调任中国导弹试验靶场第一任司令员，而此时，他在朝鲜战场上的征尘未洗，这位“火箭司令”也从未见过火箭长什么样。数字对比是惊人的：1959年，美国共进行了66次核试验，导弹发射试验数以百计。而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举步惟艰，尖端武器数量为——0！
然而，差距吓不倒中国军人。孙继先，这位长征途中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突击营营长，拍着桌子给官兵们打气，“朝鲜战场上，他们武器先进，还不是照样吃败仗、当逃兵。老子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能造导弹，咱们就搞不出来？搞！”
50年后，钱学森先生仍感慨不已：“如果当时不下那个决心，那么我们现在就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没有导弹，也没有人造卫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够像今天的人民中国一样有这样一个地位吗？”
东风基地第二任司令员李福泽，曾因不能亲手发射第一枚核导弹而失意良久。1966年，“两弹结合”试验。“七勇士”与聂帅告别后步入发射控制室,李福泽也径直来到地下室，执意要与七名部属在一起参加试验。七人党小组长高震亚拉下脸来：“你是司令员，但这里我负责。我们七个操作发射有上级专批，你有批件吗？”
李福泽怏怏步出地下室，又来到发射场坪。他弯腰脱下解放鞋，垫在屁股底下——这位率性的将军此刻竟像个固执的孩子，一屁股坐在了发射场坪上，而身旁不远处，就是那颗令人胆战心惊的核导弹——他多想亲手操作祖国第一枚核导弹腾空而起，多想亲眼看着神剑出鞘啊！
“不行，把他给我拽回来！”聂帅亲自下了命令。笔者想，当战士们抬着司令员离开场坪时，将军眼里肯定溢满了泪水吧……
时光荏苒。1974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刚刚平息，中心第四任主任徐明临危受命。次年，就率领发射官兵写下了中国航天史上光辉的一页：短短五个月里，3颗试验卫星从这里飞向太空。10年后，这位火箭将军在北京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立下遗嘱：“把骨灰送回戈壁滩。”
青山有幸埋忠骨，魂牵梦萦戈壁滩。这寂寥空旷、了无人迹的戈壁滩，留下了他们太多的汗水和泪水，哭声与笑声。他们怎舍得离开？
而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我国自己的导弹专家”的石荣屺副司令员，竟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那天早上，人们在他每天散步的小路尽头发现了他们尊敬的副司令员。而就在几天前，这位已经离休的老将军还来到发射阵地，攀上高高的发射塔架，把容易出问题的部位一一指点给年轻人。
不忍离开的司令员远行了。那天，发射中心的铁道兵用废旧枕木为司令员钉了一个巨大的棺椁。当送葬的行列从航天城缓缓踱向陵园时，东风人都来为老人送行。恸哭如潮，泪洒十里。
“将兵之道，身先士卒”。也许，正是将帅们高山仰止的人格魅力，才使得一批批科技专家云集麾下，扎根戈壁，为中国航天披肝沥胆，奉献终生。
聂帅右手边，是卫星发射中心发测站高级工程师胡文全的墓冢。这位在戈壁滩一干就是28年的高工，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回忆。1958年，不到20岁的哈军工首批毕业生胡文全，来到这片大漠，投身中国航天。事业像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胡文全，使他为之付出了全部心血。扎根戈壁28年，胡文全拼出了4项科技成果奖、15次嘉奖、4次三等功和1次二等功。就在他来到大漠第28年的那个除夕，胡文全住进了医院。望着已经深度扩散的癌变切片，医生们惊呆了：“怎么不早些来啊!”……
陵园南区，两座巾帼女杰的墓碑让人心头一颤。她们是55岁的谢秀玉和56岁的潘仁瑾。
1998年7月，高级工程师谢秀玉躺在病床上完成了最后一项课题。那年，她从北京检查出肺癌，动完手术后回中心休养时，这位女高工已经知道，自己再不能为深爱的航天事业奋斗了。她把同事叫到病床前交待：“资料都在这个包里，你们拿去用吧。”同事们根据她提供的资料完成了她最后的成果，谢秀玉那加了黑框的名字被郑重地署在最前面。